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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之散的一点感想
       我写了几篇散文,消去不少时间,至今也未悟出个章法。名之散文,自然与小说及其它体裁不同。散文,散也,怎样的散,看法各异,自然,大都来之于个人的认识体会。只有各自的散,才形成各自的风格。我只认清一点,不论怎样的散,必须言之成理。明末剧作家李渔说:"古人做文一篇,定有一篇的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之言之本意也。"也即今人所说的文章的主旨或曰中心思想。散文当然也不例外。如果散得鸡零狗碎,不知所云,既无思想也无真义,如个别人津津乐道的抒发内心隐秘的一小角,别人难以理解的凄凄独白,那样的文章不知做它则什?
       我更崇尚抒情散文艺术的美,诗意的美,质朴的美,清纯的美。诚然,思想、艺术都达到很高境界谈何容易,这就要看作者思想、学识、品格、素养的高低了。不谈久远,只说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文坛就出现一批名气大、影响大、各具特色的散文家,我总以他们为学习榜样。杨朔的散文就倾倒无数读者。但令人奇怪,近年却有人屡屡贬低,如说:"有些散文似乎以小见大,由个人的观察联想到祖国山河之命运,如杨朔的散文,但其中有不少虚假成分,难以真正感动或影响大众。"杨朔的散文好就好在他真诚地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拥抱现实,感悟人生,又是那样如诗如画,思想艺术都达到很高的境界,所以才在读者中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而且经久不衰,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想在千万读者的心灵中抹去被视为美好的东西,岂非徒劳!
       我已垂垂老矣,但还在努力学习,继续写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东西。我更希望,我中华民族古今文坛一切优秀的成果,都能得以保护。
       1999年9月103
       何路,刚跨过古稀门槛,悄然走了。而今曾被许多人亲热称呼的名字,已经很模糊了。
       (一)
       她少年时,即敏于思考,读开封"北仓女中",各种思潮纷至沓来,抗日战争爆发,同学师友各奔东西,兄长也驾驶飞机飞往蓝天。自问:走哪条路?遂更名何路。1938年8月,奔赴延安,从此,义无返顾,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
       我常忆起那个弯弯曲曲深巷里头的小院,住着八九家,甚是拥挤,甚是热闹,却又那么安静、和睦。那时代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其情其景,至今依旧历历在目。
       孟春,我们一家搬进小院。清晨,院子上空有大群鸽子盘旋,与我住隔壁的何路起得早,站在宽宽的廊檐下,长时间的洗漱。我仰观鸽子,被阵阵悦耳的哨音所打动,何路轻轻过来对我说,那是毗邻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大院儿的,闪着银光的白鸽最美。又说:"使我想起你家乡烟台大海的海鸥。"我好生奇怪,刚来几天,怎知我是烟台人?
       她便是我来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个熟人,成了半辈子知己。她纯朴、热情,一见便觉亲近。那时她刚过而立之年,已是文艺界一名老战士。当年,在那一片充满阳光的圣地,一群当时或后来成名的人物,不少是她的师友。她读"鲁艺"文学系,节日里,参加"鲁艺"秧歌队,腰间扎着彩绸,载歌载舞,到南泥湾,到毛主席驻地枣园演出。也许历史厚此薄彼,她未曾从事个人喜爱的文学创作,青春、才智,都化为砖石,为那巍巍殿堂,铺垫根基。她也是中国作协的老人,《人民文学》创刊初期,即为该刊评论组组长。我来作协,她已调到创作委员会,每日关注的是创作、作品,"为作家服务"(当时的口号)。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天性温良,爱家,爱孩子。孩子中,有个性倔强者,单等妈妈上班,便赖着不上幼儿园。夏日,何路穿宽大喇叭式长裙,孩子死死拽住裙子的一角,母女如玩老鹰捉小鸡,满院追逐,被拽的裙子,像倾斜的大翅膀。最后,总是妈妈横下心,猛地收住裙子,孩子摔倒在地,哭声尖厉地打着滚儿,她头也不回地逃出门外。那时代的人,工作之积极,为事业的忘我精神,是令人难忘的。何路长年患胃病,总是带病上班,我们的住处,地势低洼,夏季每逢大雨,门前一片汪洋,有时正要上班,大雨如注,何路便高卷裤腿,赤足涉水,大家劝说不听,便也跟她下水。有一次,她雨中胃病发作,呕吐不止。
       我来作协,原谈好到新办的刊物做编辑,来后,却强要我搞不熟悉的行政,我对何路倾诉,她大姐姐般地劝说,原办公室主任,渴望搞创作已久,由我接替工作,便可圆了他的梦,我初来作协,工作可慢慢商量。我听从了她的意见,谁知,一干数年没得商量。我和何路虽不在一个具体单位,然志趣相投,下班回家,总爱谈天说地,家事、国事,常至深更半夜。有时一起去看戏,两人都爱京戏,有名家演出,必定看。她的爱人、老教育家傅克同志也是戏迷,曾对我讲过夫妻俩痴迷京戏一段趣事:1946年夏秋之间,他们从冀中北上,长途跋涉,备尝艰辛,转道解放不久的烟台市,早闻烟台京戏有名,刚落脚,即找来海报,恰当晚有名角演出,便不顾疲劳,双双奔到戏院,过了把戏瘾。散场时,已交半夜,岂知外面正大雨倾盆,既无雨具,亦找不到交通工具,饥寒交迫,人地两生,狼狈之状,哭笑不得。竟想不到烟台戏好人更好,戏院经理得知他们是远道过客,革命同志,当即慷慨让出后台,搬来幕布,打点客人铺之盖之,暖暖和和,这才安然度过风雨之夜。此后,何路每提及烟台,便说:烟台好地方啊。
       她更爱她的家乡戏---豫剧。五六十年代,凡有豫剧进京,她总千方百计弄票请朋友看。初时,她问我观感如何,我说不出喜欢,便摇摇头。她表示惊讶,很为我不懂她的家乡艺术而惋惜,并且不无夸张地说,豫剧的魅力大啊,河南人为看一出豫剧宁愿几天不吃饭,她的母亲终日迷醉麻将,只有豫剧才能使她离开牌桌。后来,常香玉来京演出,又邀我看,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我很敬佩她爱国主义的高尚品格,但初看她的表演,依然谈不上喜欢。后来又看《花木兰》,终于被那粗犷高昂又不失低回婉转的独特艺术魅力所折服,以至于五体投地。
       (二)
       何路常给我介绍新作品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我来作协没多久,她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南京文艺》发表的小说《柳堡的故事》是佳作,为什么发起批判,是否为批判而发?我曾编过《南京文艺》,告以所知情况,但发《柳堡的故事》是在我管刊物之前。何路叹息道,作者胡石言很有才华,初露头角,怕是会被一棍子打死。胡石言后来写了不少好作品,何路的担心幸未言中。不久,《人民文学》发了路翎的小说《初雪》,何路读后赞美不止,没多久,该刊又发出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引出一场批判,何路看过作品,对某些批判观点不以为然,曾找《文艺报》某副主编谈过,反应冷漠。反胡风运动中,路翎被点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号骨干,作协党组一位早在延安与何路相熟的成员,批评何路文艺观点"右倾",运动中我曾为她捏了一把汗。
       50年代中期以后,是风狂雨骤的岁月,那时的人无不在风浪中经受煎熬。斗争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时,在一连串气氛紧张的党组扩大会上,何路一直沉默着。一日,散会回家路上,在淋漓的雨中,她问我:"注意丁玲脸上淋漓的大汗吗?这是置她于死地的斗争!"我们都曾为一个问题所困扰,会上有人尖锐地提出,丁玲对中宣部某领导人不敬或不满,即为反党,不是诛心之论么!才几何时,丁玲每进作协大门,人们前呼后拥,其崇敬之情,犹如拥戴女王,为何顷刻之间就成为反党分子!何路长夜不成眠,披衣与我说悄悄话,她只能悄悄而已。作协有个杨犁,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前夕,便是参与《文艺报》筹备工作的青年之一。之后,在《文艺报》工作数年,后调何路领导下的秘书室。1994年去世,生前,做过现代文学馆馆长。在反"右"运动中也因牵扯与"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被划"右派"。何路是持反对态度的,但在当时凶猛的形势下,怎能抵挡,何路的性格原有软弱的一面,只唉声叹气而已。杨犁终被开除党籍,下放前夕,何路与我备便餐送行,杨痛哭流涕,我们只能以"大道理"相勉,自然带着温情。此事很快被领导人知晓,还是那位与何路延安相熟的党组成员,找何路与我谈话,严厉地批评:"你们太不像话,同情右派是立场问题!"何路因借相熟反讥:"有些表面上立场坚定者,不一定代表真理。"弄得那人十分恼火。杨犁走时,身无长物,藏书分为两部分,由何路与我分管,不幸"文革"时大部散失,"文革"后,杨犁返京,"右派"得以改正,书却未能"完璧归赵"。杨犁笑说:大家都活着,不是最值得庆幸么!
       作家李纳常忆起,她因与丁玲的关系密切,而又不做揭发,被视为"严重错误"。当讨论通过给她处分的会上,人极少,曾命何路我等参加,当要大家表态时,何路与我一同退出会场。
       1957年底,何路与我终因"思想一贯右倾",而被"逐"出作协,何路一去不再复返,她为作协辛勤工作多年,何罪之有!我常为她感到愤懑和不平。
       "文革"前夕,我同何路一起去看周扬,周扬很激动,流下了眼泪。谈话中,周扬忽然问何路:"你是怎样离开了作协?你原该在作协做更多的工作啊!"回到住处,我问何路:周扬同志问你怎样离开作协的,你为何不作回答?何路道:当时有一批人虽未被划"右派",却被看成有"严重错误"被调离或给予组织处分,周扬怎能不知道,我回答什么!
       何路人缘好是出了名的,家中朋友往来不绝,心中有秘事,也愿向她吐露。院中单身青年古鉴兹,心直口快,好仗义执言,正恋爱,有波折,却不透风。一日,利用休闲,何路带头召开"小型会议",对他晓之以理,软硬兼施,非要他"坦白交代"方可饶过。鉴兹支支吾吾,躲躲闪闪,终于在大家的笑声中,道出全部秘密,又听取了告诫与建议。鉴兹说,他感谢对他的"批斗",心中好似放下一个包袱。鉴兹如今已逾花甲之年(离休前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当还记得这件趣事。
       何路绝非那种只讲温情的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并不感情用事。家乡有个胞弟,不务正业,流流气气,她回家劝戒不成,便亲自送弟弟到劳管所,进行改造。
       她离开作协调外文局中国文学社(后任社长),主编叶君健曾对我说,何路工作能力很强,很注意对那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与专家的政策,在她的积极工作下,大大加强了社的凝聚力。大约1959年秋,叶君健特设家宴请何路,并约我参加,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他和夫人苑茵,摆了大盘大碗,菜肴丰盛。叶君健有几句诙谐的话,我至今不忘:"别看样儿不好,但每盘每碗结结实实,可大口吃。"他拿出一瓶久藏的张裕公司有名的"味美思",开瓶时,竟失手跌落地上,瓶子粉碎,实是扫兴,却反把大家引得乐了,闻着满室浓浓的酒香,亦目酣神醉了。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何路也惨遭折磨,几次夜里从远远的住处跑到我家,对那天欲崩塌的形势,感到无法理解,对江青等的表演很是痛恨,多次说,他们不会有好下场。有一次,夜里刚来我家,有人敲门,何路照例急急躲在里屋,来的人是楼下作协老同志,拿着刚写的准备"交差"的大字报征求我的意见,他在某几个人的名字上打了"×",我不同意,两人争执,何路忽地推门而出,把我的邻居吓了一跳,他们原都相熟,何路站在我一边,终于说服了他。在那些年间,她对许多遇难的同志极为关心,稍得自由,便与我互通信息,杨朔弃世的悲剧,就是在一个深夜,我在她家得知的,那种悲痛的气氛,至今忆起,眼泪不止。
       (三)
       而今,她早已魂断那个不可知的神秘地方,走时,寂寞、凄苦,她多么眷恋她为之献身的世界;怎能丢开温馨的家庭和孩子们;更难以割舍与她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半个世纪的老伴啊!
       那年早春二月,我去中日友好医院探望,她面容惨白,眼神还是那样柔和。我捧着一小盆水仙花,她连声赞美好香。平素不好修饰,孝顺的女儿特地给她穿上极柔软的绿色羊绒衫,颈上还戴着细细的金项链,楚楚动人。她兴奋地告我,老伴和儿女特为她将家中的房间装修一新,可望"五一"最迟"十一"便可回家团聚。我心中一阵酸痛,屈指一算,她在这枯寂的病房,已煎熬了两年!她依旧那样坚强自信,思想太过敏锐,总是关心国家大事,已离休放下沉重的担子,却还在牵挂她灌注多年心血的工作。是年初秋,再去探望,她已气息奄奄,却仍振作精神,频频打听久不通信息的故人。将分别,长叹一声:"怕是难以再看到同志们了!"那声音近似呜咽,我匆匆离开病房,止不住眼泪。谁知,那便是最后的诀别。1993年10月4日深夜,旺盛的生命之火熄灭了!
       按她生前意愿,后事从简。就在所住医院一间狭小的告别室,她静静地躺在中间,一副凄凉的愁容,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没有人讲话。只有几十名亲人和友好,拥拥挤挤。我伏下身,想再看她一眼,再说一句话,耳边山崩地裂的哭声,身体病弱的傅克哀哀悲泣,使我心碎,使我百感凄恻,竟什么也说不出。我跟与何路有半个多世纪之交的罗立韵,相互搀扶着,哭泣着,呼唤着:何路,何路,何路……
       秋风萧萧,已送她走得远了。
       1999年3月初稿,6月定稿〔责任编辑 李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