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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南阳汉代画像石(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部分，它结系着汉和汉以前的文化，深蕴着古人类至汉代的情结，展示了汉代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汉代文学艺术与理性思维的融贯，尤其是画像石(砖)中的特殊视觉效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南阳；汉代；画像石(砖)；视觉效应
       中图分类号：J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168—02
       一、南阳画像石(砖)的历史渊源和文学艺术特性
       南阳汉代画像石(砖)之所以辉煌于世，有其独特的历史因由。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期之一，此时期产生了灿烂的汉文化，而南阳则是汉文化的重要渊源地。汉代的南阳，在交通、人口、经济和地理气候等方面得天独厚，尤其是到了东汉更是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些为汉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构成汉文化发展的动力。所以，不管是从汉史典籍还是历史遗存均可看到，汉代南阳是当时中国礼、乐、艺、典、章的荟萃和外延之地，而南阳的画像石(砖)，更是在此环境中孕育了典型的艺术特色。
       汉代的画像石(砖)多集中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其中以河南、山东、江苏、四川和陕西的种类居多。南阳的画像石(砖)更为典型和系统，它的语言形式极富特色，其主要形式有单线阴刻式、凸底凹形式、浅浮雕式、凸形阴线式或凸形凸线式等，这些丰富的艺术形式鲜明地凸现了汉代艺术特色。尤其是浅浮雕式的画像石，画面布满着线状和点状的斧剁肌理，把虚拟和现实的图像处理得十分和谐，体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它的语言和内容也很独到，既有平视的生产生活、神话传说和动植物的具象展示，也有仰视天文景象和雷雨昼冥的抽象描绘，融汇了具象、抽象、变形、夸张、想象和特异等各种技能和创意，艺术价值极高。此外，南阳画像石(砖)还具有系统的时空特性。在全国的画像石、画像砖类型中，南阳的画像石(砖)历史最早，跨越时空最长，且时空递进有序，首尾承接明晰。在公元18年南阳就有画像石(砖)存在，此后，从西汉到东汉几乎没有断线，目前在南阳有大量的实物遗存，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佐证。
       在南阳画像石(砖)图像上，不仅能感受审美的价值，更能感受到其中汉文化的厚重。公元79年，在汉章帝的授意下，汉代学者云集洛阳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会后由班固篡辑了《白虎道德论》，书中涉猎内容广泛，尤其是把阴阳五行的神学思想和三纲五常结合起来，形成了较早的权威法典。此外，汉代的儒学、经学、哲学、汉赋、乐府民歌和散文等都有较大发展。上述多种文化的存在，为南阳画像石(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土壤。以上可见，南阳画像石(砖)的产生与形成，决非是断代和某种单纯的社会形态，它具有宽泛的传承和连接性，它的脉络既结系着纵向的汉前文化，又广连着横向的汉代文化，是历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所以，它的艺术价值，将使人类社会永远受益。
       二、南阳画像石(砖)的视幻空间和理性思维因素
       美国艺术史论家享利·泽尼尔指出：“新艺术史有可能比旧艺术史具有更彻底的历史性，因为它相信艺术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活动，艺术显然还有许多其它功能，而这些功能不再被认为仅仅是外在的或甚至是有害的，而应该是艺术的本质和意义的一个基本部分。”南阳汉代画像石(砖)即是如此。目前，关于南阳画像石(砖)的研究许多是表层的形式分析和直观的内容叙述，也有侧重于形式审美研究的，但是却忽视了画像石(砖)图像的视幻空间，也忽略了更深层的逻辑思维因素。
       在南阳画像石(砖)的图像中，有许多怪诞的人物造形，例如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等都长着尾巴，对于这些图像的诠释，许多著作和论文都称之为人首蛇身、鸟面兽身、远古之神或天上之灵等，其实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有悖于汉代艺术的本质涵义。如果以理性的生物进化观点来解析这些图像，则可看到，人尾巴是胎生动物的自然属性，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而蛇与人根本不属于同类，何来“人首蛇身”的解释。其实，汉画像石(砖)的“人首蛇身”图形是以虚示实，借用人类远古形象之虚，而神化汉代统治阶级凸化之实，实为当时谶纬化鼓噪的一种人为图腾符号。可见，南阳画像石(砖)的“人首蛇身”图像，看似荒诞夸张，其实它是从历史和唯物的观点出发，客观地追寻了人本的生物性，从而展示一种理想的真实，是一种理性与艺术融合的思维方式。由此可见，南阳的画像石(砖)具有逻辑和形象思维的双重性。
       此外，南阳画像石(砖)还具有独特的多维空间性。老子说过：“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句话不仅指出了万物的生成与存在，也涵指了世界的空间特性。综观在南阳画像石(砖)上抽象、意象和模糊的图形，就是源自于自然界空间的模糊性和多维性。众所周知，中国绘画展示空间的特点是散点透视，西方绘画用的是定点透视方法，而南阳画像石(砖)图像的空间塑造，则是把人的视点置于实在与虚拟之间，创作了定点、散点、穿透和超维等多种独特的透视方法，使平面的图像能对人的视觉产生一定的空间深度和空间移动感受。例如南阳西关出土的画像石《河伯出行图》就显示了穿透透视的特征，图中的河伯乘车驾鱼在水中穿行，鱼与车的图像时隐时现，但水下部分却很清晰，仿佛使人的视线透水而视。这种构成形式虽然违背了一般透视规律，但客观上却吻合人的视觉要求，因为人的视觉记忆可弥补不完整的直观认知。所以，穿透透视实质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相融贯的透视方法。此外，在南阳西关出土的《嫦娥奔月图》则展示了另外一种超维空间透视。图中嫦娥拖着尾巴邀游太空，使原本平面的图形对人的视知觉和思维产生了多维的无限联想，让直观的平面透视转换成超维的幻象透视。这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创意形式，它不仅把平面图像扩展为立体空间，而且还把图像人形推移向远古人类形态，同时，也展示了虚拟的地面空间向天上空间的移动。这种视知觉与视幻觉的艺术组构，不仅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应，也会对人的视觉心理产生“力”学效应，即使无机的图像注入有机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在南阳画像石(砖)图像的形而下和形而上，蕴含着理智的思维和丰富的空间创意。
       三、南阳画像石(砖)的物理因素和视觉秩序
       南阳的画像石(砖)图像除了能以图腾或符号叙述之外，还躁动着一种雄浑的力动和律动，近观则古风强劲而扑面。英国史论家大卫·晏斯特指出：“客观界限是创造力的前提，并为创造力划定了范围。”南阳画像石(砖)图像正是以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形成了某种界限，但这种界限并不是固而不化，如果对它凝神久视，则能感受到这种界限之下某种力量的进发和视觉秩序的愉悦。纵观我国的许多石刻图像遗存，一般都是以叙述和记载的功能而存世，而南阳画像石(砖)遗存规模之大，艺术价值之高尚不多见。尤其是它不仅
       含有独特的艺术性，且物理因素和视觉效应也很明显。
       美国学者阿恩海姆指出：“我们可以把观察者经验到的这些力，看做是活跃在大脑视中心的那些生理力的对应物，或者就是这些生理力本身。”南阳画像石(砖)图像通常都能以强烈的视冲击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强力的视感觉，并不是抽象的艺术行为，它其实是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运用变异、置换、转变、夸张和互融等技能和方法，对客观世界进行意象浓缩的结果，是物体的物理力向艺术感染力的一种转变。这种实际能量与抽象能量的转换，使画像石(砖)图像不仅能以形式和内容感染人类，同时也能把力学效应传递给人类。例如南阳唐河辛店出土的《蹶张》石雕像，就充满着物理力的感觉。整幅图形呈三角形，人物居中，双脚踏弓，两手向上拉弦，弓与弦形成反作用力。在图像的上部，“蹶张”的口中咬着一支向下弯曲的箭，头顶上竖着两根冠带，向下弯曲的箭与上竖的冠带两力相背，力感十分劲健。人物胸部呈椭圆形粗而壮，两脚细而小，整个躯干重力下冲，而双脚踏的弓却向上隆起与躯干形成强烈的对冲力。图像的构成到处呈现作用的力，其图势大气磅礴、动人心魄。由此可见，南阳的画像石(砖)不仅能展示形式审美，同时还具有作用于天地之间的力度之美。
       此外，南阳的画像石(砖)还具有理性的视觉秩序性。人类的视线，一般都是从散视逐渐过渡到聚视，并在认知的过程中结合以往的经验，从而对观看物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过程虽然短暂，但非常有序。“看”其实是指人类的视觉是一个全方位的整体建构过程，它通过视线的集束扫描，逐层递进，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和秩序，从而完成对物象的认读。南阳的画像石(砖)在这方面就存在典范的描绘，在许多画像石(砖)中，图像构成层次分明，空间深蕴，具象位置和幻象位置等组合十分有序而恰当。例如南阳新野张楼出土的《西王母画像》图，其中西王母硕大的身躯端坐在宝座上，宝座横跨两座山峰，西王母身后，还有两个缩小的羽人和怪人，这种幻象与具象的秩序安排，与敦煌飞天的形式构成极为相似，它是把现实与理想进行组构，给人一种人性神化的界定，是艺术家运用平行透视和超维散视相结合的一种大胆艺术处理方法。这种构成形式也颇具特色，它不仅规范了人的视觉秩序，也能规范人的视觉心理，应当说它是中国古代画像石(砖)中较为独特的视觉秩序处理方法。贡布里布谈道：“有机体为了生存发明了一种秩序，不仅环境总体是有序的，而且知觉活动需要一个框架，以作为从规划中划分偏差的参照。”的确如此，南阳画像石(砖)就明显地体现了一种秩序，尤其是超维幻象与真实具象的秩序排列，更是创意独特个性鲜明，它高度体现了人类的客观、自由和理性思维的互溶性与可能性，也凸现了南阳画像石(砖)的艺术价值。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