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评奖中，负面报道仍是其主要价值取向。这种新闻价值观是美国主流政治文化和新闻精神的产物。其目标是维护其民主体制和现行制度。我国弘扬的是正面宣传的新闻报道观，而无论从受众的生活需要和心理承受能力来讲，还是从社会发展和稳定程度来说，我们都应当给负面报道更多地“松绑”，以更好地实现新闻报道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新闻报道；正面报道；负面报道；普利策新闻奖；新闻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t64—04
负面报道是“集中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为，及像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似的反常事件”。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与心理定式中，一般认为，正面报道符合社会本质和主流，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负面报道则歪曲外部世界的整体形象，反映不出社会主潮，易于扰乱社会秩序和稳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可现实社会实践果真如是吗?纵观世界新闻传播的发展史，比较中西近代新闻业的成败得失，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条具有中西普适性的结论：不管是对正面信息的报道或是对负面信息的报道，只要掌握客观、适中、平衡等原则，都具有检测环境、驱邪匡正、协调利益、和谐社会等功效与价值。在这方面，近年来普利策新闻奖评奖趋向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一
普利策新闻奖自1917年创办至今已整整走过了92个年头。九十多年来，它代表了“美国最负责任的写作和最优美的文字”，并被视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每年一度的普利策新闻奖所产生的冲击波，尤其是其获奖作品所折射出的新闻报道观念，早已冲出美国，影响世界。
通过对近年来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突发性新闻报道奖”，还是“调查性报道奖”，无论是综合性的“公共服务奖”，还是摄影类的“突发新闻摄影奖”和“特写新闻摄影奖”，普利策新闻奖的负面报道数量占绝对多数(如下表)。
事实上，对负面消息的极大关注绝不是近年来普利策奖的偶然钟爱。正如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现任执行官西格·基塞勒所言：“战争、灾难、挖掘社会问题、揭露贪污、揭露政府等的问题一直是评委喜欢的题材。”根据道格拉斯·贝茨在《美国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年到1990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是对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就拿2008年4月7日揭晓的第92届普利策新闻奖来说吧，从11项获新闻报道奖的作品看，有8项明显是以负面揭丑为题材取向的报道，真可谓负面题材势头依然不减，“负面报道为主”的主旋律高奏不衰：《华盛顿邮报》所获6项大奖中就有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中美国陆军“王牌医院”虐待退伍伤员、副总统切尼私用权力、伊拉克私人保安公司鱼目混杂、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校园枪击案等一系列揭丑性报道，《纽约时报》则是以一篇有关中国出口医药中有假药和有毒性原料的报道获调查性报道奖，另外一名调查性报道奖的获得者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员工，文章曝光了政府有关玩具、汽车座和婴儿床的规定的过失，路透社的阿德里斯·拉蒂夫获现场新闻摄影奖，他的获奖作品是在缅甸拍到的一名垂死的街道示威者的照片。
二
在美国，新闻报道重在“扒粪”揭丑、惩恶除奸、监督政府、警示凶险的观念由来已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人了所谓的“镀金时代”，开始兴起以“扒粪(muckraking)”为主的负面报道。当时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产生了种种腐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利策倡导报纸进行揭露性报道，他说：“罪恶、卑鄙、腐败最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规章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由普利策拟定的“新闻揭丑”思想后来不但成了由其本人捐资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的“主旋律”，而且还逐渐演变成了美国新闻报道观念的主流话语。“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在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791年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这一法律条文一经颁布就成了美国新闻界监督政府，抨击官场、商界、演艺圈丑闻和腐败的上方宝剑和护身符。以“观点自由市场”和“意见自我修正”为原则的自由主义理论和以“报刊应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为主导观念的媒介体制生态长期衍生而成的政治和文化逻辑，加之以“受众是上帝、市场竞争和经济收益永远第一”为金科玉律的商业逻辑，所有这一切无疑为美国大众传媒长期倾心各种负面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对大众传播监测环境、协调社会、提供娱乐的职能研判与角色共识，演进下去的必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业及其新闻人只能是社会的瞭望哨(watchtow-er)、看门狗(watchdog)和扒粪者(muckraker)。19世纪《纽约太阳报》编辑约翰·伯卡特的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成为负面报道大行其道的第一声呐喊和冲锋号。美国报人认为，对读者来说，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新闻题材比正面题材的新闻具有“更大的”兴趣。于是“好消息就是没新闻”(Good news is no news)，“坏消息就是好新闻”(Bad news is-good news)就成了美国主流的新闻遴选取向和报道观念。在这样的新闻报道观影响下，在美国，“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具有负面因素的新闻题材对记者来说更加重要”。
虽然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揭丑”新闻屡获大奖，但是这并不表明普利策奖对现实社会持完全否定态度，相反，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标准彰显着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即自由意志、社会责任感、民众知情权、信用、监督权、社会正义、同情心等。“美国新闻界自诩它比其他国家享有更多的新闻传播自由，并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庇荫，另一方面是由于新闻媒介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保持经济自立，在履行其社会职能时得以摆脱外界的干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界超然于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外。”尽管近年来的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依然是黑恶丑闻和自然灾害等坏消息风头不减，但仔细审视这些负面报道，并不像我们推定的那样，其社会作用和影响就一定是负面多于正面，泄气大于鼓劲，现象刻画超过本质观察，诲淫诲盗盖过文明教化。恰恰相反，一方
面，他们借助负面报道通过严肃尖锐的揭露、抨击，来促使社会做出一定的改良与纠偏，并且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减压阀”作用；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生活在大众传媒所塑造的拟态环境的负面消息“围困”之中，美国民众媒介素养很高，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整体真实把握，也不乏对媒介环境的深刻理解，具备相当的应对负面信息的免疫力，能够坦然面对各种负面报道，把真实世界和媒介所呈现的世界分开，他们不但习惯了“狗咬人”式的西方新闻信息表达模式，而且认为报纸应“真正致力于人民的事业，而不为有钱有势者谋利益。……它将揭露一切诡诈和无耻，抨击一切社会罪恶和弊端，它将以真挚诚恳的态度，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唯其如此，新闻传媒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种认识又反过来为“肆虐无忌”的负面报道提供了宽敞的表演舞台和肥沃的生存土壤。
2005年9月，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此后多家媒体在第90届普利策奖评选中因报道上一年肆虐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卡特里娜”飓风而获得殊荣。普利策奖评委会在颁奖理由中说，《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对卡特里娜飓风灾难进行史诗般、多层次的报道，使得报纸在服务一个水淹城市中发挥了非凡作用”。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导致新奥尔良市的堤坝决口，《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的办公室和印刷厂被淹，许多员工无家可归，被迫逃离城市。但这家报纸仍然坚持出报，并以出色报道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同时获得了“突发新闻奖”。《比洛克西太阳先驱报》的获奖理由是：“勇敢、全面地报道了卡特里娜飓风，给受灾读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生命线。”“突发新闻照片奖”也与卡特里娜飓风有关。《达拉斯晨报》摄影记者因为“描述了(飓风中的)混乱和痛苦”而获奖。除卡特里娜飓风外，其余负面报道要么是对住伊拉克美军阵亡士兵的家属、战友送别亲人尸体安葬时的凄凉木然、悲痛欲绝神情的极度展现，要么是对本国政府侵犯他人隐私违法窃听国内公民通信、中央情报局在欧洲设立秘密监狱任意羁押他国公民和说客与议员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等丑闻的无情鞭挞，等等。
可以这么说，美国媒体对诸如灾害事件、暴力冲突、政府丑闻、商界腐败等负面消息的报道，虽然对社会具有相当的负面影响，会使部分受众涣散抗争斗志，产生惊慌、恐惧甚或看客心理，但它更多时候使人们对负面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他们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与不和谐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接触媒介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社会正义与责任意识、历史使命感以及维护社会公德、主持社会公道、保护弱势群体、铲除丑恶毒瘤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并为以后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破坏性事件时，如何预防、规避、求生、救助、协调、追惩，提供了深刻的借鉴、启示与反思。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国，尽管负面报道之风劲吹，可是社会稳定和秩序却不见动摇。
由此看来，在美国，“讨邪伐恶是现代报业的一个重要职责。虽然资产阶级报纸把揭丑新闻客观上当作吸引读者的一个手段，但这种揭露与批评报道有利于打击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官僚和资本家，对社会进步产生积极作用”。在宪法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保障下，以扒粪揭丑为主要内容的负面报道和以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报道观是为既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服务的，新闻界与美国政府“这两股势力都是致力于同一个目标——维护民主体制和现行制度”。
三
普利策新闻奖负面报道凸现的美国新闻报道观念客观上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启示：正面或负面报道多寡不是衡量新闻报道孰优孰劣的根本依据。正面报道多一点或负面报道多一点根本不是姓资姓社的本质问题所在。正面消息可以从正面鼓舞士气，激励人们；负面消息可以从反面惩恶锄奸，教育人民。正面消息报道过多容易让人飘飘然头脑发胀，负面消息报道过滥则可能令人郁郁然一蹶不振。正面报道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也可以产生消极影响，负面报道可以产生消极影响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新闻媒体对负面消息的传播是否尊重事实，客观报道，是仅仅为了负面而负面，甚至是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还是为了得到正面效果而且客观需要选择负面报道?负面新闻信息作为新闻信息的“构建要件”，它的传递带给社会的并不只是负面的、消极的，对它把握好的话，带来的会是正面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对于负面新闻信息关键不在于如何去“围追”与“堵截”，而是如何正确地去“疏通”与“捋顺”；也不仅仅在于态度的转变，更在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行动的转变。
新闻报道除了要求微观上的每个具体事实准确无误外，更要求对宏观上的社会现实状况有全面的把握和反映，即局部、现象之真实要服从、服膺于整体与本质之真实。“社会主义是一个伟大而壮丽的事业，尽管这一事业有时也会有失误和曲折，但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主流总是健康的，光明面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报道历史前进中的英雄主义和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历史现实是新闻记者的首要任务，而暴露和批评则是第二位的。”“对于党的新闻舆论工具来说，讴歌好的和批判坏的，正面宣传和揭露问题，哪个为主?哪个为次?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揭露性的报道太多，反映阴暗面的内容太过突出，让人看了不但不能提高信心，反而产生一种灰色的、失望的情绪，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这种对待负面消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报道观，张扬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光辉形象，表扬了先进，鼓舞了人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我国的特殊条件下，确立以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战线的主旋律，显然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实践必要性。
但是在新闻实践中，正面报道往往被扩大化，而负面消息要么被封杀于采编之际或腰斩于刊播之前，要么被乔装打扮、身饰美丽的光环转身为正面化，其结果是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单是大众传媒权威性与公信力的日渐锐减和受众满意度的不断降低，更可怕的是由于受众在接触媒介提供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时，只能认知了解灾难性事件的概念性、抽象性信息以及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人们从负面消息正面化的报道中获知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生存状态的信息接近于零，受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得到整体保障，隐藏在灾害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人为致祸因素难以得见天日，受众的视听在一曲曲高扬主旋律的凯歌声中被淹没在纷至沓来的英雄事迹与胜利佳音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一次次失去了反思造成巨大人身财产损失的天灾人祸因素、人类生存境况、生态保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最宝贵机会。
回首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的历史，不难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经典式纯粹揭丑暴黑性负面报
道，在中国报纸上是见不到的，即使有一些涉及灾祸、冲突和丑闻的报道，也是在深挖“积极因素”的基础上，以正面报道的形式出现。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显著改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等栏目将报道的焦点对准的大多是敏感性强并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的负面社会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周末》现象。1984年2月11日创刊的《南方周末》是中国大陆一家隶属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周报。据称曾是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量最大的周刊类报纸，最高发行量达到130万份，被称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上世纪80年代，由于《南方周末》报道形式比起传统的报纸更加活泼多样，很快就获得了读者的欢迎；90年代，该报纸开始逐渐转变风格，将目光转向舆论监督与治精神、人文精神启蒙等。此后这些内容成为《南方周末》的主打内容，该报先后推出了《牟其中其人其骗》(1999年1月29日)、《张君案检讨》(2001年4月19日)、《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2001年11月29日)等多篇问题性、揭黑性负面报道，引起全国广泛关注。“1998年以来，《南方周末》几乎每期头条都是有分量的社会新闻，其中70％以上为暴露阴暗、抨击腐败的负面报道。大胆的改革使其洛阳纸贵，看客如云。”80年代之后负面报道的实践表明，媒体对大量的负面消息的报道并未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必然导致军心涣散，社会凝聚力降低，生产力遭受破坏，反而对社会产生了“激励、警戒、平衡和审美”的功能，释放了积怨，凝聚了人心，促进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不知是巧合或是真知灼见在社会良心面前具有共识性的缘由，一个多世纪以前，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无产阶级报刊思想主要缔造者马克思与现代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最具影响力的开拓者普利策，两位有着不同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倾向的人却对新闻的社会角色地位和历史使命做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解答，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何谓新闻，新闻为何”等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
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无论从受众的生活需要和心理承受能力来讲，还是从社会发展和稳定程度来说，我们都应当在坚持倡导正面报道的同时，给负面报道以更多的“松绑”，从而使我们的新闻报道更客观真实、全面准确，使全体公民获得更多的社会信息，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解人类自己的生存境况，进而激起人们的紧迫感、危机感，激励人们奋起迎战、去攻克、去征服人类共同面临的困难和危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新闻报道的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