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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传播环境，对社会行动结构和思维结构具有重构性作用，公共情绪成为媒介与社会的重要影响变量。公共情绪与社会风险互为表里，也是社会整合与社会协调的枢纽。在信息公开机制初步建立的条件下，公共情绪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大众传媒作为公共情绪的载体和“风向标”，在嵌入社会和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对公共情绪的表达与传播，是社会民主参与和社会整合的基本要素。对公共情绪的宣导与抚慰，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尊重和张扬人的主体性，提升社会公共理性是大众传媒监测、表达、宣导公共情绪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网络社会；大众传媒；公共情绪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159—05
       在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与大众传播密切相关的公共情绪的涨缩和起伏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2008年抗冻灾雪灾传播、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传播与汶川抗震救灾传播以及刚刚落下帷幕的“华南虎照”事件传播，都彰显了公共情绪表达的新特点——信息公开机制初步建立的制度环境中公共情绪扩散和传递的理性提升效应，也彰显了网络技术环境中公众“媒介近用权”扩展所导引与聚结的社会能量，大众传媒与公共情绪的关系呈现出新的面向。如何监测、梳理、宣导和抚慰公共情绪，是新媒介环境中社会整合和媒介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
       在剧烈转型和变动的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和公共情绪是影响社会运行的重要因素。分析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行动结构和功能是基本切入点。行为和动机是人们生存的基本维度，它们都与一个重要因素有关：即对这两种机能都有莫大影响和制约作用的、人类生存最直接的、最清楚体验到的情绪生活。
       情绪是在生理和心理上某一方面强烈的感受，是人的特定的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体验，既指人从事某种活动时的兴奋心理状态，又指不愉快的情感。对情绪与行为和动机的关联，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情绪是生理扰乱的副产品，妨碍正常的行为；二是情绪对心理机能有高度影响，甚至达到能够决定经验和行为方向的程度。
       情绪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反映，受到主体的社会信念的制约。情绪的发生兼具生理与心理、本能与习得、自然与环境诸要素的交叠。情绪是对身体感觉的识别与标签，却是在一个文化内通过社交方式而获得的。
       公共情绪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和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公众对于公共问题在某一方面的强烈感受，有着公开的症候与迹象，涉及公共事务、公众的集体心理状况，包括集体兴奋、狂热和集体沮丧等不愉快的心理状态，是社会行动结构中的动力变量，在一定时期和具体情境中，对社会走向和人们的行为走向，具有压倒性的控制力量。
       公共情绪具有自发性的社会感染特性，可以把一群人的情感统一起来，使个人放弃平常抑制其行为的社会准则，于是个人行动便主要由集体行为发动。当所有参与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人或事物上面时，情绪感染便加剧了。情绪传染的重要特点是循环反应，即由别人的情绪在自己身上引起同样情绪的过程，它转过来又加剧了别人的情绪。
       在社会行动结构中，更受人关注的是短期公共情绪(如集体行为失控、骚乱或集体暴力的突然爆发)和负面社会情绪(比如消极、极度紧张、恐怖、狂热等)。短期、负面的公共情绪，缺乏理性因素制约，对社会规范具有相当的破坏作用，也特别容易感染和蔓延，往往最具有威胁性。
       公共情绪是社会交往、社会沟通中最常见的一种状况，卢因的群体动力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传播学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对公共情绪有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更侧重于社会的正常运作，把人类传播描述为本质上是人性化的、社会的和互相作用的，注重意义的共享而不仅仅是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偏爱精确的测量和量化，通常以个人的行为观察为基础。
       公共情绪与舆论的联系更紧密一些。李普曼比较偏向于虚拟现实对人们情绪的影响。舆论作为信念、态度、意见与情绪表现的总和，并不仅仅是各种舆论表现的叠加，而是在感受一种意见时，可以平行地理解为信念一态度一意见一情绪表现的精神活动过程(这一过程的发生是瞬时的)。
       公共情绪与舆论的关联还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公共情绪本身就是舆论的构成部分，在舆论中的情绪舆论(非理性舆论)是舆论中不可控的因素，也是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其二，公共情绪是舆论的驱动力量，对舆论具有驱动作用和组构作用；其三，舆论对公共情绪具有巨大的影响，可以导致公共情绪的发泄与消退，也可以激发公共情绪的蔓延和扩散。当一定的公共情绪还不够形成舆论时，其对社会的潜在作用力不可忽视；同时，当一定的舆论消退以后，公共情绪的社会震荡也不可忽略。
       二
       分析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社会媒介化问题是一个重要切入点。在媒介化社会联结和社会思维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主要依托的情境下，公共情绪的媒介化，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公共情绪、民意与众意等，都是在特定情境中发生和呈现的，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情绪的多方面输送、放大和改变功能，会促成和影响社会舆论的涨落，对公共情绪的形成和缓解都有重要的触媒作用。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互相作用构成了复杂的社会运动。人们的精神交往与意识互动构成了社会运动的重要维度。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所持的一套信念和价值观是他们追求某一种生活方式的驱动力。人的行为、动机以及与之共生与互动的情绪，成为其中的重要元素。
       作为人类生活的“第二环境”，大众传播媒介出现以来，就与社会情绪有着天然的联系。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的全球化、信息化社会，人们的社会交往呈现出无限丰富、无限扩张的趋势，这带来知识与信息的广泛扩散，人们的心智的高度开发，但与此同时，高度的社会流动、竞争，社会的陌生化、情绪化现象也特别突出。大众传播媒介这个具有魔力的现代“精灵”，为人类的信息交往和精神交往插上了翅膀，当然也为社会的情绪化带来了具有高度扩散力的社会装置条件。
       首先是公共情绪对于社会风险的“内爆”功能。现代社会的情绪化、不可控性趋势，在于社会的不确定性和现实世界的不可控性因素导致人们的恐慌与焦虑。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社会风险。
       所谓风险，是与人的各项决定紧密相联的，现代社会，自然和传统无疑不再具备控制人的力量，而是处在人的行动和人的决定的支配之下。社会风险包括外部风险(来自外部的、由传统和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带来的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即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风险更多的来自于我们自身而不是来源于外部世界。不确定性是风险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我们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7年10月开始的“华南虎照事件”等
       现代风险中可以领略到这一点。
       风险是互相作用和互相渗透的。一个风险的发生往往会引发一连串综合性的风险与危机反应。社会风险与危机事件出现，是公众情绪的导火线；公共情绪又会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张。非理性的公共情绪本身就是社会风险的构成要素。社会危机与社会风险的消除既需要物质性、制度性的力量，也需要对公共情绪的宣导、抚慰和消减机制，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
       在网络社会，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就是情绪性风险。当社会的信息沟通机制壅塞，社会沟通和社会预警、监视功能出现问题，社会协商机制不健全时，公共情绪就会成为突出的社会风险。这有几个重要向度：一是公共情绪在信息不确定的情况下蔓延，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社会瘫痪。二是公共情绪缺乏必要的表达和沟通渠道，也是社会危机的根源。三是公共情绪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宣导和抚慰，会向极端负面的方向转变。
       公共情绪的具体指向可能会因为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不同的主体构成有所不同，但是，其基本规律和基本问题是比较一致的，社会情绪主要与社会公共利益、人们的社会需求和预期有关。同时，公共情绪主要通过舆论、通过信息的流通表现出来。
       其次是公共情绪的社会构造功能。风险的反面是机会，公共情绪可以是舆论理性化的引擎。今年四川抗震救灾中传递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主流舆论，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实例。人们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不满的爆发，是对社会风险的“免疫性”反应，也可以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资本。我们要求社会、政治、技术和文化装置要合民情、达民意，就是对公共情绪功能和作用的一种通俗表达。
       公共情绪是社会整合的对象，是社会整合的风向标，也是社会整合必须面对的一种动力变量。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必须高度敏感、即时体察社会公共情绪，把公共情绪作为社会决策的重要指标。社会整合是在信息自由、有效的流动中对不确定性的消除，是在对公共情绪有效把握和宣导基础上的社会协调过程。
       尽管公共情绪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但公共情绪不是空穴来风，而与人们的困惑、问题和热点焦点现象有关。同时，人们总是在总体的社会过程中获得自身的身份和角色。通过一个社会过程，具有适当的有机体素质的生物个体获得了心灵和自我，通过社会，冲动的动物成为理性的动物，成为人……成为一个道德个体，他所具有的冲动性的目标变成了对既定目标的自觉追求。人们的理性是习得的，是在信息交流、精神交往过程中不断地汰洗其非理性因素，从而获得对社会的规范和价值的认同和珍视的过程。
       在公共情绪的社会整合过程中，政治体系与传播体系是精确并行的，它们缺一不可。社会沟通的前提是对公共情绪的流向和流量有效测量和把握，这又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等中介作为重要的监测点和测量机关。
       社会整合是公共情绪的一种作用方式，需要社会沟通作为其中介。社会治理机构和传播机构，需要针对公共情绪加强社会沟通，因势利导，把握公共情绪所标记的社会问题，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对社会情绪合理地疏导。这要看社会公共情绪的情境与指向的问题而定。其共同点是一定要理顺公共情绪，扩大社会情绪的积极价值，使公共情绪的消极因素减至最小。
       三
       公共情绪是一种必然常态，是不可避免的。关键的问题是公共情绪的发泄与表达渠道是否畅通，公共情绪的监测与化解途径是否顺畅，公共情绪与社会如何正常、有效互动，如何提升公共情绪的理性化程度问题。公共情绪的两极性，决定了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两极性。
       大众传媒与公共情绪的良性互动，是以信息公开为前提的理性传播为前提的。公共情绪作为散漫性能社会气候，最终是通过公共舆论表现出来的。表达渠道壅塞、残缺或受到不正常的压制，则会使公共情绪扭曲化、扩大化，使公共舆论情绪化、片面化。情绪性冲动不能得到有效化解，就会偏离理性与秩序，公共情结的消极因素就会得到强化，形成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威胁。2003年“非典”前期的社会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公共情绪的宣导急切需要公共领域的支持。作为一种社会交往理性，公共领域的意义在于：以公共权力为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形式，以批评为目的的空间。隐含着话语的共识过程，是人们彼此沟通、解释、商讨、争鸣，从而形成某种舆论或反对意见，在公开性原则之下形成理性的交流和公共批评。
       公共情绪也是公共领域的感应器，是公共领域的前构成要素。理顺和化解公共情绪，是构建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支撑点是“公共话语平台”。公共话语平台的建构，从消极意义上讲，是一种达致社会宣泄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安全阀”效应，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是舆论监督，保障社会的公共权力正确使用，增强决策的可行性的必要前提。如果我们的决策机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公共话语平台的基础上，能够充分吸收和利用其中的精粹部分，那么，不但能够有效地解决我们施政的科学有效问题，而且还可以造成人民群众心理上的“决策人效应”，增强人民对决策后果的社会承受能力。公共领域是理性传播的前提条件，是宣导公共情绪的根本途径。
       在网络传播时代，公共情绪与传媒的互相依存度和反映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一定时期内，大众传媒就是公共情绪的“体温表”。传媒对公共情绪的影响和作用在于对公共情绪具有反映、表达、扩散和汇集功能，在于对公共情绪的发泄、抚慰和宣导功能。传媒在与公众有效的互动中，对公共情绪的宣导和抚慰，首先要求传媒对公共情绪的输入功能系统渠道畅通。
       传媒与公共情绪的互相依存与影响是社会的大系统中循环和展开的，是现代社会系统运行中的一个子系统。就其微观因素来看，公共情绪影响着传媒的运作机制及其运作的走向。传媒对于公共情绪的表达、宣导和抚慰，以对公共情绪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的体察和顺应为前提。
       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在反映和表达公共情绪时，必须力避情绪化。情绪化炒作，跟风性煽情，会扭曲和放大公共情绪，会激发社会动荡。在宣导和抚慰公共情绪时，也需要充分利用好公共情绪这个重要社会资源，同时，需要建构良性的传媒运行环境(宏观和微观)，保障其正面功能的发挥。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要把握公共情绪的基本变量，在公共情绪相对缓和性出现时，要为公共情绪提供充分的表达渠道，利用细水长流的办法，使公共情绪得到持续、有效的释放；在公共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以信息及时公开为根本原则，尊重和保护公众的知情和表达权，把握好舆论导向，做好疏引和劝服工作，偏重于对公共情绪的宣导和抚慰。
       四
       实现传媒与公共情绪的有效互动，发挥传媒对公共情绪的宣导与抚慰功能，必须有下列基本条件保障。
       首先，全面、公开、透明传播信息，提升大众传媒的公信力是基础。
       大众传媒对公共情绪的有效宣导，首先在于传媒
       能不能留住人，公众对传媒是否信任，是否具有公信力和媒介影响力。理性行动者首先是明智的信息接受者，他事先尽力搜集信息，注意了解其他人的情况，如果他信任某些人的判断能力，他便将抉择的部分控制转让给他们。
       在现代社会，公信力强的媒体，是公众赋予抉择行为转让的重要机构，前提是传媒的信息价值和可信任的社会判断能力。公共情绪与风险紧密相联，在社会转型急剧、全球化日益推进的情况下，社会风险点越来越多。媒介作为社会的瞭望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把变动的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地公开，传送给社会成员，让人们理性应对社会问题和防范社会风险，确定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目标和路径，形成面对现实挑战的心理和行为认同机制，这是宣导公共情绪的根本前提。
       大众传媒对公共情绪的有效宣导机制，依托全面、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公共情绪一般与信息传播的偏颇和有效信息的遮蔽相关，导致人们对切身相关的问题缺乏信息安全保障的集体性焦虑。只有全面、客观、公正地做好信息服务，人们才可以了解到社会真实的全貌。这样可以集中民智，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对一些暂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保持理性态度。
       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信息，是传媒“社会能见度”的重要体现。传媒的“社会能见度”越高，就越能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传媒报道的社会能见度清晰与否，最能体现出媒体有效利用社会“全民资源”的程度。提升社会交往理性和公共理性，是宣导公共情绪的根本途径。人们心理危机和公共情绪的爆发，往往是由于信息的屏蔽，信息的封锁会使不是危机的东西成为危机。只要不去放大或有意缩小危机的状况，并且对政府的努力、政府与公众的有效交流予以客观报道，一般来说，是可以更好地促进理解和形成合力来帮助化解危机的。
       其次，消减只见“信息树木”、不见实质性的“信息森林”的现代信息接受风险，大众传媒的智性信息解读是支撑。
       因特网上信息过多过滥，存在“信息过载”的危险，同时也存在信息碎片化的问题，导致人们在海量的信息冲击下，只见“信息树木”，片面接受和片面解读信息，对信息的质量无法检验，也无法控制。在传播新技术高度覆盖的条件下，“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感受到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的全貌”。一方面，人们需要自身信息安全的基本保障，了解自身利益和权利保护的主要信息源头。另一方面，在海量信息的包围之中，人们更需要对信息的有效选择、科学解读和理性导航，从而获得对自身更有用的信息。现代社会要求新闻传媒从过去简单的信息告知者、资讯提供者向“信息管家、时事顾问”这样一种智慧型信息提供者转变。作为信息“管家”，传媒的主要职责就是为公众和社会发展提供卓有成效的信息支撑、知识支撑和智慧支持。具体有三个基本层次，一是为民众提供有效的信息导航，让他们在海量的信息迷雾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把这些信息打包或定制式地传送给他们，这是最低的一个层次。二是提供完整的、无遗漏的报道结构，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也就是说，凡是与人民生活有关、影响人们有效社会决策和社会判断的重大新闻和资讯，无论是“喜”还是“忧”，都应该及时、客观、完整和充分地加以报道，以便为人们的理性判断提供最为基础的资讯保障。对于知情权的保障而言，信息结构周全性的价值要大大高于单一新闻报道精彩与否的价值。三是要能为公众的宏观环境守望提供主流资讯。新闻的作用不是引人避世，而是让人觉醒。当好信息管家的核心就是为人们的生存健康和安全提供信息保障，有效宣导公共情绪。
       再次，开放性的、以民为本的主流舆论场的建构是必备条件。
       传媒宣导和抚慰公共情绪的主要方式是主流舆论场的有效形成，主导舆论场是开放性的、以民意为依归的，因而需要传媒准确反映社会舆论，推动顺应民意的主流舆论的形成，善把多方谈判和利益博弈形成的共同规则变成有效的舆论导向。既包括长期的社会认同的导引，也包括对一定时期突发事件和社会问题主动权的把握，通过对当下的热点、焦点问题的透视、反映、表达，设置议题，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地位，吸引受众关注，形成预期的社会舆论及受众对社会中大事的理性判断，促进公共情绪的理性集合和理性消解。
       作为社会交流中介，传媒处在一个多种权利和利益博弈的关节点上，但其主要点还是处在两个坐标上：即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和意见交往和分配的纵向坐标，人们与人们之间的经验、利益和意见的交换、调节和共融的横向坐标。公共情绪一般多出现在前一个坐标上，而蔓延点则侧重于第二个坐标。传媒建构主流舆论场的重要依托点是在“政府满意和人们认同”上，加强舆论影响力，即通过信息选择、处理、提供分析、判断、见识等手段，影响新闻舆论的倾向、力度及其构成，进而影响社会舆论场、群体舆论场，特别是人们的口头舆论。
       最后，理性、多元、平衡的公共话语平台的搭建是保障。
       公共讨论是培养心智健康的公众的基础。公众的介入是大众传媒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人们对于亲身参与所接受的观点要比被动地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观点容易接受得多，且不易改变。公共话语平台的基础在于政府与公众通过新闻传媒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政府在信息公开和政策透明的前提下，也要有与民众公开的对话思维和态度。只有在多元话语表达中，人们才会经过思想和智慧的交流和碰撞，形成比较理性的公共思维，对社会的看法也相对视野开阔、心态开放和宽容，这是“去塞求通”的基本理路，也是形成一定的公共领域、维护民众权利和制约权力的基本土壤。
       忽略甚至压抑公众的多元化话语表达，是公共情绪非正常爆发的主要原因。搭建公共话语平台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充分、公正地为各阶层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的社会诉求提供表达的渠道。二是提供社会各阶层通过新闻传媒的话语对流渠道，协助他们实现相对平等和均衡的意见流通，使他们对各自的利益要求、文化诉求、价值观念矛盾等，找到同等、对向交流的途径，通过传媒得以沟通、谈判和协商，通过意见的接触和融合，增进他们互相了解和对话，以及对多样性社会诉求的宽容和理解。三是拓展公共讨论的基本领域。对社会的公共问题、重大问题、关系到群体利益的急迫问题，特别是对社会政策、执政行为进行讨论。把微观层面的琐碎街谈巷议，扩展为对主流问题的有序、自由、充分表达，击中社会中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