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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艾略特在其后期代表作《四个四重奏》中展开深刻的宗教冥想和沉思，用悖论语言展示了他对20世纪的残酷现实进行宗教拯救的决心和信心。
       关键词：四个四重奏；拯救；宗教人物意象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137—05
       1934年，艾略特开始构思《四个四个重奏》，直到1943年才完成这部包含着宗教与哲学沉思的组诗。组诗由四个乐章组成，分别是《焚毁的诺顿》《东库尔克村》《干萨尔维吉斯》和《小吉丁》。艾略特本人在发表于1953年9月29日《纽约时报书评》上的文章中写道：“直到我在写作《东库尔克村》时我才看到了完成一个四重奏的可能。”即当诗人最终在写作《东库尔克村》时才意识到自己先后完成的几首诗歌可以组合起来构成某种完整的理想图景，因此，他借用音乐中的术语“四重奏”，将四首篇章合为一个意义完整的统一体。《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后期诗歌中最重要的一首。细读这首诗我们可以发现，首先，诗人的语言创作风格有了很大的突破与转变，从前期的“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式的写作模式转向了透明流畅的“抒情和哲学玄思相互结合”的写作方法。其次，诗人思想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从前期《荒原》中对世界与宗教决裂的绝望转变为对重现上帝之道宗教拯救的希望。
       有评论家在早年指出，“四重奏”这个题目暗示全诗是从四个维度来书写诗人内心的复杂情感。这四个维度分别象征着基督教世界的过去、现在、将来和永恒。也有学者认为，这四个篇章喻示着四种重要物质土、水、蒸汽、火，它们相互转化并相互关联形成了两条道路，正是诗歌前言中引用赫拉克利特名言中所提到的“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暗指宗教“救赎之路”。不论是时间的线性发展线路还是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循环线路抑或其他理解，这首诗中含义丰富的意象图景都指向了一种宗教拯救的线路。沿着这种思路细读《四个四重奏》，不难发现诗中隐藏着大量的宗教人物意象，只要从诗歌中整理出几位主要的《圣经》人物意象碎片并进行拼合，一幅诗人试图在被战争和后工业文明摧毁的世界中推行的宗教拯救蓝图立即呈现眼前。
       一、亚当和夏娃的沉沦——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宗教拯救这一宏大主题的展开必须有一个可行的前提，即对整个旧世界的拒斥和摒弃。只有将现存秩序进行彻底的扬弃以后才可能掏空现世的意义，在废墟上建立新的世界观和宗教观。1948年，瑞典文学院在给艾略特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写道：“(艾略特)着手从事一系列同样辉煌的诗歌创作，追求着一个痛苦的、寻求拯救的主题。在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世俗世界中，现代人‘可怕的空虚’以一种强烈的诚实跃然纸上了。在他最近的一部作品《四个四重奏》中，艾略特的文字炉火纯青，仿佛达到了沉思冥想的音乐境界，还有几乎像是礼拜仪式的合唱，细腻而精确地表达了他的心灵。超验的上层建筑在他的世界图像中更加明确清晰地竖立了起来。”这段一针见血的评论中所提到的“现代人‘可怕的空虚”’正是整首组诗主题展开的一个先决条件，从一开篇便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意义，没有美的世俗世界”，亚当和夏娃们被桎梏于无法超脱的世俗“现在”，沦落在凡俗时空之中无法挣脱。一幅万劫不复的现代人生存图景为整首长诗宏大的拯救主题确立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组诗的第一诗篇《焚毁的诺顿》在对现实时间和永恒时间的沉思中拉开了序幕，为整首长诗定下基调——基督教对现实时间中人类的救赎。这种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观念的奥古斯丁式的形而上思考，暗示了艾略特试图跳出现实世界中“现在”这一范围，朝着永恒时间中的“现在”前进的决心。这个决心，在《焚毁的诺顿》开篇及第一乐章结尾处两次出现：“可能发生过的和已经发生过的／指向一个目的始终是现在。”这个“现在”，正是上帝意义上的永恒“现在”，是永远不变的常在。正如诗中提到的“旋转世界的静点”一样，是上帝时间和人类时间的交叉点，是救赎行动的终极指向。那么，这样的“现在”和“静点”在哪里可以找到呢?“脚步声在记忆中回响，／沿了我们没有走过的那条走廊，／进入玫瑰园”。“玫瑰园”这个意象被很多评论家解读为《圣经》中的伊甸园。这种解读并不缺乏根据，因为艾略特在接下来的诗句中暗示道：“穿过第一道门，／进入原初的世界……进入原初世界／他们就在那里，端庄高贵，隐而不见。”组诗开篇处连续两次出现的“原初世界”正是诗人宗教拯救理想的最终归宿地——人类最初的居住地伊甸园，上帝的怀抱。而“他们”和“我们”，不妨推知是诗人想象中的亚当、夏娃，以及堕落尘世的亚当和夏娃后代的影子。“他们就在那里，作为我们的客人，被我们接待同时又接待我们……他们就在我们身后，倒映在池子之中……／树丛里满是小孩，／他们忍着笑，激动地藏在那里。／去，去，去，那鸟说，人类难以承受太多的现实。”从梦境到现实，可惜原初世界像水中之月一样一触即碎。诗人从美好的“玫瑰园”的芳香中又被残酷地击落人间，一如当年亚当和夏娃的沉沦。
       “现实”作为“永恒”的对立面，正是人类生命难以承受之重，是宗教拯救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现实世界的“现在”，旨在上帝的永恒“现在”的宗教拯救也就没有了实施的意义。在接下来的第二诗篇《东库尔克村》中，“现实”的图景得以详细展现：“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一座座房屋不断竖起来又倒下去／化为瓦砾一片，被扩展，被运走，被毁损，被复原／……从陈火到灰烬，从灰烬到泥土／……一座座房屋生死有期，一度营建，／一度世代居住，／……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这一段所描绘的人类现实生活画面，让人立刻联想到《旧约·传道书》中的一段话：“虚空的虚空，凡事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从上帝永恒时间中被驱逐出来的亚当和夏娃们沦落到有限的生死更替中，由于背弃上帝的绝对权威而无从逃匿先决的厄运，带罪的人类就像蛛网中的飞虫，企图靠基于世俗的奋斗挣扎自救，却永远也挣脱不了阳光下的“现在”。日光之下的“开始”和“结束”只是带罪受苦的永恒反复。
       而在《小吉丁》中诗人改变了用词的顺序，先知一样地断言：“我们所称的开始往往就是结束，／而到了结束就是到了开始，／结束之日就是我们的开始之时。”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开始与结束是相同的”，利用“开始”和“结束”的辩证关系，在《东库尔克村》和《小吉丁》中交相呼应地暗示出重新进入上帝的永恒“现在”的唯一方法：超越“现实”，“结束”循环的现实苦痛，“开始”探寻回到原初世界的线路，获得超道德的宗教拯救。
       二、重临人间的耶稣——上帝的救赎
       
       超验的宗教拯救绝非人力所能完成，其方法甚至很难得到因“现实”之重而久已丧失信仰的现代人的理解。艾略特为此叹息过绝望过，《荒原》便是很好的例证。但他在中年时代因人生的一系列变故而胸怀洞开，诗风骤变，在《四个四重奏》中不再一味悲天悯人地呻吟和呐喊，而是进行严谨清晰的哲思冥想，满怀希望地为救世主重临人间进行宗教拯救颂歌高扬。《四个四重奏》中多次出现耶稣的身影。救世主幻化为各种身份和形态考验着人间的子民继续着救赎的事业。
       当世俗世界中的种种声响和生物纠缠着人类让他们无从脱身而只能仰望“旋转的世界的静点”时，《焚毁的诺顿》最后一个乐章出现了对word和The Word的讨论。这两个词在不同的译本中得出了莫衷一是的解读。从字面上来看，它们在中文中的直接对应词是“言语”，而一旦回到《圣经》背景之中，就会发现这两个词所指示的内涵意义另有玄机。《新约·约翰福音》开篇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藉着它造的。”这个所谓“道”在英文中便是“the Word”。由于这是个让人费解的词，很多译者在处理该词的时候干脆完全回避。对西方宗教文化有比较深入研究的译者试图通过引入《圣经》中几个重要的福音书所纪录的耶稣在旷野中受魔鬼试探的背景知识来进行解释性翻译，这种译法为解读这一乐章深邃的宗教哲学思想提供了一种不错的方向。
       《圣经》的翻译者借用道家哲学中的“道”来翻译这个the Word，应该是认同了两个词所共有的功能，也就是仅仅作为一个无法言说之物的代号而已。这个无法言说的万物萌生之本在老庄哲学中始终是无名，代表着无，一种超越道德判断范畴的非非状态，不可言说，只可切身领悟。而在西方基督教中，它却能最终带着救赎的使命。“道成肉身”来到人世，化身为救世主耶稣。耶稣在旷野中的艰苦行走，标志着他以身救赎人类使命的正式开端。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只有耶稣出现后，人才有可能在他的指引下从诗歌中所谓的“现在”、“运动”、“黑暗”的状态中进入永恒“现在”、“静点”和“光明”之中。这样一来，word和the Word在《焚毁的诺顿》最后一个乐章出现，毋庸置疑是前面四个乐章中作为铺垫反复出现的“现在”和永恒“现在”、“运动”与“静点”、“黑暗”与“光明”等对比的意义延续及所旨。在word(世俗人伦)和the Word(神性力量)之间进行的对比和抉择正是帮助人类认识自身处境等待上帝救赎的金钥匙。
       耶稣在《焚毁的诺顿》中以“道”的形式出现，明确了诗人对寻找到救赎之路，或者说对上帝之道得以实现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启发了诗人对实现上帝之道的方法的清晰认识：“我对自己的灵魂说，安静，让黑暗来到你的身旁，／这将是，上帝的黑暗。”这种“上帝的黑暗”在《焚毁的诺顿》和《东库尔克村》的第三乐章中都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该意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即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十字架的圣约翰的《登卡梅尔山》和《心灵的黑暗》。艾略特在写给友人霍塞曼的信中承认，《东库尔克村》第三乐章结尾处大段出现的“否定之路”受到了圣约翰《登卡梅尔山》的影响，借以否定世俗之光，世俗之道，要求“灵魂必须通过‘否定的道路’下降，进入‘积极的黑暗’之中，以便使灵魂经历涤罪之后而升华，向着上帝之光前进”。十分明确的是，这是一种主动选择而非被动适应的宗教态度，是上帝进行救赎时必须要得到的人的心灵回应。这种黑暗是心灵专注于上帝之道时的一种对现实光亮的拒斥，一种为上帝之光降临而用心准备的排它境界，是被很多神学评论家所赞誉的“积极的黑暗”。至此，诗人向所有等待获救的灵魂用祈使的语气暗示，只有清空内心的欲念，从有限世界的光亮中脱身，遁入“上帝的黑暗”，等待并试图感受拯救来临时的神性光芒，才能最终抵达“原初世界”的光明。
       经过了圣约翰的否定之路及向着“积极的黑暗”的探索后，在第四乐章中，耶稣又以外科医生的形象出现了。“受伤的外科大夫拿起了探查病体的探针，／在那流血的双手下面，／我们感到在他接触病人高烧的医术里，／所蕴藏的强烈的怜悯心。……整个大地就是我们的医院，是那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捐助，在这里，如果一切顺利，事事如愿，我们便将死于那绝对的父爱之中。父爱不会离开我们，而是处处保护我们。”整个第四乐章就是一幅生动的宗教图画，描绘了在战火和物欲双重毁灭中救世主艰难的拯救行动。
       《东库尔克村》完成于1940年。这一年，二战已经打响，英国先是对德国进行了小规模空袭，并最终在7月遭遇了历史上著名的不列颠空战。惨烈的战争将人类精神上麻木的伤疤重重揭起，整个大地又成了一个巨大的战地医院。受伤的医生，垂死的护士，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艾略特借用了战争中的画面，影射出满目疮痍中耶稣的受难救赎历程。上帝像“破产的百万富翁”一样被人唾弃，“受伤”的耶稣必须带着伤痕并最终献出生命来昭示世人。
       回到《圣经》中，耶稣“受伤”这一意象在几部福音书里都有详细的纪录。耶稣在传道时显现圣迹，受到非议，加上被犹大出卖，最后在各各他被钉上十字架。他的“受伤”甚至“受难”是使命的必然，是救赎行动的最高潮。耶稣流着血，用自己的苦难不断地为迷茫中的人们赎罪疗伤，并指明救赎的路线：“受苦是痊愈的基础——那是悔悟的痛苦和彻透的磨难。”而他舍弃生命的救赎行为是为了昭示世人：“他为你们受难，为你们留下一个模式，好让你们追寻他的足迹。”艾略特用一个独立的乐章完成了对耶稣殉难升天在战争背景中的诗化描写。从《焚毁的诺顿》中对“静点”的冥想到《东库尔克村》中血淋淋的受难拯救，指示着一条亘古不变且绝无仅有的救赎途径，正如《罗马书》第六章中说的：“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他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向神却是活的。”
       对耶稣重临人世进行拯救这一主题的讨论在后两个诗篇中全面展开。蒋洪新教授在《论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时间主题》一文中详细阐释了《干萨尔维吉斯》中“河流”与“海洋”两个意象，并指出，时间之流在此表现为两种时间意象：河流与海洋。河流象征着客观实在的现实时间，短暂、有限；而海洋则以其庞大的意境象征着永恒的时间。在这两种时间之间有一个交叉的“点”，是一个“时间的有限与无限的交叉点”，二者的交叉用尘世中的知识来看是“不可能的结合”，但却是上帝精神的显现，体现在基督的化身上。诗人想要寻找的正是这一个“点”。只有达到这个“点”才能进入到永恒的“上帝的时间”。“了解时间有限与无限的交叉点／是圣人的天职——／又不是天职，是他的一生在／爱、热诚、无私和自我屈从中的牺牲／是一种给予和领受。”由于这样的神圣使命只能由唯一的“圣人”来完成，等待圣人便成了尘世中的信徒们一
       项最崇高的事业。“没完没了的无声悲哀／没完没了的枯花枯败／……／唯独天使报喜时，几乎不可能祈祷的祈祷才有个盼望。”天使报喜是耶稣降临人世，上帝之道得以实践的象征。在对圣人的呼唤中，人们祈祷着再一次出现“天使报喜”，也就是祈祷救世主的重临人世。
       耶稣重临人世进行终极审判的画面在《小吉丁》第五乐章完整呈现：“俯冲的鸽子，／带着炽热的恐怖火焰，／划破长空，那火舌宣告／人涤除罪恶和过错的途径。／那唯一的希望，否则就是失望。／在于柴火堆的选择。／通过烈火，在烈火中得到拯救。”这个乐章实际上是《新约》《彼得后书》中“主再来时的应许”的一个变体。整个乐章展开了一幅鲜明的神迹画面，圣灵以鸽子形状的火焰凌空而降，耶稣重临人世，用神圣的火焰清理罪孽深重的大地，完成终极审判和末日的拣选。
       从《焚毁的诺顿》末尾点出“道”，到《东库尔克村》中对救赎路线进行详细铺展，再到《干萨尔维吉斯》中呼唤“天使报喜”(耶稣重生)，最终在《小吉丁》的第五乐章爆发出终极审判的场景，诗人用恢宏的四重奏形式将耶稣救世的线路完整而诗意地展示于世人面前。就基督救世路线而言，《四个四重奏》在诗人的有意识安排下与《圣经》构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但《四个四重奏》更着力于对基督重临人世进行终极拣选的祈望，全神贯注于对宗教救赎路线的唯一性的强调和肯定，努力让现代生活中缺席的“上帝”重新回到众生仰望的神圣地位，劝戒浮躁迷茫的人们为拯救自己积极准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我们不会停止探索，／而我们探索的终点，／将是我们启程的地点，／将是我们平生第一次知道的地方。”这个作为全诗结束时最美好的祥和安宁之地，正是诗篇开始的“玫瑰园”，我们本应该存在的原初世界。
       三、圣母玛利亚的德行——自救之路
       耶稣是圣子，是上帝的化身，是救世主，主动承负着救赎的使命。而圣母玛利亚却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一个有自觉意识为上帝的事业奉献的虔诚的信徒。她的德行在《圣经》中被大加赞扬，成为世人自我救赎的典范。在《四个四重奏》中，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前面两个诗篇中并不如前述的宗教人物形象那么清晰，但是在《东库尔克村》和《干萨尔维吉斯》中，圣母玛丽亚的形象却占有了相当的分量。
       《东库尔克村》第四乐章写道：“我们的精神健康就是对今世的厌弃。／如果我们听从那垂死的护士的话，／她时时刻刻的关心不是为了我们高兴，／而是提醒我们和亚当所受的惩罚，／还提醒我们，要恢复健康，必定加剧病势。”这一个片段中所涉及的“垂死的护士”被很多评论家认定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我们将这个意象分割成三个部分来加以阐释，分别是：“护士”、“垂死”、垂死的护士付出的“关心”。
       当“整个大地就是一个医院”，人类全都是病人，一位像母亲一样的护士用她的爱担负起了照顾所有人的责任。这个意象在《约翰福音》中可以找到根源。《约翰福音》中记录道，当耶稣站在十字架旁准备受刑时，“耶稣见他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的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她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的话其实是向所有门徒宣告了玛丽亚作为圣母的职责和权力。诗人在战争背景中的宗教冥想使他很自然地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将玛丽亚从耶稣受难时照顾他的母亲改变为在“整个大地就是一个医院”这个意象中照顾所有病人的“护士”。
       如果我们与众多的评论家一样将“垂死的护士”这个意象解码为圣母玛利亚，那么“垂死”一定不能有世俗意义上的亵渎冒犯意味。事实上，诗歌中玛利亚的“垂死”并不是指圣母玛利亚物质形体上的消亡，而是指陈现代社会信仰的失落。正如诗人在这一乐章中用“破产的百万富翁”来暗指失去了无上神圣地位的上帝一样，“垂死”的不是圣母，而是人对神的敬畏之心和信任。正如尼采在20世纪的前夜借狂人之口以寓言的形式说：“上帝死了。”人类正陷入绝对的空无或虚无的境地，世界成为荒漠，人成为碎片，依赖于即成“意义”生存的方式已被埋葬。因此，荒芜的人心所投射的一切镜像中的人和物都是垂死的。
       在这样的背景中，垂死的护士所付出的“关怀”的意义就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解读。首先，这种关怀是为了“提醒我们和亚当所受的惩罚”，即提醒人们应该对本己的所在有一个正确认识。当整个世界变成一个荒原时，当“你看到每张面孔后面心灵越来越空虚”时，没有人在意自己所受到的关怀或应该去关怀什么。信仰成了空壳，彼岸的意义完全被掏空，人们对自己身负的原罪和上帝之道一概否定，只是装腔作势地残留了些空洞的形式来聊以自慰：“我们所饮的是那流淌的鲜血，／我们所食的是那血淋淋的肉，／尽管如此，我们却自以为，／我们的血肉之躯多么健康，多么结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这称做‘耶稣殉难日’。”其次，圣母玛丽亚的关怀，更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要恢复健康，必定加剧病势”，即对实现上帝之道的方法的提示。只有拒斥一切世俗形式上的意义，对现实否定之否定的扬弃，让肉身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回到圣爱的关怀中，回到原初世界去领受永恒的圣爱力量。
       在《干萨尔维吉斯》中，“天使报喜”的场面也是圣母德行的一个重要提示。在《路加福音》中，“天使报喜”时玛丽亚所呈现出来的绝对的服从和谦卑以及无私的献身的态度，为渴望赎罪的信徒指明了一条寻找父爱的通途。《马太福音》说：“谦虚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天使报喜不仅是呼唤耶稣的重临人世，也是对圣母德行的仰望和追忆。圣母玛利亚的德行主要在于她对上帝坚定的信仰，面对绝对权威时的谦卑以及对苦痛的隐忍和等待的耐心。
       艾略特本人对谦卑的美德十分推崇，在谈论布莱克的神秘主义时他说，骄傲或缺乏谦卑是神学意义上的主要罪孽之一。《圣经》中所展示出的“谦卑的智慧”在圣母玛丽亚的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凸显。谦卑心是面对上帝时唯一的智慧，只有自甘谦卑和顺从上帝意志的人才能得到拯救。一切赎罪自救的方法都建立在谦卑的基础之上。所以诗中劝戒道：“别让我听到长者的智慧，／而宁愿听到他们的愚行。／……我们可以希望得到的唯一智慧，／是谦卑的智慧：谦卑是无穷尽的。”
       《干萨尔维吉斯》第四乐章圣母意象再一次出现。诗篇开头处写道：“圣母啊(妇人)，你的神龛立在这海岬之上……重复着一句祈祷：‘汝子之母，天国之女王。’”诗人借用了但丁《神曲》天堂篇中的一个句子，(汝子之母，指圣母玛利亚)，呼唤玛丽亚为航行在海上寻找永恒时间的人们祈祷，帮助那些用世俗时间模式来理解上帝永恒“现在”的迷途羔羊。祈祷是基督教中一个重要的仪式。教徒通过这个仪式表达对神的敬畏和依赖，完成“人的圣化”和“神的俗化”两个相对的过程。这两个过程也可以参照组诗开篇之前所引用的赫拉克利特名言“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一样的”所提到的两条线路来理解。神俯身倾听，人潜心祈祷，这样双向交流的祈祷才是真正的祈祷，能够达成人与神的沟通和结合，起到拯救和被拯救的作用。因此，诗人让圣母玛丽亚的德行之光高高地投射在诗行之上，并在《小吉丁》的第一乐章中再次呼应道：“倘若你到这里来，／……你得摆脱理性和观念，／……你来这里是为了跪在／祈祷已见效的地方，祈祷远胜于／一番话语，／祈祷时头脑的意识活动，／或者祈祷时发出的声音，／死者生前无法言喻的一切，／他们在冥冥中能告诉你：／死者用火交流思想，／远远超过生者的语言。”诗人呼唤圣母玛丽亚的祈祷，是试图恢复曾经的与上帝沟通的正确模式，回到纯正的宗教精神境界，为混乱迷失的现代世界树立一个信仰的榜样。
       《四个四重奏》开篇引用赫拉克利特的名言，指出了上升的和下降两条路线。这两条路线在艾略特的宗’教思想中转化为宗教救赎的线路。艾略特整个后半生都在对这两条路线苦苦求索。在整首长诗中，依托纷繁芜杂的宗教意象，诗人将对两种时间、两种状态、两条线路、两个世界的内在意义串联起来，旨在寻找一种基督化的精神准则和行为模式，使现实时间和以其为生存维系的人获得一种具有广泛而恒久意义的拯救模式。抽出诗中的三个宗教人物进行初浅解析，我们也许可以对这个伟大的灵魂所深沉思虑的宗教拯救蓝图窥见一斑。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