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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洛学传承，主要指以宋代程颐、程颢所开创的洛学体系及其后学对这一学术价格体系的继承、发扬、改造、修正和叛逆。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对洛学文化中载“理”倾向、伦理纲常、世俗化、复兴寻根尚劝解等倾向的继承与体现，显示了母体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其创作主体始终定格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元”，并与大陆本土文学沟通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学空间。
       关键词：传承文化；华文小说；创作倾向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128—04
       所谓洛学传承，主要指以宋代程颐、程颢所开创的洛学体系及其后学对这一学术体系的继承、发扬、改造、修正和叛逆。而此处所说的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则主要指旅居在域外和两岸“三地”的华人作家创作的华文小说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和趋向，还包括一定的为表达特定思想内容而在艺术方面形成的创作模式。既往学界对于世界华文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作家作品论析，以及从文学社会学角度对其思想内容和形象意义的揭示，或者是从艺术赏析角度对其艺术成就的描述与鉴赏，而从传统的洛学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之关系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则极少见到。
       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上，二程所开创的学术派别称为洛学。洛学的思想体系在宋明理学中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学的最重要范畴是“理”，而“理”成为宋明时期儒学的最高范畴就肇始于二程。另外，理学的思想体系、学术规模，也由二程确立起来。这样理学在二程之后的发展，就其学术实质而言，可以说是二程思想的展开。在学术思想上，二程对“理”作了充分的论证，从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学学说体系。此一体系经过朱熹的推展，就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思想，再经过明初的推崇、明中期的反叛和明末的复归，遂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构成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思想的长河，这条长河的主流就是洛学的传承。
       洛学是在北宋确立了思想体系和学术活动规模，及至南宋，占到统治地位，因而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理学在二程之后的展开，实质就是以二程思想为核心的洛学之展开。这一学派的发展，有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和一个漫长的传承过程。洛学的传承过程既兼容了佛家、道家的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也表现出特定的继承、分化、否定和融合阶段。就其对社会的影响而言，这一学派到南宋便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根本统治思想和社会思潮的主流。洛学在其漫长的传承发展中，有着明显的发展阶段性，每阶段都有其作为主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主张，而这些思想和主张又被许多哲学家及其众多后学或发扬鼓吹，或改造叛逆，并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掀起特定的社会思潮。
       由于文化的传承性，无论客观社会如何变更，其民族的文艺审美观都无法动摇。千百年来，旅居域外以及“三地”的华人作家虽然地域生活空间发生了变更，但骨子里却蕴藏着太深太多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的传统思想、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以及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这种民族情结则表现在世界华文小说创作与洛学文化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上。母体文化的强大凝聚力将世界华文小说的创作主题始终定格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元”，而不脱出民族文学的“围城”，并与大陆本土文学沟通一起，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学空间。
       综观世界华文小说，对洛学的传承在创作倾向上体现了以下特征：
       一、对洛学文化中载“理”倾向的继承
       “天理”是洛学的核心范畴，二程把“天理”提升到宇宙本体的位置，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基础上。这个以天理论、人性论、修养论为主要内容的“天理”之学，主要是通过阐发儒家经典中的义理来实现的。因此，就实质而言，“天理”仍然是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只是二程在长期讲学中将这些精神逐渐地加入了主观思想和其他文化因素，从而发挥、阐述为更具特色的学术体系。世界华人华文小说无不打上“天理”之学的烙印。如早期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期白先勇的《游园惊梦》、赵淑侠的《我们的歌》、近期林湄的《天望》等。其小说主旨都渗透着天理是善，人欲则为恶，为了礼教的正常运行就必须扬善而去恶的理念。以早期那部被日本文化界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并誉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小说”《京华烟云》为例，小说的主旨自始至终从描写清末民初北京城中姚、曾、牛三大宗族的兴衰沉浮以及后几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里流露出老庄义理。尤其是对女主人公姚木兰形象的刻画，以大量笔墨描绘其义气，并特别突出了她的“孝”和“贤”：为了承守既定婚约，宁愿舍己尽孝维护父母尊严；为了求得家庭和睦，不惜委曲求全于丈夫的冷落。但最终木兰得到了“善报”：父母的赞许、丈夫的悔悟、儿女的长进、仇家的报应。此外，小说各部分标题：“道家的女儿”、“庭院悲剧”、“秋之歌”均取自于庄子之语。通观全书，儒、释、道理念皆捻手而来：“秋叶歌声之内，就含有来春的催眠曲也含有来夏的曲调……她(木兰)觉得中国也是如此，老的叶子一片一片了，新芽儿已然长起来，精力足，希望大。”这种描述，无疑与洛学所强调的“天理”相称，因为“义、孝、贤”就是“天理”的根本内涵之一。
       再看近期那部被学人赞为“大气之作”的长篇小说《天望》。小说围绕着弗理得(欧洲一个小镇上的年轻传教士)与微云(来自中国大陆却还没有找到生活位置的新移民)夫妻俩生活辐射开来的是更为复杂的人生图景和广阔的世界。通观全篇，作者的笔始终蘸着“老庄”理墨绘制形形色色的东西方人物——庄园主、虔诚的新教徒和不同身份的牧师、中西混血儿的大学经济学毕业生、放荡不羁的年轻白人、同性恋画家，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公派访问学者和自费留学生以及投亲靠友的中国新移民。即使是在描写弗理得“堂吉珂德”式的四处传教和处理微云外遇情节时，“崇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也自然而然地让传教士的“救世主”，虽面对今天的狂放人类感到消弭的无奈，但仍执著甚至是“亡命”地坚持按祖父的期望离开静谧的乡土到尘世中去传教，企图用宗教的力量、“主”的力量去拯救人们无助的灵魂。至于在夫妻情爱上亦更让“出轨者”面对激情和诱惑，经过曲折的努力，终于克服了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把持住了心中的天理，拒绝和战胜了诱惑。对于这样的行为和人格，作者林湄在作品中多处写下这样的话：“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爱”，“‘天堂’就是‘爱’”，“这个世界没有比‘爱’更具有征服力”。这显然是要求人们尽量地压抑和克制自己的人生欲望，来服从“理”的约束，也就是说应该“存天理，灭人欲”。
       二、对洛学文化中伦理纲常倾向的崇尚
       宋末明初理学思潮的主流导向和精神实质无非是对于理学所一贯坚持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发扬和恪守。“忠义”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在洛学中自然被
       提到首要的位置，至于在国家政治理想方面倡导亲贤远佞，也是封建纲常的组成部分。
       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众所周知的历史创作背景，旅居异域和“三地”的华文小说作家比中国大陆小说作家更深受着对宋明理学思潮传承文化精神实质的直接影响。究其原委，在于作家的思想受到某些现实政治思想的严重束缚和压抑，尽管他们的自由天性和浪漫情怀不断地激发着合理的人生理想及表现这一理想的欲望，但他们又不能与所处社会思潮主流相抗衡，于是便出现创作小说以从思想精神方面羽翼和迎合社会思潮的情况，从而曲折地表达出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成分。在创作倾向上充溢着对理学思潮精神实质的迎合并崇尚伦理纲常的要数崛起在上个世纪中后期台湾和香港以及欧美文坛的“两岸情结小说”、“新武侠小说”与“寻根文学”。
       首先，从“两岸情结小说”的创作主旨中，个人、家庭乃至民族、国家的伦理观念，“忠义”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被提到首位。
       莘歌的《家》描写了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中一个跨越两岸长期隔绝的典型家庭中的夫与妻、父与子之间的生离死别的悲剧，传达出台湾同胞盼望突破人为的政治障碍实现亲人团聚的呼声。尤其是陈映真的《山路》和《铃铛花》，对民族命运作了更进一步的探求，显示了其深邃的思想和坦阔的胸怀。这两篇小说无论从题材上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突破，在台湾文坛上产生了较大影响。《铃铛花》的主人公是一位曾被日本人从台湾征到大陆去打仗的青年人，可到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去做事了”，回到台湾后，做了教师，领导学生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做斗争。他领导学生们勤工俭学，使学生获得实践知识，使“升学班”的学生对“放牛班”的学生欣羡不已。他告诉学生：“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歧视，说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说穷人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终于这位青年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发现、追捕、杀害。小说讴歌了这位坚强的义士。而在《山路》中，作者又毫无掩饰地赞美了一位深明大义的女青年蔡千惠。作品以倒叙的手法，将蔡千惠如何莫名其妙的一病不起，而又拒绝就医的奇怪状况进行铺述。最后原因揭开，真相大白，仰慕革命者的青年姑娘千惠，由于未婚夫与战友李国坤被自己的哥哥所出卖，一位被杀，一位被长期监禁。蔡千惠怀着负罪感冒充李国坤在外的妻子来到李家千辛万苦照料老人和小叔子。小叔子长大成人娶妻后，便把千惠当母亲一样奉养。然而当千惠偶然从报上看到未婚夫出狱的消息，心中的激动加之矛盾便一病不起，却又查不出何病因。死后，才从她遗留给未婚夫的一封信中得知真相。作者竭力歌颂了这样一位身心美好且有情有义的妇女形象。这种描述，无疑与洛学所强调的“伦理”有关，因为“义”就是“伦理”的根本内涵之一。
       其次，“新武侠小说”情节内容，表现着崇尚封建纲常的倾向。
       新武侠小说创作的最大文化价值在于它具备了拼凑而得的大量中国古代文化资料。无论是善于侧重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描绘与诠释的“一代宗师”金庸，还是偏重于对现代文化鉴照与折射的古龙，抑或崇尚史料、宏张正义的梁羽生，小说中那些驰骋纵横和竞争发展、自由豪壮气概和超凡拔俗的杰出人物都是此类小说创作表达的致力所在。尽管该类小说具有如此气势和胸襟，却又明显地体现着理学的拘束，并在深层意蕴上体现出崇尚封建纲常的倾向。以梁羽生小说为例，在塑造侠士形象时，他注重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深明大义的崇高思想境界，小说中侠客的争斗往往是正义和邪恶之间的较量。如《七剑下天山》中的凌未风和刘郁芳是一对心心相映的爱侣，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毅然割舍了个人的恋情投身于挽救国家命运的民族圣战中。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显然有着道德教化的意图，甚至还用佛教中的善恶报应观念处理人物命运。此外，在金庸取材于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小说《鹿鼎记》的情节中，宋明封建纲常倾向一样占据主导地位，将历史民族文化遗迹展现得淋漓尽致，君君臣臣关系表现在王朝递传上坚持嫡脉相传，伦理道德上崇尚“忠义”，人格修养上主张戒骄戒躁和政治理想上倡导亲贤远佞等。
       其三，“寻根文学”的情结流露着崇尚封建纲常的理念。
       寻根文学起源于上个世纪中后期，创作群以台港地区移民到欧美国家作家居多。这些作家大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既出身于书香门第，又喝着咖啡写作，可谓中西文化结合的精英。然而，异域的落寞、思乡的情愫让他们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尚理的烙印。以白先勇创作题材为例，思念家国、荣衰对比的感伤情绪和悲剧色彩通过作者笔下人物的命运遭遇，深切表达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命运的神秘与不可知，明显透露着老庄理念的影响。诸如，《纽约客》中“念天地之悠悠”无根一代的远离祖国又看不到出路的孤独、寂寞和悲凉的情感以及《芝加哥之死》解脱不了的耻辱感和罪恶感，在不动声色中面对人生、历史沧桑的喟叹，都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三、对洛学中世俗化倾向的传承
       明代中后期以何心隐为代表的“泰州学派”，以及反传统思想家李贽的出现，营造了“掀翻天地”的反传统思潮，从而给传统理学以致命的打击，被视为洛学或理学的叛逆期。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描写对象以平民尤其是市民为主；描写题材以日常生活为主；主题思想方面侧重张扬色情，敷衍带有刺激性的公案、侠义和英雄传奇；作家审美意识方面则表现出了“平中求奇”的倾向，即追求日常生活里不同凡响的“奇”。上述内容可归纳为其时通俗小说的世俗化倾向。显然，通俗小说的这一创作倾向与其时社会思潮以及这一思潮直接影响下的文学思潮有密切关系，但说到底还因为理学在这一时代被叛逆。
       这种叛逆的反传统、重人欲、尚个性的反理思潮使洛学传承经过多年衍化悄无声息，或多或少被结合进异域文学思潮后，便为当代世界华文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和土壤，尤其是为那些以描写男欢女爱的言情小说以及带有刺激性的武侠传奇小说拓展了空间。另外，这样的文学思潮也必然要求小说在描写对象、描写题材以及作者的创作动机上与它相吻合或向它倾斜。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流落在海外的华文小说家便在大量地述写现实题材，描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生动地反映眼前五光十色的商业社会；大胆地描写色情，肆无忌惮地言情谈性，以小说张扬色情，以及追求日常生活中的“至奇”，以耸人听闻、涉猎生活中的偶然和意外等方面自由驰骋、恣意写述。张爱玲的婚恋小说、琼瑶等人的言情小说、金庸等人的新武侠小说、高阳等人的历史小说、郭良惠、李昂等人的女性小说、陈映真、王拓等人的“牢狱小说”以及阎真、严歌翎、张翎、少君等新移民和网络小说都深受这一文学思潮的影响，表现出对洛学传承中这一世俗化现象的一脉相承。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体现在描写对象上以写述平民、塑造小人物为主。以张爱玲小说为例：为了生存而堕落、麻木、冷酷、变态以及洋洋自得的油匠女儿曹七
       巧(《金锁记》)，为了求得安逸环境不得不滥施心计的商人之妻白流苏(《倾城之恋》)，爱慕虚荣、贪图享乐落得“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破落户家小姐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等这群以各类方式向环境屈服的“软弱的凡人”，均有着强烈的生存欲望，都想摆脱环境的脸恶，然而都无力逃脱作者笔下的“死世界”的恶环境，只好苟且偷生。小人物的依附性是大多数世界华文小说创作中的基调，作家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但多是谴责大于哀怜。
       其次体现在描写题材上以日常生活、烦琐小事为主。拿香港女作家亦舒的被称做“情爱宝鉴”的言情小说来论，其情节链条均围绕在夫妻、恋人、婆媳之间的生活圈内，似乎与国家、民族兴衰搭不上界，但却有着极广的社会震慑力。她把笔力一方面触进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着重反映其物质富裕、精神空虚的矛盾，诸如那位在寂寞中死去的如烟花般耀眼的电影明星姚晶《她比烟花寂寞》，一方面控诉畸形繁荣社会对美好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亦如情愿以牺牲自己青春和爱情甘愿成为有钱人金丝笼中鸟的剑桥大学留学生喜宝(《喜宝》)。
       其三体现在主题方面侧重于张扬情色、敷衍及带有刺激性的公案、侠义和英雄传奇。例如有着变化多端的创作风格且具有“叛逆女性”之称的李昂，无论创作风格如何多变，死亡、性和癫狂则是她小说循环不息的主题。在她的创作中，常用奇异怪状丑陋的生物来增强其作品的修辞感，以求形象地表现这些主题。如长期遭受丈夫殴打凌辱甚至惨无人道性虐待的林市(《杀夫》)，在一次忍无可忍、精神恍惚中操刀把丈夫当做一只猪宰了。再如台湾“牢狱小说”作家王拓，在他创作的那部吸收了许多推理小说和爱情小说表现技巧，讲述了围绕少女被奸后受孕自杀案件的侦破过程的长篇小说《牛肚港的故事》中，通过其起伏跌宕的情节展示、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刻画以及委婉细腻的感情纠葛，展现了台湾渔村的社会风貌。
       其四体现在作家审美意识方面所表现出的“平中求奇”倾向，亦即追求不同凡响的“奇”。以留学生文学创作为例，被誉为“留学生文学鼻祖”的於梨华之作品，格调质朴，自然，真实感人。其白描手法的运用，既富于女性的清新、细腻、逼真特点，又有男性的粗犷豪放，她将这两种美学风格完美地统一起来，又恰到好处地运用排比句、对偶句，使作品读来引人入胜，因而被称为“近年来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富有“传奇作家”之称的陈若曦运用朴实的写实手法，叙述一些看似平淡的故事。她极其讲究细节的刻画，立体感极强，往往从平凡琐细的事件中提炼出深邃的思想，如《尹县长》本为一悲剧，但叙述故事情节时并非慷慨陈词的抨击，而是娓娓冷静叙说，毫无主观立场的记实性笔法反倒使小说的悲剧色彩更浓，更触目惊心，且给读者以无限遐思。
       四、对洛学传承文化中的复兴、寻根、尚劝戒倾向的体现
       明末，随着汉民族统治被少数民族替代，其时的社会思潮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就哲学思潮而言，主要的变化表现为：万历后期，反抗传统、重视个性、肯定人欲的社会思潮开始衰落，一个洛学传承史上的“复兴古学”时期由此到来。“复兴古学”为主流的社会思潮直接左右和影响了当时的文学风气，最突出的表现是使其时文风转向平实严正。由于“复兴古学”的文风的转变势必影响到小说领域，便使其时小说体现出两个非常明显的倾向：一是小说批评转向重社会功利，反对小说借男女之情以宣淫，否定无补世道人心的作品，昌言小说具有史书价值。二是小说创作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复兴、寻根、尚劝戒思想倾向。
       洛学传承文化中复兴、寻根、尚劝戒思想均在“寻根文学”、“老兵文学”、“留学生文学”、“闺阁小说”、“政治小说”等世界华文小说创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创作倾向为思想内容上刻意强调作品的“复兴寻根”的劝戒价值。人物命运安排大多是循着自然发展顺序，较普遍地采用了因果顺序，并造成“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命运结局模式。在情节结构上，大抵是在依次的几个主要情节部分中嵌进一条因果链，使其转化成为情节发展的动力，作者再循着由因向果的转化安排情节，使结构成一因果序列。寻根思乡的小说批评倾向也好，小说文本中的尚劝戒创作倾向也好，两者的精神实质其实是与洛学传承文化中“复兴古学，务为有用”社会思潮相吻合或相倚伏，显示出洛学传承文化对海外华文小说创作倾向的作用与影响。
       综上所述，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瓦解，当代多元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已经深刻影响到世界华文文学，社会历史背景或文化语境已成为研究其文学文本的重要决定因素。洛学传承文化的实质贯穿着中国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演变历程，而世界华文小说的发展和中国本土文学既相分流又相整合。这种状况，不仅使世界不同区域的华文小说创作能够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得以彼此沟通、衍化和统摄，而且还使世界华文小说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为整体汉语言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华文小说很自然地显现出既具有汉语言文学的一贯文脉及其特点的表现方式亦即民族传统，又有受不同的国家或区域文化影响而表现出的特殊性亦即异变。这种特殊的从整合到分流的创作轨道，正是世界华文小说创作的内在实质。洛学传承与世界华文小说创作倾向这两条文化轨迹的不谋而合，或许有历史巧合方面的因素，但文化整合所带来的相互吸收和影响更应该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党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