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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存在”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一大主题就是如何消解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相对立的问题。谢林的《艺术哲学》围绕这一时代主题，通过确立艺术的合法地位为“存在”问题提供答案。在谢林看来，艺术直观和理智直观分别位于其体系的两个顶端，因此艺术和哲学是抵达“绝对同一性”(本原性存在)的两把钥匙。而在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互为现实者和理念者的紧密关联。因此，在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之后，确立艺术哲学成为完满诠释同一哲学的必要任务。也唯有通过艺术，绝对同一性才能彻底得以展现，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分裂才能得以消除。艺术在谢林哲学中，具有了本体论的意味。
       关键词：存在；艺术哲学；绝对同一性；谢林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106—06
       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可以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触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开始，到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以恢宏巨著《存在与时间》对存在问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梳理和厘清，“存在”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普遍的概念之一。然而诚如海德格尔所说，这个最普遍的概念恰恰也是“最晦暗的概念”，是有待重提和追问的。这种执着的探求不仅因为人的思维总是追求对难以解答的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也因为存在问题之于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作为特殊的存在者(此在)，其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也就是说，人是“以对存在有所领会的方式存在着”的。从人类精神的发生发展史来看，对自身“存在”问题的追问也正是当人的独立思维活动和理智思考能力达到一定的阶段时才产生的。所以追问“存在”标志着人的理性有了相当的成熟，也说明人开始有了“物我分离”和“我是谁”的最初疑惑。正是对存在问题的惊讶催生了古希腊哲学，才有了之后绵延千年的西方哲学史和对存在问题孜孜不倦的提问和解答。
       对于“存在”进行概念把握，是一件不易的事。这不仅因为经历过不同哲学家不同哲学流派的解读，存在的定义已经浩如烟海地散见于典籍之中，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因为无论是从更高的概念导出，还是由较低的概念表现，把握到的都只是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而绝非存在。但是，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这也是海德格尔提醒我们注意的。因此，我们对存在的思考可以将传统的概念定义、逻辑分析的方法转换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从此立场出发，存在不仅仅作为哲学的主题呈现出思辨的面貌，同时也作为一种人对自身生存方式的理解而展开在具体的历史和时间之中。
       首先有必要厘清哲学史上存在概念的不同语义和用法。一般来说，我们谈及的存在，主要有以下两个维度的意义。第一是狭义的、和思维相对的“存在”，指的是和主观意识、精神、心灵相对的自然和人类的客观存在，即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二是广义的存在，是有无问题中的“有”，即存在者存在而虚无不存在，此意义的存在包括了人类社会、思想文字、自然物质等方方面面。广义的存在着眼于存在自身的发生、生成和涌现，强调的是从整体上把握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根据，因此它是形而上学一切问题中最本源的问题。狭义的存在则基于理性思辨确立的主客体二元结构，着眼于考察客观存在和主观思维之间的对应关系，致力于解决知识和真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狭义的存在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广义存在整体性的解构，它一方面反映了人的主体思维成熟到可以从万事万物中区分自我和他者，并将自我意识独立出来，这是理性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同时这种分离也潜藏了人的生存整体性被分裂的内在焦虑。古希腊哲学之后西方哲学史上对思维与存在的调和工作始终不曾间断，尤其是17世纪近代哲学经由笛卡儿制造出认识和广延两个实体并为理性赋予至高无上价值之后，存在被外在地分割为两个难以融合的世界，主客观的尖锐矛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便成为摆在德国古典哲学面前的一大任务。自康德以降，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绕不开挥不去的哲学内在动力就是如何为理性自我和客观存在的和谐找到理由，从而既保证客观必然性的运行，又保障人之自由的合法，最终为人的完整性存在找到本源性依据。
       一
       德国古典哲学家的序列中，谢林早期哲学以其对主客观进行调和的“同一哲学”体系而闻名。这一体系的建立与谢林追随斯宾诺莎力图融合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初衷紧密相关，可以说，谢林从绝对同一性出发建立的包括自然哲学、先验哲学在内的整个体系，其主旨是为了重返古希腊乃至更早的神话时代寻找浑然一体的“存在”。即使是在1806年之后谢林哲学发生了向启示神学的突然转折，这个对存在的追寻主题也仍然是他哲学体系的底色，因此雅斯贝斯把谢林称做存在主义的先驱是一点不为过的。
       在谢林登上18世纪末的哲学舞台之前，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已经成为难以跨越的鸿沟，基于理性和科学的启蒙哲学使这一对立愈加明显、愈发尖锐的矛盾被扩展为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乃至于自由和必然的冲突。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主线围绕着如何消弭分裂、达到同一而展开。
       康德哲学虽然表面上秉承启蒙理性的开拓进取精神，但在其哲学的目标体系中，“我能够知道什么”只是第一个层面的提问，纯粹哲学领域里关涉形而上学、伦理学和宗教的三个追问，归根到底是为了解答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因此，康德哲学在应对思维与存在二元对立的协调问题上，开始从反思启蒙和理性人手，意识到理性不仅能为人立法，同时也对宗教、道德带来了威胁。在1784年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康德第一次以启蒙的精神反思并重新规定了理性。在批判哲学中，他一方面为知性确立了立法者的地位，同时也为知性划定了界限，还试图通过审美判断力的引入，沟通思维主体和存在客体。虽然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对立，但却暗示了一条通过实践的能动性来解决对立的道路。费希特遵循康德的思路，以思维具有的实践能动性来克服对立，虽然最终陷入了并非真正客体的“非我”与并非唯一实体的“自我”重新形成的对立，但他对自我的极度张扬，开拓出一种对自由的创造性的主体存在的关注。
       谢林哲学从费希特起步，但在师从唯心主义的同时深受斯宾诺莎实在论的影响。谢林认为：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区别在于，前者从绝对自我出发，后者则从绝对客体出发。费希特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谢林却认为这种理论体系的对立，恰恰证实了它们在向最高的绝对者接近。在1795年的《关于教条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中，谢林写道：“任何一个沉思唯心主义和实在论这两种极端对立的理论体系的人，自己也会发现，它们两者只是在向绝对者靠近时才能够存在，而
       又在绝对者中结合起来……”关于最高的绝对者的思想，谢林是从斯宾诺莎那里继承的。在斯宾诺莎那里，不同于笛卡儿的显著之处在于坚决抛弃二元论，返回万事万物原始根基的神性存在，以神性存在的整体性统摄广延和思维。通过确立最高的绝对，重新使一切存在联系起来。谢林哲学是对斯宾诺莎的坚定追随，他的一切哲学构思和体系都以“绝对”作为起点和核心理念，其目的正是通过设立最高的绝对为消弭思维与存在的分裂提供根本性道路。德国浪漫派作家弗·施莱格尔曾经指出：谢林哲学始于追求“绝对的存在以及知识的真实性”，可谓一语中的。
       1801年，谢林发表《我的哲学体系阐述》，第一次把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论变成了现实，并把他的第一个哲学体系以“同一哲学”的名义带入了哲学史。谢林在这里设想了一个由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共同构成的伟大的连续体、一个阶梯式的体系。因为存在着最高的始基性的“绝对同一性”，自然和精神有了新的联系，一切存在都是向精神的攀升，是一个发展过程。现在，“绝对同一性”被作为哲学的核心理念提了出来，这是谢林超越康德的物自体和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之上设立的最高存在、绝对存在。对于谢林来说，绝对同一性的存在不需要特别伤脑筋证明，虽然他认为既无法在经验中推知，亦无法在先验中证实它，但他却坚信可以通过直观，即从理智直观跃升为更加神秘的艺术直观，就可以把握到这个最高存在。这不但是谢林思想中后期宗教转向的伏笔，也清楚地映照出谢林力图把对“存在”的理解追溯回古希腊的神话时代。
       诚如谢林在《艺术哲学》中对古希腊神话的透彻分析和推崇备至，“蕴涵于理念王国的一切可能性，犹如哲学对之所构拟，在希腊神话中得到充分展示”。神话的智慧映射出哲学的构架，哲学思辨的原始雏形蕴育于英雄史诗和荷马诗篇中。哲学发轫之初，思辨与存在还未曾分离，哲学思考不是专业化的学科，而是具体的生存方式。作为生存方式的哲学，既有理性的探求，又充满神秘直观的成分。于是，我们看到了神人一诗人一哲人一体式的希腊文化精神，看到了写着寓言和诗歌般哲理话语的哲学家巴门尼德，看到了兼为诗人与哲人的柏拉图内心深处理智与激情的反复争斗。彼时，理性的面貌还不够清晰，与诸神和非理性一同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甚至哲学和理性的发端，就是“为古老的神祗创立一种涵义的过程”，且在这概念化的过程中，哲人们“与那些神祗仍然往来交通”。今天的神话学研究已经表明：正是神性的存在为人类提供了阐释超越日常经验的奇异迷狂瞬间的方法，提供了人对于自身、物质世界以及肉眼看不见的一切的先天直感的永恒哲学。
       然而自从苏格拉底第一次把哲学从天上降到了人间，开始将自我意识的理性转入人的生活和精神，到柏拉图第一次创立人类理性精神的概念体系，再到亚理士多德第一次将哲学明晰地确立为一门纯理论和客观的学科，理性的发展一路高歌开疆拓土，世界在人的眼中渐渐清晰、抽象，非理性的原始激情和神话语境就被越来越严密的理论法则否定下来，压抑下来。正如《斐多篇》中那段关于灵魂的著名神话：驾驭理性与非理性的双轮马车，唯有理性的驭手才呈现人的面貌，非理性的部分是动物的形象来表示。理性的成熟预示着人脱离了原始兽性，脱离了对世界认识模糊而抱有的神话直观性思维，预示了世界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混沌走向明晰。但随着理性的确立和上升，“本质”开始渐渐代替了“存在”。虽然亚里士多德明确定义他的哲学(形而上学)是“研究自在自为存在以及存在的自在自为的性质的科学”，但他仍用第一因确保了存在的本质，主张的是存在的可认识性以保证主客观相符合的真理问题。于是，“在柏拉图的神话中第一次出现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成了西方必须长期承受的重负”。神话时代理性与非理性不言自明的并存，主观与客观水乳交融的完整存在，被分解为互相联系又互相抵触的两面，直到近代笛卡儿哲学那里彻底断裂为无法沟通的两个世界。
       漫长的中世纪，维持人的现实存在感的是宗教。一千多年间，宗教与哲学分立于精神天平的两端，尽管信仰和理性的争执始终无法根除，但在对最高存在上帝的无条件信仰中，理性被和平地共同享有。把中世纪看做是宗教教条主义和信仰的一统天下，而把近代思想史看做是理性战胜信仰对人的精神带来的大解放，事实上是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误解，也是对“理性”的简单化理解。只要翻开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读一读《忏悔录》和《神学大全》，再看看托马斯·阿奎那精致论证的经院哲学，就不难发现一种宽泛的理性主义浸透在神学中，正如黑格尔精辟的分析：“中世纪的哲学……包含着基督教的原则，这个原则对思维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因为其中的理念是彻头彻尾思辨的。”但是，这样的理性被遏制在信仰和教义的框架里，而正是“这些信仰和教条作为使人类心灵中的理性和情感、理性和非理性之间至关重要的流通渠道保持畅通的种种象征物，对于人来说，却是非常真实而富有意义的”。
       时至18世纪后期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被宗教维系的思维与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彻底破裂，启蒙精神、近代科学扭转了中世纪宗教理性的根本方向，希腊时代得以独立的理性经过历史的涤练，重新焕发锐利l的锋芒，而存在本身也越发模糊不清、残缺不全。雅斯贝斯说：“自席勒的时候起，现代的头脑即已意识到，关于世界中有神的存在的观念已经丧失——这一观念’的丧失是最近几个世纪的特征。这一过程在西方比在其他地方被引向了更远的极端。”伴随神的消亡而消亡的，是人与世界的联系，是精神维度的存在感。对于谢林来说，康德哲学、卢梭的福音、法国大革命的号角预示的时代使命在于：一种思想的重生。欲建立的新思想中，上帝和世界不应再彼此对立，而是处在一种深刻的联系中；世界不应是堕落的，而是为神性所贯通；人不再是有罪的受造物，而是诸神的宠儿，为神所爱。图宾根时代的谢林，青年人的才华被时代的使命鼓舞着激情，和他那两位室友荷尔德林、黑格尔一道，肩负创造一个新时代的使命。荷尔德林借助他的英雄许佩里翁、恩培多克勒去追寻精神的希腊——神圣的诗人的存在；黑格尔运用他宏大的哲学体系实践古典哲学的理想——“尝试以一种更高级、以上帝的启示为基础的理性，来理解‘现实’”；而谢林，这个富有诗意、敏感早慧、思维跳跃的天才，则游刃于哲学、艺术和宗教的领域间，寻找一条直达存在的捷径。“绝对同一性”，是他从斯宾诺莎那获得的灵感，也是他深入研究古希腊神话后对本原性存在的大胆创造性假设，他对这一本原的虔信式肯定，又带着宗教式的虔诚。
       二
       在对最高的绝对“存在”的把握中，谢林早期哲学的立足点在于艺术。
       1802—1803年是谢林“同一哲学”体系趋向成熟的时期。在关于自然哲学的一系列著作和关于先验哲学的《先验唯心论体系》相继发表后，绝对同一性的两个分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阶梯式发展被先后
       演绎了出来。在1801年发表的《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中，26岁的谢林第一次谈到自己的体系。紧接着1802年，年轻的哲学家跟他的思想导师费希特彻底断交，而同他的图宾根室友黑格尔开始友好的合作，自此，他的个人体系终于突破师从的窠臼，完全显露出不同于费希特的一面。1803年，历经曲折后谢林和浪漫派风云女性卡洛琳娜结婚，意气风发的耶拿大学哲学教授处在个人哲学生涯的第一个高峰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根据谢林的演讲手稿汇编而成的《艺术哲学》诞生在耶拿的美学讲堂上。《艺术哲学》出现在谢林哲学思考力最旺盛的时期，并且作为其同一哲学体系迈向完满的最后一步，因此不但是解读谢林美学思想的重要著作，更是研究谢林早期哲学思想整体规划的切人口。可以说，艺术哲学充分体现了发挥到极致的同一哲学体系，体现了关于“绝对同一性”如何通过从自然到精神的阶梯式发展，在艺术直观中返回自身，确立绝对存在的精神主旨。
       在《艺术哲学》中，“绝对同一性”首先作为讨论艺术在宇宙中位置的基本原理被提出。谢林提到四个概念：绝对者=上帝=宇宙=大全。四个可以置换的同位词的内涵是：将自身作为无限确立者、无限被确立者以及此者与彼者的不可分体予以包容。这就是“绝对同一性”概念的内在含义：一是作为将全部现实包容于自身的无限理念者，二是被描述为将整个理念者包容于自身的无限现实。也就是说，绝对同一性是主客观未曾分离的原初存在状态，是不可区分和分解的“初象”。在谢林看来，这样的绝对存在超脱于时间范畴之外，具有永恒性。同时，它也是思维与存在、可能与现实的绝对统一，它“既非有意识的，又非无意识的；既非自由的，又非不自由的或必然的”。
       但是绝对同一性的完整势必要在现实世界中一分为二。谢林认为，分裂后的绝对同一性就化为现实世界(存在)和理念世界(思维)两部分组成的映象。映象不是对初象最完满的启示，唯有理性和哲学才是。但是，哲学对初象的直接显示，必须通过艺术才能实现；也唯有通过艺术，全部的人才能把握存在之本源的绝对同一性。
       为什么艺术能担起如此重任?谢林进行了详细的哲学分析。在谢林那里，现实和理念这两种因子是讨论绝对、讨论任何一个存在者不能缺少的；二者的辩证运动构成了并存的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也构成了绝对同一性的具体展开，如同有机体在现实世界中的最高位置一样，艺术在理念世界中也居于三段论发展的最高环节。现实世界的三阶段是理念因素的递增，理念世界则反过来成为现实因素的递增。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物质”和“光”分别偏向客观者和主观者，在“有机体”中主客观被包容并形成整体性存在。同理，理念世界中，“知”是理念者占优势而现实作为被确立者而存在，“行”奠基于现实者的优势上呈现为客观。唯有到了“艺术”那里，理念与现实被置于不可区分的同一体中，和“有机体”一样呈现完整性。三个阶段的阶梯式发展，是绝对同一性的三步展开，只不过在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中，这个展开的顺序是互逆的，而正是这两个序列，分别构成谢林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内容。那么，位于先验哲学最后也是最高顶点处的艺术为何需要独立成为专门的艺术哲学呢?这需要进一步考察谢林对艺术特殊性质的分析。
       首先，艺术和有机体虽然同为现实与理念的统一，在各自的序列中居于同样的位置，但二者却又是不同的。谢林说：“自然的有机创作，以尚未区分的形态展示所谓不可区分者；艺术作品在区分之后对之加以反映，而且再度作为不可区分者。”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有机体虽然是客观物与主观物的统一，但因为自身没有抛开有限性，于是不能作为无限者展现，在它那里，必然与自由“尚以未展示的状态处于共同的遮翳下，犹如在蓓蕾之中；而蓓蕾绽放，则将一个新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展现”。在有机体那里不能展现的自由世界唯有在艺术中完成，因为只有艺术对相互对立的知和行完成了扬弃，才能真正实现有限与无限、必然与自由的统一。由此可见，先验哲学序列中的艺术比自然哲学序列中的有机体更加接近“绝对同一”的真谛。
       其次，绝对同一性(初象)不是已经有了理性(哲学)对它做完满表述么?为什么还要通过艺术呢?以谢林的观点看，哲学(理性)既然可以完满表达初象(绝对同一性)，那么哲学就既非现实者的，亦非理念者的，甚至不是两者的不可区分者。哲学是什么呢?它是“名副其实之绝对同一的(即神圣者的)”。这种同一，是将所有特殊性消融于自身后复归到本原，抵达初象世界的上帝、大全，因此对于谢林哲学孜孜以求的最高存在“绝对同一性”而言，哲学和理性是最接近它的把握方式。而艺术则显然与哲学有着层级的差异。艺术居于理念世界的第三阶次，对应的只是绝对同一的第三个性质——现实者和理念者的不可区分体。艺术是主观和客观、普遍与对立扬弃后的统一，而哲学则是绝对的无差别的同一。
       看起来，艺术和哲学都是通向绝对同一性的途径，“哲学是神圣者的直接显示，而艺术则索性无非是那种不可分者的显示”。但事实上在谢林看来，艺术和哲学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对方它们都无法实践抵达绝对存在的使命。《先验唯心论体系》中提到“艺术是哲学的唯一真实而又永恒的工具和证书”、“哲学的工具总论和整个大厦的拱顶石乃是艺术哲学”，这是因为：作为一切哲学的官能的“理智直观”，唯有通过艺术直观才能获得那种具有普遍性的、无可否认的客观性。换句话说，离开了艺术，哲学没有自己的言说对象，绝对同一也会失去现实依托。同样的，艺术也离不开哲学。试图展现包容在其中的绝对同一性的艺术，相对于哲学而言仍然是“现实者”和“理念者”的关系，艺术的工作必须经过哲学的深入挖掘，才能实现从客观到主观最终扬弃主客对立达到绝对同一的过程。对于位于艺术和哲学之上的那个“绝对同一”而言，艺术位于其内在绝对客观性的顶端。哲学则位于另一个绝对主观性的顶端，因此，哲学只能引导少数人企及最高的绝对，艺术则能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引导全部的人到达绝对存在的境地。这就是艺术与哲学差异和联系的奇妙之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谢林奠定了艺术哲学存在的基础，也同时确立了以哲学为轴、以艺术为辐辏的美学性质。
       三
       谢林美学并非要从艺术作品的感性经验出发探讨有关美的律则，而是要把艺术和哲学联系起来，在以绝对同一性为基点的宇宙中探寻一条从分裂的现实世界回归存在本原的道路。因此，艺术哲学力图将现实的艺术同主观理念的哲学结合，所谓艺术的哲学构拟正是“在理念者中反映包容于艺术中的现实者”。因为唯有艺术能帮助哲学承担此重任，所以整部艺术哲学与其说是关于审美和艺术的理论，毋宁说是一部绝对同一性在艺术形态中如何展现的宇宙哲学。
       而艺术之所以能够沟通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实现哲学的同一宏愿，关键在于“美”这一概念。
       谢林认为，对于艺术作品而言，美是其之所以成为
       自身的内在根据，没有美就没有什么艺术作品。这里的“美”的概念，不是以往哲学史上对美的定义，它既不指向形式也不指向内容，而是指向艺术哲学的顶点——综合统摄自由与必然。按照谢林先验哲学的推演逻辑，纯粹意识在经过了理论哲学(知)和实践哲学(行)阶段后，需要达到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它要找到一种直观，综合理论哲学阶段有意识活动创造的自由现象与实践哲学阶段无意识活动产生的自然产物，达到两种活动——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主观、自由活动与客观、自然活动——的统一。而这种直观，只能是艺术直观。艺术直观呈现出的作品，就是美。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艺术活动能从矛盾(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矛盾)中起步，最终却在创造和展开中消除矛盾，达到和谐，实现对“绝对同一性”的呈现。艺术家创作的起点是自由的、有意识的，但其内在的创作冲动又是矛盾交织的，仿佛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意识驱动力，而唯有艺术家能够在创作过程中完满地融合自我意识和无意识，在由主观意识自由发挥的创造过程中完美地再现不受主观制约的无限性。这样一来，艺术直观绝不仅仅是自由活动(知)，因为它产生了自由活动无法产生的客观性。它又不仅仅是必然活动(行)，因为从始至终它都被涵盖在艺术家自觉的审美创造下。它是一种从有意识的创造开始，以无意识地创造出符合世界客观性的产品结束的特殊过程。换句话说，天才的个人创造行为的确是艺术作品产生的核心，但艺术最终完整呈现出的还有个体特征不能囊括的普遍性特征。在这创造出的艺术品中蕴含的超个人力量，正是谢林认为的最高的“绝对统一性”：一种“唯一的、永恒的奇迹”，哪怕只是昙花一现，“也会使我们对那种最崇高的事物的绝对实在性确信无疑”。这正是艺术之于绝对同一性的特殊意义所在，也是艺术哲学位于同一哲学顶点的原因。所以，“美”在谢林这里，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融合意识与无意识、艺术作品在有限中表现出无限。它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主客观的交融，宇宙精神的流溢和显现。
       由此，谢林认为真正的美、绝对的美只能存在于艺术中，自然美是偶然的、表象的美。这是因为虽然自然界的有机体与艺术共享“美”的特质，但有机体没能实现对自由和必然的扬弃，并且有机体的创造不是从意识与无意识的矛盾出发，其产物不一定是美的。因此，谢林认为把摹仿自然当做艺术的原则是本末倒置的看法，理应是完美无缺的艺术创造的美才是评判自然美的准则，而绝非偶然的自然美给艺术提供标准。这一观念上承康德，拓展了美感创造活动的主体性空间，大大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艺术观。
       浪漫主义的艺术一向以偏重主观、沉迷于非理性著称。事实上，浪漫派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反对科学和理性，比如诺瓦利斯熟知他同时代的所有自然科学重大发现，谢林本人也对自然科学情有独钟，但他们共同之处在于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只能处理有限领域里的体验，大量心理学的、宗教信仰的和超自然的体验是科学无能为力而人类又不能视而不见的。这时，艺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客观的真实暂时退到一旁，主观意识在艺术直观的过程中展开，涵盖了无意识的自然界最普遍的规律和真实。因此，艺术美不是非理性的虚假的美，而是绝对的美在具体作品中的必然呈现。所以，浪漫派艺术崇拜自然，但自然必须通过内心隐秘的体验得以展现其原初和谐，因而他们更加注重心灵体验的真实。浪漫派作品中常常描绘自然，但往往是浸透了主观观照情绪的自然。例如：典型的诺瓦利斯式魔幻唯心主义的诗歌观是要将“世界浪漫化”、“精神化”。荷尔德林式的抒情诗则以每一个体验到的心灵事件作为基础，不断地远离外部世界、返回自身内心深处，从而使他的诗歌拥有“能够听到我们的感情进程的轻轻流逝的节奏”。在喜爱描写大自然的华兹华斯笔下，自然是引领我们回到自身寻找美好和善良的映象，自然的美归根到底因为唤醒了我们对其呈现的永恒性的关注。
       谢林对艺术美的体悟和推崇，揭示出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特殊价值。事实上，艺术的概念，无论在古希腊时代指向摹仿和再现，还是在浪漫主义时代注重对人的心灵的“表现”，共同的主旨在于探寻和展现“存在的神秘”。自然美当然是可以直观感受到的，但艺术美之于人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于：它是人富有创造性地亲手创立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可以直观现实世界的生成，亦可以反观自我意志，体验蕴含在自身精神内的力量，从而在对宇宙和人的整体性理解中获得个体的存在感。这正是艺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原因所在。
       四
       综观谢林的艺术哲学，不难发现谢林对艺术的高扬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并暗合及预示了19世纪以来艺术和审美作为人的心灵的最重要疗救手段登上历史舞台的思想倾向。
       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中，艺术和宗教往往是同时并生的。《圣经》中《创世纪》第四章中写道，亚当第七代后人拉麦把族长的权利分让给三个儿子，分别是畜牧、祭祀中的音乐艺术、制造工具三种当时的生存形态。紧接着又写道：“人开始用主的圣名敬拜和求告神。”这说明，在艺术获得人们的注意和定位时，以明确的神为中心的宗教业已出现。与较晚出现的哲学相比，宗教和艺术是原始社会伴随人的神性及诗性思维诞生的精神文化，然而随着人的理性思维的日渐成熟，宗教和艺术所代表的源自生命冲动本身的非理性、神秘性的思维模式也渐渐退居理性之后。尽管如此，宗教和艺术的意义和功能并不能为理性完全替代。从文化史来看，西方传统文化的两大分支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就分别代表了崇尚超越、主张信仰的宗教、艺术精神和崇尚理性、探求真理的哲学传统。从哲学史来看，也从来不乏理性与非理性、真与美、哲学与诗、知识与信仰的内在二元对立，正如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代一分为二的两种思维“罗各斯”、“密索思”的区分，或者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对两种倾向所做的描述——“在希腊有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并且是对获得多种多样事实的知识感到兴趣的。正是两种不同思维的反复冲突交织，铺陈出西方文化史的多元多彩。”
       因此，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虽然哲学理性的发展一支独秀，但宗教和艺术总还是如影随形地作为一种平衡理性的力量出现，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担负起重要的文化功能。比如前文提到的，中世纪宗教对理性的融合改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了存在的完整性。那么，谢林的艺术哲学所诞生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世纪交汇点，正是浪漫主义作为一场精神文化运动波及整个欧洲的时候，审美范式从古典向浪漫的转换为审美现代性的登场做好了准备，艺术正在取代缺席的宗教在这一历史时期成为反思和制约理性单向度发展的最重要文化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谢林的艺术哲学，其将艺术确立到本体论高度的倾向，不仅承接着自康德以来美学研究的方向，将审美自律性从哲学中进一步分离和独立了出来，而且应和着浪漫主义的新方向，为以艺术重塑人的完整存在的时代使命做出的开拓性的努力。
       1799年，24岁的谢林和荷尔德林、黑格尔共同撰写了激情洋溢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的纲领体系》，其中写道：“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有一种感性的宗教，……理性和心灵的一神论，想象力和艺术的多神论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一百多年后，从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从唯意志论者到法兰克福学派，对传统启蒙理性的怀疑和解构已成大势所趋，即使“理性的毁灭”令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必须承认，这种毁灭已经成为了“现代”的标志之一。而艺术和审美构成的非理性范式，也正在维系人类文化发展的轮轴上不懈地滚动和发挥着强大功能，并将继续提供精神疗救的内在契机。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