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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变化，不仅一个学科的内容会发生变化，而且它的角色、作用或者任务也会发生变化。就美育来说，它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要承担的任务，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跟在18世纪它刚确立的时候，就非常不同。如果说在18世纪的时候，美育是以人为中心的启蒙教育的核心的话，那么在21世纪，美育将成为摆脱人类中心的跨文化教育或者跨人类教育的核心。
       让我们先简单地回顾美育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启蒙教育是确立人而不是神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的教育，人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启蒙教育在打破封建的、宗教的等级秩序之后，并没有让世界陷入一种无序状态，比如像后现代的无可无不可的消极多元主义那样，而是用一种新的秩序取代旧的秩序。这种新的秩序，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旧的封建的、神学的意识形态的最大区别在于：用个人自由取代世袭等级。洛克的人为一张白纸的比喻，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言。人生来平等，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但是，自由、平等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一个表面的幌子，其实质在于以更加巧妙的方式维护某种权威和利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秘密在于：让人自由地服从权威。实际上，这是一个悖论。服从权威就没有自由选择；自由选择就不会服从权威。资产阶级启蒙教育，就是要将悖论变成常识，将理想变成现实。这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需要发明一种新的教育科目。这种新的教育科目就是美育。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美育是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确立而确立，随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走强而走强的。
       当然，尽管早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了美的概念，有了艺术的科目，有了一系列有关艺术和美的教育和训练。但是，直到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美和艺术等概念做出新的诠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之后，才有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种美育。新的美的概念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美是对已有的功利、概念、目的的解构，在这个方面美具有解放的特性。第二，美是对新的功利、概念、目的的建构，在这个方面美具有约束的特性。将美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美育的任务就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美育之中蕴含着一个动态的运动过程。然而，人们总是喜欢用静态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强调美的解放的特性，而忽略了美的约束的特性。由于人们相信在美的评判的问题上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对在美的评判中实际上受到规范就不容易有清醒的认识。由此，在美的评判中就出现了一种这样的情形：自由地接受规范、遵从权威。美育可以训练出人们自由地遵从权威的习惯，可以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悖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育成了资产阶级启蒙教育的核心。
       让我们再来看看艺术这个概念。审美教育常常是借助艺术进行的。到了18世纪，艺术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新涵义。艺术不再是一般的人工制品，而是天才创造的产物。天才艺术本身是不遵循规则的，但是它却会成为艺术的规则。在这里，解放与约束共存的现象得到了更加清楚的体现。艺术借助天才来打破旧的规则，然而，自身却要求成为新的规则。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与此有关的概念，即趣味。趣味是18世纪美学家确立起来的美学概念。与美和艺术概念一样，趣味概念中也蕴含着自由与约束的张力。在趣味问题上，人完全可以做自由选择，没有任何规则可以依据，没有任何普遍性可言，因而有“谈到趣味无争辩”的默契。然而，在对于艺术作品的评判、上，人们却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如何得来的呢?根据休谟的看法，这种一致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审美教育的结果。由此可见，人们在趣味问题上的自由选择，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教育的结果。人们是被教会去自由的。这种说法本身就蕴含着矛盾。
       总之，通过对美、艺术和趣味等概念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18世纪确立起来的审美教育，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将规范、约束、权威等内化到人的自由选择之中。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是一种完全自由的游戏，没有任何强制。审美不像道德规则，我们必须服从；也不像生理需要，我们必须满足。它是自由选择的游戏。我们可以不审美(比如不听音乐)，但不能不遵守道德规则(比如说谎)，也不能不满足生理需要(比如不吃饭)。听音乐是我们完全自由的行为，没有道德和生理上的强制。由于我们能够感受到道德和生理上的强制，因此在服从道德规则和满足生理欲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些不情愿，不自由。在审美活动中，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强制，我们不会有任何不情愿，不自由，但是我们却仍然在做遵守规则或者满足欲望之类的事情。因此，审美教育实际上是将外在的规范内化到我们的自由选择之中。资产阶级启蒙教育的步骤是，先将人们圈养在审美领域中，让他们形成自由遵从权威的习惯，然后将他们放到社会上去，将这种习惯带入一般的社会事务之中。
       18世纪的美学家在用美育打破旧有的封建的、宗教的秩序的时候，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他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秩序，又遭到了后来的思想家的批判和颠覆。一些思想家发现，18世纪确立起来的美育中蕴含着一个阴谋：少数人通过审美教育将自己的趣味合法化为唯一合法的审美趣味，从而获得巨大的文化资本。表面看来，审美是无利害性的，但实际上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利益。不过，我们要意识到，由于审美教育所发挥的巨大功能，这个“少数人”的团体在不断地扩大。由欧洲贵族扩大到资产阶级，再扩大为欧洲中心主义，最后有可能扩大为人类中心主义。目前，对18世纪确立的审美教育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大有人在。比如，舒斯特曼通过分析指出，18世纪确立的审美趣味，实际上是少数人积累文化资本的丑闻。威尔什也坦率地承认，18世纪建立起来的美学，实际上是欧洲中心主义的。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简要地说，欧洲中心主义导致的弊端是文明冲突；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弊端是生态危机。18世纪美育教育的核心，是证明某些人的趣味比另一些人优越。这就会导致在趣味问题上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再借助趣味的不可争辩性，剥夺“低级趣味”者的申诉权利。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伊格尔登将审美视为霸权。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欧洲中心主义的审美观必然会遭到挑战，那些被剥夺合法权利的审美趣味必然要谋求自身的合法地位。如果我们还是坚持18世纪确立的美、艺术、趣味等观念，那么势必会引起文化冲突。而且，这种文化冲突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是不讲道理的。一些视野宽广的思想家发现，不同文化团体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最终都可以归结到那个不讲道理的趣味之间的冲突上去。
       这种趣味的合法权利的争夺，首先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进行的。20世纪崛起的美国，开始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力图从文化上与欧洲拉开距离。尽管美国文
       化在根本上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但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征。美国文化是以通俗文化为主体的。这与欧洲的贵族文化或者精英文化非常不同。但是，在18世纪确立的美学系统中，通俗文化所体现的趣味是被剥夺了审美上的合法地位的。通俗文化所体现的趣味，是一种低级趣味，是审美教育力图教化或改善的对象。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美国人对文化身份的要求日渐强烈，出现了一系列为通俗文化辩护的声音。
       为了证明通俗文化所体现的趣味也具有审美上的合法性，一些美学家开始考察趣味的本质和历史。比如，科恩就认为，趣味没有高低，只有不同。比如，某人由喜欢通俗艺术发展到喜欢高雅艺术，这并不表明他的趣味提高了，只是表明他的趣味改变了。科恩主张趣味是完全平等的，多元的。他的论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趣味是不断变化的。曾经是低级趣味的莎士比亚戏剧，现在成了高级趣味的代表。由此可见，所谓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或者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的区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次，从本质的角度来看，趣味是个人偏好，跟对象的质量和主体的能力无关。比如，某人能够从茅台中品出五种成分，从二锅头中品出三种成分，这有可能表明茅台的质量比二锅头高，但不能表明这个人一定会喜欢喝茅台胜过喝二锅头。因此，趣味跟对象的质量没有必然联系。再如，某人能够从茅台中品出五种成分，另一个人只能从中品出三种成分，这有可能表面前者比后者的鉴别能力强，但并不能表明前者比后者一定会更喜欢喝茅台。因此趣味跟主体的鉴别能力也没有必然关系。由此可见，趣味是纯粹与个人有关的事务，不同的趣味之间是不可比较的。再次，从目的的角度来看，改变趣味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快乐，如果因为趣味的改变而失去了快乐，或者为了获得小快乐而花费大本钱，那么是否要改变趣味就需要权衡。比如，某人先前喜欢流行音乐，能够从中获得快乐。后来经过训练，他转而喜欢古典音乐，讨厌流行音乐，这时他能够从古典音乐中获得快乐，但已经不再能够从流行音乐中获得快乐了。从一失一得的角度来说，趣味的改变并没有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快乐，因此在改变趣味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一件可疑的事情。
       科恩的这种多元趣味观，是后现代社会趣味的理论总结。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多元趣味观并不能消除全球化时代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和生态危机。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现代美学的等级趣味观或精英趣味观会导致文化冲突，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会进行趣味争夺，力图让自己的趣味成为高级趣味或者精英趣味。科恩的这种后现代美学的多元趣味观就有可能避免这种争夺，因为趣味已经没有高级与低级或者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区别，而且改变趣味也是一件多此一举的事情。但是，尽管科恩的这种多元趣味观会促成不同文化之间互不相犯，相安无事，但也会导致不同文化之间互不理解，不相往来。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条件下，不同文化之间不可能做到完全孤立。科恩的这种多元趣味看似民主、平等，但它无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与理解，其结果只能是产生文化孤僻症，以及由孤僻导致的敌意。
       为了避免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孤僻症，我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趣味观。与后现代趣味观强调趣味之间无高低之分不同，这种新的趣味观认为趣味之间有高低区别。但是，这里的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的区别与现代美学中的区别完全不同，前者是从量上来做区别，后者是从质上来做区别。让我在这三者之间做一个简要的对比：按照现代美学的看法，古典音乐代表高级趣味，流行音乐代表低级趣味，这种区别是质的区别。按照后现代美学的看法，古典音乐代表的趣味与流行音乐代表的趣味不同，但无高低之分。我同意后现代美学的看法，但是，我又主张趣味有高低之分。相对来说，能同时欣赏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趣味是高级趣味，单独欣赏古典音乐或流行音乐的趣味是低级趣味，这种区别是量的区别。在科恩的后现代多元趣味观中，仍然存在一个不容易发现的现代美学等级趣味观的残余。这表现在他的关于改变趣味的目的的论证中。科恩认为，某人从喜欢流行音乐改变为喜欢古典音乐后，一定不再可能从流行音乐那里获得快乐，或者一定会厌恶流行音乐。我认为这种论证是不成立的，至少是现代美学中的等级趣味观在作祟。因为只有那种从质上在趣味之间做出高低区别的人，才会因为获得了所谓的高级趣味而厌恶所谓的低级趣味。我们完全可以在能够欣赏高级音乐的同时，仍然保持从流行音乐那里获得快乐。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欣赏范围变得更广了，我们的趣味变得更灵便了。
       事实上，当欣赏的范围变广的时候，欣赏的质量也就变高了。正如丹托在谈到艺术风格时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艺术界中的诸成员了解得越多，对于某一成员的理解就越深，因为艺术风格总是成对出现的，某种风格总是在与其他风格的关联中获得自身的意义。能够兼容地欣赏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不仅扩大了我们的音乐欣赏范围，而且会因为相互对照而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因为二者之间的切换会让我们的趣味变得更灵活、更完善。
       为了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一些美学家开始倡导跨文化美学；为了克服生态危机，一些美学家开始倡导跨人类美学。比如，正是基于跨文化美学或跨人类美学的构想，威尔什反对绝大多数西方美学，因为它们体现出了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威尔什主张，我们应该从一个比人类更大的范围来构想人类的问题，比如在宇宙和自然环境中来考虑我们的处境，考虑我们与世界的原始联系，或者考虑我们的存在中的非人类层面。威尔什主张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研究审美领域中的跨人类或非人类层面，因为动物也有审美快感。在动物世界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某种“趣味”，这种“趣味”不是由单纯的生存需要的刺激引发的，而是由对愉快的欲求引发的。如果动物果真也有“趣味”的话，那么在动物的“趣味”与人的趣味之间寻找某种联系就有了可能。威尔什的跨人类美学或者动物美学的目的，就是要探寻动物的审美趣味及其与人类审美趣味之间的联系。
       我不认为求助进化论就可以发现动物的“趣味”，进而找到人类审美的基因。对于威尔什等人倡导的进化论美学，我看不到任何有希望的前景。我主张通过审美教育，不断扩大我们的欣赏范围，不断改变我们的审美趣味，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欣赏，乃至打破人与动物之间的边界，为避免文明冲突和生态危机做出贡献。
       (选题策划　刘成纪　乔学杰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