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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大华：在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思想的发展动力或说生成机制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在进入明清以后，尤其是清乾嘉以后已停滞不前，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就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邓嗣禹和费正清就提出了“冲击一反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这种变动和转型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外发的压力”，即西方的冲击。像费正清的代表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以及《美国与中国》，便“通过直接使用‘社会革命’与‘集权传统’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来揭示西方力量对中国停滞的社会传统具有决定性的改造作用”，“中国社会只不过变成了现代化力量波及的对象之一，看不出中国历史有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这种观点不仅一直主导着早期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且对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也很大。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冲击一反应”这种“外部取向”的研究范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的反思与批判，从而转变为柯文所定义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许多研究者开始摆脱过去宏大叙事与整体研究的路径，立足于中国内部自身发展，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发生近代转变的原因与动力。用柯文的话说：“中国中心取向所要概括的是：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结构和趋向”，“呈现在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主要或只可能从无力与西方抗争的角度予以描述，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的紧张状态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的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的方法加以解决。”(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10页)在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兴起的同时，国内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把他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结构，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本身具有追求近代性的因子，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也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实现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变。我把前一种观点称之为“外因论”，后一种观点称之为“内因论”。
       对上述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太赞成，我持的是一种合力论，即：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近代转变或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非外因决定的，也不是内因决定的，而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来自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变或发展。如果用鸡蛋孵小鸡作比喻，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是鸡蛋里所孕育的小鸡的胚胎，在正常的情况下，鸡蛋里小鸡的胚胎慢慢成长起来后，用自己的小嘴啄破蛋壳并爬了出来，于是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小鸡。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所构成的鸡蛋的外壳特别坚厚，小鸡自己啄不破蛋壳(这点与西方不同，西方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所构成的鸡蛋的外壳要薄一些，小鸡自己能啄破蛋壳)，必须要有外力对蛋壳实行打击蛋壳才会破碎，小鸡才有可能从蛋壳里爬出来，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鸡。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便是这种外力。设想，如果没有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所构成的鸡蛋里小鸡的胚胎和小鸡胚胎的成长，不管西方的外力对蛋壳如何进行打击，都不可能从破碎的蛋壳里爬出小鸡来；同样，如果没有西方的外力对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所构成的坚厚的蛋壳进行打击，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所构成的鸡蛋里小鸡的胚胎以及由胚胎发育成长的小鸡就不可能啄破坚厚的蛋壳。所以，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变或发展而言，内因和外因都是不可或缺的。
       张宝明：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生成机制或说动力而言，无论是“内因论”还是“外因论”，自身都难以“生成”。在这一点上，我个人和大华先生一开始就无可争议地站在了一个起点上。的确，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生成，其在根本意义上还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用中国古代的观念来诠释即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通俗意义上，“一个巴掌拍不响”。思想史有“道”可言，这个“道”的意义就在于内、外因缘的凑泊、互动。大华先生以“鸡蛋孵小鸡”作譬喻，而我更倾向于男女的结合、生育。这里，我们切不论这个婚姻是自愿的还是包办的，就双方的结合而言，如果要让“道”从近代进发，那就必须有两者的内外、阴阳之合。
       进一步说，以西方研究思想史的大腕儿费正清和邓嗣禹给出的“冲击一反应”范式看，他们无非就是“西方中心论”的代表者；同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则完全回归到传统的轴心上，从而构成了思想史界如同“舟车之两轮”的并驾齐驱观念。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学者们之所以对这个命题敏感，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意识形态有关：“中国中心观”是对中国主体的尊重，而“西方中心观”则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御用”。也许，前者有消解“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的嫌疑，后者也有把“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一笔勾销的隐患，但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我本人更倾向于这是一种方法论思维路径的差异。以上这些西方的“中国通”相对于西方士人来说的确够“通”，但由于他们受到的学术熏陶尤其是思维习惯都来自西方文化传统，所以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很难跳出西方传统的掌心。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无论是“冲击一反应”还是“传统一近代”，他们的思想路径都是对整体思维模式的否定。看似相反，其实相似。以前者为例，西方的文明冲击激活了中国的近代化或说现代性的生机；以后者论，中国传统的内在机制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现代。抛开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矛盾，要么在西方文明的活力上找“扩张”因子，要么在东方古老帝国的自身寻催化剂，一正一反两个极端恰恰是西方分析思维在一根藤上结下的两个果实。分析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把问题细化，使问题本身愈来愈单纯，从而把问题自身生成的原因梳理得更透彻、清晰。综合或说整体思维的最大特征是全方位的把脉，从而将研究问题的视野拓宽。由于受到成长传统的影响或说制约，大华先生和我本人都很倾向于用综合的思维来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动力，也觉得这样更符合这一段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其实，如果跳出来就会发现，就两种思维方式来说，互补性的视角会更具有学术性。具体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生成机制，无论是“合力论”还是“单力论”(这里，我倾向于将“外因论”和“内因论”以“单力论”囊括)，都只是一种研究视野下“单向”审视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倾向或喜欢其中的一种，但若以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来判断，就难免带有主观性甚至是偏见。所以思想史的生成机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上所述，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动力问题上，我对“合力论”的说法颇有感觉，但似乎又觉
       得没有说到位：“合力论”是否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究竟它离思想史的本相是近还是远?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或其他经济史等等“史”上，其动力是不是也可以说成“合力”呢?
       郑大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合力论”并不等于“均力论”。所谓“均力论”，即认为来自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的演化或发展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的演变或发展所起作用的大小和重要性并不一样。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对于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启动，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来因素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刺激，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部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所表示出来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可能性就很难成为现实性。事实上，它也没有发生向近代社会和思想的转变，那种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中国社会也将沿着自己发展的轨迹进入到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的结论，只能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假说。而当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启动之后，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性质、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决定的。易言之，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与中国内部新旧力量对比及其消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既然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的演化或发展是来自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与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二者所起作用的大小和重要性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思想的演化或发展时，就必须致力于西方的外来因素与中国的内部因素彼此碰撞、相互作用之过程的考察。
       首先，就西方的外来因素看。西方列强在用大炮打开中国古老而封闭的国门后，即开始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一方面把大量廉价的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输入到中国，另一方面又大量收购中国的农副土特产品，西方列强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市场，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传统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们还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引进近代机器生产，这不仅使中国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而且还为后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起了诱导和示范作用。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刺激和启动了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要引起阶级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变化。另外，西方先进的机器装备、科学技术，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涵化作用也十分明显。而随着传统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传统的思想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近代思想和文化输入到了中国，西方的近代思想和文化的输入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有其解构作用。西方近代思想和文化的输入，还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拓展了中国人的认知空间，并使中国人通过中西之间的横向比较，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和不足，无论对中国近代社会还是思想的演化或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西方的外来因素不仅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演化或发展的动力，同时它又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演化或发展的阻力。这主要表现在：一、西方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掠夺，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苦难；二、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及其继承者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使中国社会一步步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万丈深渊，从而使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呈现出明显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特点；三、为了维护和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利益，西方列强支持清王朝和其他反动势力(如民初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干预、破坏中国人民反对清王朝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正义斗争，甚至参与对中国人民反对清王朝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正义斗争的镇压(如参与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四、在西方列强输入到中国的西方思想和文化中，既有先进的、科学的东西，也有落后的、愚昧的东西，前者促进了中国社会和思想的演化或发展，后者则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的演化或发展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其次，从中国的内部因素来考察。众所周知，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其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都与以西方为代表的近代社会截然不同，它不仅历史悠久、发展完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是服务和服从于传统社会的，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自身都很难发生向近代社会和思想的转变。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古老而紧闭的大门之前，尽管其内部已经孕育了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但其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积累，不能成为打破旧的社会和思想束缚的革命力量，社会和思想都没有发生向近代的转变；当中国社会和思想开始向近代发生转变后，它又极力阻碍着这种转变的发生和发展，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抵制，君主专制政体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极力排斥，宗法式的家庭、家族制度及其伦理观念对独立人格、个性发展的压抑扼杀，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顽固守旧势力对各种改革的拼死抗拒等等。但据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思想的演化发展完全是西方外来因素作用的结果。除阻力外，中国的内部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思想的演化发展没有起到任何推动的作用。因为，第一，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虽然没有发生向近代的转变，但其内部已孕育了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为中国社会和思想向近代演化或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外来因素的刺激，则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的演化或发展的链条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二，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启动之后，无论是中国的传统社会还是中国的传统思想，都既有阻碍的一面，也有推动的一面，我们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甚至不提及后者。以传统思想而言，那些体现了传统社会时代特征的内容，诸如“别尊卑，明贵贱”的等级观念，“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道统思想，重农抑商、鄙视科技的行为取向，重人治、轻法治及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特权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知足寡欲、乐天安命的人生态度，尤其是集权专制的政治思想，显然是与近代社会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只
       能对中国社会和思想向近代演化或发展起阻碍作用；但那些体现了其民族特征的内容，诸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好学不倦、勤俭勇敢、刻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不畏强暴、热爱和平、舍生取义、勇于进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则能够成为(事实也已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演化或发展的积极因素。如孙中山“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振兴中华”的口号提出后，则又成了激励广大中华儿女为实现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努力奋斗的思想武器，如此等等。
       张宝明：毋庸讳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动力不存在“均力论”。大华先生认为每一个时段的“内力”或“外力”并不完全一样，这有一定的道理。问题还是要回到我们着力论述的思想史上，这里主要追问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动力问题。我以为，无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如何在时段的动力机制上发展不平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思想史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张力场”。这个“场”至少由两个以上的不同的思想维度组成。这些思想维度有可能来自民间、有可能来自中层阶级、也有可能来自上层甚至“舶来”。来自不同方向的思想维度和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或说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构成了紧张，这才会有思想史的生成和发展。一部思想史的写成，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没有刀光剑影的冲突和鼓角铮鸣的思想论争，就没有“思想”的铸就。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精神事件屡屡发生，此起彼伏。以启蒙思想的发生为例，比较典型的有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戊戌变法的思想启蒙，究其实质还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子们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一次“(刺激)反应”，在“维新”、“改制”口号下的爱国举措应运而生。这里的生成机制包括了西方资源与文化传统的紧张、外来势力与中国现实的矛盾、民间思想与官方意识的冲突、边缘地带与主流领域的对话。就这一精神事件的发生和生成机制来看，外来的刺激和内部的涵化缺一不可。进一步说，到底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占主导地位还是“公车上书”的举子们的思想内存起到了导引作用，我们很难分出个子丑寅卯。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合力”凝聚的结果。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故意模糊命题，而是真切反映出人文学科的本质特性。毕竟人文学科很难用一个“自然”的概念来测量和计算，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有相信或顺从“历史理性”，而不能人为地硬性撮合“理性历史”。无独有偶，1919年五四运动在“民主”、“科学”旗帜下的爱国行动唤醒了自我，也震惊了国民和中外。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运动也是在以《新青年》知识群体为主力的思想阵营的启蒙下催发的。此前，一场新文化运动已经酝酿了多年。“民主”、“自由”、“个性”、“科学”等字眼在学子们那里已经耳熟能详。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到了中国。尤其是在协约国胜利的情况下，当知识分子沉浸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喜悦如同昙花一现之后，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发生了。同样，这又是一次“刺激一反应”模式的再现。我们同样可以追问，究竟是思想文化启蒙的效益在先还是“强权强奸公理”刺激更直接呢?必须看到，直接的刺激和催化不一定能生成巨大的动力，同时间接的孕育和酿造很可能就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种子。导师的启蒙、“新青年”的聚集、外来的催化、中国的尴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思想史上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面前，我们看到的是跳动着的多重奏音符，美妙的精神乐章是不同琴弦拨弄的“谐音”。
       看来，与其用“合力”，还不如用“张力”。应该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内驱力是在多重矛盾的组合、变幻、对立中(至少两重以上)起步的。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或说“刺激一反应”双方的引擎不一样，其动力也就有所不同，而且由此招致的后果或说惯性也不一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形成的晕轮效应，不是单个、琐碎的历史事件所能比拟的。鲁迅的“弃医从文”是一种个人化的选择，这在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作为一个精神个案，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举措是“刺激一反应”的结果。鲁迅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的“幻灯片”经历让他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的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看客”，于是有了后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鲁迅。中西文化仿佛使得他有“两个头脑”、“两个身体”，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他对整个历史事件的推演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五四运动所以被泽20世纪以及21世纪的中国，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具有的内在驱动机制，现代性与传统的主要矛盾构成了两大维度。这也是“民主”和“专制”、“先进”和“落后”、“文明”和“野蛮”的对峙，只要形成这一“张力场”的社会空间或说历史元素尚存，它的思想能量所形成的动力机制就不会熄火。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薪火相传”。同时还应看到，作为思想史生成机制的内驱力元素，对峙双方若是“势不均”、“力不敌”，在双向维度的格局中是蚂蚁与大象、鸡蛋与石头，完全是历史情势的“一边倒”，那就又没有什么影响力和冲击力可言。“张力”是双方的对峙、匹敌和较量，必须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试想，在没有形成“张力场”的擂台上，谁愿意当“石头”和“鸡蛋”相碰的观众呢?所以，我们在研究思想史发展动力这一命题时，首要的任务便是寻找“张力场”。
       郑大华：我非常同意宝明先生的观点。历史是复杂的，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个人思想，其发生或产生的原因都非常复杂，决不是一种因素起的作用。既然是多种因素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探讨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或动力时，就不能厚此薄彼，或只重视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或只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的内部因素，而应对各种因素进行多视角的综合考察，正是这多种因素，构成了宝明先生所说的“张力场”。宝明，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动力(或生成机制)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如何?下面我想听听您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分期意见，因为对目前学术界以政治史分期来代替思想史分期的状况我是不赞成的。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