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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后期对抗和对峙十余年后，在世界和地区形势变动的影响和各自国家利益需要的推动下，中越关系于1991年11月实现正常化。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逐步发展，不断提升，从传统睦邻友好，到全面合作战略伙伴，总体上沿着登高望远、全面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向演变。在“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字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指引下，中越关系将会在21世纪获得新的发展。
       关键词：中越关系；正常化；全面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081—06
       冷战时期及其结束前后，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到兵戎相见，在20世纪后期对抗和对峙十余年后，于1991年11月实现正常化。在中越两国高层领导频繁互访推动下，双边关系逐步发展，不断提升，从传统睦邻友好，到全面合作战略伙伴。总体上沿着登高望远、全面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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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时期，越南作为两极格局下东西方阵营较量的重要战场，长期饱受国家分裂和战争蹂躏之苦。在此期间，中国把发展对越外交关系、支持越南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外交场合、“援助贸易”和其它方式与途径，对越南人民的斗争给予了充分同情和巨大支持。两国老一代革命家培育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好关系。1975年实现南北统一前后，随着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和印支地区形势的变动，黎笋主导下的越南逐渐改变了过去奉行的中苏平衡外交战略，转而实行了投靠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越之间的矛盾分歧日益公开。此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大举出兵柬埔寨。越南占领金边并随即扶植起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并不断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中越矛盾和冲突很快达到顶点。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事爆发。中国于当年3月份宣布从越南边境地区撤军后，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也并未能立即缓和。整个80年代，中越之间的对峙依然存在，两国虽未断绝外交关系，但各方面的正常交往基本中断。
       中越两国双边冲突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层面，范围较广，影响甚深，以至于1978年越共四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确定为越南“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并在1979年3月3日颁布了矛头直指中国的总动员令，将其总兵力扩充至120万人。1980年12月，越南国会通过的《宪法》序言指责“中国霸权分子的侵略”。1982年3月，黎笋在越共五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国“得到美国的附和与支持，正在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运用各种不同的力量和毒辣的手段，对越南进行一场破坏性的战争”，因此，越南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在挫败推行霸权扩张政策的中国与美国好战势力相勾结的斗争中，建立起积极主动的战线”。
       此时期越南对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显然是依靠苏联，以中国和美国为敌人，直接与中国相对抗和对峙。这种对华外交思维与政策，与以往年代“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对华友好态度和政策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使中越关系非正常化状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越南也尝到了不少苦头，在国际和国内都遭遇重重困难。而中国出于国际战略、地缘政治关系和印支地区格局变动的考虑，也把反对和抑制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作为对越外交的首位目标。通过对越南的“教训”之战，牵制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通过有限的对越工作和多边外交途径，反对苏联全球霸权战略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促进越南领导层改变对外策略，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苏联向越南施压，促使其尽早从柬撤军，这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对越外交策略的基本取向。
       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越南官方对待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88年初，越南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删去宪法序言中有关攻击中国的言辞，为寻求关系正常化消除法律障碍。同时，越南的主流媒体上也登载一些文章，较为客观地报道中国改革开放10年间的发展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南领导人重新承认和肯定了中国对越南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黎德英撰文说：越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学习和运用中国革命、法国革命等许多国家革命的宝贵经验”，越南在抗法、抗美、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南方的解放过程中，“得到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支持和援助”。
       为了表达与中国修好的意向，越南也力争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机会。1988年10月6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谈话称：作为两个社会主义邻国，越中两国的长远利益是和平与友好。1989年1月，阮基石答记者问称，过去10年中越关系非正常化，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越南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利于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柬埔寨问题在当时中越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越南坚持其原有立场，不承认有柬埔寨问题存在，使中越双方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会晤迟迟难于取得进展。同年10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华，与中方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内部磋商，表明越方改变了不承认有柬问题存在的立场，转而采取现实的态度，愿意探讨解决柬问题的方式和途径。范文同曾在丁启行时一再交代，“我们要竭尽全力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次磋商是两国10年后的“首次正式接触”，标志着两国关系“完全僵持状态的结束”。同年10月，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又通过来华访问的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再一次转达希望尽快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
       此外，越南还逐渐放宽了对其边民在边境地区与中国边民交往的限制，允许“草皮街”形式的边境贸易存在；调整华侨华人政策，减少对他们的限制。这些举动都显示越南已逐步放弃反华政策，积极寻求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1991年6月，越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述越南对外关系时，强调要“始终如一地增进与苏联的团结、合作”，革新越苏合作的方式，增进效果，与此同时，要“促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逐步扩大越中合作，通过协商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越共七大已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提升到了党和国家对外战略的高度，并在党内做了一些统一思想的工作。
       从外交关系行为层面考察，中越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根本突破，表现为越南领导人两次来访并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这就是1990年9月成都秘密会晤和1991年11月北京高级会晤。两次会晤的精神实质一致，即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指导思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恢复中越关系。阮文灵在成都秘密会晤时，向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
       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他还表示：“今天，我们重来中国与你们会见，一定要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借用“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来表达成都秘密会晤的重大成果，并对两国领导人的北京高级会晤给予肯定，指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
       成都会晤直接推动了中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两党两国关系在内部解冻的开端。1991年8月10日，中越两国副外长同时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通、邮电等关系。尽管中越各方面的联系全部落实尚需时日，但此举表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也为越南代表团随后正式来访和双方举行北京会晤做了铺垫。北京会晤后，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表示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根据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恢复中越两党的正常关系。双方还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从冷战后期以来中越关系的发展演变看，越南在恢复中越睦邻友好关系的行动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对华政策的方向和内容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国也适应自身周边外交战略的需要，把握有利时机。调整了对越关系。中越两国从反目为仇、相互对峙，发展到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两党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的调整与发展，首先是以各自国家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内在需要为根本依据的，其次也是以客观评估国际和地区形势为基础的。内外因素的结合和互动影响，使两国明确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新思维，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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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凸显。在邓小平新时期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尤其把与周边近邻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置于重要位置。对越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部分，体现中国总体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中越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和两国上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趋势，反映了两国人民和睦相处、发展友谊的迫切愿望。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从传统的睦邻友好，逐步走向全面合作，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平稳发展趋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交往不断深化、内涵丰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保持高层互访，以密切的政治交往推动两国的关系从恢复传统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发展到“睦邻友好，全面合作，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较高层面。正常化以来，中越两国高层领导人每年都要进行互访。在两国高层领导人的访问中，1994年江泽民访越提出了“明确方向，逐步推进，大局为重，友好协商”发展两国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16字方针。1999年2月黎可漂访华，两国领导人又商定指导21世纪两国关系的16字方针“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为中越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2月，江泽民访越，对16字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发展中越关系，相互信任是基础，长期稳定是前提，睦邻友好是保障，全面合作是纽带，共同发展是目标。江总书记提出的中越两国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已成为指导近年两国关系发展的“四好”精神。
       2005年11月，胡锦涛访越进一步阐述了“四好”精神的深刻内涵，指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做“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并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同、命运相关”，引起强烈共鸣。时隔一年之后，2006年11月，胡锦涛再次访越并出席在河内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这两次访问对目前中越关系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正常化以来在两国关系各层面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关系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频繁的两党、两国高层领导互访直接推动中越关系的不断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政治关系是两国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主要体现和重要内容。除领导人互访外，两党还就治党治国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开展交流，曾于2003年10月、2004年2月和2007年7月底组织了3次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研讨会，并通过多种形式交流反腐倡廉的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改革问题上，双方强调一致性，注重实用性，不断派出各种团组互访，考察了解各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情况，借鉴有关的经验和做法。这些举措均表明了中越双方对于相同理想的追求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关注，也构成中越关系不可忽视的内容。
       第二，根据平等互利、注重实效、优势互补、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中越两国不断加强和扩大双边的经贸、科技合作，推进经贸和科技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发挥大公司主渠道作用，扩大大宗商品贸易，推动双边贸易额的持续稳定增长；二是两国积极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相互投资，为越南企业和中国企业提供有利条件；三是按照双方达成的《边境贸易协定》，加强边境地区和边贸市场的协调管理，、发展和规范边境贸易；四是在信息、生物、农业、渔业、财政金融、交通运输、旅游观光、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经贸关系是正常化以来中越双边关系的主要内容，经贸交流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两国经贸关系的恢复重建和迅速全面发展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其一，随着两国改革、革新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为了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拉动经济增长，两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双边贸易规模扩大，贸易额增长迅速。中越两国贸易额由1991年的3223万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99.5亿美元(未含港澳台对越贸易)，越南统计为104.2亿美元，提前4年基本实现了两国领导人提出的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亿美元的目标，中国已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二，经贸合作的各种形式和层次不断丰富发展，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又有所侧重。在恢复重建阶段，由于两国关系刚刚正常化，西南地区的边境贸易一度发展红火。从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边境贸易的逐步整顿和规范化，国贸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中越经贸关系的主要层面。截至2007年6月，中国对越直接投资有效项目407个，合同总额10.69亿美元(未含港澳台对越投资，下同)，在对越投资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4位。中越双方旅游客源交换也有较大增长，中国已成为越南名列前茅的客源国。1991年中国游客人越约1万人次，2005年达到752万人次，占越南国际游客的三分之一。其三，服务于各自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平等互利，各有所得，合作共赢。重新恢复的中越经贸关系已改变了过去“寓援助于贸易之中”的特征，表现为双方在互利互惠、平等往来基础上的符合国际潮流、
       适应两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新型经贸关系。这种新型经贸关系的发展，为各自国家的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汇入国际和地区经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各自国家整个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是边境地区经济的兴盛、边境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随着越南经济状况好转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双边贸易交流的商品也由初级产品发展到成套设备、机电、化工产品、组装汽车等。
       第三，伴随政治关系和经贸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中越两国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的交往也不断增多，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一是为发展和推动双边的友好合作关系，中越两国鼓励各方面、各地方积极进行各层次、各领域的交往。近年来，两国已经逐步开展了各部门、各群众组织和各地方的友好往来与合作交流，并注重推进青少年之间的友好交流，每年双方互访团组达上百个。通过平等交往，增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互信，增进合作与友谊。二是不断推进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等领域和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仅从留学生交流的数量看，2002—2005年来华越南留学生为5842人，至2006年近7000人，在各国排名前五名之内。中国赴越研习者也有2000余人。三是注重扩大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在预防和打击各种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两国国防、公安和安全部门正式签署合作文件。2006年5月“珍珠”台风期间，中国在南海北部海域组织大规模搜救行动，救助20多艘越南渔船和330多名渔民，得到越南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四是逐步开展军事领域的合作。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军事交往，增进了解与互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10月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与访华的越南国防部长范文茶签署两国海军联合巡逻协议。2006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越南人民军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北部湾举行首次联合巡逻。同年12月，双方又举行了第二次联合巡逻。
       第四，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中越双方妥善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上边界划分的问题。1999年底，中越两国陆地边界谈判取得重大突破，正式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7月，该条约正式生效。双方勘界立碑工作进展也较为顺利，据越南资料，截至2006年9月，中越陆地边界需树立界碑1532座，现972座界碑的位置已确定，824座已树立完成。此外，中越双方还于2000年底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经过双方分别批准之后，2004年6月30日正式生效。中越陆地边界协定、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的签署、生效，是中越关系不断发展的丰硕成果，必将对双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为中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提供坚实的基础，也会对中国与周边国家解决陆地边界和海上划界问题产生积极影响。2005年3月，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在马尼拉签订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这是三方共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为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近年来中国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与东盟有关国家就在南海海域开展务实合作进行了积极探讨，致力于使南海成为联系中国与东盟的友谊之海，合作之海”。越南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根据协议，各方允诺严格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决心把东海(南中国海)变成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之区域”。南海争议问题虽一时难于解决，但自1995年起，中越成立的海上问题专家小组已举行十多轮谈判。双方同意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同时探讨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除以上几个方面外，中越关系的发展还有着很多丰富的内容。如在加入世贸组织等相关问题上，中越双方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取得很好效果。中国承认越南经济为市场经济，支持越南加入世贸组织，双方共同努力，为越南于2006年11月实现其目标作出了贡献。越南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在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双方达成相互谅解和一致认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越双边交往中不可忽视的重大原则问题。在中越联合发表的有关文件中，越南一再申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南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经济贸易往来，不与台湾发展官方关系。整体上看，在台湾问题上越南理解中国的严重关切，始终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政策。中越两国还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开展合作，加强在联合国、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一东盟、东盟一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多边框架下的协调与配合，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促进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通过中国与越南共同的努力，越南已成为2008—2009年任期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从总体考察，正常化10余年来中越关系的发展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双边关系转变的根本性，化干戈为玉帛，从抗衡对峙到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平等互利，服务于各自改革和革新开放事业的现实需要，顺应了各自经济建设的根本要求。二是双边关系定位的战略性，适应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在国际上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曲折的情况下，中越双方把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置于战略高度，既有利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又顺应了中越关系发展历史的主流和趋势。三是双边关系发展的稳定性，两国关系在正常化基础上，平稳推进、全面发展，从睦邻友好、平等互利，逐步提升到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层面。四是越南对华政策某种程度上的利己性。越南为维护和争取相对优势和较多实际利益，有时也会对其政策作出一些微调，特别是在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具体政策层面和涉及领土主权争端策略上，表现更为明显。如1993年内，越南实行了对近20种商品限制进口的政策，1997年又对酒类、电风扇、自行车、电视机、电冰箱等15种商品实行贴税票制，这些政策措施都是针对中国、为限制中越边境贸易而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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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是面向新世纪、面向长远未来的战略抉择。从可以预见的一定时期考察，中越关系继续保持睦邻友好，走向进一步的全面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第一，正常化以来，中越两国已发表了10余份《联合公报》、《联合声明》和《联合新闻公报》，确立了中越关系的基本框架，反映出中越关系具有稳固的政治和法理基础，在指导中越关系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文件强调，两国关系是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传统友好、互信、平等、互利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关于新世纪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体现了21世纪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真诚意愿，提出了具体措施。第二，中越两党总书记商定的“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字方针和双方认可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已写入了《关于新世纪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等文件。近年来，双方领导人一再重申坚持16字方针
       和“四好”精神。长期稳定、面向未来体现了中越双方发展关系的长远考虑，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则体现了中越关系的基本内容，而“四好”精神则蕴含了中越关系的特殊意义。正是“四好”的规定性，使得中越关系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有所区别。16字方针和“四好”精神规定了今后中越关系的未来方向，将指导中越关系稳步发展，不断提升到新水平。第三，经贸交流与合作是中越关系的重要层面，也为中越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继两国领导人提出的2010年双边贸易额100亿美元的目标实现之后，2006年11月胡锦涛访越期间，中越双方同意积极开拓新的贸易增长点，保持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又提出了到2010年达到150亿美元的目标，并签署了《关于扩大和深化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的协定》，对近期经贸合作方向、重点合作领域作出了全面的规划。推动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实现新目标过程中，中越两国的大型公司和大型项目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些颇受关注的项目如多农铝矿、海防热电、广宁热电、宁平煤头化肥、河内一河东城市轻轨、南北铁路信号改造、中方向越方输电以及“两廊一圈”、“两翼一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设想，其建设和落实将促使中越合作与经贸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第四，2006年8月，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访华期间，中越领导人达成共识，双方正式成立并启动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2006年11月，胡锦涛访越期间，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首次会议在河内举行，双方并签署了关于成立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的谅解备忘录。该委员会的建立和运作，为中越两国之间长期稳定、全面合作提供了新机制，有利于加强对中越各领域合作的宏观指导、统筹规划和全面推进，有利于协调解决合作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第五，中越双方在解决边界领土方面已取得积极的进展，减少了容易引发局部冲突的不确定因素。根据两国近两年来发表的联合声明和公报，双方将会在解决领土边界问题上继续作出新的努力。一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陆地边界全线的勘界立碑工作进度，确保最迟于2008年完成此项工作，并签署新的边界管理制度文件。二是继北部湾划界协定签署之后，在继续落实已签署有关文件的同时，2005年11月，双方已同意尽早开始湾口外海域的划界谈判。至2007年6月，双方已举行3轮谈判。三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保持南海局势稳定，恪守两国高层有关共识，维持海上问题谈判机制，寻求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积极研究和商谈共同开发问题，以便找到适合的模式和区域。当然，真正落实已经生效的协定，建设和维护和平、友好、长期稳定的陆地和北部湾海上边界，还需要双方做出更多的努力。尤其是湾口外海域划界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谈判解决，将会面临较大的难度。
       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际政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构成严重威胁。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越关系也会增添更多内容。2001年12月中越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反对国际事务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今后，中越两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在多边领域、国际场合和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加强合作，在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力求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同时，重视共同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内容。尽管中越两国并非恐怖主义问题严重的国家，但都面临民族分离主义的干扰，如在中国的新疆和越南的西原地区，民族分裂分子的活动决不可小视。
       21世纪中越关系不断发展，其整体趋势已经并将会继续呈现出几个明显特征：一是顺应和平与发展世界潮流的战略性，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是双方的长远战略考虑和利益需求；二是参与国际关系博弈过程中根本利益的兼容性，无论是在多边还是双边层面上，双方的根本利益都是兼容的，而非利益零和；三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非可逆性，顺应两千余年中越人民友好交往史的主流，中越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不可逆转；四是谋求发展、双赢互利的互补性，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带来的是互补互惠，双方获利，有助于双方发展目标的实现；五是面对共同压力，坚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两国都在探索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12]。从宏观范围考察，21世纪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中越两国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越南正在坚定不移地推进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中越关系恢复和发展的内部动因和外部环境没有大的改变，一定时期内中越关系友好发展的整体趋势、特征将会继续保持。
       从面向未来、长期稳定的基本要求出发，不断推进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向前发展，中越之间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是两国领导人设计的美好蓝图，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和两国的根本利益，中越双方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然而，越南发展与中国关系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演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越关系的发展和越南对华外交动向。
       从越南对华关系的思想和行动层面考察，有六大矛盾需要我们深刻认识，稳妥应对。一是越南民族心理思维中自尊、自豪与自卑、自大相交织的矛盾。自古以来，这种矛盾的民族心理和思维特征在与中国交往中就有所表现，在现今条件下，这种思维和心理特征也会有所反映。二是友好互信的认知与“外侮敌国”意识的矛盾，此种矛盾也是一种潜意识中的冲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相联系。为发展中越友好与互信，应不断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消除隔膜和误解，特别是在青少年中培养世代相传、长期友好的自觉意识，增强友好、互信与合作的思想基础。三是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与争取领土主权权益的矛盾。从大局出发，发展中越关系和坚定不移争取领土主权均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需要中越双方认真权衡，很好应对种种考验。四是大力推进经贸合作与对待经济竞争的矛盾。中越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是很大，经济结构相似，双方经济交往关系既存在合作也有竞争。双方应登高望远，做到真诚合作、有序竞争。通过不断扩大经济方面的联系，进一步增强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的物质基础。只要双方从长远利益出发，就能够正确对待经济竞争和贸易平衡，解决经济交往领域的各种问题。五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提升与台湾关系的矛盾。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基础，也是越南不断申明的一贯立场。同时，越南又在实际行动中不断提升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台湾在越投资项目已超过1000项，居各国和地区在越投资项目数的首位，台湾又是越南居前几位的贸易伙伴。越南曾是陈水扁推行新南向政策的重点国家之一。今后越南会继续保持与发展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包括经贸和文化关系，但不会越过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
       一底线。六是推动中越友好关系发展力量与阻碍中越关系发展力量之间的矛盾，中越睦邻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两党两国领导人才能够顺利推进双边关系的不断发展。大多数越南干部学者和一般群众都希望中越友好，做好朋友、好邻居、好同志、好伙伴。但也有少数人不断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历史侵略”和“现实威胁”，提出种种观点和建议，妨碍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越南在与中美等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同时，积极谋求融入国际社会，先是改善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于1995年7月加入东盟，随后不久又于1998年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并于2006年11月加入了世贸组织，实现了其融入地区与国际社会的“三部曲”。随着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自身实力的提升，作为东南亚地区崛起的一个“大国”，越南所处的国际环境不断改善，2007年10月，越南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些方面的发展变化，也会对今后一个时期越南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一定的影响。进入21世纪，越南与大国的关系不断升温，越南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关系都在不断发展，不时出现一些小高潮。特别是越美关系的发展和向军事领域的延伸，尤其引人注目。越南善于利用大国关系，以达到纵横捭阖、获取利益的实际效果。中国有学者认为，“越南始终是个在大国间寻找自我的国家”。越南学者强调，“与大国的关系中，假如不实行利益平衡政策，我们将处于困难境地”，实行“利益平衡而不是摇摆、倒向一方反对另一方”，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近期越南与大国关系的发展，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越南的对华关系产生一些微妙影响。但从近期整体发展趋势看，越南与他国关系的发展，尚不会导致其对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2008年5月底，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应邀访华。中越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一致同意”在16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指导下“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这一声明表明，中越双边关系已提升为“全面合作战略伙伴”。这一关系新定位，将有助于两国从战略高度推进务实合作，克服困难，应对考验。从今后可以预见的时期看，从各自长远利益出发，大力推进两党、两国人民的交流与往来，建设睦邻友好、全面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双边关系，仍将是中越关系的主要内容、基本趋势和双方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更好地维护和利用和平、稳定、顺利的国际与周边环境，维护和利用谋求发展所需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出发点。从越南看，其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与中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2003年7月召开的越共九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保卫祖国战略的决议》，强调了新形势下“保卫祖国战略”，明确了实施保卫祖国战略的六大任务，其首要任务就是为建设和保卫祖国事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全会决议还强调，“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坚定不移的目标，维护和平、稳定环境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越南也强调，要切实抓住和充分利用当前有利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从保卫祖国战略的首要任务和其国家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越南在今后一个时期所要追求的仍然是维护和平稳定有利于谋求发展的国际环境，而与中国的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关系符合越南整体上的国家利益，与其首要战略任务相一致。从中越双方的对外战略思维、对外政策和对国家根本利益的追求等多角度考察，中越关系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基本方向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