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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日本德川幕府在确立长崎一港对外贸易的有限锁国体制后，为获取清朝情报，利用唐通事对渡日贸易的清朝商人进行咨问和调查，内容涉及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间习俗等诸方面，问取的情报称为风说书，表明德川幕府对邻国清朝情势的深切关注。传往日本的消息除了临近出港地江、浙、闽等地的信息外，涉及社会震荡的北方消息也会通过清商船只传至日本。德川幕府对清朝情势的追寻和搜求，虽非从正面汲取，但在客观上达到了对中国文化认识、理解乃至借鉴的目的，实践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
       关键词：风说书；德川幕府；清朝情势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075—06
       一、从经贸交往到情报关注
       庆长八年(1603)，被委以征夷大将军的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开幕，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德川幕府时期，这一历史事件通常被作为日本近世史的起点。该年的中国纪年为明万历三十一年。德川幕府止于明治元年(1868)。也就是说，德川时代相当于中国明朝的最后40年和几乎整个清朝时期。在这跨越260余年的历史时段中，特别是在和德川幕府前期、中期并行的清道光之前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变动。
       其一，自明中期后，随着国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以及经济外驱力的强化，江、浙、闽等东南地区和日本的民间贸易日趋活跃，超越了此前勘合贸易的性质。闽浙商人的大量参与和在贸易上所处的出超地位，使日本的白银和铜斤大量流入中国，以致对方不得不采取限制贸易的政策。其二，清朝入关，朝代鼎易，东南沿海郑成功反清势力和南明力量顽强存在，他们多次派人到日本乞师或乞资，为清实现统一设置障碍。清王朝在消灭南明桂王政权后，从顺治十八年(1661)七八月起实施迁界令，命江、浙、闽、粤、鲁沿海五省百姓内迁三十、五十里不等，企图阻断郑氏海上势力与内地的联系。其三，康熙十二年(1673)底，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滇、闽、粤三藩叛乱，将整个国力和南方省份都卷入了长达8年的战争之中。当时举国惊疑，形势不明，很可能出现国家政权新的异动。其四，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实现了全国的稳定局面后，清王朝在内地鼓励恢复和发展经济，对沿海实行展界和开海政策，清朝逐渐走向强盛，对日本产生了制度魅力。所有这些中国的重大事件和变动，对于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日本来说，无论在经贸交往上，还是从文化吸收上，自然都会产生兴趣，并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设法获取有关情报信息和采取相应对策。
       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双方接触是直接的，情报随时获得，其做出的反应也是即时的。元末明初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出没，因此明王朝严格禁绝海上贸易，特别把针对日本的外交和防御提到了突出位置。然自明嘉靖后，南直、闽、浙地区对日走私贸易趋于兴盛。这种情形到了明万历间，除了丰臣秀吉侵朝之役(1593)后约20年间暂时中断外，到了将军德川家康时代便又迅速恢复。万历三十七年(1609)，浙商到日贸易，获利甚丰，“各商觅利，多至数倍”。万历三十九年(1611)，时任阁臣的福建福清人叶向高在给福建按察使陈邦瞻的信中说，闽人通倭射利，最初只是奸民，“今良民也为之”，说明闽人赴日经商已很普遍。三年后，他给福建巡按徐鉴的信中透露了倭酋给朝鲜移文中的信息，说在日本的“闽浙之人商贩者已数千”。从商人数量上更具体地表明当时对日贸易规模的巨大。当时中国商人海上贸易组织已很完善，每船由船主、舵工、伙长、水手(目侣)、银匠和伙商等构成，达到数十人乃至百余人的规模。这种势头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因清廷的迁界令而受到较大影响。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禁令后，又进入了贸易繁盛期。如康熙二十七年，抵达长崎的商船达到190余艘。中国商船运去了生丝、丝绸制品、药材、瓷器等物品，稍后伴随着汉文化热的到来，还舶去了大量汉籍，在归帆时则带来银两、铜斤和海产品等。面对中国的贸易强势，同时为防止天主教势力的渗透，幕府加强对包括中国商人在内的外国商人的管理。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从17世纪20年代起，即开始倾向于锁国政策，从不同角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宽永四年(1627)四月，长崎奉行惩处天主教徒。十年(1633)二月，禁止在海外滞留5年以上者归国。十二年(1635)五月，将外国船的寄港地限定在长崎和平户。十六年(1639)七月，禁止与天主教有关的葡萄牙船只来日。十八年(1641)四月，将荷兰商馆由平户迁至长崎。至此，德川幕府基本完成了以长崎一地只对中国和荷兰开放贸易的锁国体制。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长崎奉行由于兼管海外贸易事务，和幕府关系更加密切，其地位也更形重要。贞享元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底，日本实行丝割符制，单方面确定生丝价格，并限定中国商船年贸易额6000贯银两。贞享五年(1688)七月，幕府命长崎奉行山冈(景助)和宫城(知澄)在十善寺村的御药园建立唐人屋敷(即唐馆)，从九月二十五日动工，至次年四月十五日告竣。“长崎在留唐人悉入馆内”，不允清商“宿住町屋”与地方居民混杂。在大门侧建立诘所，设置门卫，严禁诸人随便出入，并规定每年船数70艘。正德五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五日，长崎奉行颁布了幕府的海舶互市新例，规定中国商船每年限定30艘，发给信牌照票(割符)以为入港贸易凭证，年贸易额削减至银6000贯，以阻止金银的外流。幕府对清商在贸易规模和活动范围上的限制，即是基于对清商经济情报的直接掌握和对其活动加以控制的考虑。
       德川幕府对外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通事和通词进行。关涉中国的翻译人员称为唐通事，以区别针对荷兰的翻译人员通词。唐通事由移居日本的华裔担任，他们“能谙方言，兼善土音”，当中国商船抵达长崎指定的港津后，除了查验货物外，还要让清商提供大陆的有关信息，译成日文，通过飞脚传递到江户幕府相当于宰辅位置的老中手中。“凡唐舶入港，即日邮报，蛮舶(即荷兰船)则速刻飞报，亦皆问取外域风说以报闻。”问取的情报称为风说书(fuusetu-gaki)，风说即采风问俗之意。从提供信息的主体来说可称之风说书，从获得者的角度也可称之闻书(kikiga-ki)。这些风说书较为集中地收入林恕(鹅峰，号春斋，卒于延宝八年)所编《华夷变态》一书中。林氏为幕府御用汉学家林罗山之子。传递到江户的风说一般也要闻知林家。如林恕称：“福、漳商船来往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即江户)者。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日译)之，吾家无不与之。”延宝二年(康熙十三年，1674)正值三藩叛乱，幕府对此清朝内部动荡给予高度关注，林恕遂起意将历年所存有关中国风说的“草案”“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当时吴三桂和郑成功之子郑经(锦舍)各有反清檄文，该“恢
       复之举”胜败难卜，也有可能将“华变于夷之态”扭转过来，出现“夷变于华之态”的局面，遂冠之《华夷变态》。从序言署时看，该书的风说书时间应不超出延宝二年六月。其后的风说材料应是其子林信笃(凤冈，卒于享保十七年)陆续编入的。虽清朝康熙二十年代后时局实现稳定，书名已不符实，然仍旧未变。该书所收最早的风说材料为《李贼复史军门书》，汉文，即李自成写给南明弘光政权江北督军史可法的信。第二件为《崇祯宾天、弘光登位》，也为汉文，文后云“右为在长崎的明国商人所记，由长崎奉行注进”。第三件为《大明兵乱传闻》，日文，题下有小字注云“自长崎注进”，文后标明“申八月四日正保元年”，并注“向唐人询问各类事情，然因远距北京的缘故，言人人殊，各不相同”。正保元年即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由上面的风说内容来看，有些属于原始情报，有些得自民间传闻。该书所收风说最晚止于正德六年(康熙五十五年)，而松平家本《华夷变态》卷37有享保八年的风说内容。《崎港商说》收录了从享保二年(1717)到七年(1722)的风说书。此外，收藏在长崎县岛原市立图书馆松平文库中的《唐人风说书》收录了从享保九年(1724)到十三年(1728)的风说书。还有些或以零散形式存在，或收入别的书籍中。如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乾隆南巡始末闻书》，该资料也附在《清朝探事》后出版。安永三年至四年(乾隆四十年)，平泽元恺(字弟候，号旭山)作为长崎奉行桑原盛员的随员滞留长崎，著有《琼浦偶笔》(七卷)，卷六中即收有某些有关康乾时期基层社会动荡的风说内容。县立长崎图书馆古贺登文库中所藏《信牌方记录》(正德五年——享保十一年)和菅俊仍所编《和汉寄文》(4卷，宽永十八年——享保十二年)中也有某些风说内容。一些幕府的寄合儒者受命专门咨询来崎清商中的下层士人所成之报告如《清朝探事》，还有某些长崎奉行询访清商所成之书籍如《清俗纪闻》，也应属于风说书的范畴。
       唐通事制始于德川幕府的庆长初年。如上所述，迄今可睹的风说材料最早为弘光元年(正保元年)，但也不能据此断言此前的40年间没有经唐通事获得的类似于风说的中国情报。万历四十年(1612)八月十五日，闽商郑芝龙首次赴日贸易，谒见将军德川家康，献上药材数种和书籍《经国雄略》，当时家康曾就明国的一些情况向他咨问。《经国雄略》为明末郑大郁所编，共二十册四十五卷，其第八册为《海防考》(三卷)，第十六册为《四夷考》(二卷)，第十七册为《奇门考》(3卷)，第十八至第二十册为《武备考》(九卷)，皆和沿海防御、军事及用兵相关。既然幕府将军有这样的愿望，唐通事恐怕也不会只限于“传语”的范围，自然会有问询之事，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类似风说的材料罢了，他们或许采用的是另外传递信息的方式。元禄八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幕府强化了风说机构，在若干唐通事之上特设风说定役，后又增设二位唐通事目付。这些举措表明幕府对清朝的情势调查极为重视。在正德五年贸易新例颁行不久的八月二十五日，推出谕文三款。其第2款云，“凡唐人在崎之际，大小通事问讯、访察，通事及唐馆挂主、五甲头等其所指挥，切不可背违。虽学通事(即见习通事)所分付，亦不得轻慢答话”。明确规定长崎的在留唐人必须接受和配合唐通事的各种问讯和调查。
       1958年，伴随着风说资料集《华夷变态》的整理出版，浦廉一博士从文献学的角度，对风说书这一特殊的中日关系材料的目的起源、具体形成、年代数量、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等做了系统研究，以《华夷变态：唐船风说书研究》为题弁诸该书卷首。上世纪80年代，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的大庭修教授(后任皇学馆大学学长)对包含有风说书内容的中日关系史资料做了大量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便利了学者的研究，上面提到的一些书籍即是大庭心血的结晶。在具体研究中，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利用乾隆南巡风说资料，与清朝官方记载相印证，发表了《乾隆南巡与唐船风说书》一文，收入《和田博德教授古稀纪念：明清时代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93年版)中。而基于风说材料，从正面较为系统地对近世时期德川幕府对邻国清朝情势关注课题的探讨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故笔者愿抛砖瓦，冀引玉石。
       二、风说书中涉及的清朝情势
       风说书类型不同，其内容详略也各异。在此拟采取分类型、再按时序和问题结合的例举方式胪述，以见风说书中所关注的清朝情势的涉及方面及其内容的丰富性。
       (一)例行风说问询。在例行的风说书中，一般要叙述商船的出发港口、乘组员人数及其历次航行情况，此外附带报告风闻到的大陆之事。在康熙二十二年前，清朝既面临全国统一问题，也遭遇到了三藩之乱的强烈震荡，其中台湾问题的解决延宕颇久。郑氏集团以福建、台湾为活动范围，也常派船赴日贸易，在反清复明活动中还曾冀望于德川幕府的支持。清廷对其也采取了针对性的迁界政策。三藩之乱对于渐入稳定期的清朝来说是一重击，其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对清廷威胁之大皆令时人震惊。所以，有关上述方面、各方战况变化等风说内容拥有大量篇幅，即使其间发生的稍大些的灾异也被视做大清末运到来的征兆。如康熙十八年(延宝七年，1679)十一月九日未三十二番普陀山船的风说书中道：“大清帝都北京在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三日的五日间发生了大地震，一日之内二三次，每次震动持续或一时或二时。地中洪水涌出，官民或被溺死，或致陷落。被物压死者十万有余。路上有二里长的裂隙，城墙崩塌数百丈。康熙帝不安宫内，行幸城中煤山(离宫)。北京之骚动，近年所无，尽管如此，天运仍强，未有觊觎神器者，人云为北京大幸。近边之强盗、贼徒四出，在北京打劫财物，其数不知凡几。康熙帝深怜被难之百姓，住家无者给与砖木。有人视此震为大清末运之兆。”此时，吴三桂虽死(康熙十七年八月)，清方也已攻取湖南，但云、贵、川仍在乱军手中，最终结果很难预料，所以本属正常的自然现象却被人们和天意、运命联系了起来。
       随着清政权的稳定，风说重点渐转向有关物价波动、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上面，还涉及皇室内部的一些传闻。关于米价，如贞享元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二月四日，子二十四番南京船风说书中道：“东宁(指台湾郑氏)降后，各地一统，大清十五省静谧，太平数十年来所无。各地米价殊贱，万民安堵，致此者太平之故欤?”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台湾降服，至此已有年余，风调雨顺，人和谷丰。此后，风说中多有“大清宁谧”或“大清太平”的例行内容。享保七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七月二十二日，寅拾五番宁波船风说书中道：“大清诸省静谧。南京、浙江、山东三地该年五六月间雨水不降，其中南京六月廿四日一天稍稍降雨，故此米价远逾往年。”
       关于灾害，如享保七年六月五日寅九番南京船风说书中道：“大清宁谧，然三月中旬浙江绍兴府余姚地
       方，风雨大作，洪水暴发，山崩蛟出，民屋数千轩漂没。”享保八年(雍正元年，1723)七月十五日卯拾六番南京船风说书中云：“大清诸省宁谧，然南京、浙江从六月至七月初，因旱魃作祟，暑气颇盛，百姓多有热死者。”该消息不足半月即传至日本。
       关于皇室内部事情，如享保七年十二月二日寅拾九番广东船风说书中道：“大清诸省宁谧，然闻在北京之废太子九月病死。”享保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寅二十九番南京船(船主李昌谋)风说书中道：“康熙帝十月中旬由于御恼，十一月十三日崩逝，享年六十九岁，在位六十一年。第四子雍亲王胤稹当年四十二三岁。此皇子可继帝位之遗诏，十二月初已达宁波，无疑登极诏应至诸省。”(享保七壬寅年)康熙帝的崩逝日期和年岁不误；雍亲王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三十日，至此已44周岁，传闻与之稍有出入。该消息十二月初传至浙江宁波，用了不到20日，再转至日本也不过40余日左右，据此可见情报传递的路径和速度。
       关于社会动荡，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二十八日夜山东西部沿运河一线的堂邑、寿张等县民众起事暴动为例。安永四年(乾隆四十年，1775)，未七番船(船主周壬录)风说书云：“去年八月间，山东东昌府寿张地方，因岁荒该县举人王伦将家藏谷米散与百姓，救其饥困，买服人心。该县知县怀疑王伦有所企图，将其拿获收监。此前得王伦救命之恩之众人谋叛，杀死寿张、阳谷二县知县，救出王伦。其主将更加劫夺仓库，杀戮百姓无数。各官府将此事奏闻，圣上特命大学士舒赫德率官兵征讨王伦之党，捕获者即行处死。该王伦虽被火器打死，未能确定，但恐该犯避迹，圣上疑信相参，为此行令各省所属地方查访，至上年十月才得王伦死信，已经平定。此复。”五年来舶风说记)次年，申二番船(船主张蕴文)也报告了同一内容。清高宗在谕军机大臣时说：“至贼匪抢劫县城，必非无因而起。或该县平昔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酿事端。又或办理不善，激生变故。”命山东巡抚徐绩“据实奏明”。看来，风说书所说知县缺乏应急处理的妥善办法而致民变并非空穴来风。传往日本的消息除了临近出港地江、浙、闽等地的信息外，涉及社会震荡的北方消息也会通过清商船只传至日本。
       从上述内容来看，德川幕府对清朝情势关注颇深，涉及方面也广。
       (二)专门风说调查。日本享保时代共20年，相当于清朝的康熙五十五年到雍正十三年，此间所任为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从德川幕府的角度看已历百年、进入盛期，包括京都、江户在内，各藩的汉学热此时已经结出果实，而清朝方也已步入盛世，显示出博大气象，更加引发了吉宗的浓厚兴趣。吉宗从纪伊藩入主将军后，最初阶段主要集中于整顿和稳定，之后开始让身边儒者和家臣搜集唐、明、清律以及行政法典康熙《大清会典》，进行校订、注释和翻译，通过长崎清商订购中国地方志书，还在药材、医术、疗马、植物、动物等方面提出要求和积极引入。这些活动从享保五年(康熙五十九年)即已开始，享保十年(雍正三年)左右达到高潮。从法律典章的学习上可以看出吉宗试图吸纳中国法典以改进和完善日本法律的愿望。而明清地方志书，涉及不同地域的地理沿革、人口、田赋、物产、风俗、职官、科举、寺观、艺文等内容，可谓细腻、系统的地方情报资料。除了以上内容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吉宗还利用身边的汉学学者实施了针对清朝政治和社会的专门调查计划。
       早在享保三年(康熙五十七年)，吉宗即通过清朝属国琉球使者出使江户的机会打探清朝情报。幕府将军更替，琉球派贺使前往祝贺，由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吉贵引领，十一月八日抵达江户，十三日入城，十二月二日离开归国。因琉球定期朝贡清朝，对之有所了解，所以幕府老中山田忠真根据御意通过松平吉贵(即岛津吉贵)向琉球使者了解了清朝的一些事情，形成《中华之仪に付申上候觉》，共34条。据大庭修先生的看法，此报告给予的知识全然是庞杂、无系统的东西，其最重要的所在倒是在报告之外，即该报告第1条所显示的信息：就中国的法律处置问题，呈上了由琉球国人在中国刊刻的《六谕衍义》一书。其实，从情报角度看还是包含了不少重要信息。如第3条云，“中国城[应为北京城]用日本道里(一里约当唐里九里多)计，大体可有七八里。有城池，城门很多。平坦之城内市民居多，也有三公六卿之居所和寺院等”。第4条云，“村里有社学。人们精勤向学，而后成为官人”。第6条是在与日本具有世袭特征的藩国制的比较下的中国地方管理体制的描述，“没有各地诸侯更替的情况，而是召派官人治理”。第9条云，“合战训练在北京未见，福州城东南门外合日本道里一里地方，圈围平地在内练习。琉球人见之。以八色旗帜分别士卒，持铁炮但不装弹，五人一组。又有使用长刀的，依钟鼓进退。一月内训练数日。各地同前训练者有之”。第18条云，“使用银、钱，不用金、铜，见用银者少”。第21条云，“铁炮较日本之铁炮为长，弓为半弓”。第30条云，“诸官员上朝，天明六时出来，八时归宿”。第32条云，“北京柴薪不便，须从远地运来买卖”。第33条云，“硫磺、铅多，而锡少”。此外还涉及衣服质料、饮食、酒宴、茶饮、建筑、山川、鸟兽驴马、狩猎、皇储立废、服丧制度、盗贼、乞丐等等，由此可见吉宗对清朝的兴趣和产生兴趣之早。
       上述信息毕竟是外国人的观察，或许有片面和隔膜的认识，故吉宗并不满足。享保十年，在对清朝有了更多了解的基础上让侧近汉学者荻生北溪(俗称总七郎)拟定问目，传递给当时正在长崎为翻译康熙《大清会典》做准备而咨询清商的另一汉学者深见有邻(俗称久大夫)，他则通过唐通事的中介翻译，向来崎清商朱佩章咨询。朱氏，原籍福建汀州府，名绅，佩章乃其表字，曾著《偶纪》，稿本现藏爱知县西尾市岩濑文库中，乃近世晚期大阪学者木村孔恭的蒹葭堂的旧藏。该书序言署时虽为壬辰(康熙五十一年)，然所载有出其外者(有晚至康熙五十七年的记事)，说明后来仍在续记。编排虽欠伦次，但涉及清朝南北物产、动植物等知识，还有满文官名，视野开阔，内容丰富。享保十年(雍正三年，1725)二月五日(《唐人风说书》所载享保十年《六番船之唐人共申口》为二月四日，见第107—108页)，他乘侄子朱允光(使用临时信牌辰牌)巳六番船抵达长崎，同来的还有他的儿子朱允传、两个精通医术的弟弟朱子章(53岁)和朱来章(47岁)以及5位仆人，当时注明年龄为64岁(《唐船进港回棹录》享保十乙巳年所载同，见第80页)(享保十乙巳年)。可见其生于康熙元年(1662)，最初随舅父李之凤赴澳门从事与葡萄牙的贸易，后因三藩乱，虽年幼，然随下级军官的义父薛谦若“效力军前”，驰驱南北，屡有军功，因此无暇读书，“功名之事已成画饼”。但他毕竟“久历道途，经涉名山大川，南至海洋十字门，北至张家口外，中华之地往来十省，颇悉各处风俗、出产道地及目睹近时奇异之事有志传所未载者”。虽非学者，但年轻时的经
       历增长了他的见识，所以在清商行列中可以说是具有丰富内涵者，因此也应是幕府咨问的理想对象。二十四日，朱氏三兄弟被安排到唐通事官梅三十郎的宅第，可能是出于接受咨询的需要。同年十一月，朱佩章(绅)在为儿子朱允传申请贸易船只临时信牌的呈文中揭明了当时接受咨询的情况，“切佩(即佩章)今春航海前来，不期即承钦用，又蒙赏赐白镪，屡感洪恩，使佩阖家增光，莫过如此。前蒙钦问款内现有不能详知者间或有之，更有养马、疗马等事甚不知详，深为惭愧。今回唐之日，所钦问之事逐一查考详细，且能有骑马、养马、疗马之人，择其善者带同前来以备钦问”。咨询应在该年二月底至十一月间进行。如朱所云，对询问条款也有不甚明了之事，最后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报告书《清朝探事》(又称《大清朝野问答》或《享保笔记》)。此外他还专门就法律司法问题接受过询问，形成《仕置方问答书》。报告书涉及大清朝野各方面情况，有皇室事务、军事、法律、政治、民俗、器物、衣服等内容。其中某些内容非尽雍正三年之前者，朱氏在享保十一年(雍正四年)十一月第二次到达日本，或许又有问询，也有可能系后来人在原有基础上增补。
       关于皇室情况，如首条关于当时清雍正帝政务和嗜好的回答中道：“雍正帝，康熙帝第四子。康熙王子有四十四人。第一王子立为东宫，其人残暴昏乱，故废，其后无东宫音讯。康熙六十一年，俄今上嗣位，[先帝]遗诏而崩。先帝仁厚温恭，数十年间天下静谧。今上聪明睿智，无所不通。即位之日，臣民之心未稳，连枝之阿其那、塞思黑、允褪，大臣隆科多、年羹尧、鄂伦岱、阿儿松等，皆以有叛逆欺罔之阴谋而遭诛，威权屡示。又群察贪官污吏茶毒百姓之事实而处以严刑，此辈或恐或恨。近三五年来，行仁政，薄刑法，纳忠言，施恩恤，故官吏廉洁、天下太平。今上日夜理政，竭尽心力，无有游兴，出御之事甚稀，畋猎也有定期，四月、九月、十二月不过三次，虽或于口外盛京行事，不过数日。选拔人才，爱悯勇士，据其器而授以职。其中称为惠政者，近年诸省蠲免逋赋达千万两。又浙江、江南浮粮，每年减免额赋银六十万两。若各地水旱灾伤，或缓征赋税，或发官银赈恤。常明察下民之情，乃仁慈之政也。”
       关于时政，当问及优秀且有器量的宰相和封疆大员时答道：“当代宰相内有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朱轼、保和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张廷玉、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蒋廷锡。又，外省的浙江总督李卫、河南总督田文镜、陕西总督岳钟琪，是等皆才能优赡，厚蒙朝廷眷顾，于天下有益之人，名声尤著者也。”
       关于军事，在询问防御日本何处为要地时答道：“在山东、江南、浙江、福建沿海岛屿各处，设备倭台，建立哨堡，构筑炮台，布置官兵。”关于法律，在问及官员、农商人对奴仆有无处以死刑的权利时答道：“律重人命。凡官员、农商人，当奴婢有罪时送地方官究治。如有重罪，主人亦不得任意拷问，杀伤者有罚。”在回答私铸货币和伪造假币的处罚时道：“若以铜、铅、水银伪造假银者，处以徒、流之刑。然铸钱之法尤重，北京、诸省设立钱局，由官员督理，若私铸钱者处以绞罪。”
       关于民俗，日本民间在中世、近世皆信奉佛教和诸神，所以寺院、神社广布，自然也想了解中国这方面的事情。如问：“朝廷附置的寺社有田地、山林和金银吗?有禁止杀生的牌札吗?”答道：“敕赐的寺院附有田地山林，朝廷下赐营造原料。又，地方官接受寺院托付，在境内树立戒杀牌札。”在回答有无类似寺社的鸟兽神木时道：“六安山有神，甚灵验。此山之鹿，无人捕取；若取必病。汉阳府朱嘴山有朱王庙，伐此山木者至大病。乍浦地方之羊山，有神称羊山老爷。此山羊甚多，人捕之必遭祸。此地为停舶之所，若风不顺时久滞，可祷告山神，得允后借羊食用，事后买求放还本山。”在回答神佛的缘日时道：“诸府、州、县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祭奠于至圣先师之庙。三月廿三日祭祀天姥，五月十三日祭祀关帝，正、六、九月十八日供养观音。”
       关于社会经济，在回答市中招牌时道：“商店看板称为招牌，大木牌正中用大字书写卖物品种，又挂风流雕刻和对联等。又，诸器物、衣帽、革履、木履等皆画其形而挂之。”在回答清朝社会风气变化时道：“当时之风，不比往昔。二三十年前，人心质朴，衣服着细纱绫和皮袄者甚少，请客不过六簋。近年颇好奢华，衣服中纯子、哆哕呢之类成为常服，或着貂裘、狐裘，客来时必用十二碗。虽家无蓄积而争虚浮，成为风气。”不拟多举，幕府学者对清商的询问较之琉球使者徒得自耳目者真切和具体多了。
       关于德川幕府的清朝情报搜集，还应提及宽政八、九年(嘉庆元年、二年)之间长崎奉行中川忠英(子信)对清商所进行的风俗调查，调查结果汇成《清俗纪闻》。这次虽非幕府直接授意，但中川身为长崎奉行之职，任职前为幕府的目付(归属于若年寄，负责检察政治和统制家臣团)，离任后又任幕府的勘定奉行(归属于老中，和寺社奉行、町奉行合称三奉行，负责幕领的贡租征收、诉讼处理和幕府的财政运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也应视做幕府调查行为。中川在宽政七年二月五日至九年二月十九日间任长崎奉行。这项调查大约在他任职的次年展开。如他在该书《附言》中道：“询问之期仅为一年，且公务少暇，故遗漏颇多。”缺略或为谦辞，但询问之期为一年则无疑。他又在该书《跋》中说：“其起稿之始，余偶罹疾而百事皆废，及愈，瓜期已迫，故未脱稿，赍还江户。”可见，此历时一年的调查应是在他结束奉行之职前一年即宽政八年初春开始，到九年初大体完成，主要由他的属员近藤守重和林贞裕负责，参加者有大小通事如高尾维贞、彭城裴、清河壁等16员。书中多有辅助性插图，由画工石崎融思、安田素教等担任。中川回江户后，因事务繁剧，无暇翻阅，命津田永郁代为校订，厘为13卷，又让大学头林衡(述斋)作序，且为书起名《清俗纪闻》，宽政十一年(己未)冬刊刻。这13卷分别是年中行事、居家、冠服、饮食制法、闾学、生诞、冠礼、婚礼、宾客、羁旅行李、丧礼、祭礼、僧徒等，主要涉及闽、浙、江南地区民间的各种礼节和风俗活动。与享保中期的专门调查比较，此次调查更为详细，且有精美配图，更便于对描述内容的把握和理解。
       三、余论
       笔者曾对江户前中期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做过较为系统的论述，所及影响方面是从严格的文化接受的正面着眼的。该文所论德川幕府对清朝情势的追寻和搜求，和前者有异，非从正面汲取，但毕竟在客观上达到了对中国文化认识、理解乃至借鉴的目的，实践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就此而言，该文则应是从广义的文化意义上对前文的延伸和补充。
       松浦章曾利用乾隆南巡风说资料，结合正史等官撰材料做过个案研究，指出虽然在乾隆三次南巡的时间点上多少有些不确的地方，而来自江南庶民方面的情报有许多是官方材料中所不包含的。换言之，这些清商所提供的情报尽管存在着在精确地方有错误之处，但还是可以补充和丰富正史材料的。如前所述，风说书中包含材料极其广泛，这是我们在研治清史某些问题时应该有所意识和特别留意的。在上面所引述的材料中确也发现了不少风说书中的错误，这是很正常的。对于作为普通百姓的清商，其信息来自民间传闻，不可能具有全面的正确性，与事实间存在误差是自然的，这也是此类信息的特征，不过我们正可据此研究当时民间和清商的文化视野及其所掌握的信息结构和范围。信息从发生地到第一传播地，再到第二传播地，中间皆存在着时间消耗。通过各空间段信息传播的用时多少和段间时差，也可进行信息传递速度和作用效果分析。这从情报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