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汤斌是清初理学名臣，曾向大儒孙奇逢肄习理学，形成兼采陆王与程朱的理学思想。汤斌论学不主学术论辩，兼综程朱、陆王，主张挖掘理学中的经世致用因素，强调“躬身实践”、“力行”精神，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终成清朝官场上的著名“廉吏”。汤斌是清代政界、学坛众多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在政绩与学业两个方面都取得突出成就，因而受到朝廷与社会舆论的高度评价。
关键词：汤斌；廉吏；躬身实践；理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6—0070—05
汤斌是清初名宦，为官清廉，公忠体国，有“一代廉吏”之誉。究其获誉之由，崇尚与实践理学则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本文试就汤斌的理学思想略作申论，以就教于学界诸同仁。
汤斌(1627—1687，明天启七年至清康熙二十六年)，字孔伯，号荆岘，晚年又号潜庵，河南睢州(今睢县)人。顺治九年(1652)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国史院检讨。顺治十三年(1656)授陕西潼关兵备道、陕西按察使司副使，尽心公务，爱惜民力，尝谓属下云：“毋科取民财，毋妄用驿夫，兵来吾自应之。”顺治十六年(1659)，升分守岭北道、江西布政使司参政，辖赣州、安南二州。当年因父病告归，“百姓扶持相送，叹息泣下，有痛哭者”。居家期间，汤斌曾于康熙五年(1666)亲赴辉县苏门山问学于孙奇逢，肄习理学，学业大进。以后常往返于睢州、辉县之间，拜师问道，设学授徒，修睢州学，建绘川书院，与中州同志订《志学会约》，与师友切磋学问，砥砺道德，并编撰《学言》、《洛学编》、《睢州志》等书。
康熙十七年(1678)，被荐举博学弘词，次年御试太和殿，试获一等，诏改翰林院侍讲，并参与纂修《
明史》工作。康熙二十年(1681)，充日讲官，修起居注，历左右春坊、左右庶子，纂修两朝《圣训》；康熙二十三年(1684)，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因担任经筵侍讲官，汤斌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康熙帝，进讲《易经》、《
春秋》等儒学经典，向皇帝坦述自己的学习心得。此期间，他还登门拜访因倡“尊朱黜王”而声名大噪、其时在京任职的陆陇其，就程朱陆王之辨的问题交换了看法。是年九月出任江宁巡抚。汤斌在江宁巡抚任上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能实心任事，爱民勤政，除耗羡、严私派、清漕弊、倡节俭、毁淫祠、振风俗，多施惠政。离任时，“吴民罢市”以挽留，纷纷扶老携幼，焚香泣别，“遮道焚香送者，无虑数亿万，逾千里不绝”。康熙二十五年(1686)，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并辅导太子。次年，因病逝世。汤斌以学者兼显宦，为政不忘治学，留下的著述亦很可观，主要有《洛学编》、《语录》、《嵩谈录》、《困学录》、《睢州府志》、《汤子遗书》及《
明史》部分篇章，洋洋百余万言。今人将其著述汇编为《汤斌集》。
一、兼综程朱陆王。不喜学术论辩
于学术，汤斌并崇程朱陆王，不讲门户，强调讲理学应本于诚、躬于行，不屑于学术是非上的纷争。黄宗羲论述汤斌治学的特征时说：
先生之学本之孙钟元先生，以笃实而生光辉。谓良知救穷理之弊，性善救良知之弊。学者身体力行，久之徐有见焉，未尝不殊途同归。若学力不实，此心无主，徒从言语文字之末，妄分畛域，根底未立，枝叶皆伪。
即谓汤斌兼顾朱王而强调“力行”，直揭汤氏之为学要旨。
汤斌之学深受乃师孙奇逢的影响，有着明显的陆王心学的背景。孙奇逢在写给汤斌的书信中对王阳明赞不绝口，称：“阳明见力，直追孟子。自有天地以来，前有五子，后有五子，斯道可为不孤。”强调王学流弊只是末流所为，不宜与人辩论：“近日同人，远近皆有可观。要求信此心，正不宜与人多一番辩论，总姚江之学，可考先王，可俟后圣。因龙溪之言，遂开纷纭之论，龙溪实不能辞其咎。”这些观点都深刻地影响了汤斌。对于自明末以来学界的空疏不实之风，汤斌一本乃师之说，认为责在王学末流而不在阳明；王阳明非但无罪，而且还有挽救朱学、返本归原之功。他说：
后人失其精意，遂至沉溺训诂，泛滥名物，几于支离而无本。王守仁致良知之教返本归原，正以救末学之流弊，然或语上而遗下，偏重而失中，门人以虚见承袭，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王畿四无之说出，益洸洋恣肆，失其宗旨，其流弊有甚焉者。
他对于先儒非议“顿悟”说颇有微词，认为陆王所说“顿悟”是“悟”中有“顿”，并无偏颇。说：
先儒尝有言悟顿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顿者。但必学问真，积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处，是顿因于渐也。
对于王学之“无善无恶”说，他也不以为非。称：此是对“有善有恶意之动”而言。心之体不但恶非所有，即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为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于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说下?言“知善知恶是良知”，这“良知”便是性之虚灵不昧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皆从此出，是即孟子所谓性善。宋儒言主敬，阳明恐学者过于执著，反于心体上多一敬字，故教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无善无恶”，只是教人涵养未发，勿过执著而已。
即使在公开场合不得不说一些恭维程朱的话，他也把陆王的观点糅合进去，给人以外程朱而内陆王的印象。他在《睢州移建庙学碑记》一文中写道：
濂、洛、关、闽以来，大儒相继辈出。风会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于心，先后若一。学者不体验于性情践履，与古人相见于精神心术之间，则为己功疏，屋漏难慊。即著书满家，于道无当也。惟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体用具于吾心。存养省察，交致其功，信显微之无间，悟知行之合一。
在这里，他虽然未将王阳明之名写出，与“濂、洛、关、闽”并列，但在修道方法中却把王阳明“悟知行之合一”列入其中，偏重王学的倾向暴露无遗。正由于此，邵廷采把他划入王学一派，称：“本朝大儒如孙徵君、汤潜庵，皆勤勤阳明。”但这仅是汤斌理学思想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他还有主张调和程朱之学的另一方面。
汤斌主张调和程朱的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乃师孙奇逢折中朱王的训诲；二是认为程朱与陆王各有所长，司以互补，试图以程朱之学弥补陆王之不足，为学术寻找吐路：三是受到清初尊朱黜壬思潮的影响与压力。
孙奇逢为学宽容，回答生徒问学不拘门户，虽道程朱而不回避，尝以程朱之说来回答汤斌问学。称：“朱子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是道在阴阳之前也。程子说：在物为理，谓有物方有理。易以道，阴阳其理，止此矣。”汤斌亦受此种学风之熏陶，遂在思想上种下调和程朱的根芽。
汤斌认为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都是“圣人之道”的嫡派真传，各有长短，完全可以形成互补关系；程朱之学的笃实正可以救治王学末流的虚空之弊，弥补陆王之不足。基于此，他一本《中庸》之意，选择了折中调和之路，为学术发展寻找新的契机。他说：
王文成致良知之教，反本归原，正以救末世之流弊。然或语上而遗下，偏重而失中，门人以虚见承袭，不知所以致之之方。至龙溪四无之说出，益恍淬恣肆，纵横自如，儒、佛之藩篱尽撤，其流弊有甚焉者。故高忠宪、顾端文以性善之说救之。夫学者于积重难反之际，深忧大惧，不得已补偏救弊，固吾道之所赖以存。学者先识孔孟之真，身体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见焉，未尝不殊途同归。……尝曰姚江之后，流于老、庄；东林之后，渐入申、韩。故择取《中庸》，以复先儒之旧。
更为重要的是，汤斌在朝为官之时，朝野尊朱舆论日渐炽烈，同僚对于程朱的纷纷倒向，皇帝对于朱熹之学的提倡，都对汤斌构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亲眼见到自己的同门学友崔蔚林因给皇帝讲学不慎失言而遭到贬斥的情形。康熙帝斥责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他对王学的衰落大发感慨：“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在朝廷举行的经筵、日讲中，他不得不谨慎回奏，以博得皇帝的欢心。一次进讲，讲官回答皇帝关于理学是非的提问，康熙帝对牛钮、张玉书的回答并有所表示。汤斌回答说：
理学者本乎天理，合乎人心，尧、舜、孔、孟以来总是此理，原不分时代。宋儒讲理，视汉唐诸儒较细，故有理学之名。其实理学在躬行，近人辩论太繁耳。
康熙帝赞同汤斌的说法，肯定“行事皆与道理符合，此即真理学也”。汤斌的回答巧妙地回避了关于理学内部不同观点的是非之争，从“学以致用”的角度强调了理学重在“躬行”的意义，正符合了康熙帝一再强调的“真假理学”的心意。汤斌与陆陇其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会面以及二人之间的书信交锋，则进一步强化了汤斌调和程朱的思想。《陆陇其年谱》作者吴光酉对二人的这次会见作了如下记载：
汤言：“今学者好排击先儒，不知应如此否?”先生云：“大抵为姚江而发。”酉按：汤公天资朴茂，人品清高，为一代伟人。第其师门授受，犹不脱良知家窠臼，所以卒不能接洛、闽之传。其所谓今学者，意盖在石门，且借以讽先生也。先生以未深交，弗与骤辨。他日以书论姚江之失，兼录旧所作《
学术辨》示之，冀其自悟耳。惜乎汤公晚年所学，一出于正，不久而殁也。
其时，陆陇其“尊朱黜王”气势正盛，致汤斌的书信写得观点鲜明，理直气壮，且咄咄逼人，声称，“窃谓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阳明之学不息，则朱子之学不尊”。相比之下，汤斌的复信口气要缓和许多。汤斌并未从正面对于王学进行辩解，对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合理性只字未提，提出与陆陇其商榷的只是对“一二巨公倡言”排王的方式表示不满。他认为，尽管有“一二巨公”倡导“黜王”，但是依然未解决学术浇漓之弊，原因在于参与“黜王”者并非尽为正人君子，有大量滥竽充数者扰乱其间，反而把学风搞得更坏。他说：
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可谓有功于程朱矣!然海内学术浇漓日甚，其故何与?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巨公倡之于上，随声附和者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楼板，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挟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闲邪之功。夫讦以为直，圣贤恶之。惟学术所关，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谓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学术而毁其功业，更舍其功业而訐其隐私，岂非以学术精微，未尝探讨，功业昭著，未易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可以自快其笔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
对于程朱与陆王之间的异同，他不主张用“论辩”的方式加以解决，“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况且还有“诋毁先儒”的不恭；与其争辩不休，倒不如在学程朱之学上下一些真工夫，给尊阳明学者做出榜样，使其“晓然知圣学之有真也”。他说：
来谕云：“阳明尝比朱子于洪水猛兽，是诋毁先儒，莫阳明若也，今亦黜。”夫毁先儒者耳，庸何伤?窃谓阳明之诋朱子也，阳明之大罪过也，于朱子何损?今人功业文章，未能望阳明之万一，而止效法其罪过，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乐有此报复矣!故仆之不敢诋斥阳明者，非笃信阳明之学也，非博长厚之誉也，以为欲明程朱之道者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久之人心咸孚，声应自众。即笃信阳明者，亦晓然知圣学之有真也。若曰能谩骂者即程朱之徒，则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但能鼓其狂舌，皆将俎豆洙泗之堂矣，非仆之所敢信也。
而对于陆陇其书信的一些重要观点，汤斌在信中表示认同，并“甚悔”自己过去的学术追求，承认“程朱为吾儒之正宗”，并要归宗之。他说：
来谕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学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当求入其堂奥，不当又自辟门户。”此不易之定论也。再读《
学术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又云：“泾阳、景逸，未能尽脱姚江之藩篱。”皆极精当。非先生体认功深，何能言之凿凿如此!独谓仆不欲学者诋毁先儒，是诚有之。然有说焉。仆少无师承，长而荒废，茫无所知。窃尝泛滥诸家，妄有论说。其后学稍进，心稍细，甚悔之。反复审择，知程朱为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学虽未能望程朱之门墙，而不敢有他途之归。
以上表态极像一篇学术“忏悔录”，可以看出汤斌学术思想在晚年发生的新变化，即附和程朱倾向的进一步强化。这种变化还可以从他在两个不同时期写的劝学文章中反映出来，即写于康熙十年(1671)的《睢州移建庙学碑记》和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二文。
汤斌写前一篇文章时正是在其随孙奇逢进学时期，讲学论文皆围绕着“心”而言，因而王学色彩比较浓厚。该文称：
夫圣贤之学，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闻，显而人伦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尧舜禹之相授受，必致辨于人心道心之危微。……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以及颜、曾、思、孟诸大贤，时至事起，功业各不相同，而其深忧大惧，不得已之心，则千古同揆也。……惟知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体用具于吾心。存养省察，交致其功，信显微之无间，悟知行之合一。
强调“圣贤之学”的要旨是“存心”；“存心”与“存天理”具有同等的意义；学圣人之道即是“悟知行之合一”，这些说法都来自于王学的观点。而他的后一篇文章则写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他向陆陇其表示了学术“忏悔”后所作，对程朱之学的靠拢与肯定比前者更为明显。他说：
宋濂、洛、关、闽诸大儒出，阐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义、礼、智，而虚无寂灭，
非性也；道不外乎人伦日用，而功利词章，非道也。所谓得六经之精微，而继孔孟之绝学，又岂汉以后诸儒所可及欤!《
宋史》“道学”、“儒林”厘为二传。盖以周、程、张、朱，继往开来，其师友渊源不可与诸儒等耳，而道学经学自此分矣。夫所谓道学者，六经四书之旨体验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谓也，非经书之外，更有不待之道学也。故离经书而言道，此异端之所谓道也；外身心而言经，此俗儒之所谓经也。宗洙泗而祢洛闽，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户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
以周、程、张、朱等宋儒直接孔孟，扬宋儒而抑汉唐诸儒，肯定道学的确立，公开号召“宗洙泗而祢洛闽”，这些观点和话语与程朱理学家的术语非常相近。可以看出，晚年的汤斌已经与陆王有所疏离，而更加靠近程朱了。正是根据这些变化，晚清理学家唐鉴认为汤斌治学“不主阳明”，他说：
是则先生不主阳明可知矣，而后之称先生者，乃谓其初用阳明良知之言以立根脚。阳明顿悟，何根脚之有?不细读先生之遗稿，而妄加指议，先生有知，未必受其诬也。
唐鉴之论如果指汤斌晚年的思想尚有几分道理，但用来概括汤氏之一生则有失真。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汤斌治学的王学渊源背景和他在早年、中年对于王学的接受。即使在晚年，他也没有完全放弃王学而成为纯粹的程朱派理学家。
二、注重挖掘理学中“力行”与“践履”的务实精神
兼综程朱陆王、不重学术论辩、注重“力行”和“践履”的工夫，这是汤斌理学思想的几个方面。其中，注重“力行”和“践履”的工夫是其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他两点认识都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展开的。
汤斌“兼综程朱陆王”的观点就来源于注重“力行”的思想。他用“行”与“实”的观点解释“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道”来自实实在在的日用伦常，也需要实实在在地加以体验，“实”和“行”就是此道的根本所在。他说：
由孔、颜、曾、孟，而证诸尧、舜、汤、文，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伦日用之间，实实省察克治，实实体验扩充，使此心浑然天理，而返诸纯粹。
“行”与“实”既然是孔孟之真，也是孔孟之道中包括程朱与陆王在内各派的共同宗旨，只要“实心”体会，都会“殊途同归”，达到“至圣”的境界。他说：
学者先识孔孟之真，身体而力行之，久之徐有见焉，未尝不殊途同归。
他同样用“行”与“实”的观点看待学术流弊，认为“圣人之道”衰颓的原因很多，但根本之因是人们忽视了“躬行实践”，背离了“行”与“实”，堕入了空虚的泥潭。他批评道：
吾道衰颓，总由躬行实践者少，利欲之根难断，巧伪之术易工。苟非察识本体，扩而充之，终日终身，绵绵密密，曾无渗漏，何由对天质人，不愧不怍?
他对于学界一些人只知标榜门户、热衷于学术争辩的现象表示反感，认为此风只会助长人们好胜浮躁、“诋毁先儒”的坏风气，无助于教人踏实地“躬行实践”、体悟“圣道”。他在致黄宗羲的信中阐明了这一观点：
窃以学者要在力行。今之讲学者只是说闲话耳，诋毁先儒，争长竞短，原未见先儒真面目。学者不从日用伦常躬行实践，体验天命流行，何由上达天德?何由与千古圣贤默相契会?如此即推，奉先儒与诋毁先儒，皆无当也。
他同样把注重“行”与“实”、反对讲门户争端的思想贯彻于对学生的教育中，以“务实”的精神感染弟子们，强调治学不在辨门户是非，而在于“实心”体验、异中求同。他尝对门人沈佳、窦克勤等人说：
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异同，亦是玩物丧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体认过来，无一句不是实话。总之，源头澄澈，随时立教，不妨互异。正当反求诸身，识其所以同者，勿向话头讨分晓始得。
他在抚吴时闻知有当事者登坛讲学，便告诫其门生勿蹈此习。说：
学当躬行实践，不在乎讲。讲则必有异同，有异同便是门户争端。当初，孙夏峰先生为一代大儒，未曾应聘开讲，不过于一室中二三同志从容问答而已。若必登坛，南面聚众而谈，何异禅门家数。
他以程子和王阳明为榜样教育学生，认为他们的学问都来自于自身“体悟”，下了“力行”的工夫。他说：
程子之学在主敬，此自己得力处，原有存养工夫在内，故其言曰“存养是主人，省察是奴仆”，非若世人把持装缀之谓也。阳明致良知乃是就平日得力握要处举以示人，即诚正工夫亦在内，亦非世人重知遗行之说也。
他尤其强调王阳明“良知”说的“实用”价值。他曾与顾炎武探讨过这个问题：
阳明良知，实从万死一生得此，把柄当时，确有实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虚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弊无穷。某妄谓今日无真紫阳，亦未必有真阳明也。
意思是如果不重“实”与“行”，即“不求所以致之之方”，将导致既学不到程朱，又学不到陆王的后果。因此，他不仅主张“实”与“行”，还主张要有“当下做”和能吃苦的精神，这才能把“实”与“行”贯彻到底。他说：
为学工夫只在当下做。如今日为宰相，便有
宰相当下该做底，推之他事皆然。又说：
诸生能吃苦否?吃得苦无事做不来。死于安乐，生于忧患，刻刻当存此念。
至于“行”的范围，汤斌认为不仅包括个人修养上的道德践履，而且包括履行“治国平天下”等社会职责。做到前者的关键是能够切实“体察本心”、克己无欲。他说：
圣学入门，先要克己，归宿只是无我。盖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达人之障，此便是舜跖关头，生死歧路。
人能随事体察，勿亏此心本体，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着便是尽心复性的真实工夫，故格物是要紧事。
后者是指履行社会职责、“致君泽民”要实心任事、尽心尽力。他说：
官无论尊卑，各有当尽之职。为一官即尽一职，便是天地为万物育的气象。……一心扶持名教，便无不尽职之虑。
汤斌不仅如是说，而且也如是做。他以圣贤标准自律，严于律己，虽然多年浮沉于宦海，但始终清廉为政，不谋私利，以至身后无钱入殓，不得不靠同僚解囊襄助。“睢州汤公之抚吴，不名一钱，及为尚书，殁无以殓，公亟出囊中金助之。”他的个人道德修养在当时可谓难能可贵。他在任上能够勤政亲民，体恤民瘼，实心任事，兴利除弊，深得黎民百姓的爱戴。他不仅实心办民事，而且还严肃吏治，以苏民困。他愤怒揭露贪官污吏的剥民劣迹，谴责说：
今日民穷财尽，正供尚难完纳，乃有司贪墨成风，额赋之外增加火耗，以充私囊。且任凭总书飞洒诡冒，干没渔猎。甚至里老骗收花户重纳，比限不分多寡，一体鞭扑。豪猾竟不到官，专责下户。或死丁荒地，逼见在摊包；或诡隐田粮，致甲中受累。嗟嗟!小民灰烬之余，肋力有几，何堪如此剥削乎?
为澄清吏治、减少扰民，他曾制订《约法四条》约束不法官员的行为，警告属下：“如有犯者，官员定行申参，蠹役按赃究遣。”
三、结语
汤斌是清代政界学坛众多人物中的出类拔萃者，在政绩与学业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因而受到朝廷与官民的高度评价。康熙帝赞赏说：“朕观汤斌颇有实行。”同僚美言说：“汤斌才学优长，立志坚介。”他死后，清廷予谥“文正”，又准从祀文庙，称赞他“正色立朝，始终一节，所学主于坚苦自持，事事讲求实用。著书立说，深醇笃实，中正平和，洵能昌明正学，远契心传”。民间也广泛流传着关于他广施惠政的各种美谈。《清朝野史大观》作者在罗列了大量关于汤斌惠政传说之后不无感慨地说：“近时颇有人诋文正诸人为伪学者。使士大夫人人能如汤之洁己奉公，又何至天下事不可收拾?”
(责任编辑 陈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