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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遣唐使的使节人员、留学生与学问僧以及携回的文物制度一直是重中之重。诚然，他们作为摄取唐文化的主要担当者和承载者，在唐文化流播日本的进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但是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接受方积极主动的摄取，作为授予方的唐政府和唐人的推动因素也不容忽视。在唐传授唐文化、赠赐唐物的唐人自不必说，远涉沧波、东游兴化的唐人也大有人在。鉴真、道璿和袁晋卿等接受日本遣唐使的盛情相邀而赴日，他们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包括鉴真、袁晋卿等在内的唐人赴日以及他们在日本历史上的巨大贡献，就是日本遣唐使“虚往盈归”的一个组成部分。赴日唐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遣唐使研究不可或缺的。因此，探讨唐人的赴日、在日的活动以及与日本人的交往、通婚乃至子孙后代的足迹，不仅对于研究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探讨当今社会频繁的国际人口迁移也颇具现实意义。
       纵观过去的赴日唐人研究，可以发现，先贤的研究多偏重于赴日不归的唐人，且多为围绕8世纪的鉴真、道璿等僧侣和9世纪的张友信等商人的个案考察，对于赴日唐人综合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是由于此研究相关的资料匮乏，中国方面的资料几近于零，日本方面的资料虽有一些，但过于分散；现存史料中对唐人赴日的时间和途径并没有详细记载，最终是否归国难以确认，以往的研究多根据未归者的阶层、地位划分，把归国的唐人另外对待。但是，作为同时代赴日的唐人，归国不归国并不是在赴日之前就已决定的，滞留未归有时乃为无奈之举；未归者的身份阶层虽不同，才能也各异，但作为唐人，他们身上都带有大唐文化的气息，在日流露和传播的依然是唐文化。．此外，虽然赴日唐僧在当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他们只是出家皈依佛门的“唐人”，故应把僧侣也纳入赴日唐人研究的视野之内。
       赴日唐人因赴日时代不同、地位身份各异，具有的才能和做出的贡献也不同。与7世纪赴日的唐人主要为使节和俘虏、9世纪主要为商人相比，8世纪赴日唐人的阶层更加广泛，人数也大大增加，应该充分重视。而且赴日唐人与之前的赴日中国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第一，唐人赴日已不再是大规模的迁移。单个或几人同行赴日较为常见，几十人的集团赴日已不多见。第二，赴日唐人已不再标注出身集团首领或王侯将相，赐姓、任官依靠的多是个人的才能。第三，唐人赴日后虽多滞留未归，但仍有唐人特别是唐使得以归国。携归的信息对当时的唐日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有关赴日唐人的史料匮乏，仅留下一些细枝末叶，而且这些史料过于分散、记载的简略和龃龉，需要进行系统的爬梳整理、校异补正。
       众所周知，赴日唐人多散见于《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和《三代实录》等六部日本正史中。这些正史与律令格式、正仓院文书等一同成为研究赴日唐人最为基本的史料。其中有关日本朝廷与唐、新罗以及渤海交往的内容极为详细，为我们勾勒出当时对外交流的历史画面；所载的一些记事可以弥补国内唐研究之所阙，故也是研究唐代对外交流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因此，以上述日本正史所载的唐人记事为中心，结合其他史料的相关记载，系统地梳理分析，体系化地研究，对于探讨整个赴日唐人乃至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不啻为一个良好而又有效的方法。
       唐人赴日乃属于国际人口移动，主要包括四个基本要素，那就是唐(迁出地)、日本(迁入地)、新罗渤海(中介环节)和赴日唐人(移动者本身)。考察唐人赴日这一现象，首先面对的是唐人赴日现象的发生问题。其中包括：(1)赴日行为者——唐人本身的出身、才学乃至思想性格等的主观因素；(2)唐朝内部促使唐人赴日的推力因素；(3)日本方面促使唐人赴日的引力因素；(4)唐人赴日的中转站——朝鲜半岛和渤海国促使唐人赴日的中间环节因素等。其次是唐人赴日现象的形成问题，其中包括：(1)唐人赴日现象的出现；(2)唐人赴日的方式、途径；(3)唐人赴日的阶层、规模；(4)唐人赴日后的安置、流向以及获赐的姓氏等。最后是唐人赴日的影响问题，其中包括：(1)唐人赴日现象对唐和日本乃至整个东亚世界的影响；(2)在日唐人之间、与周围日本人的交往及唐人社会的形成以及对唐和日本的影响；(3)唐人赴日对唐人本身及其家庭尤其是子孙后代的影响、唐人后代在日本古代社会中的活动及其影响等。其中，唐人获赐的姓氏乃是追踪爬梳唐人在日活动的纽带。对赴日唐人进行梳理考察。要力图从国际人口迁徙的角度，对唐文化传播日本的史实进行综合探讨。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当时赴日的唐人除鉴真之外，其他人在唐乃属无名之辈，国内相关资料十分匮乏，缺少可以佐证的相关史料。且受当时条件的制约，散存于日本的各种史料本身仍需要挖掘整理，辨析考证，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存在诸多难点。我们只能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宏观把握，力图构架出整个唐人赴日的历史轮廓。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从事赴日唐人研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对《续日本纪》、《三代实录》等史料编纂的指导思想和依据的原史料进行分析，对唐人记事的特点进行探讨，且对其中所载的记事尤其是唐人的姓氏、官职进行校异。由于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口移动，故对“唐人”这一用语需要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时代变迁、横向——地域空间以及社会血缘性——的国际婚姻和混血儿等方面进行界定。由于唐王朝的宗主国地位、唐文化的先进性以及唐人在日本的特殊地位，存在冒荫冒名、伪造谱牒自称唐人的现象，对此需要辨析鉴别。
       第二，研究赴日唐人，如果不对之前赴日的中国人进行阐述，略有唐突之嫌。对之前赴日的中国人进行梳理。也有利于加深对本论的理解。此外，《续日本纪》、《三代实录》记载了赴日的大多数唐人，但不可避免也存在漏载的现象。故有必要把其他史籍所载赴日的唐人以及一些疑似的赴日唐人置入考察的视野之中，并借此力图勾勒出整个赴日唐人的总像。
       第三，要从唐人赴日现象的缘起人手，对唐人赴日的方式与途径、阶层、规模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唐人赴日的动力和阻力因素的探讨。比如，要分析唐使高表仁所言赴日的艰难对唐使赴日的消极影响，以及唐朝对使节的优惠政策和唐对日本的期待等因素。要梳理玄宗的崇道政策和佛教徒的世界观等唐僧赴日的动阻力因素。另还要从日本方面的邀请来分析专业技能者赴日的动力因素。事实上，赴日唐人的阶层、规模等就是动力和阻力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四，需要围绕着唐人至日后的活动与影响进行分析，特别是唐人至日后的待遇问题。由于身份地位和技术才能的不同，赴日后获任的官职和赐姓也就不同，因此需要因人而异进行分析。如唐僧道荣因解读龟背文字“天王贵平知百年”而获得的优遇、大使沈惟岳至日未归后的安置、唐使孙兴进享受的宾礼以及这些事情的影响等。此外，探讨赴日唐人与唐文化在日本的流播，需要把赴日唐人放在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把握，深入探讨赴日唐人的历史贡献。
       第五，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赴日唐人展开个案分析研究。前辈学者对9世纪的赴日唐商张友信等人的个案研究成果就较为突出，但把赴日唐人纳入古代日本的国家支配体制之中去的个案考察还较少。今后我们可进一步深入探讨，如可选择续守言、薛弘恪来探讨唐人在日本的厚遇和发挥的历史贡献。二人虽不是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二人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乃是后人难以比拟的。可选择鉴真弟子法进等人进行考述，深入展开对鉴真赴日活动的探讨。另外，袁晋卿是赴日唐人中记载最为详细的特殊人物，通过对袁晋卿在日交往及子孙活动的梳理，也可以有助于我们窥视整个赴日唐人的全貌，进一步探讨赴日唐人与古代日本国家支配体制的关系。
       (附注：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年度重点课题(课题编号04230)中期成果之一。)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