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字教育在日本的全面推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长期雄踞文化高势位，是东亚文化扩散源地。自秦汉始，汉字便通过移民、官方交往、典籍流播等形式不断传人东瀛。中国历史发展到唐代，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引起日本朝野无比叹羡。为了全面吸收汉文化，搬演中华盛世，这一时期日本派遣遣唐使赴唐学习，制定学令，不遗余力推广汉字教育。
(一)强化汉字读音教育
汉字教育首先由字音、字形去认字，进而研读汉文，达到精熟然后才讲义。所以，进行汉字教育，首先是要学好汉音。对此日本学制里有详细规定，如702年制定的《大宝律令》，其“学令”条明确指出：“凡学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讲义。”经文就是汉籍，学习汉籍的过程就是由读汉字到讲汉文。日本《古记》对“凡学生先读经文”作注释时，认为其意“谓读经音也”。当时，日本王朝很重视汉音学习，延历十一年(792年)闰十一月二十日敕云：“明经之徒，不习正音，发声诵读，既致讹谬，囿熟习汉音。”为强化汉音教育，《大宝律令》以及718年制定的《养老律令》，其“学令”均规定在中央官学大学寮中设音博士。《日本书纪》卷三十持统五年(691年)九月条目、持统六年(692年)十二月条目，具体记载了当时有音博士二人，是来自大唐的续守言、萨弘恪。这也说明此时的音博士多由“汉族归化人”担任。8世纪初期，日本教授汉音主要依靠伴随遣唐使赴日的唐人和归国的遣唐使留学生(僧)。9世纪后半叶大学寮开始设置“音生”，培养本国胜任音博士人才。
日本皇朝规定汉音教育，并非只在学校，佛教界亦是如此。延历十二年(793年)四月二十八日敕云：“自今以后，年分度者，非习汉音，勿令得度。”在《延喜式》中也有明文规定：“凡试年分度者，遣音博士一人就僧纲所试汉音。”
(二)重视汉字训读教育
汉字教育在日本令制上虽规定以读汉音为主，但由于中日民族语音上存在很大差异，在进行汉字教育时，也重视训读，即以汉字意译日语。8世纪时，日本流行和训，《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万叶集》(755年)等书的立著，虽以汉字书写，但内中多采取汉字意译日语，出现了不少和训的汉字，尤其以《日本书纪》一书为最，这说明当时以汉字意译日语的训读法已经成立。
由此可见，汉字在古代日本主要有两种用法：以汉字音译日语；以汉字意译日语。汉字在古代日本社会呈现出不同用法，无非是要充分借用汉字来发展本族文化。
(三)严求汉字书法教育
在汉字教育中，除了掌握音、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书写。当时，日本中央官学大学寮设有书道科，学制为九年，由书法博士教之。书学学生要求极严，不仅能够理解所抄写经书的内容，还要求掌握书写的技巧。在当时日本的文化界，程度愈高，使用汉字的数量愈多，而其身价愈贵。这种社会风气推动了日本书道的发展，练习书法的人越来越多。日本政府每次派赴唐朝的使团均选善于书法的人伴随，以吸收唐朝书法之道。赴唐留学人员，学习书法犹嫌不足，往往搜求妙笔名帖带回日本，如最澄一人就带回王羲之、欧阳询等名家碑帖拓本17种。鉴真东渡时，也带去“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真迹，这些都为日本汉字书法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产生了像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这样著名的日本汉字书法家。
二、汉字教育与日本古代文明发展
普及、深化汉字教育，成功地帮助日本民族全方位吸收了汉文化，受此惠泽，日本较快地实现了从氏族、奴隶制社会到封建文明社会的历史性飞跃。
(一)汉字教育推动了日本社会封建化革新
通过汉字教育，日本有效地借鉴了大唐各项先进制度，并直接用汉字制定、颁布各种改革律令，对其落后的社会进行革新。圣德太子在摄政期间(593～622年)，发奋勤学，全面接受汉字化教育，在此基础上，以汉字为工具，致力于移植中国封建政治制度。603年、604年，他先后用汉文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迫使旧贵族势力退让，为后来的“大化革新”奠定了基础。645年孝德天皇即位，改年号为“大化”。在得到留唐归国学生的大力支持下，次年元旦，他发布改新诏书，仿照中国唐朝封建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史称“大化革新”。“革新”政策、法规的制定，都是通过汉字来完成的。通过这次革新，日本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转变。随后，在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又根据唐朝的律令制定了《近江令》(645～710年)、《大宝律令》(702年)、《养老律令》(718年)等，这些都是用汉字来书写的。
(二)汉字教育促生了日本学校教育
日本“大化革新”以前没有学校教育。随着对汉字教育的深入，以及社会改革的需要，日本开始模仿唐朝学制创办学校。公元671年始设中央官学即大学寮，其后《大宝律令》和《养老令》均制定了专门学令，很快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日本学校教育，除学制照搬中国外，其教学内容也完全为汉籍。如，《学令》第六条规定：“凡经，《
周易》、《
尚书》、《周礼》、《
仪礼》、《
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
论语》学者兼习之。”
唐朝重文学、诗赋，这一风气也影响了日本。日本于神龟五年(728年)在大学寮里设文章博士一人，天平二年(730年)正式设立文章科，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唐人诗文集。另外，受唐朝重视史学的影响，日本在大学寮文章科设有中国史籍的课程。808年在大学寮设立专门的纪传科，必修教材为汉语言的《
史记》、《
汉书》、《
后汉书》、《文选》、《
尔雅》。
上述日本古代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说明，汉字是其教育赖以存在的载体。有了汉字和汉文化，才使日本学校教育有章可循、有学可教。
(三)汉字教育塑造了日本的社会道德风貌
日本汉字教育皆赖于汉籍，其中主要是儒家典籍。所以，实施汉字教育必不可免地要影响、培育日本社会的儒家道德精神。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其治世安民理念鲜明地体现了儒家仁义、忠孝之道。如《十七条宪法》强调：“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要求“群卿百僚，以礼为本”，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应善教导之”，等等。在生活习俗上，则改变了过去娶姑姨，异母兄弟姊妹相婚，继母子相婚等习俗。这就是说，以汉字教育为纽带，儒家道德纲常已渗透到了日本的政治、经济、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塑造了日本的国民道德精神。
(四)汉字教育孕育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
汉字传入日本后，虽被日本民族接受并广泛使用，但中日两国语言迥异，日本人使用汉字作注音的方法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在应用上极不方便，存在“言文分离”、“音意两撅”的矛盾。所以，日本人民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和简化汉字，使之与本民族语言相适应。
奈良时代，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693～775年)回国后在日本太学执教，根据汉字楷书的构造，取汉字的偏旁、部首，或汉字的一部分，或全部，创制了片假名字母。平安时代早期，著名学者空海(774～853年)又根据汉字草书，创制了平假名字母。用作假名的汉字全部丧失了其原来的字义，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来表示日本语的语音，作为标音符号使用。8世纪中叶，假名已在日本和歌诗集《万叶集》中大量使用。到9世纪中叶，假名文字正式形成。假名的创制，是日本文化史乃至整个日本历史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标志着日本民族自己的文字诞生和形成。当然，一些汉字和汉文单词，已经成为日本民族文字的组成元素，与日文假名一起，组成了后来的日本文字。
综上所述，日本推广汉字教育，对其社会改新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可以想象，没有汉字教育，在文明史上古代日本民族或许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