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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劳动力成本和质量对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
作者:朱 玮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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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模型检验了劳动力成本和质量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质量变量:小学入学率、万名就业人员中的研究生人数与留学归国人数对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小学升初中率、初中升高中率和高中升高等教育率及劳动力成本变量(服务业工资)与服务业利用FDI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劳动力成本劳动力质量服务业FDI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5-0073-03
       2006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2.2%,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尚有吸纳劳动力的巨大潜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增加国内就业、缓解就业压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国内对我国服务业FDI的研究较少,从人力资本角度的研究更少。本文拟通过分析劳动力成本和质量对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为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及促进就业增长方面提供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影响FDI的人力资本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Pan(1998)发现较高的工资水平对转轨经济国家吸引FDI具有负面影响,Bevan和Estrin(2000)的研究也证实单位劳动力成本与FDI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另外,UNCTAD(1998)认为劳动力质量是吸引FDI的重要区位优势,Noorbakhsh和Paloni(2001)在研究各国之间的FDI时证实了这一判断。Cheng和Kwan(2000)的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劳动成本、劳动力质量、FDI政策和基础设施是影响中国各地区利用FDI的重要因素。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把服务业FDI从FDI中区分出来。
       国内学者对服务业FDI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服务业FDI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二是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因素方面,如王咏梅和林静(2005)认为影响东道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因素主要是市场、资源结构和政府政策,殷凤(2006)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开放度、市场规模、服务业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对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三是其它方面的研究,如服务业利用FDI发展的战略;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与问题等。
       上述研究中,虽然有些涉及劳动力成本与质量对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但没有对它们与我国服务业利用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为此,本文着重分析劳动力成本和质量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
       二、变量、模型与分析结果
       (一)变量
       1 劳动力成本变量。
       劳动力成本(LABORCOST)对效率寻找型的劳动密集型FDI具有重要影响,服务业FDI就属此类。最能反映劳动力成本的是劳动者的工资,因此本文用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代理变量。
       2 劳动力质量变量。
       教育是影响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选择以下变量反映劳动力质量:小学入学率(PRIMARY)、小学升初中入学率(JUNIOR)、初中升高级中学入学率(SENIOR)、高中升高等教育入学率(COLLEGE)、万名就业人员中的研究生人数(POSTGRA)和留学归国人员人数(ABROAD)。其中,初中升高级中学入学率包含升入技工学校。高中升高等教育入学率为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包含电大普通班)与普通高中毕业人数之比。需要说明的是,万名就业人员中留学回国人数既能反映劳动力质量,同时也对FDI中的文化冲突具有调节作用。
       3 控制变量。
       除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外,还有其它一些重要因素影响服务业利用FDI,本文选用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GDP增长率(GROWTH),它反映一国的市场潜力,对市场寻找型的服务业FDI具有重要影响;(2)滞后一期的服务业FDI(SFDI1-1),之前的投资情况会为之后的投资提供东道国的市场环境、消费规模等重要信息。(3)WTO变量(WTO),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的投资壁垒较入世前大为降低,本文选用WTO变量(入世前取值为0,人世后取值为1),用于分析人世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
       (二)模型和数据来源
       根据分析需要,本文建立如下时间序列模型:
       
       lnFDlt=F(HV,CV)
       其中,FDI为服务业FDI,下标t代表年份,HV是待检验变量矩阵,CV是控制变量矩阵,F表示FDI与HV和CV之间的函数关系。分析时对模型中的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样本期为1985~2005年。
       由于服务业利用FDI的实际金额在1997年前没有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其协议金额,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其它数据均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服务业工资数据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工资简单平均而得。
       (三)分析结果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结果表明,各个时间序列都是I(1),可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为避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两类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各个变量进行单独分析,检验结果如表1中的模型1至模型8所示。然后,对每个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表明它们都是I(0),说明模型结果是有效的(为节省篇幅,各时间序列的ADF检验及各模型的残差序列检验结果略去)。
       由模型I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WTO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加入WTO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不明显,这与服务业投资壁垒依然很高以及外商对投资收益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有很大关系。由于WTO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在模型2至模型8中不再使用该变量。模型2至模型8,依次对劳动力质量和劳动力成本各变量进行了分析。小学入学率(模型2)对服务业FDI没有显著的影响,可能与服务业对较低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不高有关;小学升初中率(模型3)和初中升高中率(模型4)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并且与预期符号相同,这与我国服务业FDI主要集中分布在劳动密集型的交通运输和房地产业有关;高中升高等教育率(模型5)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流入中国服务业的FDI对该层次的劳动力有着较多的需要;但是研究生毕业人数(模型6)和留学归国人数(模型7)对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前者的解释比较复杂,可能与流入我国服务业FDI的质量不高有关,后者则可能是由于留学归国人员对服务业FDI还没有起到文化上的润滑作用,这与服务业开放受到制度和进人壁垒等因素的严重制约有很大关系。体现劳动力成本的服务业工资(模型8)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符号为正,与预期相反,可能的解释是服务业工资不仅反映了劳动力成本,也间接反映了劳动力质量。可以预测,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对劳动密集型还是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FDI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表1)。
       
       三、结论
       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检验了劳动力成本和质量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劳动力成本还是劳动力质量都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目前我国在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位优势的同时,应尽快提高劳动力质量,这在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的情况下,吸引FDI促进服务业发展,以及缓解国内就业压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吴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