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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应明白生死问题的普泛性和重要性。因为，人世间的生死困厄是人人都会遭遇的严重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中国去世人口达到892万，以逝者一人有直系亲属五人计，则有4460万人有生死哀伤问题；若以每一逝者有10个左右的次亲朋友来计，则每年又有8920万人有生死之痛问题。三项相加，中国一年约有1亿4272万人遭遇生死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有十分之一以上的人有生死问题的困扰。若再加上每年清明、冬至等的祭祀活动，也许全中国13亿人口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生死问题有关。
       生死不由人，由生至死是人生的一个自然现象，又是对人之情感特别震撼的现象。每个有正常寿命者，除必须面对自我之死外，还必然要面对亲友以及其他非正常死亡现象的悲惨场景。对将逝者而言，应该有“临终关怀”来照顾他们；而对丧亲丧友者而言，则需要用“悲伤抚慰”来帮助他们。
       一般而言，伴随着死亡现象的产生，人们必然会产生悲伤、不安、恐惧、痛苦、焦虑等负面情绪，这让人不得不去正视死亡带来的悲痛与生命中的失落等问题。而且，如此巨大数量的要处理生死问题的人群，是需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生死观教育的，是需要进行临终关怀及悲伤抚慰的，也是需要学会由死观生的方法，来获取正确的人生方向的。
       另有一个数据也相当惊人：目前中国每年约有1.6万名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平均每天有40多人，相当于每天消失一个班。中国每年还有10万人丧生于车轮之下，每年自杀人数也在28万人之多。如此众多的非正常死亡的事实告诉我们：在全社会必须开展生命教育，特别是对学生、家长、教师等开展系统的生命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理解生命的意义，珍惜生命，建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创造生命的价值与辉煌，并能够正视死亡现象，预防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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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一生可能要学习无数的知识，但最难学的可能要数生死知识了。不过，人们只有学会了生死，才有可能真正提升生与死的品质。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创设出相当完备的学习系统，但多是针对“生”的种种问题而设。而在人人必经受的“死”之方面，则教导甚少，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社会教育系统的重大缺陷。所谓“学会死亡”，实则是在了解生死各方面知识的基础上，如何面对我们一定会相遇的“死亡”，即通过哪些观念及智慧来消解生死的困惑与痛苦。
       我们的一生中，要么会遇见陌生人之死，要么会经受亲人亡故之痛，更令人不寒而栗的当然是——自我之死。如何能够保持在“死”之面前的尊严?这就需要学会死亡。死是生之反面，它使我们无时不处于一个生活可能突然中断的危险之中，它引发了我们最大的心理不安，最深的生理上的伤痛，以及最强烈的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恐惧。因此，世间之人在埋首孜孜为利之时，千万不要忘记要解决好人生问题，解决好死亡问题；只有将死亡问题解决好了，人生的问题才可能得到最终的解决，生死品质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升。
       人们要学会死亡，不仅要求之于科学观念，更要求之于哲学的智慧、宗教的学说，以及更重要——人们对死亡的深思、静思、沉思，在此基础上才能达到对生死问题的悟解，并最终消解死亡问题。
       人人皆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因为那时我们天真纯朴，无思想无观念无看法；可我们每个人皆不希望自己也哭着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时的我们不仅有了丰富的社会人生的阅历，还有了文化与知识，形成了思想、观念和看法，拥有了理智与信念。为达到对死亡的安然态度，我们必须去透视死亡、悟解死亡，为死亡的降临做好必要的生理与心理的准备。在那一刻终于到来时，我们就一定能坦然地甚至欣然地投入它的怀抱，获得永久的安息。如此，我们便学会了死亡，获得了生死的高品质，实现了人类生死两安的最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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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通过哪些途径与方法来学会死亡，以提升我们的生死品质呢?
       第一，立于宇宙发展和自然大化的角度来看待生死。我们应该意识到有生必有死是宇宙不移不变的法则，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故而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人们虽然都盼高寿，希望能活得越长越好，但是必须意识到自我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寿命的长短，人终有一天要面对死神。对这一刻的到来，我们当然都希望越迟越好，但当它来临之际，我们就不必害怕去面对它。中国古代人说的“节哀顺变”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死亡不会因为你的心不安和不甘而不降临，它在要来时就必会来到。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尽量地把不安心转变为安心，把不甘心转换成甘心，这就叫对生死的达观。
       《庄子》云：“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自然大化对于人而言，犹如生我养我的父母一样，我们必须完全的服从。自然给我生命，让我劳作而生活，又使我老而临近于死，这一切无不是自然造化的巧妙安排，我们怎能强悍而不从呢?怎么能不安于死亡降临的命运呢?由此，我们便能获得面对死亡的心安，寻找到解决死亡问题的途径，并因此提升自我的死亡品质。
       此外，我们应该放弃只求生命长短的数量观，注重提升生命内涵的品质观。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不在活得长还是短，而在于生活是否丰富，人生是否有创造性。因此，我们每个人不必盯着寿限不放，一味地追求高寿。低品质甚至无品质的活又有何意义呢?它不过是增加了自我的痛苦和家庭与社会的负担而已。所以，人们固然要去关注自我的寿命长短，可更应该操心的还是生命过程中的体验是否丰富和创造是否众多，有了这些，我们便可面对死亡而安然放心，无论死亡来临的时间是在后(寿长)还是在前(寿短)。
       第二，避免强烈的死亡悲伤，需要从生物衰老的科学中获得解决的方法。从生物学来说，任一生命的机体都犹如一架不停运转的机器，时时刻刻在磨损着。人的生理器官从形成之日始便处于运动之中，它们当然要被损耗。一旦经过长时间的运转，人的生理器官便走向不可复原的衰竭之中，人们就必不可免地步入死亡。虽然这时人们的外在表现是患了这样那样的病，可在本质上却是因为人的机体在不断的老化。此时，从外在的方面来说，人们当然还是应该积极地求助于医学科技，尽量地去医治自我的疾病。可从内心而言，则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体正在走“下坡路”，而这是一条一去不返之路，它一直要把我们带往死亡之域。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在思想上有如此的观念准备，我们才能拥有一种正常死亡的意识，以使我们能够接受死亡降临的实存，不把人之死归为非正常的现象。
       如果我们还能进一步，把即便是因疾病而亡也能视为一种正常，毕竟人会患病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么，我们就更能摆脱许多死亡问题的困扰，大大减轻自己的死亡悲伤。舍温医师曾言，一个人只有“接受了寿命有限数的观点，才能体会到生命有对称的美。生活
       的网络中，既有快乐与成就，也有痛苦。那些想超越寿命活下去的人，会失去对年轻人的正当观感，并对年轻人主事感到不悦。正因为我们的一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去做值得做的事，才有了做事情的迫切感。否则，我们就会滞留在因循之中”。这位医生还引法国伟大思想家、文学家蒙田的话说：“你的死亡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是世界生命的一部分……是让你诞生的一个条件。研究哲学就是要明白死亡。把地方腾给别人，就像别人把地方腾给了你。”这样一些看法无疑都说明了人由生而死是一合理又合情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回避死，相反，应该将其视为迟早要到来的正常的生命结局。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死亡的悲伤就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第三，解决人们执着于“拥有”而产生的死亡痛苦问题，需要极大地改变自我的人生观。现代社会及经济的运作，皆以突显个人为核心：为激发人最大的体能和智能，必须将个人拥有物的不可侵犯性尽可能地用法律和制度严格地规定下来。由这一经济社会状况所决定，人们也就十分习惯于将你的我的他的分得一清二楚，要尽量保持自己已有的，也要尽量将已有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地增加，这成为了人们几乎全部的生活宗旨。这样一种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现状无疑形成了最为典型的“个人主义”人生观。
       也许人们在现实的人生过程中，会觉得这种人生观确实很好很妙，不仅有大用，而且享受无穷。但是，若换一角度，不是由“生”观“生”，而是由“死”来观“生”的话，便可发现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有着重大的缺陷。因为这种人生观导致人们产生无穷的攫取欲：人们生前无论拥有的是多还是少，皆觉得不够多不够好。于是，人人疲身心于名利场中，陷入无穷尽的拼斗，而自我之人生便永远处在焦躁不安与无可奈何之中。一当人们面对死神时，会发现问题一下子全部都颠倒过来了：人们无论拥有的是多还是少，都会觉得拥有的很多很多，只是无法消受它们，而且将永远不能消受，这又造成了人们临终前极大的死亡痛苦。可见，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既不能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幸福，又使我们走向临终时痛苦万分，实在是应置于抛弃之列。
       那么，我们要想解决因丧失而导致的死亡痛苦，应该拥有哪种人生观才最好呢?关键在于，我们不能从经济的运作方式中抽象出安排人生的原则，而应该建构一个“由死观生”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活着时从观念上和意识上“先行到死”，立于死后的基点来观照自我的人生。这样，我们便可发现：我们生前无论拥有的是多还是少，是优还是劣，我们都拥有得很多很多。因为相比较于死后的完全丧失，我们现在那怕只有“一文钱”，那也是很“富有”的，如此，我们又何会有人生中总是“一无所有”的感觉?也就不会产生焦躁不安与无可奈何的负面的心理状态。而人们也可以不斤斤计较于你的我的和他的之区分，非常乐于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援之以手，用己之所有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死，都必会丧失所有的世间之物，那我们为何还要死死地执着于己物与他物之分呢?又有何物不能舍弃以助人呢?有了这样一种人生观，人们那种临终前因对拥有的一切难以割舍造成的死亡痛苦也会自然地消失殆尽，因为，持有如此人生观者，根本就没有无法割舍的东西。这不就相当好且又相当妙地解决了当代人的死亡问题了吗?
       可见，当代人要树立一个健康的人生观，非得从“死亡观”出发不可。只有那些善于将“生”与“死”沟通的人，才有可能较好地解决各种人生问题与死亡问题。达到生死品质皆理想的境界。
       第四，消解当代人因对死亡的形貌、归宿和处理方式等引发的死亡恐惧，理解并运用生死哲学的智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学习。”“真哲学家，总是专心致志于从事死亡，因此，他们在一切人中最不惊惶失措。”可见，学习哲学，可以最大限度地消解死亡的恐惧，从而对死抱有一种平静接受的态度。为何学习哲学能达如此功用呢?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认为：“死的境界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是如世俗所云，灵魂由此界迁居彼界。”如果是前者，既然我们死后一点知觉都没有，我们又何必恐惧死的形貌、死后的归宿、死亡的处理方式呢?实际上，此时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去害怕，因为恐惧与害怕皆是活人的一种感觉与知觉；人既然死了，也就不可能有感觉与知觉去害怕了。如果是后者，人之死意味着灵魂迁居另一个“世界”，那死亡更不可怕了；相反，临终者会因为自己的生命将有一个新的发展而充满着无限的憧憬，苏格拉底就想到自己可能在死后，灵魂将与那些伟人相会而欣喜不已。如此的话，人又怎么会去恐惧于死呢?所以，另一位哲人伊壁鸠鲁指出，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死对于生者和死者都不相干，所以根本不必去害怕。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往往倾向于提倡一种死亡的价值论来消解人们的死亡恐惧。孟子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孔子则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中国古代贤哲看来，活着固然是人们之“所欲”，但人间之道德的价值“义”则超过了人对“生”之“所欲”，因此，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作为人就应该勇于赴死。死亡虽然是世间人人所“恶者”，但是，人间还有比死亡更为可恶的东西，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是不应该逃避死亡的。这样一种生死的智慧，明显不同于西方哲人从感觉论出发消解人之死亡恐惧的智慧。而是从人生价值的角度将道德置于比生死更高的位置，让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到生不足惜、死不足畏，只要是为了崇高之道德价值的实现，每个人都应该也必须“杀身成仁”。立于此境界，人们不仅能够不怕死，且能面带微笑而死，又何会去恐惧死呢?
       古今中外的哲人们对死亡有许多的论述，人们只要细心地去领会，必可获取高妙的生死智慧，去有效地对付我们必不可免的人生结局——死亡的降临，从而消解死亡的恐惧，提升我们的生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