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达·芬奇密码》在全球的畅销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蕴含着读者在其文本阅读中所体验的愉悦和狂喜。这种狂欢式阅读反映出来的是大众文本与社会霸权力量的对抗甚至颠覆。女权主义运动所代表的反主流观念和思想所形成的极具号召力的文化资本，是生产这一大众文本的政治和社会动力。
       关键词：达·芬奇密码；大众文化；阅读快感；女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3－0100－04
       《达·芬奇密码》是一本以娱乐大众为目的的“通俗小说”。尽管作品故事布局、情节推进和人物塑造上平庸老套，但其惊人之处却是在离奇谋杀案的包装下，对基督教历史的彻底颠覆。故事叙述的所谓真相是，在教会取得权威之前，原始基督教众神平等、男女同尊。耶稣不但是一位凡人，他还有一位妻子，就是那个在《圣经》中被指称为妓女的来自抹大拉的玛利亚，而且至今他们的后裔尚隐于世间。对基督教神学传统肆无忌惮的冒犯成为《达·芬奇密码》的最大卖点。尽管西方基督教传统势力反应激烈，教皇本笃十六世也指责其为“最坏的书，摧毁耶稣的形象，破坏信仰，充满似是而非的圣经经文研究结果”，但此书却受到了读者的青睐。自2003年面世后的4年间，《达·芬奇密码》在全球印数超过4000万册，被列为有史以来六大畅销书之一。
       这一看似相悖的现象实际上恰好符合了大众文化的生产规律，就是将创作和营销紧密结合起来，突显其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属性的同时要充分体现大众利益，利用社会体制结构，达到创造并流通意义与快感的效果。
       一、大众文化文本的生产
       英国学者约翰·苏特兰认为：“从广义来说，畅销书有两大效益。第一个是经济效益。畅销书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大量销售，为写书人和出版商大赚其钱。第二个有较大伸缩性的效益是在思想意识方面。畅销书表达并满足广大读者的某些需求，能加固偏见，提供慰藉，富有疗效，唤起共鸣或给人以刺激。畅销书可以在某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向公众灌输或控制观念。在其它情况下，例如涉及性问题时，畅销书可能会起一种破坏性的社会作用，引进一些新的准则，激起波动、放纵等。”从大众文化的视角来看，一种商品(包括出版物)要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广受欢迎，就必须包含大众的利益。“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文化——是在社会体制内部，创造并流通意义与快感的积极过程。”
       大众文化理论的鼓吹者约翰·费斯克将文化工业生产分成两种经济阶段：一是“金融经济”，一是“文化经济”(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理论)。“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活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文化经济里，没有消费者，只有意义的流通者，因为意义是整个过程的唯一要素，它既不能被商品化，也无法消费。”一部文化作品作为商品被购买的一刻，其在金融经济的流通阶段即告完成，紧接而至的是在文化经济的流通阶段。作者向能“生产”意义和快感的大众提供作品，大众交换到的是心理满足、快感以及对现实的幻想。所以无论一本小说的内容怎样离奇古怪，它所能提供给大众购买消费(阅读)的仅被认定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的文化资源，而消费总伴随意义的生产，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文化的生产行为。读者大众成为小说文本意义的“生产者”。
       什么样的文本有幸成为大众的呢?费斯克认为：“一个大众的文本必须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语境中，对于各式各样的读者具有相关点。因此，它本身必须具有多元的意义，任何一种解读方式必须是有条件的，因为它必须被它解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相关性要求意义的多元化与相对性，拒绝封闭性、绝对性和普遍性。”费斯克所谓的“相关性”指大众文化必须是和大众切身的社会境况相联系，也就是与资本主义提供的文化资源相联系的日常生活。大众不可能去选择任何只服务于支配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的文化商品，而是根据“相关性”的原则，选择那些可以让他们创造出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和有意义的大众文本。所以，一方面，日常生活是大众文化创作的基础，是大众文化形成发展的内容基础和材料来源；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又是大众据以评价大众文本的基础。大众文化的快感在于感受和探索这些相关点。因此，“大众文化是在资本主义与日常生活提供的文化资源的交接处形成。这就决定了相关性是核心的批判标准。如果一个文化资源不能提供切入点，使日常生活的体验得以与之共鸣，那么，它就不会是大众的”。大众文化的创造力与其说在于商品的生产，不如说在于对工业商品的生产性使用。大众的艺术乃是“权且利用”的艺术。
       德塞都比费斯克更早关注大众文化的生产。他强调大众的抵抗精神，认为可以在“适应”或“利用”强加于人的体制的方式中，发现日常生活的文化。他把这种适应或利用方式比做耍花招——诡计、欺骗，其方式是以社会契约的名义进行利用或欺诈。“戏弄或智胜对方的游戏，有数不胜数的方式……这些方式描绘出各种群体微妙而顽强的抵抗行为。这些群体由于缺少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得不进入那些已然确立的力量与表达当中。大众必须权且利用他们拥有的一切。在这些战斗着的各种计策当中，有一种突然袭击的艺术，既回避、绕开束缚性空间之规则的快感……甚至在操纵与享乐的场域也是如此。” 但是，费斯克并不认为大众文本在政治上会是激进的，也不可能真的反对或者颠覆既存的社会秩序。因为“大众体验总是在宰制结构的内部形成，大众文化所能做的是在这个结构内部生产并扩大大众空间。大众意义与快感永远不可能摆脱那些生产着服从关系的力量，事实上，它的本质在于它反对、抵抗、逃避或反击这些力量的能力。大众文化对相关性的需要，正表明了大众文化可以是进步的或冒犯式的，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的权力结构。大众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具有大众性的”。
       二、大众文化式的阅读快感
       《纽约时报》书评将《达·芬奇密码》的作者称为“罪大恶极地以把读者引入喘不上气的情节追逐而取乐”。尽管严肃的文学评论家认为它浅薄、毫无价值，但大量读者还是为之着迷，去体验其中的阅读快感，享受大众文化式的狂欢。
       大众文化中的狂欢概念作为对大众文本的一种心理分析式的解读，源自俄国文学评论家巴赫金对拉伯雷的作品有关中世纪狂欢节这一民间文化形式的探讨。他把文学研究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对文学中狂欢体裁的细致研究，发现了隐藏在文学作品背后的人类对生活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即狂欢精神。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巴赫金认为狂欢给人们提供了一次暂时拒绝官方世界的机会。“阶级文化严肃的一面是正式的、专制的
       一面，并与暴力、禁律、限制等结合在一起，而且总是带有一种恐惧和威胁的成分。这在中世纪大行其道、盛极一时。而笑声则恰恰相反，它克服了恐惧，因为对它来说，没有任何禁律和限制。它的特点就是从来不需要借助于暴力和权威。”
       传统基督教文化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官方文化。它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背负着“拯救”世人的神圣使命。基督教代表着人对上帝的信仰和皈依，它以一种普遍的至高信念，构成一种上帝、世界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地、人、神分别在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神的统一性和三位一体论的本体论，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在基督身上结合，以及关于上帝的恩赐和人的罪孽深重的本性等观念成为一种超个人、超家庭甚至超越国家的普遍的精神纽带。它维系着社会秩序，对人们偏离或违背其正确目标的行为加以警告和惩罚。
       然而早在13世纪的欧洲，普通民众就开始在每年教会所规定的大斋期前三到六天的狂欢节里自由表现自我。暴饮暴食，不加节制地过性生活。在游行和公共集会上，人们兴高采烈地让“世界翻过来”。“儿子责罚父亲，学生教训老师，仆人向主子发号施令，俗人对教士布道……在法国，每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甚至有愚人宴，人们戏弄教士，让他们穿上妇人的衣服玩牌、吃肉肠、唱俗曲、相互咒骂”。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保持社会控制的调节阀门而被默许。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弹冠相庆的是暂时的解放，即从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既定的秩序中脱身的解放，它标志着对所有的等级地位、一切特权、规范以及禁律的悬置。”
       《达·芬奇密码》大话西方文明史，让人们熟知的历史“翻过来”。一些经典文本中的个别细节被夸大、扭曲，以权威话语阐释、印证野文裨史的正当性。卢浮宫博物馆、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罗斯林教堂等著名建筑成为所谓历史的见证。达·芬奇、波提切利、牛顿乃至沃特·迪斯尼、已故的法国总统密特朗一一被牵扯进来，和虚构的小说人物拥有着共同的秘密。而主人公们追寻的秘密最终竟然指向对基督教文化传统痛切的反思。当今西方基督教派林林总总，包括天主教、新教各派别和东正教，不管其彼此的教义如何分歧，却都自认为是耶稣使徒的传人，遵奉三位一体，也就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统一。离开这一点，就几乎动摇了基督教的根基。在《达·芬奇密码》里，耶稣的薪火传人、教会的创建者圣彼得竟是个篡权者，与上帝无限接近的教会根本就是个冒牌货，教会所宣扬的关于耶稣的一切也是谎话连篇。耶稣所指定的传人抹大拉的玛利亚受到教会的排斥，在《圣经》里被简化成性罪行的暗喻。而寻找“圣杯”所象征的对神圣女性符号的恢复成为拯救人类的崇高理想。小说假达·芬奇、牛顿等文艺科学巨匠之力，再加上当代的哈佛学术精英上天入地搜罗证据，痛快淋漓地把历史翻了过来。小说人物还借用拿破仑的话说：“什么是历史，只不过是意见达成一致的谎言罢了。”
       当小说读者从全然陌生的角度，去观察这些以往接受并熟知的“真情至理”的时候，体验到的是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官方文化的大肆戏弄和机智巧妙的突袭。对传统规则和权威进行冒犯式的大众快感被激活了，人们能够由衷地感受到节庆般的快活。就像中世纪狂欢节中模仿给国王加冕和去冕的仪式一样，人们庆祝“这种变化，这种替换过程，而不是被替换的那个皇冠”。狂欢的笑声与庆祝的喜悦融合在一起的相互戏弄，表达的是人们对传统“正经严肃”力量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所生产出的自我意识的快感，即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狂欢化实质上是一种自由、民主、多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形态，它打破了人民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话语操纵下解放出来，从而得到了一种创造性的、游戏式的快感。
       《达·芬奇密码》的叙述风格，也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冲发生的。一种是学识高雅、文词严谨的教授式的阐述，另一种则是来自民间的低级、粗俗的调侃。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兰登路经艾菲尔铁塔时，随同的法国警察自豪地宣称“她是法国的象征。我认为她完美无瑕”。而兰登教授联想到的却是：“法国是一个以男子气概、爱好女色以及拥有像拿破仑与矮子丕平这样矮个子又缺乏安全感的领袖而闻名的国度。它选择一个一千英尺高的男性生殖器作为国家的象征再合适不过了。”小说中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竟由监狱中的粗鄙囚犯一语道破。这种语言安排的功能也可以解放读者的神经，并获得一种嬉戏的、狂欢式的自由。
       三、《达·芬奇密码》所产生的文化意义
       人们重新解读历史的热情成为新时代的一股思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福柯创立知识系谱学(权力一知识形成学说)对之进行了哲学思辩。福柯认为，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的历史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外部真理、永恒基础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战。《达·芬奇密码》文本就质疑传统的基督教历史观，证明了现存的基督教是经过君士坦丁修订的，他和他的继任者们为了保全教会的完整，故意增强耶稣的神性色彩，删除了有关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记录，如此来揭示“历史是由当权的胜利一方来谱写的”的道理。
       实际上，一部通俗小说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不过是在用一个传说取代另一个传说，并无“还历史本来面目”可言。其中文本译者朱振武认为“更多的是后现代文学中由立场转变所直接引发的对原文的义理置换的戏仿行为，以赋予其另类意义，寻求新的表现源泉和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该注意的倒是：这种解读在替哪一种当代文化政治服务?
       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形形色色的女权主义流派拓展了大众文化的领域。所有的女权主义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长久以来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即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波娃所说的“第二性”。激进女权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是父权制度的结果，在这样的制度下，男人群体拥有统治女人群体的权力。只有消灭男权制才能达到女性运动的目标。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中就将基督教神学归为父权制的产物。传统基督教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然形成的。《圣经·创世记》这样写到男人和女人：“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她领到男人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把她叫做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由于女人犯了吃智慧之果的原罪，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让一个性别“管辖”另一个性别，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样的不公平，既没有像样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事实的依据，显得如此蛮横霸道。女权主义的看法是，这种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它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和文化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女权运动
       不仅是反教会的，而且是后基督教的精神革命”。
       《达·芬奇密码》中两位学识渊博的人物在第五十六章的一段话引人注目：
       兰登微笑着说道：“一点没错。杯子实际上是古代代表女性的符号，那么圣杯代表的就是神圣的女性和女神了。她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实际上是被罗马教廷毁灭了。女性的力量和创造生命的能力非常神奇，而这对当时正在崛起的男性统治的罗马教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把神圣的女性妖魔化，说她们不圣洁。按照他们的说法，是男人而不是神创造了‘原罪’，夏娃偷尝了禁果，导致了人类的堕落。一度被奉为神圣的生命创造者的女性现在成了敌人。”
       提彬附和道：“认为女性是生命缔造者的观点是很多古代宗教的基础。分娩是件非常深切而又充满了力量的事。然而，令人伤心的是，基督教的哲学决定通过忽略生理事实来抹杀女性的创造力，而把男性尊为造物主。《创世纪》告诉世人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做成的。女人成了男人的衍生物，而且还是罪人。《创世纪》结束了对女性的崇拜。”
       按照福柯的系谱学的原理，任何一个对象都不可能拥有纯粹的本源，它们必然是由多个母元素重新分裂组合而成的新元素。那么《达·芬奇密码》所寻找的以圣杯为象征的女神崇拜，就是基督教历史过程中失落的另一个母元素。布朗认为“所有的宗教一开始都有男神和女神，但是今天的基督教却只有一个上帝。我认为正是这种失衡和不公，导致了今天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这是这一现象最本质的根源”。如此看来，《达·芬奇密码》文本对传统基督教会的颠覆也就有了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就是重估女性的社会文化价值，弘扬女性精神，建立超越父权制的女性主义文化。就连神学家达雷尔·博克在逐一驳斥了丹·布朗小说中涉及的主要宗教史实后，也认为《达·芬奇密码》在试图将抹大拉的玛利亚“改造成在政治上正确的一个象征”，用来支持现代人应采取的生活方式。
       然而不像激进女权主义那样强调推翻父权制，小说最终似乎在宣扬积极建设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就像童话故事的结局一样，小说在结尾部分由一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女性后代告诉兰登：圣杯的本质是虚无飘渺的，它的秘密应该永远隐藏，她说：“我怀疑圣杯只是寄托了一种崇高的理念……是遥不可及的绚丽瑰宝，即使在今天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它也能给我们带来某些有益的启迪。”但是，“你会看到，人们正通过艺术、音乐以及著书立说的形式讲述她的历史。而且天天这样，日日如此。时钟的钟摆在摇摆，我们开始感到历史所面临的危险……感到我们已走上了毁灭性的道路。我们开始觉得有必要恢复神圣女性的原来面貌”。她还鼓励兰登写完他的有关神圣女性符号的著作，继续吟唱赞美它的歌谣。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在美国就出现了所谓的文化女性主义。金堡编辑的《女性文化：70年代的女性文艺复兴》，内容涉及在视觉艺术、音乐、文学、戏剧、宗教和政治社会组织中的文化女性主义表达。它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赞美女性气质，限定男性统治文化的价值。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曾提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变成女人”的问题，呼吁母性的回归，创造女性的美好形象。她认为：“作为女人，我们被限制在一些不适合于我们的形式当中，我们应当打破这些形式，重新发现自己的性质；男性中心的文化剥夺了我们形象的表达，限制了女性和母性的天才。”她还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对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的错误表达。“希望摆脱性的差别，是在召唤一种‘种族灭绝’，比历史上已有的任何毁灭形式都更激进。她指出，重要的是去定义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社会正义应当赋予或说还给女性特征以文化价值。”
       无论《达·芬奇密码》怎样试图消解关于女性权力斗争的冲突，作为大众文本它在客观上提供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协商的机会。每个读者的个人社会经历、文本经历都使他具有了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能力，而无论他们各自对霸权力量所持的态度是反抗、独立，还是妥协，都可以在这场后现代政治拼图游戏中各取所需。快感就在读者运用其文化能力进行阅读时产生，并且实现着对意义的控制和积极的参与。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