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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康拉德
作者:张 湛 郑蓉颖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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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约瑟夫·康拉德的所有小说中,《黑暗的心》也许是最关键的一部。主人公马洛对库尔兹的寻觅过程,也是对其心灵堕落历程的解构,是对欧洲文明道德从崇高到毁灭的揭示。
       关键词:黑暗的心;康拉德;新历史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3-0094-03
       西方文学理论在20世纪初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告别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尝试,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转向”在20世纪80年代走人了死胡同。新历史主义强调的对文学文本实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的综合分析,将文学形式与历史母体重新整合的研究方式受到了重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英国文学教授蒙特洛斯,给新历史主义提供了一个较为精确的定义:即它研究的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一切“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下的产物,而任何一种对“文本”的解读都不是可观的,都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解读的。“文本”本身就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文本性”则是说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一样也具有叙事的虚构性。在这个概念中历史和文学的界限被取消了,文学研究被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语境中。
       约瑟夫·康拉德在他近30年的创作生涯中,总共出版了31部作品,而《黑暗的心》曾经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小说。此书不仅在文学上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宣言。虽然它也是一个传奇的冒险故事,但它与《格里弗游记》、《鲁滨逊飘流记》不同,它真正的焦点不在于对外界土地的征服,而是对英国殖民者的行为和心理的征服。其主人公马洛在非洲的经历,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与康拉德有相同之处,正是在非洲的经历,才使得康拉德写出如此犀利的作品。就像曾经有人指出的那样,对于康拉德来说,“大自然是一种人格化的力量,生活就是和宇宙的力量的一场鏖战,而康拉德本人也把这场鏖战看做是对人类的一种考验”。
       从康拉德的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6岁以前的康拉德生活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由于不堪忍受亡国奴的生活,便辗转从波兰来到法国马赛,后又到了英国。1878年,20岁的康拉德在英国货船Mavis上作水手,从此他开始了长达16年之久的英国海外贸易商的工作。1880年和1884年先后通过了二副、大副的考试,并且航行到了悉尼、苏门答腊、马德马斯,又从庞贝城回到了伦敦,然后又到了新加坡。1886年8月,他正式成为英国公民,加入了英国国籍,三个月后,他获得了船长的资格证书。
       1887年2月,康拉德到了爪哇。从1887年8月至1888年1月,他在一艘名字叫做Vidar的船上做大副。期间他对航海中见到的世界有了了解,开拓了视野,这些经历都在他作品中有所体现,尤其是他创作初期的两本书《奥迈耶的痴梦》和《岛屿流亡者》中。在随后的《吉姆老爷》中也有对他所见到的世界的重新塑造。
       1889年3月,康拉德到欧洲去看望他长年生病的叔叔。康拉德不知道,这次欧洲之行使他拥有了航行到非洲的经历,而且,这个经历改变了他的职业,完成了从水手到作家的转变。在伦敦等待波兰入境签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把自己当海员时的见闻写下来。他的第一部小说《奥迈耶的痴梦》就是这时开始写的。但是,这部小说刚动笔,就被一个不可能的冒险打断了。
       康拉德被当时英国报界对去非洲大陆探险者的广泛报道所触动,因为,康拉德小时候曾经指着非洲内陆说:“我长大了,我要去那儿。”康拉德毫不犹豫地向当时担任比利时公司负责刚果的财经主管申请要掌管一艘船去刚果。同时,他又给他的一个远房的但是联系又很紧密的亲戚写信,请求得到一个能够去刚果的机会。就这样,康拉德终于在1890年4月得到了公司总部的任命。这一切和《黑暗的心》中马洛去非洲的申请一模一样。
       刚果之行改变了康拉德的思想,从他八年后写的《黑暗的心》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转变。就连康拉德自己也曾经说过他在去刚果前“完全是一个动物”。他被自己在非洲所看见的惊吓住了,如果在他的作品中有体现的话,这种惊吓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甚至是抽象的、超自然的、形而上学的。尽管康拉德在刚果停留不到六个月,他却一直被疟疾和风湿病所困扰,而且有几次都达到了体力不支和精力衰竭的地步。他自己不但经受着大自然的考验,同样也经受着道德的考验。
       批评家爱德华和康拉德的第一位生平传记作家杰拉德都认为,是非洲的经历使康拉德最后成为了一名作家。
       1895年4月,康拉德发表了《奥迈耶的痴梦》一书。至此,一个母语非英语的波兰人用英语发表了小说,而其风格却是十分偏激和尖锐,这和他的海员生活密不可分。1897年,他发表了《“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就连康拉德自己都说他“将凭借这部小说在文坛上立住脚或是栽跟头”。
       1899年,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出版,这是一部阐述康拉德亲身经历的作品,对其精神世界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也由此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
       康拉德所有的作品都得益于早年的海员生活,每一个旅途都是一部感人的“天路历程”,尤以《黑暗的心》为最。这部作品以他在非洲的亲身经历为原版,对欧洲“文明”在非洲的失败做了深刻的剖析。在非洲,康拉德亲眼目睹了欧洲白人着手进行教化工作时所产生的低效率和自私的罪恶。当白人离开欧洲大陆,离开欧洲文明的束缚时,他们的道德便堕落了。欧洲人在赤道地区成了武装到了牙齿的“阳光使者”,他们在和当地的族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获取暴利。欧洲人用廉价的棉布换取非洲人的黄金、象牙,用欧洲所谓的文明来吸引非洲土著居民对他们的崇拜。这些使康拉德对人类的尊严、荣誉、人性的概念感到憎恶,在欧洲形成的人的品格和习惯在非洲全都改变了,所有这些感受,康拉德都把它赋予《黑暗的心》的主人公马洛身上。
       马洛的故事是从他在公司签署了到刚果去的合同开始的,而故事的高潮则是马洛和库尔兹的会面。在此之前马洛向库尔兹所在的非洲内陆中心站行进的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次探索,小说描写的是潜在的自我揭示。康拉德在揭示人类内心时,分了三个阶段来阐述。
       第一个阶段是到海滨站的旅程。马洛是乘坐一艘法国汽艇南下到达非洲西海岸的,这是他迈向令人悲痛的、欺骗人的非洲中心的第一步。马洛自己也有一丝预感,好像此次旅行就是让他“来发现”点什么的。在这个旅程中,马洛的内心时时刻刻感到一种决裂,在它具有的道德判断能力和害怕道德失控之间存在着矛盾。虽然马洛努力控制自己,但是他作为公司的一名派到刚果的特派员的身份,使他也逐渐对于自己是文明社会一员感到模糊。渐渐地,马洛开始憎恨周围的不同于欧洲的环境,甚至憎恨在这里受苦受难的非洲
       土著居民,就好像这个国家和人民不是被掠夺的无辜受难者而是造成他们堕落的元凶!
       到达海滨站,马洛看到了正在修建的铁路,铁路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欧洲文明的化身。但是,文明人修建的铁路却是用来把欧洲殖民者掠夺来的象牙从内陆运输到海岸的。在这里,马洛第一次从一个会计嘴里听到了库尔兹的名字。
       第二个阶段是到中心站的旅程。马洛为了得到委派给自己的汽艇,带着六个人乘帆布船向中心站驶进。从海滨站到中心站这一段地区人口非常稀少,因为这里的居民为了逃避劳役都奔走他乡了。当地的情景非常荒凉,孤单的小路,光秃秃的小山,被遗弃的村庄。当一个白人问马洛为什么来这里时,他的回答也很令自己吃惊:“当然是为了挣钱了,你以为呢!”在刚果,放纵自己是如此的容易!道德防线进一步崩溃。
       到达了中心站,站长又谈及库尔兹,对库尔兹有着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库尔兹是他们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与此同时,马洛还知道了库尔兹现在身染重病,这就是他为什么被委派到内陆去的原因——要去接替库尔兹。在此时,马洛认为自己的道德水平远远高于他在路上所遇见的他们公司的其他员工,例如:那个整天无所事事,却受到中心站站长青睐的砖匠,在一年的时间里,一块砖头也没有造出来。他的原因也很简单,这里没有造砖头的稻草!而他原本想成为经理助理,但是库尔兹的到来使他的梦想破灭。所以他十分忌妒库尔兹,知道库尔兹重病之后他又感到万分的欣慰。与此相比较,马洛自认为的良好教养和正直的道德也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良好的欧洲人。但是当他看见这些从欧洲来的文明人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时,马洛的道德慢慢丧失了。
       第三个阶段是到内陆站的旅程。马洛到内陆站见到库尔兹这一部分,已经接近小说的高潮了。在这一部分中,马洛提到了20个吃人肉的野蛮人,他雇用他们来给他推汽艇。还好,这些人并没有在马洛面前吃人,他们吃的是早已经腐烂变质的河马肉。他还听到了刚果河沿岸的非洲人的吼叫。他被这些非洲人的叫声吓着了。他的汽艇也遭到了袭击。这时候,马洛内心充满了想见到库尔兹的冲动,一刻也不想停留在路上。肉体和精神的压力,在马洛身上叠加在一起,使他努力寻求一种压力的释放,一种被迫害了的良心的释放。终于,他在发现的“圣书”中得到了启示:人类生下来就是罪恶的。
       库尔兹终于出现了,他脸上挂着很明显的伤疤,下嘴唇穿着一个早已磨光了的骨头。在非洲这个恐怖的环境下,库尔兹的道德已经深深地堕落了,他不想离开这个他已经习惯的环境。在这里,库尔兹肆无忌惮地掠夺着这个国家,而当地的族人也把库尔兹当做崇拜偶像!马洛此时感到,库尔兹和野蛮人是多么的相似。
       随着马洛一步一步向内陆站的进行,另一个主人公,库尔兹慢慢地进入我们的视野。虽然在丛林中,马洛领略了什么叫做荒野,什么叫做恐惧。但是,这种恐惧的程度,远远不及库尔兹带给他的恐惧更为深刻。由于马洛是到中心站取代库尔兹的,因此在马洛心灵上库尔兹带给他威胁。当他越向中心站行进,心灵上的这种威胁就越发浓重。当他对库尔兹的事情知道得越多,他的不安就越明显。库尔兹是黑暗的代表,是黑暗的象征。而库尔兹又是被欧洲总部的人称为“最了不起的人”,他是欧洲文明的化身,是欧洲先进生产力在非洲大力推广的散布者。因此,马洛得出了结论,库尔兹=黑暗=欧洲文明。当马洛认识到这一点时,马洛的心灵受到了冲击,痛苦溢于言表,但是同时他的心灵也在进行着自我净化。
       马洛在书中的叙述给我们一种错觉,那就是所有库尔兹或者说是欧洲人在非洲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这种“无意识”是使他的欧洲同伴们变成殖民者的元凶。西方的文明被一种“无意识”所驱使,去控制别人,然后又毁掉自己。马洛在寻找库尔兹的过程中努力压抑自己已经知道欧洲人控制非洲的真正的原因,揭示了体面的欧洲人的“无意识”心理。由于内心压力的增加,被一种不知道的欲望所驱使,他的焦虑、渴望都表现了出来。
       在库尔兹死后,马洛回到欧洲见到了对库尔兹从一而终的未婚妻。当未婚妻问他库尔兹的临终遗言的时候,马洛说:是你的名字!未婚妻泪流满面,并且欣慰地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其实她哪里知道马洛是在撒谎,只有马洛自己知道库尔兹临死之前明明是在说:可怕!可怕!
       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马洛在去非洲之前认为欧洲是文明的国度,自认为在欧洲接受到的是能成为一个良好绅士的教育。他认为欧洲人来到非洲是为了帮助落后的非洲向文明社会进化。而当他看到了库尔兹等人在非洲的掠夺,马洛揭开了库尔兹等人向世人撒下的这个弥天大谎,认识到了庐山真面目——欧洲人崇尚的所谓的“文明”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然而他自己也陷入到了欧洲殖民者编织的大谎言之中。当他面对库尔兹未婚妻的时候,他无法说出真相,因为他不忍伤害库尔兹未婚妻的满心期待。马洛撒下了谎言,这使他陷入了痛苦挣扎。马洛内心此刻觉醒了,“文明”的堕落就是“黑暗”的胜利!
       在康拉德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剥削”等词汇,他对这些的批判是从“文明”到“原始”的渗透来完成的。一切都是“文明”和“原始”矛盾的冲突。所谓对“道德”的评判也全都回归到对自然事物的看法这一基础,欧洲人的“道德”在非洲的土地上与“生存”不能相容。拥有“道德”便不能生存,倘要生存便要置“道德”于不顾。库尔兹在非洲被黑人所崇敬,他是欧洲“文明”的化身,他本人也是欧洲“文明”使命的执行者。他拥有欧洲标准的“道德”,以至最后失去了“生存”的力量。
       康拉德在1899年2月的一封信中曾警告那些社会学者:除去“殖民主义,本书中的其它主题也很重要”。可以看出,康拉德对于道德的批评是他写作的最初意图。整个作品中以大量的内心描写为主,情节的叙述倒在其次。这部作品正是作者心灵的表达,表现了康拉德当时的迷茫、悲观情绪和对世事的怀疑态度。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为作家的表达增加了对作品深层意义的渲染,作家的思想和当时的时代思潮是相辅相成的,有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特征。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