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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涉猎领域最广、社会争议最大的文化名人，是现当代中国的一个复杂存在。
       但是，目前的郭沫若研究，却明显地存在着两种简单化倾向。这两种倾向截然对立，相互质疑，以简单化回应简单化，不但没有矫正反而助长了各自的偏颇。一是以学院派研究为代表，竭力论证、捍卫郭沫若中国革命文化旗帜的地位；一是以民间研究为主的非学院派人士，他们在“苛评”、“酷评”中，把郭沫若骂得一无是处，甚至将其“妖魔化”。学院派的研究，多习惯于从“光辉文化旗帜”的大前提出发，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材料，反复论证同一个题旨。严格说，这种“以论代史”的做法，从大前提出发，又回到大前提，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并没有提供多少增量知识，似乎并不是很可取。由此而导致新中国成立前的郭沫若研究多，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研究少。而且，在关于郭沫若不多的研究中，还有好些结论显得牵强，比如：说郭沫若的临终遗嘱“将骨灰撒到大寨肥田”，是“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极大关注”；说晚年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年磨难志弥坚”，“熏风永驻，遗范长存”；说郭沫若“文革”中所写的《李白与杜甫》旨在批判“庸人气味”等等，都难以令人信服，而颇有为郭沫若文过饰非的“神化”之嫌。
       与此相反的是，非学院派人士对郭沫若的一味“苛评”、“酷评”，对之“冷嘲”、“热骂”，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离学术更远。比如，《反思郭沫若》一书中，那些大骂郭沫若是“御猫”、“弄臣”、“御用文人”的文章，就多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杂文，极其情绪化。而《我看郭沫若》一书，更是从总体上否定郭沫若，说郭沫若“贪污巨额公款”，“害死”情人于立忱，“嫁祸”郁达夫，彻底将郭沫若“妖魔化”。
       其实，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郭沫若，既不像天使那样纯洁，也不像魔鬼那样邪恶。无论是对其神圣化，抑或妖魔化，都是对真实郭沫若的一种遮蔽。富于诗人气质的郭沫若，热情、敏锐、爱冲动，年青时有理想，憧憬光明，曾经提着脑袋闹革命。另一方面，他也有人的弱点，有庸俗的一面，对女性喜新厌旧。晚年官当大了，也害怕被打倒，往往逢场作戏地大写应制应景诗词。此外，还应该看到，他在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翻译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贡献。
       所以，首先，郭沫若研究应该双重“祛魅”：既去神圣化，也去妖魔化，而回到作为“人”的郭沫若研究。
       比如，青年时期的郭沫若是理想主义者，为了实现美好理想，他甘愿“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而走上革命的不归路。20世纪30年代，他表白甘愿作“党喇叭”。就新中国成立前的郭沫若而言，大体上是无愧于革命文化旗帜这一称誉的。问题的复杂性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及其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中的表现使人们对其是否还是光辉文化旗帜有所质疑。郭沫若的复杂性与郭沫若研究的复杂性，都源于此。
       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党的拨乱反正方针尚在酝酿之中。邓小平在郭沫若悼词中，虽然对他“盖棺论定”为“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但是在论证中，却有这样的论据：“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在思想文化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被否定，这些文字便变得不合时宜，在收入《郭沫若研究资料》时被删节了。
       其次，在对郭沫若进行“典范性”研究的同时，还应对其开展“典型性”研究。
       所谓“典范性”研究，主要是指将郭沫若看做文化旗帜，发掘他杰出文化业绩和优秀革命品质中的可效法性，使其具有榜样价值。而“典型性”研究，则主要是将郭沫若看成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共产党员的一员，更看重他与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共产党员的共通性和相似性。这样，对郭沫若的“典型性”研究便具有某种镜像功能，可以从中窥见20世纪中国的某些历史真实与规律，而具有认识价值。
       事实上，郭沫若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生道路，就可以看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一个缩影。在一定意义上，研究郭沫若的人生道路和心灵世界，便相当于通过一个“标本”“个案”，来折射、透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此外，内心渴望实现治国安邦政治抱负的郭沫若，不仅在著书、撰文、写诗时，自觉肩负起宣传、阐释现代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责，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他还参与了一些国务活动和从事过一些国家管理工作。这样，郭沫若留下的上千万文字，不仅具有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不同的学科价值，而且还是一份牵涉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的珍贵史料文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观兴衰。”以郭沫若其人和他留下的上千万文字作为学术“标本”，开展“典型性”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一幅20世纪中国前七八十年的社会变迁剪影，帮助我们反思、总结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中的正反经验。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阐释者和宣传者，一直与其他革命意识形态工作者一道，共同肩负着为中国革命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文化使命，以便使全党、全国人民理解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因果关系，从而更自觉地投身革命。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直紧跟毛泽东的革命战略部署，以灵活多样的形式，阐释、宣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逐一论证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历史合理性。虽然，历史已经证明，郭沫若论证过的一些革命并不正确，但是在当年，它们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狂热拥护，而且在学理上也都解释了它们的内在逻辑因果关系及其光明前景。悲哀的是，经过一系列“革命”的革命，最后却阴差阳错地“变脸”为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浩劫”!在这一系列的不断革命中，究竟是在哪些逻辑环节上出了差错?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梳理、严肃反思的学术命题。在这种意义上，《郭沫若全集》38卷及尚未收入其中的诗文和讲话，正是反思中国革命文化的一部历史文献巨著。
       (选题策划：乔学杰　责任编辑：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