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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概还没有一个人像郭沫若这样以巨大的反差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评价与民间话语的种种“流言”当中。来自前者的颂扬与来自后者的贬损几乎可以让一个普通的文学读者无所适从，而出现在学术圈内部的无所适从则可以说是导致郭沫若研究停滞不前的部分原因。在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定位这位颇具争议的文学家呢?我觉得，在我们作为一位批评者按照当代流行的某种人生或艺术原则定位郭沫若之前，应该首先理清郭沫若本人的基本思路与意识取向，看一看走上文坛的他究竟是怎样自我选择，又是怎样来描述这一选择的。这里便存在一个郭沫若自己的“自我定位”问题。无法准确地理解郭沫若的自我地位，我们也就很难对郭沫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位。而脱离郭沫若本人实际的定位，其实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学术价值。这个时候，不仅是廉价的吹捧，即便是满怀“社会忧患”的指责也飘渺空洞，缺乏基本的力量。
       郭沫若究竟是如何定位他自己的人生与艺术追求的呢?对于广泛介入社会文化众多领域，又一贯“与时俱进”的郭沫若而言，这可能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回答。但这恰恰是在今天引起较大争议的方面——如他的善变，他的自我矛盾以及作为文学创作的某些直白和简陋!其实郭沫若一踏上文坛就有过清晰的自我描述和自我表白，对于自我的精神特征和人生艺术形态，郭沫若本人早有过完整的表达和思考。我们可以指责一位文学家自以为是所掩盖的无知与浅薄，也可以揭发他道貌岸然背后的狡诈与虚伪，但是，对于一位作家真诚的几乎是和盘托出的自我倾诉，还包括这些倾诉中思想的反诘与挣扎，却需要寻找一个“阐释的高地”，加以更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至少，我们再也没有理由以郭沫若已经意识到并常常加以自我追问的部分作为攻击他“无知”或“浅薄”的根据。这就像我们面对“忏悔”的卢梭，当他以几乎赤身裸体的坦白完成如此大无畏的宣布之后，我们谁还能够以道德家自居呢?“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与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语词是一个需要在特定语境中加以分析判断的事物，歇斯迭里(今天通常写做“歇斯底里”)这个词语在今天常常被用做贬义，不过，究其病理学的原始意义而言，却不过是对一种躁动性格的描述，它多发生于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之人，又与外部世界的压力有关。客观而论，一个生存于动荡不安的20世纪的中国文人，但凡能够不回避现实又情感丰富者，大约都能够理解这样的精神特质。值得注意的是，刚刚独立踏上人生、学过医又选择了文学的郭沫若就是对这样的性格气质产生了高度的认同。到了1930年代初，回顾“创造生涯”的郭沫若是这样进行自我“精神分析”的：
       “歇斯迭里”这种病，在从前以为是女子的专病，但在欧战当时发生了所谓“战壕病”，是对于战争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异状，才知道男子也有得这种病的可能。其实广泛地说时，我看一个民族或社会似乎都可以得这种病。
       文人，在我看来，多少是有些“歇斯迭里”的患者。古人爱说“文人相轻”或“文人无行”，或甚至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对于文人虽然不免作了过低的评价，但事实上多少也有些那样的情形。尤其在整个民族受着高压的时候，文人的较为敏锐的神经是要加倍感觉着痛苦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里说不出来，就像一个烟囱塞满了烟煤，满肚皮氧化不良的残火在那儿薰蒸，当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
       在《创造十年》中，在早期自传、书信和留日时期的小说中，我们到处都可以读到郭沫若对“歇斯迭里”的描绘和表现：
       住在日本的时候，就像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
       我当时实在是有些躁性狂的征候，领着官费，养着老婆儿子，实际上不外是一条寄生虫，而偏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流放的一样，就好像天高地阔都没有自己可以容身之地。
       白华兄!我到底是个甚么样的“人”，你恐怕还未十分知道呢。你说有Lyrical的天才，我自己却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e还颓废。我读你那“诗人人格”一句话的时候，我早已潸潸地流了眼泪。
       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
       生活的困扰也转化为了创作的烦恼：“我常恨我莫有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
       在《三叶集》中，郭沫若还将这些生活中的焦躁深化为思想追求的两难，这便给我们理解他的精神状态提供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说明。郭沫若引用歌德的话对宗白华说：“真理要探讨，梦境也要追寻。理智要扩充，直觉也不忍放弃。”他又对田汉说：“我的灵魂久困在自由与责任两者中间，有时歌颂海洋，有时又赞美大地；我的久未在Idea和Reality寻出个调和的路径来，我今后的事业，也就认定着这两种的调和上努力建设去了。”
       抓住了“歇斯迭里”，也就找到了进入郭沫若“五四”前后文学创作的窗口。在剧作《湘累》中，他借用屈原的话“夫子自道”：“‘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见火在叫；灶下挂着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进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当时我自己的生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我在目前也多少还是这样。”在诗歌代表作《天狗》中，他所呈现的狂躁在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
       而在郭沫若一生漫长的艺术道路中，那些充满挣扎、困扰，那些矛盾、自我否定的过程，不也可以从这里获得某些解释：广泛介入社会文化的众多领域不正是动荡中自我寻找的努力?而持续不断的“与时俱进”不
       正是克服焦躁的一种方式?
       当然我们无意单方面夸大这些矛盾焦躁之于文学创作的价值，不过，只要我们能够不从固定的审美标准(如优美、幽远、醇厚之类)出发规范所有的文学样式，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对这样以矛盾焦躁为基础的人生与文学状态争取更多的理解与同情，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而且真诚地袒露着自身精神形态的文学家：他的遭遇也反映出20世纪中国文人的命运，他的心态折射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自我定位，他的遗憾则是我们许多人都未能走出的时代困境。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郭沫若的人生与艺术表现都不是供我们居高临下任意嘲笑的材料，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可能就身在其中!
       从民族文化的生存背景来说，焦躁是20世纪中外文化巨大冲突的结果。我们承受了“现代化”理想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巨大压力，而内部的社会格局、政治体制与外部的民族关系又进一步加强了这样的压力，这都不断造就着焦虑不安、无所适从的现代民族性格与精神气质。在郭沫若的文字中，我们读到了日本的资本主义蓬勃发展风潮的诱惑，也读到了民族歧视的屈辱；读到了文化创造的热情，也读到了资本的无情与压榨。如果说“歇斯迭里”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精神疾病，那么它也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世纪病”。如果以法国、俄罗斯为代表的西方文学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忧郁的西方“世纪病”，那么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则为我们描绘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焦躁的中国“世纪病”，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贡献。
       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来说，焦躁虽然是一种典型的民族性格的“征候”，然而在不同的作家那里，所呈现的程度却颇为不同。同样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人，鲁迅、周作人的生活与性格显然更趋稳定和理性，鲁迅的精神更早地进入到了对于国家民族的冷静审视当中，即如许寿裳所回忆的那样：“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周作人也表现出了一种对“知识性生活”的满足甚至迷恋：“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朝鲜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周氏弟兄是远距离地分析和读解着国人的征候。
       只有到了郭沫若的青春感悟中，时代的焦躁和烦闷才直接成为个人体验的重要部分：“我们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我怕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全体所共通的一种烦闷，一种倦怠——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幸运以求自我的完成，而我们又未能寻出路径来为万人谋自由发展的幸运。我们内部的要求与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漂流，我们甚至想自杀。”也只有到了郭沫若这样的“青年写作”中，自我的细微情绪与矛盾也才得以无所顾及、无所掩饰、毫无心计地裸露和表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鲜明而且是贯彻始终的“青年写作”还是第一次出现，而像郭沫若这样以自己一生的追求实践着赤裸裸的自我表现的作家，也几乎是第一次。他也许还不够深沉，不够隽永，不够理性的高度，然而，这一切的“不够”恰恰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青年气质的应有之义。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正是这种不无“歇斯迭里”特征的莽撞推进了新文学的发展。并且最终以自身的简陋和残缺完成着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