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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与冷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郭沫若研究目前的状况基本上可以用一个冷字来概括。这既是相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其他许多研究方向而言，也是相对于郭沫若研究曾经有过的热烈局面而言。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郭沫若研究呈现一幅热闹场景的时候。除了有一批专事郭沫若研究者，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人大多会从郭沫若身上寻找一二论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专设有《郭沫若研究》，许多高校开设了郭沫若研究的专题课。90年代初期以后，郭沫若研究逐渐冷了下来，以至于今。不仅专门研究郭沫若的人屈指可数，在一些现代文学史的著述中，郭沫若已经成了一个不显眼的存在。
       现在回头看当初郭沫若研究的热，在热烈的表象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些学术浮躁的成分，同时又有一种非学术的因素推波助澜促成了学术上的热烈局面。“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这是在郭沫若辞世后对他在政治上的一个评价，或者说是盖棺论定。于是乎这在无形中成了评说郭沫若的一个价值标准。作为“旗帜”，郭沫若又一直被视为文学史上的大家，人们不免趋之若骛。郭沫若留下的东西多，涉足的活动、领域广，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很容易出成果。当然，社会意识形态的考虑也需要这样的历史人物研究。那么这样的热，实际上也就埋下了后来冷的前因。
       当时代和社会对于过往的历史开始进行一次全面的精神自省的时候，当人们开始用不同以往的价值观念、评判标准回溯历史的时候，一种新的学术环境出现了。郭沫若研究冷下来是一个必然。
       其实，冷如果是对过热的一种冷却降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起码不是坏事。无论作为现代文学史，还是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研究对象，郭沫若研究都不应该成为显学，所以需要的不是热热闹闹。冷却下来可以去除浮躁，剔除非学术因素的介入，沉静地面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深入的学术思考。所以，在郭沫若研究遭冷遇的这些年，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一些比此前更为扎实、厚重、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问世。
       但是目前郭沫若研究呈现的这种清冷局面，显然已经偏离了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应有的常态。冷淡之中包含了太多刻意的成分：刻意视而不见，刻意避开它。而重新审视历史，评估历史，书写历史，并非是刻意把哪个历史人物拉下来，又把哪个历史人物抬上去，也不是简单地丢弃旧的，推出新的。
       如果不是抱有一种历史偏见，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偏见，谁也不能否认郭沫若在五四新文学史上曾经是一个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存在过的人物，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存在。这并非一个特别需要论证的问题，只是客观地对史实进行确认。如何评说郭沫若是一回事，但研究新诗史、文学社团史、话剧史，研究创造社、五四文学思潮的流变、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文艺，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等诸多问题，郭沫若是一个避不开也绕不过去的人物，否则，被漠视甚至被忽悠的是历史。
       过犹不及，这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已经有过不少对某一研究对象或问题热一阵又冷下去的情形，郭沫若研究只是表现得更极端。这说明学术本身存在着某些问题，浮躁、矫情、取巧、人云亦云，急功近利等等。如今，不少攻读文学史的研究生觉得选题难，其实郭沫若研究领域有许多值得和有待研究的课题，它们可能会比其它一些相近的课题研究带给我们更深刻、更丰富的现代启示。
       正与反
       十年前曾出过一本“反思”郭沫若的书，然后有了一本“公正”评说郭沫若的书。一反一正，两者自然就有了针锋相对的意思。当然，两书中分别收录的并不尽是从正反两个方向去思考同一历史人物的文章，书题中的正反二字也非分处两个极端的意思。这里只是借用此事来说明在郭沫若研究中存在着的一种现象。
       作为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人物，在郭沫若经历过漫长而繁复多变的人生行旅中，自然承载了内容庞杂甚至包含着表现为正反两种截然不同意义的历史文化信息。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研究者从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视界中，以不同的评判标准去考察、审视这一复杂的历史存在，得出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的结论，也不足为怪。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一些研究者的笔下，只能见到树碑立传式的研究文字，容不得对郭沫若的批评，遑论非议。这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反复将不同的东西装进一个设定好的框架里去。当然也有只是着眼于从正面去评说这个人物，避开或不涉及那些可能会损害一个完美形象的问题，这多少有点为尊者讳的意思。如果把这称之为正说的话，现在事情似乎是反过来了。在一些人眼里，只见到所谓郭沫若的平庸、他的悲剧、人格的缺陷、迎合时政的圆滑与世故等等。郭沫若仿佛成了某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在负面意义上的一个符号。与此类似的另一种情形则是，对于在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明明是轰轰烈烈存在过的这个人物采取一种漠然视之的态度。这大概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最大的轻蔑是无言。还有就是一些嘻笑怒骂散文随笔式的评说郭沫若的文字。不过我倒宁可不把他们看做学术见解，因为那多是借题发挥，拿郭沫若说事儿，或者只为了表现自己。这应该称之为反说郭沫若。
       从正说到反说与郭沫若研究从热到冷，应该有着同样学术环境变化的背景，再有就是反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正说的一个逆反。其实这都不是科学理性的研究所应采取的学术姿态。两者同样出于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即把在大千世界中存在过的一个人物简单化为只从正反两面就可以描述得尽的。历史不是一块银币，郭沫若也不是一个可以非此即彼去评说的人物。
       评说郭沫若，先要认识了解这个人物。要真正认识了解郭沫若，就应该把人物还原到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那种状态中去，即所谓的知人论世。郭沫若在其置身活动于其间的每一时空环境中都是一个具体的、不可随意抽离出来的存在。不然，他岂不是成了网络文学上那类“架空历史”、“穿越时空”小说中的人物?历史可以任人评说，但不是任意评说。
       像“在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运动中的郭沫若”这样的话题，肯定是一个会引出负面评价的话题。因为当人们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时，作为那个时期文化领域一个代表人物的郭沫若，必然也要被纳入思想批判的视野中去。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地靠从反面或负面意义上去思考就可以说得清的问题。返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我们固然会看到许多与时政紧密相关的郭沫若的讲话、文章、活动，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笔下其它一些包涵更多个人心绪的诗文，注意到一些可能被忽略了的历史细节。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曾回忆为郭沫若准备批判胡风讲话稿的情况，事实上郭沫若的许多活动、讲话都是职务(作为文联主席、中科院院长、科技大学校长)行为。在反右斗争时，根据中科院知识分子集中的特点，郭沫若与院党组专门向中央汇报，建议对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凡回国不久的，不参加运动；对于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一时难于区别的，先作为思想认识问题处理；对于一些著名科学家，
       即使是对问题认识错了，只采取谈话方式给予帮助，不能采取批斗方式。建议得到党中央同意，并责成中科院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有关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政策的文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执行。把这些传递出不同涵义的历史资料汇集在一起，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情况是，即使就同一件事情而言，郭沫若的所作所为也表现出多重观照的意义。
       郭沫若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个体，他是在一种政治文化体制框架内文人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演绎的社会角色并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多的是时代对于他的选择，是历史对于一个社会群体必然的选择。历史的进程终归决定于历史的动机，所以对于郭沫若的思考，应该是关于一代文人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是关于一个历史时期的思考。
       上个世纪20年代郭沫若开始写自传的时候，曾在前言中写下两句话：“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以此来诠释他的人生实在是非常恰切的。他就像恩格斯评价歌德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混合了伟大与渺小、天才与庸人的历史存在。
       读与解
       以上所说郭沫若研究的种种，在不同程度上还都涉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先要阅读历史，然后才能解读历史。这一阅读过程不仅指读郭沫若的作品、著述，还包括读他的生平，读他存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在人们很容易地就纠缠于如何评说郭沫若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反而常常被忽视了。
       对《女神》的研究，从《女神》甫一出版即开始了，迄今已有八十余年。在脱离了开始阶段书评式的研究以后，所谓的《女神》研究，实际上就是关于郭沫若《女神》时期诗歌创作的研究。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女神》的文本就是诗人的一部诗歌作品选本。但在确认了这样一个研究视界的同时，人们大多忽略了一个问题：《女神》并非一个研究意义上的选本，而是诗人依据自己的喜爱选编而成。在几乎同样数量未被收人《女神》的郭沫若同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中，有许多《女神》的文本所没能包含的内容，譬如：散文诗、口语体的诗、宗教题材的诗、纯粹写实风格的诗等等。没有几个研究者是在完全阅读了所有这些诗作的文本以后，才来开始《女神》的研究。那么，当人们用这样的主义、那样的风格来概括和阐释《女神》的时候，是不是就失之偏颇呢?
       作为一介文人，郭沫若的政治经历是一个十分复杂、话题颇多的方面，也是他生平活动最遭訾议的方面。不久前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青年学者以一段很肯定的语句简要地描述了他所认为的郭沫若的政治经历。大意是说，郭沫若先投靠国民党不成，然后才投靠了共产党(基本的史实是，郭沫若在1926年5月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左派。北伐期间与蒋介石决裂被开除出国民党。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可能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相当普遍的情形是：许多人在头头是道地评说郭沫若的政治经历时，并没有，甚至完全不了解郭沫若是怎样从一个浪漫派诗人走进政治活动领域，他是如何与国共两党发生了政治关系，这样一种政治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它与郭沫若的文人生涯又是怎样纠缠在一起的，它们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信息，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而在共和国政治生活中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段完整的，具有因果联系的历史过程。没有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全面了解，势必落入以一时论一时、就一事论一事的思维模式中去。这样描绘出来的郭沫若，只能是一个似是而非甚至被曲解了的历史人物影像。
       对今人而言，历史始终存在史实与价值的不同意义，所以后人会不断改写或重塑历史，郭沫若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格外值得学人去关注。但是改写或重塑都不应该改变史实，也不应该凭主观意愿随意取舍历史，它们是对于历史价值的再发掘与重新评估。
       晚年郭沫若，是近年来人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也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研究者尚难做到拥有充分的史料。这当然主要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然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给这方面的研究带来一个致命的弱点：一些学术判断的得出，只有有限的、某一方面的资料为依据，更多地是靠从文章词句中刻意寻找微言大义，是建立在一个主观分析、推断的过程之中。
       搞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人多走的是以论带史的路子，一不留神便成了以论“代”史，郭沫若研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以为对历史的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郭沫若研究其实都是历史研究的范畴)还应该讲论从史出。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于晚年郭沫若的阅读和了解还是很不充分的。尽管从表面上看似乎有许许多多的资料堆砌在面前，但是我们缺少那些能够揭示某一现象、某一事情背后隐藏的历史动机的关键细节，缺少对于发生这些现象和事情的内在、外在环境因素的确切把握。譬如，关于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真正处境、他在“文革”前夕的“焚书”之说、《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撰写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是不能展开相关的研究，但至少不必急于做出那种带有结论性的学术评判。
       由此，我们必然涉及一个目前态势下的郭沫若研究所格外需要给予关注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话题：郭沫若研究的史料建设。
       有关郭沫若生平活动的史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曾做了许多发掘整理的工作，但在那以后鲜有人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现在来检视一下郭沫若生平史料，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在郭沫若的生平活动中有着不少我们尚不知道的空白之处。他人生旅途的有些时间段，如流亡日本的十年，有些方面的活动，如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科学文化事业管理者的活动，他的不少文章作品创作的时间、来龙去脉等等，我们甚至无法对它们做出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历史描述。这些历史空白点并非无足轻重，它们包含的历史信息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于郭沫若的了解。其实有许多资料是散见于各处的，它们需要的只是收集整理，当然更多的则有待发掘考订。
       其二，在现有的史料中存在不少疏误。这除了有历史记忆的失实，主要涉及一些非历史的因素包含其中。郭沫若研究所依据的史料，有相当大的部分源于后来的回忆文章，包括郭沫若的自传也是在多年后才写出的。这之中的绝大部分又是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回忆文章。重读这些资料，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回忆文章，或多或少都因为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而在对历史资料的叙述中，无形地具有了某种倾向性，也即是说搀入了属于史料提供(回忆)者主观判断的内容。他们以郭沫若去世后对于他在政治上所做的盖棺论定的评价，来框定出一个叙述他人生行旅的政治脉络，于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历史细节被忽略了，而另一些历史细节则被夸大，也有由回忆者解读出来的内容。对于郭沫若大革命时期政治经历的描述即是典型的一例。这在有意无意中模糊了真实的历史存在。
       郭沫若生平史料的发掘、整理当然非朝夕之间的事，但总要有人去做。同时，研究者在使用史料的时候，也应该存有一个需要做甄别、考辨的思虑。这方面的工作之于郭沫若研究，是一个学术准备、积累的过程，只有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才能期望郭沫若研究有深入、扎实的进展，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