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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分析
作者:刘晓英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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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劳动力流动不仅包括乡城流动而且包括劳动力在非农部门间的流动,近年来后者明显加强并引起就业波动。通过理论回顾可以看出引起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是消费需求变动引起的产业兴衰转化。对我国有深刻影响的劳动力流动大致有:一是劳动力乡城流动,二是以城镇下岗失业形式出现的城镇劳动力流动,这两次大规模流动由于出现的背景、时间不同表现形态也不相同。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需求变动;产业兴衰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3-0069-03
       目前在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流动”所做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劳动力乡城流动是典型的劳动力流动。而事实上,劳动力流动不仅包括劳动力乡城流动,同时还包括劳动力在非农部门间的流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一方面存在着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劳动力在非农部门间的流动,并且后者的趋势在进入21世纪以来更为明显。
       根据《2005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发布的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测度指标,可以看出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各行业间的流动明显快于以乡城为主的跨地区流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其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后,现在也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在工业服务业部门内的流动,研究表明这种劳动力流动是美国1960—1991年就业波动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劳动力乡城流动将趋于减缓,而劳动力非农行业间流动将逐渐成为“主流”,从而会适时地带来就业波动。因此,在我们研究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同时也应深入分析劳动力在非农部门间的流动。
       那么引起劳动力非农行业间流动与乡城流动的原因是否相同?二者同属于劳动力流动,可否在同一框架中分析?我们能否跳出二元经济的框架,即跳出农业与工业之间劳动力流动的框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在各产业各行业间的流动,而不是把劳动力流动仅仅局限于农业与工业之间?从广义的角度来分析劳动力流动,不仅可以看出乡城流动只是劳动力流动的一个特例,而且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进而能够更好地解决劳动力流动所导致的就业问题。
       一、劳动力流动基本动因的理论回顾
       1.配弟一克拉克定理。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弟认为:“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这种产业之间的收益差异会推动劳动力由低收入产业向能获得高收入的产业流动,这种差异是劳动力在产业间流动的重要原因。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计量并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进一步验证了配弟的看法,即不同产业间相对收入的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移动。并且认为需求收入弹性和投资报酬的差异是引起收入差异的深层原因: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当人们的收入提高时,难以随着人们收入增加而同步增加,并且小于工业产品及服务的收入弹性。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分布将从农业转移至工业、服务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比工业要困难,对农业的投资会出现“报酬递减”。而工业的技术进步要比农业迅速得多,工业投资多处于“报酬递增”的情况,所以工业投资多于农业投资,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就业吸纳能力强于农业。
       2.发展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劳动力的乡城流动,经典的刘一费一拉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距,但是该模型却没有进一步探讨引起工农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即没有探讨引起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而乔根森(1961)认为,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因为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是有生理限度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可以说是无止境的。当农产品生产满足人口需求时,农业的发展就会失去需求拉动,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托达罗(1969)发展了发展中国家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他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取决于预期收入的差异。
       3.部门转移理论。利利安(1982)的部门转移理论认为,产品市场上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波动,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异,进而促使劳动力在部门之间转移。劳动力会从衰退部门向扩张部门转移,在此过程中会引起失业率的变动,并且构造了利利安指数来反映由于劳动力部门流动而引起失业率的变化。
       二、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
       以上理论表明,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早期研究都是在同一理论框架下分析劳动力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并没有局限于农业与工业之间。其中,发展经济学侧重于劳动力在农业与工业部门间的流动,即乡城流动;部门转移理论则重视由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流动所产生的失业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不仅存在于农业与工业之间,更广泛存在于各产业间及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劳动力的乡城流动只是其中的一种。
       一般认为,收入的差异是引起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克拉克、乔根森、利利安也进一步指出需求变动拉动着劳动力流动。那么引起劳动力流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是消费需求变动通过产业的兴衰转化来影响收入变化,进而引起劳动力流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某些产品的潜在需求便逐渐被认可并转化为现实需求,同时市场前景有着良好预期,于是生产过程开始,生产该产品的产业便处于形成初期。在产业初期,其吸纳劳动力能力不断增强,劳动力需求会迅速增加,劳动力会流向这些新兴产业,但就业总量不会很大。当该产业的产出迅速增加,在整个产业乃至GDP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技术迅猛提升,此时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收入也相对较高,该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的作用和影响明显扩大,过渡到成长期。此期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工资收入也较高,劳动力持续流向该产业,但就业增长率较前期变缓。该产业经过一段快速发展后,其产出量趋于平稳,增速减缓,市场需求几近饱和,此时便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在此期间,劳动力需求总量先缓慢增加然后持平,就业增长率开始呈下降趋势。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该产业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逐渐降低,人们对该产品需求减少;新的需求会随收入的提高而出现,再加上技术进步的推动,新的需求要求新产品的产生,便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交替的局面,老的产品逐渐被替代,其市场占有率逐步下降,产品进入寿命的最后期,即衰退期,这也就标志着该产业进入了衰退阶段,新的产业会出现并进入形成期。在衰退期,劳动力需求显著降低,甚至为负,工资收入相对新兴产业较低,劳动力开始流出该产业流向新兴产业。
       三、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两种形态
       
       我国也会出现消费变动和产业兴衰转化,其中也必然引起劳动力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有深刻影响的劳动力流动大致有:一是劳动力乡城流动,二是以城镇下岗失业形式出现的城镇劳动力流动,这两次大规模流动给我国带来了就业压力,但由于出现的背景、时间不同,所以表现为不同形态。
       1.劳动力的乡城流动。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逐渐降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下降,而工业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这些部门开始创造比农业更多的社会财富,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也逐步流向创造更多财富的工业服务业。城镇工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劳动需求不断增加,不少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由于示范效应,大量农村劳动力便涌入城镇。同时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进入,推动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建设,进而加快了劳动力流动。总体上,由于产业兴衰转化致使劳动力乡城流动,这种流动冲击着传统户籍、就业等制度,这些制度不得不改革,而这些制度的松动又进一步推动了劳动力流动。如此使得我国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乡城流动。需要指出的是,在欧美国家均出现过这种乡城流动,这种农业向工业的流动并非我国的特有现象,只是由于国家制度的不同,人口、经济背景的差异,在各国表现特点也不同。在我国,由于需求变动引起农业衰退工业兴起是劳动力流动的深层原因,这是和其他国家的共同点。但相关制度改革所引起的流动“势能”的释放,以及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导致大规模的劳动力乡城流动,则是我国独有的特点。
       2.下岗失业形态的城镇劳动力流动。乡城流动是一种“典型”的劳动力流动,而我国出现的城镇下岗现象则是一种“非典型”的劳动力流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在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原有工作岗位,但并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显示,下岗职工的平均年龄为39岁,且35岁以上的占到72.5%,其中,35-45岁占49.3%。可见这些下岗人员多数正处于工作的最佳年龄,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不大,据估计,累计下岗职工中,有大约2/3得以再就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意味着这些劳动力从原有工作岗位流向了新的工作岗位,这无疑可以视为一种劳动力流动。它与乡城流动的区别在于,它没有表现为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而是主要表现为在城镇中企业、职业、行业产业之间的流动。并且下岗人员从原有单位退出后,大多数没有马上在新的岗位就业,而是处于等待、观望之中,再就业的时滞性多少会影响人们对这种劳动力流动的判断,但并不影响把它作为一种劳动力流动形态。
       一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下岗失业的首要原因,笔者认为,下岗失业首先是由市场因素所决定,由消费需求变动、产业的兴衰转化引起的一种劳动力流动形态。下岗失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的收入有了极大提高,消费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产业的产品需求不断减小,产品迫切需要创新。而传统行业技术改造投入不足,产品档次低,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国有企业,国家不像以前那样不断投入,促进企业技术设备升级,而其自身也由于体制、历史等原因导致生产技术没有得到及时更新。因此,这些国有企业由于产品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逐渐失去了市场和生存能力,企业没有能力雇佣劳动力,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企业用人制度面临挑战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进行改革,使城镇出现大规模的下岗人员。
       我国下岗失业集中在纺织、煤炭、机械冶金和林业四大行业,我们仅以下岗人员最多的纺织业为例,来说明需求变动、产业衰退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在经济欠发达阶段,纺织品基本上属于满足低级生理需要的产品,所以在需求层次不高的改革初期,我国纺织业在20世纪80年代是少有的几个高增长行业,其增长速度高于工业产值的平均速度,“六五”和“七五”期间纺织业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9%、14.5%,而工业产值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8%、10.3%。相应地纺织业的就业人数逐年上升,1980年纺织业就业人数为396万人,1985年为570万人,1990年为745万人。但是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纺织品的需求逐渐转向较高层次,纺织品的潜在需求主要属于满足个性化的高档次产品,而原先大众化的普通产品如一般的粗棉布、针织品等属于满足生理需求的产品,其需求量逐渐减少。90年代之后,我国纺织业中衰退最严重的行业主要是棉纺业、针织品业等最古老的部门。这两大行业在1995年分别亏损16.62亿元、1.36亿元,说明人们对低层次产品的购买欲,在减弱。如果现有供给不能激发人们的购买欲,人们就会宁缺毋滥,只有纺织业的供给满足人们的需求时,潜在需求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
       潜在需求的转化,需要加大技术投入,进行产品创新。我国纺织业需求层次提高了,但由于技术投入不足造成高档次产品,创新产品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潜在需求难以转化,造成纺织业不断萎缩。据统计,我国纺织业在1992—1998年期间人力资源投入每年平均下降6.2%,而R&D投入从1992年的442112千元下降到1998年的246766千元,年均下降6.3%,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年均下降2.2%。这些技术开发投入的减少,直接造成产品创新减少,设备陈旧,纺织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比工业企业平均值低3个百分点,纺织业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在50%以下。技术投入不足使纺织业出现衰退,不仅产值下降而且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减弱:我国纺织业产值在“八五”、“九五”期间的增长速度分别下降到1%、3.8%,从业人数在1995、2000、2003年不断下降分别为:673万人、327万人、272万人。这些人员以城镇下岗失业形式流出纺织业,以再就业的形式流入其他行业。
       (责任编辑 吴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