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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它表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追求，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探索，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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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主政治发轫于古希腊。但在古希腊城邦政治中，民主并不是一个赞美词，民主政治被视为暴民政治或“乡巴佬统治”。古希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给民主以特别的赞誉。在古希腊民主实践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君主制和贵族制一直是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主要方式。
       民主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观开始被世人接受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欧洲各国普遍的革命运动，在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敏锐地意识到民主潮流的不可阻挡，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宣称：“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此后，经过英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政治开始大行其道，民主政治开始成为世界发展的不可遏止的潮流。为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把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实现民主政治的努力概括为三次民主化浪潮。在民主化浪潮中，民主迅速扩散到全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政治模式。于是就有了不同于英国的议会民主和美国的联邦主义的亚洲式民主、拉丁美洲式民主等。
       通过对民主历程的简短梳理，可以看出，在民主政治的发生序列上，西方走在了前列，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环境契合了民主政治发生的原初条件，提供了民主政治滋生的土壤。诚如达尔所言，民主是许多历史要素的“混合物”，现代民主理论和制度来自于古希腊民主、罗马和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共和传统、欧洲代议制的思想和制度以及政治平等的逻辑。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虽然随着希腊文明的湮灭而逐渐消失，但它终究给近代西方民主提供了启示，并在文艺复兴时期使欧洲人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中世纪欧洲具有自治特征的领主制和骑士制度，是近代西方民主出现的远因；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其所确立的宪政意义的原则直接催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民主政治虽然首先发生于西方，但民主政治的模式并非就是西方模式，民主政治的道路并非就是西方道路。当民主政治由原初形态发展到现代模式，民主政治当初的原生条件也不再具有绝对意义。民主政治越来越跟人类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成为人类共享的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政治后来发生的途径和方式是多样的，不是一维的，更不是完全西方式的。美国学者莫尔从宏观角度把人类社会通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概括为三条：最早的一条是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并进的道路；第二条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强有力的震憾，它经过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第三条毋庸置疑是共产主义道路。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将民主与西方民主划等号，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隐含着将西方民主普世化的企图。
       最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选择民主政治作为现代社会主要的政治治理方式，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社会危害较轻的一种政体。实际上，当人们在欢呼民主政治的到来时，也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深深的担忧。无论是伟大的托克维尔还是美国建国之初的政治家杰斐逊都对民主政治可能引发的“多数暴政”感到忧虑，现代民主政治的《圣经》——《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思想就是要防止“民主的暴政”，而且从人类历史来看，确实存在着少数野心家打着民主政治的招牌实行专制政治的现象。但民主政治本身的缺陷并不妨碍人们对它的青睐。因为，相对于君主政治或其他专制政治，民主政治的缺点是微乎其微了。与建立在愚昧和罪恶的基础上的君主政体不同，民主政体是建立在理性和智慧的基础上；与专制和强权也不同，民主政治能够容纳批评和差异。所以，经过不断地博弈，民主政治是人们做出的理性选择。正如潘恩所言：“既然安全是政府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所在，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推断说，任何即使是看起来能保障我们安全的形式，只要是代价最小而得益最大，那是我们一切人都愿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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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主政治的类型上，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救亡压倒启蒙”的现实需要，使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指南。近代以降，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在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和主义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和立国之本，这绝非偶然，而是契合了中国当时迫切的现实救国需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接受、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当时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在书斋中透彻研究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学术所得的结果……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从理论上和实际中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因此，就可以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后，原本以宣传西方民主自由、以启蒙民众为要务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为什么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中国问题一个根本的解决，使近代中国摆脱困境，获得新生。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产生需要塑造一个权威的组织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的谱系上，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后发型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来源于外部的挑战与刺激，它往往需要一个统一、威权、具有效能的组织作为领导者，现代化的展开是通过权威驱动的模式进行的，这与西方国家依靠社会自觉推进现代化的模式是截然相反的。中国旧体制残存的组织力量已经被证明是无法完成历史任务的，因此，组织再造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在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政治组织即意味着政党组织。”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性要素增长的积极力量，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建构主体。
       第三，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是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的。从宏观背景来看，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插曲。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生环境与西方不同，近代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可以在封建王权的统治下不断积累而成，通过被资产阶级学者所津津乐道的“光荣革命”来完成。而中国则不然，实际上，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是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与追求现代化的目标太不相称，政治结构的不断衰败已经成为阻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无法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有益和充足的资源。从外部因素来看，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不断边缘化。而且，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民主道路也对中国的抉择产生了影响。“一个国家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在下一个阶段上改变另一些国家观察问题的角度。……没有英国较早的民主式的现代化，很可能不会出现德国和日本所采用的反动方式。．没有这两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经验，共产主义方式纵然出现，其具体形式也会截然不同。”这就说明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只能选择由革命进入现代化从而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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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确立之初就不断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美无缺，中国民主政治必须随着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胡锦涛指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人民发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