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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芬尼根的守灵》与维科的哲学观
作者:魏少敏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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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维科是能使乔伊斯发挥想象、拓宽视野的哲学家。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为《芬尼根的守灵》的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提供了一条构筑这部小说框架的新思路;维科关于人类语言的论述对乔伊斯的“词汇革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维科对人类共同特征的思考使乔伊斯萌发了创作一部象征人类全部历史小说的念头。《芬尼根的守灵》的问世标志着20世纪西方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
       关键词:芬尼根的守灵;维科;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131—03
       乔伊斯早在大学时代,就对哲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经典著作。乔伊斯的哲学思想先后受到三位西方著名哲学家的影响。他们分别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和维科。乔伊斯哲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同他的创作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亚里士多德的戏剧理论不仅使乔伊斯对易卜生的新戏剧产生了兴趣,而且也激励他写出剧本《流亡者》。阿奎那的哲学思想对乔伊斯的小说《都柏林人》《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里西斯》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维科的哲学观,特别是他的历史循环论既导致了20世纪最难以卒读的英语小说《芬尼根的守灵》(以下简称《守灵》)的问世,又恰巧象征性地为乔伊斯本人的创作循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维科是西方最早按照人类社会兴衰的周期与循环来解释历史的哲学家之一。他通常将神话、典故、诗歌以及语言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他的著作《新科学》对西方近代哲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为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守灵》提供了一条构筑这部小说框架的新思路。
       在《新科学》中,维科认为人类历史处于反复更迭和不断循环之中,并且每一个周期包括“神灵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和“混乱时代”(也有学者称为“复归时代”)。四个历史阶段由此构成一个循环,而后又回到起点,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在维科看来,人类社会从上帝创世纪开始,经过君王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阶段,最终走向虚无主义和极端无政府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自然模式和必然规律。
       在给韦弗女士的信中,乔伊斯把《守灵》描写的世界比喻为一个轮子,而且是一个方形的轮子。乔伊斯没有解释他的这个比喻,从《守灵》的文本来看,“轮子”指《守灵》表现的历史循环,“方形”的所指比较多,其中之一就是维科所说的循环的四个阶段。
       维科关于人类语言的论述对乔伊斯的“词汇革命”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位意大利哲学家在《新科学》中着重讨论了人类语言的发展过程,并将人类语言的发展分为象形、象征和通俗三个阶段。乔伊斯从维科有关语言发展的论点中看到了“词汇革命”的可能性。为了使《守灵》反映爱尔兰民族乃至所有西方人各个时期的集体无意识,并使其成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缩影,乔伊斯采用了一种世界语言史上绝无仅有的语言,即通过对英语词汇的重新组合与改编创造出无数令人费解的新词。显然,维科的哲学思想不仅使乔伊斯后期的美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而且也使他的小说艺术步入更加复杂与艰涩的境地。
       正是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以及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使乔伊斯萌发了创作一部象征人类全部历史小说的念头。1926年,乔伊斯在给他的资助人韦弗女士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翻译过维科的著作。除了采用他有价值的理论之外,我不会过分注重他的思想,但是他的理论在我本人的生活中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乔伊斯曾经建议克里斯腾森去看维科的书,并且说道:“我读维科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有发展。”由于乔伊斯的《守灵》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此,维科的历史循环论对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乔伊斯认为,当时人类历史正处于维科所说的第四个阶段,即一个社会动荡、文明衰落、无政府主义猖獗的混乱时代。为了充分表现这一思想主题,他不仅将《守灵》分成四个部分,使其与维科所谓的四个阶段保持对应关系,而且还有意采用以一夜为布局的小说框架,用茫茫黑夜以及噩梦与狂想来象征暗无天日、混乱无序的西方社会,并用黎明的来临和芬尼根的苏醒来象征混乱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克莱夫·哈特在《(守灵)的结构与主题》一书中对《守灵》的循环结构做了细致的研究。他根据维科所描述的历史各阶段的特征,详细分析了《守灵》在各书、各章节以及章节内部包含的四个循环阶段,指出这种结构不仅存在于段落和章节层面,还存在于词语之内。
       保罗认为,《守灵》的结构设计是无始无终的一个圆,因此,从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是无法理解这一作品的。乔氏这种笛卡尔式的思维恰恰可与现代物理学、数学以及绘画中的模式相比拟。
       哈利·勒文则最先借用弥尔顿的“四层寓意说”来分析《守灵》,他认为:“从解经学的层面看,它按照维科的观念预示了文明的进展;从寓意的层面看,它彰显了都柏林城及其近郊的形貌与氛围;从文字的层面看,它记录了伊尔威克、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躺在酒吧顶楼床上的不幸遭遇或者说噩梦;从道德层面看,它将所有这一切象征符号融合成一个中心主题——碰巧也是弥尔顿的主题,即罪恶与原罪的问题。”
       应该说,《守灵》的循环结构的本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轮回。它虽然以20世纪都柏林这一有限的时空的一家人为主人公,但乔伊斯关心的不是他们的个人命运,也不是表现人发现自己不过在重复前人时的伤感。《守灵》的重心是通过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和关系模式,把伊尔威克一家人的行为融入整个人类历史。伊尔威克一家人在乔伊斯笔下,不是特定时间、特定场合下的典型人物,而是人类群体的化身。在《守灵》的微观层面,个体带着世俗生命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顽强地生活着,并把自己的命运看做唯一的经验;但是《守灵》的宏观叙述则在潜层穿插的历史维度为读者提供了另一重要视角——历史和社会的视角,从而看到人类其实在不断地重复、循环,每一个个体都带着前人和后人的影子,而正是数不清的重复和循环汇集成了经久不息的人类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守灵》是《尤里西斯》的姐妹篇。从小说的时间布局来看,这两部意识流巨著存在着某种美学和艺术上的联系。《尤里西斯》生动地展示了醒着的都柏林在白天的感性生活,《守灵》则以晦涩的笔触描绘了一个睡着的家庭在黑夜的梦幻意识。这两部作品不但均以人的意识为中心,而且均采用了以一日为框架的小说结构。两部作品在时间安排上也保持明显的对应关系。《守灵》以傍晚开局,并以次日清晨结束。仅一夜之间,爱尔兰和全世界的历史都从主人公的醉梦中飘然而过,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一切有形无形、虚虚实实的事物像幽灵一般在人物的梦幻意识中游荡。在《守灵》中,钟表时间的作用与其在《尤里西斯》中相比已显得微不足道,只是为小说勾画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与框架。《守灵》从傍晚到黎明的小说框架仅与《尤里西斯》从早晨到深夜的结构形成了一
       个统一的艺术整体,而且也同作者的历史循环及自然循环的观点协调一致。日落日出,昼去夜来,这既是自然界的规律,又象征着乔伊斯小说创作中一个圆满的艺术周期。《守灵》既是一部关于混乱、黑暗和变形的夜晚的史诗,又是一部关于历史与未来、现实与梦境以及死亡与更生的神话小说。
       《守灵》的词语最独特的地方就是乔伊斯通过变形词使词语包含多重含义。虽然在语言学上,多数词语包含着不止一个含义,但在使用时,人们一般只选择其中的一个含义。《守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打开了词语的所有可能性,而且还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并且新的可能性还可以无限增加。
       《守灵》中人物的身份也被赋予了小径分岔般的多种可能性,这主要体现为,在不同的时空中人物以不同的名称出现。男主人公主要是都柏林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在不同书、不同章和不同段落中,主人公的身份也各不相同。有时他是向爱尔兰传播基督教的圣·帕特里克,有时是率领盎格鲁——诺曼人征服爱尔兰的“铁拳”,有时又是清教革命中血腥镇压爱尔兰保王党人的克伦威尔。此外,HCE也是爱尔兰传说中从墙上掉下来摔死却又因一杯酒而复活的泥瓦匠芬尼根,是特里斯丹和伊瑟故事中戴了绿帽子的国王马克,是睡着的爱尔兰巨人天恩,是抵抗外族侵略的爱尔兰英雄芬·麦克尔。在《守灵》的小故事里,他也是民谣中被恶作剧女王抢去孩子的雅赫·封·胡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射死的俄国将军。在零散的叙述语句中,他还是亚当·普罗米修斯、奥西里斯、基督、佛祖等。他既是所有的人,又是所有人的父亲;既是他自己,又是每一个人,体现了人类的再生。
       在循环的历史观中,生命的终点不是死亡,而是再生。显然,生活在20世纪的乔伊斯不可能相信人死后还会复活,否则他也不必像艾尔曼记载的那样害怕死亡了。生命不断循环再生观念只有从群体的角度来理解才是可能的。通过对人的人类群体相结合,乔伊斯终于摆脱了斯蒂芬的纯理念世界的不“孕”,获得了民间文化具有的不朽的生命力。
       正如乔伊斯的研究者们公认的,《守灵》不像其它小说那样塑造一个人或几个人,也不是塑造某个社会集团的“群像”,而是从哲理的高度阐述整个人类历史。
       在《守灵》中,乔伊斯巧妙地借助语言形式来暗示历史的循环模式:一条道,一条遥远的,孤独的,最后的,可爱的,漫长的河在奔流,经过夏娃与亚当教堂,拐个湾汇入弯曲的海湾,途经一座宽敞的环形大道,把我们带回到霍斯城堡和都柏林郊区。因为该书是从一句话的后半部分开笔,所以它没有真正的开始;因为该书是以一句话的前半部分收笔,所以它没有真正的结尾;该书的结尾在一句话的中间部分。这样看来,《守灵》无始无终。乔伊斯自创了一个象征方式:《守灵》的内部结构呈环形。在这里,河水融入大海,失去本身,就是一种死亡;当河水蒸发,进入天空,化作白云,就是复活;当云朵凝成无数雨点,撒落到都柏林山脉,并再次形成沿着山麓快乐而下的河流,便完成了循环。这种变化周而复始,回旋不已。
       乔伊斯试图通过语言的循环结构模式来影射他关于历史循环的观点的创作意图在此已经表露。作为小说开头的这后半句话内涵丰富,寓意深刻,顿时点明了整部作品的主题。“河水奔流”象征着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运动,时间与空间都显得无关紧要。作者有意将“亚当”和“夏娃”的姓名倒置,不仅暗示了逆转与循环,而且还强调了女性作为一种自然再生力量在更生与复苏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弯曲的海湾”也暗示人类历史的回旋与循环。
       这段看似传统的风景描写中,实际上包含着只有在现代小说里才常见的复调的时空世界。“夏娃与亚当”是利菲河岸的一座教堂,但乔伊斯有意省去了“教堂”一词,使位于都柏林世界的第一道风景也成为位于人类历史之河的第一个事件;同时亚当与夏娃被贬出伊甸园又点出了本书的第一层主题:人类的堕落。宽敞的环形大道是另一时间意向密集的风景。利菲河绵延循环的流水如时间之流,把过去和现在连在了一起,由此引出《守灵》的时间维度——人类的整个历史。“霍斯城堡和郊外”是都柏林一处高耸的海岬,上面耸立的城堡俯瞰着都柏林的一处垂直性景观,与地面象征时间蜿蜒向前的利菲河相对,代表着《守灵》的空间维度。
       乔伊斯曾经对朋友说,这部小说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读者从它的任何部分读起都可以进入这个循环。这种手法不仅使《守灵》成为语言的迷宫,而且也使阅读小说变成了破译密码。
       《守灵》最显著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特征是它的语言体系。乔伊斯似乎并不愿意走出自己的文本,他所关注的是如何用语言来制造一个小说世界。在创作《守灵》的过程中,乔伊斯刻意追求一种新的语言艺术,通过一种人类语言史上绝无仅有的“梦语”和无数令人费解的词语将荒诞不经的现实世界埋在混乱无序的文本之中。他通过对英语词汇的改编或重组杜撰出无数令人困惑的新词。不满足于英语现有的双关语的表意功能,他往往将几个词的多种意义注入同一个词汇。此外,他还运用了十几种外国文字,使《守灵》几乎成了一个充满文字谜语的语言殿堂。显然,乔伊斯有意违背人们使用语言的基本准则,将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埋在一种隐晦复杂的语言结构之中,超越了普通读者的理解能力和审美范畴。
       乔伊斯曾对友人说:“我希望有一种超乎一切语言之上的语言,一种所有语言都为它服务的语言。我用英语表达我的思想,就不能不受一种传统的束缚。”别人怀疑他使用英语是不是自由得过了头,可是乔伊斯只知道正是英语限制了他的自由。
       在维科看来,人类最早不受任何约束,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是天上的雷电使人产生畏惧心理,想象出天上的神灵主控着一切。在对神的敬畏下,宗教开始出现,在宗教的基础上,制度和文化逐渐产生,人类进入英雄时代。因此,在《新科学》中,雷电直接关系到人类文明的起源。由此出发,在《守灵》中,乔伊斯用10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来代表雷声,并反复出现了10次。不过,这不是简单重复,通过改变每次组成雷声的字母,乔伊斯使这10次雷声分别对应着人类历史发展的10个阶段:人类开始说话;视觉世界,包括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利的产生;派系等级的形成;工业化和女性的卖淫;电的使用;重建声音空间;无线电技术的运用;有声电影等视像和音像的结合;飞机和汽车的使用;电视的出现。在这里,10次雷声不但将《守灵》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而且雷声本身包含着新时代的开始这一内涵,更使它所联系的材料具有了历史发展的深刻意义。
       《守灵》既不像大多数小说那样讲述一个故事,也不像乔伊斯自己的《尤利西斯》或者很多现代主义作品那样,借助典故、象征或深化结构,给所讲的故事附加上历史的维度。《守灵》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现实社会、时间空间、自然世界等的交织与平行并存,每句话都在讲述着这些不同的层面。
       《守灵》是用语言超越语言的一种伟大的努力。事实上与其说语言是它的目标,不如说超越语言的制约才是其最终意图。在《守灵》中,乔伊斯通过将已有的词语打碎、变形、重组,以此来挣脱语言的枷锁,使自己成为一位如上帝般的语言的创造者,并在创造的过程中获得自由。
       《守灵》别开生面地以一夜为布局的框架结构和离经叛道的艺术形式创作了一个西方现代文明的神话。作者不仅巧妙地通过作品的结构形式和语言模式来揭示维科的历史循环论,而且还试图通过一个普通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影射包括全部神话和全部历史在内的人类的普通经验和生存规律。《守灵》的问世标志着20世纪西方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正如这部小说的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文学的发展和演变永远不会终止。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