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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生活使旅游者与东道主的交往文化变得复杂，两者之间的交往主要以文化反思和文化模仿为构建策略，以文化互适和互融为基本表现，并体现在三个层面：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是旅游交往的基点；交往内涵在于文化现实的冲突与交融；主体文化意识影响旅游交往的深层内容。
       关键词：全球化；旅游；矛盾两重性；交往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074—03
       全球化意味着世界经济文化的流动性、变迁性和关联性。当今旅游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更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些特点。首先，旅游者更为频繁自由地出入社会文化迥异的国家和地区，将地方性知识以个体生活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并积极影响着日常生活环境里的周边人群，也以独特的文化价值判断对目的地居民及其文化表征实施影响。这是全球化流动性中的通常呈现方式，但是流动的态势并不显得那么平衡，难以实现真正人文意义上的文化平等观念。其次，旅游规划与开发以最快的速度改变东道主的生存环境，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而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目的地文化在变迁的同时意味着不可挽回的破坏，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再次，当下旅游活动系统本身更依托全球化在网络和通讯方面的操作便利，构建无数互通的旅游服务系统；而旅游活动与更为宽泛的社会服务行业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依附性增强。上述特点仅涉及旅游者、目的地、旅游服务中介系统的三类表征，还必须进一步探究全球化对于实现旅游这一人文活动价值的重要性，并且很好地规避消极影响，才能保证当下旅游活动符合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旅游活动的历史性和空间性特点决定了旅游活动的价值首先是文化的时空互换，帮助人们重新塑造文化自尊，确认自我与他人；其次是构建多元平等的文化思维方式，达成文化共享和文化谅解；再次是反省自我文化生态的欠缺和不足，将本位文化加以个体反思。全球化中流动性、变迁性和关联性的三重融通主旋律在旅游过程中得以体现，对实现以上三方面价值具有积极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文化对旅游交往的矛盾两重性作用
       全球化经济文化趋势在承继现代启蒙运动理性内涵的同时又将其彻底地改头换面，因而显现了在文化思潮、经济准则、审美取向上的矛盾两重性。对旅游者和东道主共同形成的旅游关系文化来说，矛盾两重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演绎使旅游主客交往多元化
       现代性是伴随着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态质，它并非静止，而是一个不断衍生着差异性的过程。从文艺复兴时期迄今它可以分为不同的进展阶段，主要特点在于张扬人的主体性和感性。后现代性脱胎于现代性思想母体，以反叛和解构现代性为主要特点，表现为“去中心”、“边缘化”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者矛盾冲突的复杂性在于它们之间的背离面所形成的张力，后现代性在当代文化中呈现的消极颓废特征让人意识到其最终要寻找新的理性坐标点。哈贝马斯将这种理性定义为“交往理性”，它凸显了语言性、主体间性、程序性和开放性本质特征，这意味着交往理性所造就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是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协商、理解和宽容达到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交叉渗透是旅游者与目的地社会的关系文化的大环境，并使这种关系文化呈现为三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以知识为导向的关系文化。旅游者倾向于在旅游目的地获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含量越丰富，旅游者的积极印象就越深刻，比如近年来江西等革命老区推出的“红色旅游”、浙江绍兴推出的“跟着课本旅游”等。另外对于追求探险求异的民族旅游或国际旅游，可看成是追寻地方性知识的结果。第二种是以主体审美为导向的关系文化。旅游者暂时悬置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所造成的理论纷争，将超功利的个人审美放在首位，他们主要选择风格迥异的自然生态形貌为目的地，追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审美交往。第三种是以交往为导向的关系文化。这种关系文化更为注重旅游者与东道主的生活交往，在交往中辨认地方性和实现自我认同。总的来说，全球化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矛盾造成了旅游者与目的地社会的关系思辩，最终将旅游置于一个开放、流动的环境，确认文化的主体性和多元性，以实现平等自由的文化交往。
       (二)标准化与个体化矛盾在旅游交往内部显现张力
       全球化过程中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和跨国投资的增多使商品和服务日益标准化。以大众旅游为主体的当代旅游，非常重视旅游服务体系的完善，旅游过程中的酒店、景区、餐饮等多方面因素受全球化的影响朝标准化迈进，旅游各要素的标准化是旅游服务管理的必然需要。但是，这种趋势缩小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文化差异，激活不了旅游者的审美感官。旅游者活动本质是为追求旅游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反差，唤起新奇感，旅游目的地的趋同化却正好消解了自身应有的魅力。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标准化与个性化始终是个矛盾。因为，旅游自身包含了作为日常生活部分的世俗过渡行为和作为生活超越的文化体验行为，前者在旅游中主要表现为吃住行等的商品或服务消费，这些属于产业范畴的机构及其运营必须以现代化和标准化服务为主导，与此同时，超越性的文化交往体验却需要保留并彰显原生的地方文化。旅游者的到来能为静止的或不自觉的地方文化注入各种物化的、意化的要素，从而构建一个独特的地方性旅游景观。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在旅游交往中单纯的标准化理性操作对旅游者而言是被动接受的过程，对东道主而言是以乏味单调的语言重复缺失了意义的劳动；个性化的旅游交往在这对矛盾中的独特意义体现为：旅游者和东道主都能秉持文化自尊，旅游交往成为自由与愉悦的生命体验。
       (三)全球化消费中商业法则与审美尺度矛盾作用使旅游交往体验单一化和遮蔽化
       全球化背景下的旅游活动在当代经济大潮的冲刷洗染下呈现出斑驳多变的色彩，在大多数以市场为导向的引领者那里，主色调是财富的金色，其他都是用来改善门面以显出适度人文自觉、充当消费的诱饵。从历史上看，“旅游”及其与之相近的概念如“旅行”“云游”“远足”“行游”“航游”等各自代表了不同意义上的旅游活动，呈现为多样的旅游者文化体验。以经济为先导的全球化无疑控制了旅游活动文化体验的多样性和自由意识。本恩斯认为，全球化的商业旅游是经济活动扩大化的结果，它将旅游过程当做一场商业组织并积极获取利润。不难发现，旅游过程的住宿、餐饮、交通、娱乐、参观、游览、购物等七大旅游供给系统中，各方面服务消费的比例日渐加大。据调查显示，2004年中国消费者境外游人数达到两千九百万，比2003年同期增长43％；中国消费者在单次旅游总花费上略低于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但购物支出已位居第一
       位，平均占旅游总预算的三分之一。购物为主的消费成为重要旅游环节，这意味着消费者在商家的有意引导下购买各种物品，并成为一种旅游生活习惯，同时占据相当一部分旅游交往时间。而旅游交往的目的是一种脱离现实世界的“悬置”，只有蕴涵于世俗消费并超越于它的旅游审美尺度，才能为旅游者与目的地社会提供适当的心理审美距离。这不仅意味着个体感性的独立和目的地社会文化审美价值的实现，也意味着旅游者的主体感性超越了世俗生活的异己力量，在审美层面上与目的地社会文化达到自由融洽的交流和普遍情感意义上的相互理解。
       二、旅游者与东道主现实交往的场景内涵
       旅游者在参与构建旅游时空的过程中，与东道主一起建立了独特的现实旅游文化场景，旅游者与东道主互为主演，而旅游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人员则起到了文化经纪人的作用。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交叉复合的旅游交往文化。
       首先，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带来本国本地区的文化，并以人际交往方式不自觉地呈现这种文化。但要注意的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体验状态与日常生活有着明显差别。根据杰法瑞提出的“跳板”隐喻观点，游客在旅游中具有特定的释放和激励机制，有着“游戏”的心境。与旅游前的日常生活和旅游后回归日常生活相比照，旅游者经历了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冲浪运动。特纳将旅游经历与特定的朝圣活动联系起来，并加以泛化，认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化中融入一个解构的、不一般的状态，它有可能形成一种氛围。这种个人体验的波形图对于融入东道主文化有积极影响。旅游过程的设计应该体现与日常生活经验的差别，两者的差别越大，文化冲浪的能量就越大。旅游者充分释放被机械文明压抑的生命激情，也能更积极地容纳异己文化，减少文化休克的症状。
       其次，东道主文化以日常氛围形式围绕在旅游者周围，形成一种文化强势。这种文化主要出现在旅游者身处目的地的各种不同情境中，比如乘坐飞机、汽车、地铁、马车等交通工具，在酒店居住、餐馆用餐、商店购物、景区游览、参观城市风貌等，其中旅游者通过语言等多种途径与目的地居民产生文化互动。互动的理想模式是来自不同文化个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导致相互之间的欣赏、理解、尊重、宽容和喜爱。比如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为攀登喜玛拉雅山的旅游者提供了古老而浪漫的互助模式，一个夏尔巴人有几个旅游者赞助是很正常的事，旅游者们对登山充满渴望和热情，对帮助他们实现梦想的人非常感激，往往给予厚报，当地人则邀请赞助者再次光临尼泊尔，赠予旅游者名义上的亲戚称谓，令其感到自己也成为所仰慕的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急功近利的旅游开发，会导致目的地文化的扭曲和沦丧，人类学从目的地社会出发，用“涵化”来解释欠发达地区因为旅游开发而带来的种种弊端，包括环境恶化，劳动权利丧失和观念变更等。“涵化”是一个时间性的渐变过程，对于一个具体的旅游者与东道主的关系场景来说，如果旅游者未作充分的知识准备，交往过程中会出现语言交流、行为组织、安全健康等方面的障碍，导致旅游者不满意，甚至形成紧张、不适应或敌对的场面。
       再次，旅游者对东道主文化的接近和融合需要遵守目的地文化的“规范潜力”，同时也造就了目的地文化的“可变潜力”。文化的流变在当今时代变得更加自然和频繁，全球性的时尚风潮和流行文化风向标以全方位立体化的媒体传播形式重复传递信息，文化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要将目的地文化的特色加以维系和传承，就要考虑文化力量的两面性，可以用文化的“规范潜力”和文化的“可变潜力”来描述。所谓文化的“规范潜力”是指东道主在文化环境中自然习得的各类活动规范和行为礼仪，用以保持与群体的密切关系，在群体中得以生存。旅游者必须尊重“规范潜力”，意识到它的存在维持了一个族群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交往时的摩擦和冲突。同时东道主必须让“规范潜力”发挥它稳定社会文化传统的作用，打破边界意味着文化交往立场的丧失。“可变潜力”则指文化环境中不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社会季候而花开花谢的表面流通特征，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旅游服务系统追随时代潮流，对各类服务项目和旅游商品时常改头换面、推陈出新。对旅游者来说与目的地社会的交往必然有一个时代印记，唤起他们对历史时间的在场感；对于东道主而言，文化的“可变潜力”为他们进行文化更新和多元文化交往提供了现实条件，而旅游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三、旅游者与东道主主体意识的相互呈现与渗透
       旅游者与东道主交往本身是个体化、体验性的。不少学者分别提出了两者交往的一些感性特征：暂时的和非重复的，表面的，不深入和不平衡的，商业的，模糊性的等等。这些特征与其说是描述文化间相互遭遇的现实，不如说是展示了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因文化间性的影响而造成的交流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为：一是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形式差异。语言交流中音韵、词法、句法和语用、对话方式和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别；非语言交流主要是肢体语言的象征意义差别、交往空间的差别、时间意义的差别、族群遗传差别等。二是社会范畴的文化差异。比如不同的角色、地位、权利、性别、族群之间存在距离。三是社会行为规则中的文化差异。主要是指建立和协调人际关系的方式差异。对以上困难可以从以下途径寻求改善和解决。
       首先，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是旅游者与东道主在文化选择上的自觉与自适。旅游者尽快调整文化间的震荡，尽量融入目的地社会获得和谐交往，而东道主也应能有针对性地改进服务。因此需要旅游者事先对目的地社会的文化状况有初步了解，这是一个对异文化的前期接受。比如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旅游势头猛增，出现了许多文化冲突现象，主要表现为旅游者对目的地社会文明规则的不适应或不尊重。这要求旅游者不仅要学习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往礼仪和规范，还要学习特定族群地区的特殊规则。同样，东道主也应根据自身旅游服务市场的特点，更多地了解旅游者所在地区的文化特色，为旅游者提供“异中有同”的陌生而又熟悉的体验，拉近与旅游者的距离。
       其次是时空意识的觉醒与实践。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错流动是全球化文化的生态景观。这里暗含着社会时间形式由于族群社会所从事产业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比如身处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人群与非洲热带雨林的部落人群对时间的观念存在极大差异。在空间意识上，不管是偏远农村还是文明城市，都与旅游者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成为全球化文化建构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旅游目的地的人文景观必须有具体的时空坐标，制度、文化、人的行为、艺术等各方面脱离时空坐标就会泛化并且失效。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就是依托时空构建彰显各自的文化生态。
       再次是文化价值观的比较性认同与渗透性影响。文化价值观决定了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的交往。价值观中的文化相似性越大，相互间积极的知觉程度越高，交往的有效性就越显著。东道主对自身主要客源国和客源地市场加以分析，得出主要旅游者崇尚的价值观，然后将这些观念以比较的方式传递给旅游者和东道主双方。比如以中国为东道主，主要客源地日本的文化价值观中集体利益、社会等级结构和礼貌谦卑等最为突出；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重在体现个人主义、人道精神、理性等。这些文化价值观的描述已经提供了旅游目的地展演的故事脚本。整体来看，旅游者在目的地的自身文化呈现，会引起一定的“示范效应”，引发目的地居民“因为向往旅游者的物质水平和价值观而改变自身的价值观”。相比之下，旅游者对地方性旅游生态系统来说，是一个自由移动的节点，因为选择的多元化和旅游经验的丰富，对目的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更为积极主动；而目的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旁观”行为，具有强迫性，以静态方式被动吸收旅游者的价值观，完成自身的观念转变，这也就是一个并不平等的具有正负双重作用的“涵化”现实。
       (责任编辑　吴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