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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以及我国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进行整风运动加来强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教育以及对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措施来确保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其间虽然也有失误和偏差，但最终建立和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2—0024—05
       新中国成立伊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就成为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性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对如何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做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具有丰富的内容。考察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对于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的情况下，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意识，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建国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产生是跟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具体的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国际条件下，使得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就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在内外政策中的作用。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更是如此。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7月20日致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中，就提出了要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的巩固和发展，以及美国在侵略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美国的一些对社会主义抱有极端敌视的人更进一步把“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策略原则。
       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作证时提出了“解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他指出：“解放并不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在此以后，杜勒斯极尽其反华和诬蔑之能事，多次叫嚣要“解放”中国，对中国推行“遏制”政策。他在1957年1月《为战争或和平》一书新版写的序言中就大肆诬蔑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者”。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上他提出要对中国进行“相当时期的考验”。虽然他也承认“到现在为止，这个考验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政权有维护自己统治的能力”，但他还是以各种借口来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
       除此之外，把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描绘成一个独裁的、不自由的国家是杜勒斯诬蔑中国及推行反华政策的又一借口。他唯恐美国人受到共产党宣传的愚弄，禁止美国新闻记者接受邀请访问中国，也不允许中国新闻记者访问美国。1958年，美国国务院还发表了所谓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称：“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是永久的，它有朝一日总会消失的。”直到1966年，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还在电视演说中提出了对中国的所谓“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企图利用对中国的交流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来达到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目的。
       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的政策给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直接的挑战，这构成了毛泽东考虑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直接的外部原因。
       其次，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对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合作。在这一时期，尽管中苏也有过矛盾和摩擦，但它涉及的都只是处理双边关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与理论、路线、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无关。但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并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最初中国领导人的反映比较复杂。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后来，中苏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斯大林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该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一向反对赫鲁晓夫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二是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毛泽东认为这是现代新的“修正主义”的表现，其实质是向帝国主义妥协，走资本主义道路。中苏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不断扩大，最终采取了公开论战的作法，使得中苏关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滑向修正主义，在全世界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怀疑和批评。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危害，并致力于对这种修正主义进行批判。可以说，10年论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减少和消除苏联修正主义对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危害的一种努力。中苏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直接引起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考。这样，以苏为鉴，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反对和防止走向修正主义，避免共产党社会党化，防止中国最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就一直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再次，中国国内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特别是在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之风在世界刮起，这不能不影响到我国。从1957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全国思想界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揭露各个方面的矛盾等纷纷涌现。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
       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第二是封建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腐蚀。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对于刚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脱胎出来的新中国来说，封建主义思想无时不在影响和腐蚀着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这明显表现在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上。1957年《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就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党内出现的这种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第三是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毛泽东认为这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最危险的。毛泽东在1957年说：“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可以说，在中苏论战以及后来的中苏关系破裂的大背景下，修正主义一直是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大思想因素。
       二、毛泽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重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且指出：“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建国以后，基于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所面临的挑战，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多次结合新中国面临的实际状况，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而深刻的论述。
       第一，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建立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而对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就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57年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就说，中国内部还有不满社会主义的人，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以及地主阶级，并且提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但同时也指出“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再次提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是“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毛泽东形成了一套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概括起来有：在改造的方式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同时，也是同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斗争、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有效的方式。毛泽东吸取了苏联斯大林的教训，认为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是坏事。因为这是发展正确的思想和意见，克服错误的一个有效的途径。错误的思想只有表达出来，正确的思想才能与之作斗争，才能教育人民。其目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武装人民的思想。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不是没有标准的，毛泽东认为其标准有六点：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样，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就可以判断什么是香花和毒草，就可以使正确的思想得到锻炼，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改造的途径上，毛泽东主张知识分子要与群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有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为人民大众服务就要真实地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反映他们的呼声。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就说：“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同群众打成一片就要真心地向群众学习。只有这样，一个人的世界观才能真正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在改造的时间上，毛泽东认为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这样通过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培养出一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人才和思想的保证。
       第二，进行整风运动，在党内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加强意识形态安全的又一重要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防止党员变质，党风变坏，维护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成为毛泽东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在党内用整风的形式来清除错误思想、达到党的团结是从延安整风以后党内整顿思想的一个有效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长期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以及主观主义又开始在党内抬头，在文艺界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就尖锐地揭露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官僚主义的现象。同时，党风问题成为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整顿党的作风，不仅关系到党自身的问题，更是党的性质和任务所决
       定的，整顿党的作风是党的内在的要求。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所以，在党的历史上，整风就成为加强党的团结、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好的形式沿袭下来。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开始主要采用“鸣”“放”的方法。党内外的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但是后来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使得整风超出了党的范围，最终造成了反右倾的扩大化。
       第三，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毛泽东提出，首先教育者是要受到教育的。他指出，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任务，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育人民，教育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所以毛泽东提出：“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知识分子要做好先生就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农民学习，这样，就造成了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互动。知识分子在改造自己的过程中也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就要使他们认清各种观点，在实际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按毛泽东的意思就是为了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人民群众面前，使他们受到锻炼。同时，对人民群众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人民群众的一些错误思想要进行说服教育而不能用压服的办法。所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50年代起，全国掀起了几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特别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更是在全国掀起了以“反修，防修”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样，经常性的、全面持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就成为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中心主题。
       三、毛泽东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敏锐地观察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问题，并且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如何保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的理论。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特别是60年代以后，在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失误和偏差，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同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危险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于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刚刚成为执政党，其执政的经验还处在探索和摸索的过程中。这就不免把国际国内出现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一时的矛盾激化和尖锐看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长久威胁，从而人为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危险性。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双方都采取了公开论战的方式，相互指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觉得赫鲁晓夫一定是在理论、路线上出了问题，要不然怎么会做出如此多损害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呢?而赫鲁晓夫则认为中国犯了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背离了列宁主义。这种分歧最终使双方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得毛泽东等人更加注重如何防止国内的修正主义，认为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危险的思想。1958年，毛泽东在总结反右倾斗争时，把1957年的反右倾扩大化看做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大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而1957年冬季掀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以及“一五”计划的完成，则被作为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证明。这样，通过“反右”使得已有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得到进一步的肯定，政治思想挂帅大为发扬，以至认为靠思想工作、思想觉悟，充分发挥精神的、主观的能动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夸大了意识形态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被夸大到了极点，与此相适应的必然也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危险性也夸大到极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主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其次，错误判断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性。毛泽东一向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离开大批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成的。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提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广大工人农民服务的，而“五百万知识分子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在这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提出了要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一大批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性的判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他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后来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主义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这样一种判断直接影响了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大批的知识分子被列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折磨。在思想领域不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样不仅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并且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再次，把不同的思想认识、学术见解上升为政治问题，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采用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这实际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三次批判。一次是1950年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应当说，《武训传》编导者的创作初衷是为了配合当时全国兴起的扫盲运动，创作动机是积极的，但是放映以后却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1950年5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引起了全国对《武训传》的争论。应当说这次争论是必要的，它澄清了旧社会穷人受苦不是因为没有文化，而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结果。但是这次争论采取了群众性的政治批判的方法，为以后不同观点的争论，开了主观、武断、动不动就扣帽子的风气。第二次是1953年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次批判的规模超过了对《武训传》的批判，矛头指向唯心主义，批判的性质也变成了敌我矛盾的斗争。这次批判严重影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使许多人不敢搞真正的学术研究。第三次是1955年开始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全面批判，其影响面之广，株连的人之多，更是超过了前两次。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随后的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在报刊、杂志上亮了亮相而没有真正实行。一些人仅仅说出了自己对时局的一些看法，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在进行思想领域的斗争时，对所谓的非社会主义思想斗争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本来“四大”是在1957年整风时一些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要求实行“大鸣、大放”。他们的不少言论实质上是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进攻。中国共产党同样发动群众运用“四大”的方法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其后，“四大”就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主要形式，造成了全国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更是演变为向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夺权的主要手段。对待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分歧采用了对敌斗争的形式，这样必然会造成全国思想的混乱，影响了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总之，在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基本理论。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期间虽然也有失误和偏差，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失误。但是，最终使马克思主义在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不仅使社会主义的观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也有力防止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侵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为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能够抵御各种风险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
       (责任编辑　辛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