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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手机》的发表，标志着刘震云现实生活题材小说的艺术嬗变，引起了文学界的争论。从对生活的写真到媚俗是其嬗变的主要方面。嬗变的原因，既有作家艺术追求的內在动力，也有市场经济的外在压力。这种转变对于如何提高大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的艺术境界，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刘震云；现实题材小说；艺术风格；嬗变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1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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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震云现实系列小说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作品如《江上》《罪人》《栽花的小楼》等，是写农村经济变革的人事沧桑与人情世态，从艺术上看属于模仿性的创作阶段，我们不予讨论。
       《塔铺》是第二阶段的首篇，是刘震云由模仿转入有特色的创造的标志。尽管这篇小说因袭了文学的理想主义传统，写的也是老而又老的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但属于刘震云自己的本质内容已悄然出现，那就是“刘震云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理解与感受，或者说对待生活的一种观念”。这篇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身边发生的生活故事。“我”复员回来，一无所有，没有出路，才在高考补习班里复习，同屋几个同学都显得凡俗而真切。故事平淡自然，基本上抹平了崇高的印痕，回到了普通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所有的人里面，王全的高考动机尚算高尚，但已经不是惯常的理想状态，只是“我”与李爱莲的爱情故事，还有理想化的感伤色彩，体现出刘震云新旧交替的明显痕迹。相对《塔铺》而言，《新兵连》的意义更为重要，诗意生活被完全解构，对人性黑暗的揭示空前放大。一群来自河南延津农村的新兵，在“新兵连”这一临时性单位，为了将来能分一个好一点的单位和工作而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相互算计，使“新兵连”成为一个乌烟瘴气的无声战场。天生拙笨的“老肥”，几起几落，最终被退回了老家；“元首”为了与“老肥”争当“骨干”而暗中展开殊死较量。不惜打小报告搞掉了“老肥”，最终被分配去种菜。《新兵连》不但写出了人性的丑恶与卑鄙，还写出了现实的荒谬和可怕：李上进拼命表现想入党“上进”，结果屡次的挫折和漫无边际的考验，终于摧毁了他的“上进”意志，向指导员开了黑枪。《新兵连》表现了刘震云对人性丑陋、变态、畸形以及荒谬的世态的深入的理解与刻画，确立了其文化批判立场。
       在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系列中，《单位》《一地鸡毛》《官人》《官场》最具代表性。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普通人当下的生存本相，既延续了《新兵连》对人性本恶的昭示，又进一步描绘了现实的荒谬是如何扩大了人性的丑恶。这里既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烈火热血，历史的冲突在此化做了官人们的明争暗斗和小夫妻间的吵闹奔波，历史被置换成了吃喝拉撒睡等纯态事实。《单位》里的小林夫妇都曾是时代的骄子，都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然而现实生活的大潮把他们冲刷成了圆滑、庸俗的小市民。《一地鸡毛》把转型期的一切都具体描摹为单位、家庭、上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如何巴结人搞到房子使孩子入托、把妻子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把我们生存的这个复杂的世界物化为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身边的日常琐事，正如刘震云自己所言：“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官人》《官场》则把笔触深入到官场中，赤裸裸地再现官人们的日常生活处境：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想像常人一样舒舒服服地吃饭睡觉，但是在强大的权力网络中，他们不得不把人情人性裹在沉重的“套子”里，为了权力而明哲保身，对过去的同事不但能助而不助，而且以“莫须有”的事实进行攻讦，偷偷地去省城拜望领导，直到最后所有的奋斗都付诸东流。
       刘震云发表这几篇作品的时候，正是文学“向内转”理论盛行的时期，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几乎完全抛弃了可能进行的心灵的颤动的描绘，而是专注于现象，注重外在形态的逼真，从平平淡淡的日常琐事去描绘现实的强大力量对人的折磨、压抑和摧残以及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人们的无奈和个性的消解。
       《手机》因与电影联姻而备受关注。有人认为：“这部小说用轻飘飘的情节包裹着的，是经不住细究的虚假，用时尚化的事象承载的，是了无意趣的陈旧。再加上浅薄和庸俗，就使我们有理由将它当做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和转瞬即逝的文学幻想。”而著名作家王蒙自从读了《手机》之后，就把刘震云归列到了“富有创意、生活气息浓郁的鬼马作家”中。《手机》对婚外情的滑稽之处进行了深度思考。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严守一无疑是个事业成功人士，婚外情满足着他的成就感，也弥补着家庭生活所缺少的浪漫刺激和“审美疲劳”。但婚外情的曝光和泄漏肯定对家庭和事业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必须“有一说一”，而在生活中却不得不不停地撒谎，两面性的人格使他生活得尴尬狼狈。随着手机的出现，他的谎言被一一戳穿，婚姻和事业日暮途穷。严守一本质不坏，从农村出来，没有“前科”，又有一个掌握着话语权的奶奶规范行为。母爱的缺失，父爱的失衡使严守一幼小的心灵对女性有种天然的亲近感和神秘感，甚至产生莫名的欲望。吕桂花，一个被村民称为破鞋的女人嫁到村里后，严守一与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与之接近，严守一因为一个意外的原因获得了吕桂花的青睐，此事既成了小伙伴们嫉妒的事由，也催生了严守一隐藏在心中对异性的渴望，因为吕桂花身上有股成熟的味道。正是这成熟的味道，点燃了他欲望的引线，所以当时机成熟，欲望就膨胀起来。
       具有农村人及城市人双重身份的严守一，既有农村遗传给他的野性和粗俗，又有城市赋予他的尊贵和权力，于是他生命本能的情欲被限制在文明和秩序的规范之内。他周游在几个女性之间，纵使偶尔流露出自责之意，却依然遏制不住内心对性欲的渴求。与伍月做爱时粗俗肮脏的话语，使严守一体味到一种激情，产生莫名其妙的兴奋。伍月的言语行为，诱导出严守一本性中向恶的一面，把道德、习俗等秩序规范彻底打翻。回到纯粹的生命状态；而一旦回到于文娟的身边，向善的一面马上重新约束自己的头脑和手脚，成为一个规矩、文明的绅士。因为野性、放纵而时有谴责，因为文明约束而又渴望释放生命本能，严守一的这种生存困境正是当下许多白领、金领正在经历和苦恼的。
       伍月是《手机》中的主要人物，她是作为一个欲望的符号出现的。她与严守一的情爱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纯粹的原始欲望阶段，这个阶段丝毫不包含功利性目的。她把生理的饥渴和性饥渴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只求生命的欢娱和绽放，尽情挥洒生命的激情，畅快淋漓地演绎着生命的故事；她丝毫不认为做爱时言辞的肮脏龌龊是对人性的亵渎，而仅仅认为不过是激发生理激素的诱饵而已。第二阶段则是带有明显功利性阶段。在伍月的意念中，两人关系的第一阶段是享受生命阶段，那时伍月多少对严守一还有些爱意；当伍月终于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严守一感官享受
       的工具时，两人的关系进入到第二阶段，伍月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筹码，先为严守一的前妻谋得一份工作，然后要挟严守一去《有一说一》作节目主持人，甚至不惜采用不光明的手段。这一事实使严守一吃惊、气愤，大病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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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塔铺》到《手机》，刘震云的现实题材作品风格既有延续，也有嬗变。
       延续不变的是刘震云对人性丑陋、变态、畸形和荒谬现状所作的深入细致的理解和刻画，以及对此所作的文化批判。《塔铺》是刘震云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灰色的眼睛窥视生活的阴暗的开始，但他仅仅是在不经意处表现了人性的丑陋和龌龊。六十五岁的父亲为参加高考的儿子借书居然徒步行走一百八十里，是多么的可贵和感人!然而借来的书只能看十天，这当然十分紧张，但这位可敬的父亲却说：“你们看吧，要是十天不够，咱们不给他送，就说爹爹不小心，在路上丢了。”这又是多么自私!再如“磨桌”，有世界地理也没有让王全看，直到王全放弃高考，才良心发现，哭着说对不住他。虽然这是良心发现后的忏悔，但这正说明人的自私的天性只要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新兵连》中，政治标准成为人的“集体意识”，渗透在文化、心理以及人的行为方式中，所以这群同是来自延津农村的老乡们为了政治进步，在三个月的训练中各有各的打算：为了能成为班上的“骨干”，他们怀着相互防备相互利用的心情，甚至不顾做人的起码道德，暗中算计、攻伐，使“新兵连”生活如同一曲狂乱无序的音乐，几乎每个乐手和听众都不自觉地受到伤害。刘震云基于这个严峻的现实，把人性的某种缺失和社会生活的缺失联系起来进行艺术观照和揭示，展示国人为生存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单位》《一地鸡毛》等延续和放大了《塔铺》《新兵连》对人性本恶的昭示。在金钱与权力的指挥棒下，不仅是小林、金全礼们在痛苦烦恼，实际是我们整个一代乃至几代人在痛苦烦恼。在小林们身上，我们都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在官场上，每个官人都能对号入座。这种真实的描写可以使读者看到并且倾诉自己的烦恼，与作家产生心理共鸣。在《单位》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处在“窝里斗”的状态之中。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为了一己之利相互算计，上层人物如老张、老孙、老何是一块分来的，还住过同屋，但是攻讦从未停止过。《官场》里的金全礼与县长小毛、提了副专员后与“二百五”陈二代，斗争每天都在继续。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官场的官人们的用心更为险恶：他们得随时准备攻击别人，表面上还要装做若无其事，又得时刻警惕别着把什么把柄落在对方手里。
       到了《手机》，刘震云依然真实书写当代人的生存本相，再度延续对人性本恶的昭示，同时真切地描绘出技术非理性的发展对人性本恶的毁灭性打击，刘震云用喜剧和冷幽默的因素嘲讽了撒谎、欺骗乃至自欺欺人的伎俩，完成了对人性本恶的彻底否定。严守一是著名节目主持人，费墨是被人尊敬的教授，但无论在事业上还是道德上两人都不能成为大众的榜样和楷模。严守一有贤惠的妻子和温暖的家庭，但他仍然周游于众多女性之间，与伍月偷情之后还不想负责任，小心翼翼地试探：“你说我们这算什么?”当伍月回答“饥了吃饭，渴了喝水呀”时，严守一才松了一口气。费墨以知识分子自居，把自己的事业说成是“授徒”、“授业解惑”，把自己说成是当代的“孔子”，但仍然摆脱不了物质与精神的诱惑，口中说“女人，麻烦”，却又与女美学研究生交往。为了减少来自婚姻的、社会舆论的麻烦，这些名人们只好说谎，而先进的技术又使他们原形毕露，使他们的生活变得尴尬荒唐。
       刘震云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选取自己得心应手的题材和熟悉的素材，运用独特的艺术方法和方式，充分展示自己对人生的见解和审美体验，使其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注重生活过程的叙写，摈弃中国古老的“无巧不成书”大团圆结局，以白描的手法，幽默调侃的普通人语言，历时性的叙事结构，绝对社会生活本身的逻辑，创造出一个简单平实但意义丰富深邃的艺术世界，把读者的审美注意直接切人到内容美的范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加任何修饰地从生活中打捞上来活脱脱的人和事，使之直接进入到读者的审美视野。这就把一切诗性生活的附加装饰剥蚀得一干二净，把“生活化”推向了极致，真正从本体意义上揭示生活，揭示出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对人的影响，对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的文明进程的扼制。刘震云以冷峻的笔调立足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写出了环境的强大和人物的渺小，逼迫着读者去审视他们早已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也正是这种表面真实后面隐藏的更为深刻的真实，才能够引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甚至震撼，唤起人们自我疗救的注意。
       嬗变的是作品中诗意的逐渐消解。刘震云在谈到《塔铺》时曾说：“《塔铺》是我的早期作品，里面还有些温情。”温情实质上就是诗意。《塔铺》所讲述的那个浪漫的故事因袭了理想主义宏大叙事的既定套路，因而的确富有诗意：小河流水，夕阳西下，红衣村姑与多情书生的相会，多么符合中国古代的才子佳人故事的意境；河堤上的少女梳妆图，又是如此的美丽。诗意创造了美，美创造了诗意，但当这美被扼杀时，留下的只能是令人痛心的遗憾。李爱莲为了给父亲看病而违心嫁了人，又不愿让“我”牵挂，编造了一个美丽的谎言却独自咽下苦涩。当“我”得知真相去看她时，两个人的别离，使小说进入了高潮，于是诗意也终于升华了：寒风孤柳，苍茫的天空，滴血的晚霞，还有十二个圆点的省略号，都隐藏着强烈的情感，作家使诗意升华到了高潮。《塔铺》的诗意如一缕炊烟，很快被新写实的阵阵狂风吹得烟消云散，如果说《新兵连》中还有李上进向指导员打黑枪、“老肥”自杀的激情的话，到了《单位》和《一地鸡毛》，连这样的激情也不复存在了，生活只剩下了一地鸡毛。“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的无可奈何的话语，使其小说的诗意彻底地消融了。
       《手机》中诗意再度出现，但这种诗意已不是《塔铺》中的那种盎然的诗意了，而含有较深刻的喻意，让人感到沉重和不寒而栗。为了获得强化读者印象的修辞效果，在第二章第十六节里，刘震云只写了仅仅四个字：“冬天来了”——整整一页只印了四个字，因而被精英评论家们所不齿。很明显这不是强调季节的变换，而是用这一诗意的词汇来暗喻，作为对第十五节的“从陕西老家回来，严守一同沈雪同居了”的诠释，强调“同居”的后果：严守一的麻烦来了。小说中还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有一说一”节目中，讨论“人该不该撒谎”的话题，严守一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家(买房子的人，引者注)还真没骗你，树也是真的，草也是真的，就是没长这儿。”伍月听到这儿“心里，似乎突然被一根针扎了一下”。然后，来到宾馆的阳台上，看到树也是真的，草也是真的，两年前也长在这儿。严守一口中的树与草，伍月眼中的树与草，都是隐喻的，并且都是错位的。树与草，本来是旺盛生命的象征，严守一说“没长这儿”与伍
       月眼中见到“两年前也长在这儿”一对比，两者性爱关系错位的象征就水到渠成了。用些许诗意包装深刻的悲剧内容，凸显婚外情的滑稽之处，这不能说不是刘震云的智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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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使人类告别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而进入信息时代。全球化的文化思潮改变了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传统行业的面貌及其社会作用，使中国的文化秩序与文化实践更加丰富多样。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进入文化消费时代的中国文学艺术，面临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大众文化的多元选择。作家不但要一如既往追求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还要考虑作品的市场效益和经济价值。这就是刘震云现实题材小说嬗变的客观原因。
       从本质上看，当代大众文化是一种在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市民文化，是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和主体的、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具有市场化、世俗化、平面化、游戏化、批量复制等特征。传媒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二者的交流与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大众文化总是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传媒并进而影响着作家的审美取向，使其与自身保持一致。在大众文化笼罩下，娱乐化的作品给予人们更多的是轻松活泼的文化休闲方式，传媒和作家用戏弄、搞笑、玩耍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信息。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传媒和作家都不得不面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经济对传媒和作家而言最大的变化是在消费者领域确立了作品“消费者”——读者的主体地位，在生产者领域确立了作家和传媒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者地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家和传媒要想赢利，必须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否则，无论是多好的“精品”，销售不出去，一切都是空话，所以作家和传媒不得不使自己的作品尽量大众化。面对商品文化的诱惑，刘震云不仅未能脱俗而且走向了媚俗，这是刘震云现实题材小说嬗变的主观原因。在《手机》小说与电影剧本的创作上，刘震云一反常规，先以编剧的身份写出剧本而后写出小说，小说虽然完成于电影之后却又赶在电影公映之前发行。不仅如此，这个被读者一贯视为文学圈非通俗的作家还和一个被观众看好的影视圈商业片的导演配合默契，强强联手，先是绞尽脑汁选定影片上映和小说发行的最佳日期，然后大肆炒作，无非是想使各自不同题材的作品相互借力，同时成功走向市场。之所以冒着被精英批评家怒骂的危险把自己的高雅的文学作品转化为图像，因为刘震云深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的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图像的唤起能力又是优于语言的”。“小说变成电影并不是坏事，……第一，增加了自己的物质收入。第二，它能够增加小说的传播量。生活变了，电视、电影、网络传播可达的广度，特别是速度，比纸媒介要大得多……”为了顺应市场，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刘震云不惜把作品生产顺序打乱，又积极主动和出版商和导演一道或利用网络或四方云游，签名售书推广电影。于是，他“一边为拉动内需发展国民经济做贡献，一边也社会主义特色地‘贵族化’起来”。
       但作家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如同一把“双刃剑”，积极的影响和消极影响同在，关键看作家如何操作。李泽厚在与人谈起王朔小说时说：“我对大陆的‘大众文学’的兴趣超过对‘精英文学’的兴趣，大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对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解构作用。”刘震云吸取了王朔玩世不恭的叙述经验，又延续了自己的批判精神，使《手机》成为一部具有艺术境界的作品：它以闹剧式的轻松和欢快的语言，精心包裹着极具，杀伤力的内容，对越来越发达的技术作出了理性的批判。科技给人带来了更多的方便和自由的同时，也剥夺了人的主体性。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科技的力量被极度地张扬而朝着非理性的方面发展，以至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际关系疏离、人类道德沦丧，传统的价值体系不断解体，人文价值失落。手机使严守一和费墨的生活变得尴尬荒唐，正是刘震云对科技力量朝着非理性的方面发展思考的结果，也是给读者留下的思考题。作家怎样给作品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提高大众文学乃至大众文化的艺术境界，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刘震云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
       (责任编辑 乔学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