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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中苏友好协会研究]《中苏友好报》:中苏友好的见证
作者:张 萍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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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苏友好报》创办于1952年10月,是中苏友好协会的机关报,由总会机关负责编辑出版,全国发行,是当时国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作为中苏友好的宣传阵地,《中苏友好报》伴随中苏关系走过了“蜜月”时期,记录了中国人民对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全过程,是中苏友好的宣传者和见证者。但是,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后,随着中苏分歧的逐渐公开,这张以“友好”命名、片面宣传苏联的报纸,终因无法继续完成宣传“友好”的任务,于1957年3月30日出完最后一期,走到了终点。
       关键词:《中苏友好报》;中苏友好协会;中苏关系;宣传
       中图分类号:D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8)01-0049-04
       《中苏友好报》是中苏友好协会的机关报,从1952年10月5日创刊到1957年3月30日停刊,共出版279期。虽然在各种有关中国新闻史和报纸的研究著作中很难找到《中苏友好报》的名字,但这张几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小报”伴随着中苏关系走过了“蜜月”时期,记录了中国人民学习苏联的全过程和中苏友好协会1952年10月至1957年3月的发展历程。作为中苏友好的宣传阵地,《中苏友好报》是中苏关系的一份特殊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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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11月1日,中苏友好协会的机关刊物《中苏友好》杂志创刊。该杂志围绕着宣传“中苏友好”和介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先进理论做了大量报道,是中苏友好协会开展工作的重要工具。但是,随着中苏友好协会的发展壮大,杂志面临着许多挑战。到1952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团体,不仅在各大行政区、省、市、县设立了分会,在工厂、机关、学校还建立了119900多个支会,会员达3890万。会员虽然包括各阶层、各民族、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但工人、农民仍占绝对多数,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为了更好地宣传“中苏友好”,中苏友协需要提供一种更适合广大工农群众、内容更为通俗、报道更为快捷、传播面更为广泛的宣传媒介。杂志出版周期长、文章理论性强,已经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此外,到1952年年底,社会各方面的调整已经基本结束,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展开。中苏友好协会需要有一块阵地,通过宣传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传播和介绍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来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具体指导。
       《中苏友好报》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这是一张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由郭沫若题写报名。报纸仅设编辑部一个部门,主任欧阳惠,副主任张瑞亭,另有编辑十多人。报纸实行采编一体,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时代出版社负责出版,邮局代为发行,总会秘书张再兼管报纸的征订。1953年,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廖经天调人中苏友好协会,成为该报总编辑。
       《中苏友好报》第1期的发行量就超过了20万份,第7期更是达到45万份,一举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不仅如此,这张报纸还一直走在新中国新闻改革的前沿。1952年创刊时,《中苏友好报》在每月5、15、25日出版(自1953年起改为每月8、18、28日出版),版面为从左向右竖排。1954年,《中苏友好报》实现了第一次改版,由每月三期改为每周一期,周三出版。1955年,《中苏友好报》将版面从传统直排改为横排,成为全国少数率先实现排版改革的报纸之一。1956年,《中苏友好报》第三次改版,从每周一期改为一周两期,周三、六出版,直到报纸停办。而且,《中苏友好报》还积极响应在“双百”方针指导下的新闻改革,从1956年上半年开始,报纸的图片多了、文章短了、新闻评论增加了,内容更加通俗、灵活。
       更为重要的是,这张以“中苏友好”命名的报纸,为支持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持续不断地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亲苏”理念,并借以显示中国与最有力的“同盟”苏联之间的友谊。它是中国政府“以苏为友”、“以苏为师”政策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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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机关报,贯彻协会宗旨、宣扬“中苏友好”是《中苏友好报》的核心任务。报纸创刊于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前夕,创刊伊始就投入到“中苏友好月”(1952年11月7日至1952年12月6日)活动的宣传中。这是中苏友好协会存续期间组织规模最大的一次友好活动,是中苏友好协会的“巅峰之作”,同时也为《中苏友好报》奠定了良好的开局。从活动前的准备、活动中的追踪报道到活动结束后的总结,《中苏友好报》积极配合宣传,在第1期至第9期上先后刊登了《中苏友好同盟对我国、对世界人民有哪些好处》、《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帮助》、《苏联国家工业化的伟大成就》、《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伟大成就》、《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苏联先进生产经验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等一系列文章。此后,这些主题就成为《中苏友好报》的常规报道主题。
       总体上看,《中苏友好报》对“中苏友好”的宣传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为以工人、农民为主的读者,塑造一个伟大的、先进的苏联;另一方面,是致力于营造对苏友好、积极学习苏联的浓厚气氛。第一方面的宣传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大力宣传苏联对中国的帮助,突出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中苏友好报》的创刊号在报眼位置开辟了一个名为《伟大的友谊》的栏目,专门介绍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消息和图片。这一栏目一直持续到1954年12月30日总第97期。在1952年至1954年期间,报纸还经常刊登以“苏联的帮助”、“感谢帮助”、“伟大的帮助”为主题的综述性报道。1955年以后虽然此类文章有所减少,但有关苏联对中国援助的动态新闻一直没有间断。另外,报纸还开办《苏联专家的故事》栏目,长期对援华苏联专家的先进事迹进行报道。
       第二,坚持宣传中苏同盟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每年2月14日前后,《中苏友好报》都会在显著位置刊登有关纪念《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文章,宣传中苏结盟的重要性。
       第三,突出苏联的建设成就和社会发达程度。除了常规报道外,从1954年9月18日开始,《中苏友好报》随报附赠《苏联经济文化成就展览专刊》,系统宣传苏联的成就,共连续出版了17期。另外,1954年、1955年、1956年连续三年,每年第一期的重要版面上都有关于苏联前一年重要成就的文章。从1956年第201期开始,报纸还开办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苏联》栏目,不定期在头版或第二版对苏联的新成就进行追踪报道,一直坚持到1957年。
       第四,突出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尚品质。《中苏友好报》不定期推出有关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报道,以便让读者充分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实惠。例如,总第167期的《空中公共汽车》一
       文报道的是苏联将在各大城市开辟空中通道,用直升飞机运送职工上下班;总第212期的《让工人们生活得更美好》介绍的是苏联工人每天都能在工作车间喝到免费的保健牛奶;总第218期的《集体农庄的休养所》则报道了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可以免费到专为他们设立的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休养所度假。不仅如此,为了突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人们所了解的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中苏友好报》还设立了《苏联的新人新事》栏目,专门报道苏联人民相互帮助、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计较个人得失、努力工作的事迹。
       第五,歌颂伟大的苏联领袖,突出苏联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每年列宁、斯大林的诞辰,甚至后来还包括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的寿辰,报纸都开辟专门版面进行纪念和庆祝。报纸通过颂扬领袖人物的伟大人格来突出苏联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无可替代的“老大哥”地位,引导人们坚信走苏联的道路是正确的。
       第二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大力宣传各地友协的友好活动,积极为基层友协开展工作提供文字素材。《中苏友好报》一直有专门的板块对各地友协的工作进行报道,并且先后推出了黑板报、说唱材料、会员读本、讲话材料、宣讲材料等栏目,直接服务于基层友协的宣传工作,为它们提供工作素材。
       第二,刊登大量歌颂苏联的歌词、鼓词、二人转、诗歌、快板、春联等文艺作品,抒发中国人民热爱苏联的情感,营造中苏友好的民间气氛。例如,第4期刊登的《中苏友好歌》、第6期的说唱材料《中苏友好万万年》、第141期的二人转《伟大的友谊万万年》等。
       第三,树立学习苏联的典范,大力宣传各地群众学习苏联的成果。据《中苏友好报》报道,广东仲恺农业技术学校由于运用苏联米丘林的农业科学理论,用月光花嫁接甘薯,喜获重达57斤半的甘薯;山西长子县农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结果让猪下崽的数量比原来翻了一番;国营427厂因为认真学习苏联经验,提前近两年完成了五年计划;拉腰子林等农业社运用苏联先进农业技术,粮食产量普遍提高。
       第四,经常刊登访苏游记、访苏印象,不仅歌颂了苏联的巨大成就,而且通过这些“眼见为实”的报道增强了广大读者坚持走苏联道路的信念。
       第五,先后设立《读者来信》、《读者问答》、《问题与回答》、《今日苏联》等栏目,解答读者对苏联的国家概况、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增强读者对苏联的认识和好感。例如,总第105期的《苏联今天还有天灾吗?》、总第153期的《苏联现在有没有文盲?》和总第156期的《苏联现在有没有小商贩?》,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据报道,虽然苏联不能控制天灾,但苏联已经掌握尽量避免灾害损失的技术;而苏联早在1940年就消灭了文盲;至于小商贩早就在苏联消失了,但为了方便群众,国营商业部门会安排售货员走上街头,流动售货。
       综上所述,作为“中苏友好”的宣传者,《中苏友好报》全力以赴地维护着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甚至不惜对苏联进行夸大其辞的美化和赞扬。在279期报纸中,我们找不到一篇关于苏联的负面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友好报》是一张“倒向”苏联的报纸。但必须承认,在中苏关系这盘棋上,《中苏友好报》只是一颗棋子,进退由不得自己。首先,《中苏友好报》是服务于中苏关系发展战略的产物。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同时,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就此形成,《中苏友好报》就是这个大的战略框架的产物。其次,《中苏友好报》作为一种传媒手段,它能够影响中苏关系,但不能创造中苏关系。尽管《中苏友好报》极力回避中苏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但却不能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而这恰恰注定了《中苏友好报》在中苏分歧公开化后无力弥合分歧、只能无奈退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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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友好报》虽然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报纸,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苏联的宣传和介绍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报纸创刊后的第3个月就进入了1953年,这是迎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进入新阶段的一年。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农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必须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保持一致,《中苏友好报》也不例外。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苏友好报》在介绍和宣传苏联先进经验方面也探索出了一套“苏为中用”的实用主义报道原则。从创刊到停刊,《中苏友好报》对苏联经验的介绍始终配合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步伐,并且主要侧重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文化、艺术、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很少涉及。
       从报纸的报道内容来看,1953年的重点是迎接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为此,《中苏友好报》在5月18日至6月28日连续6期就苏联如何在各项工作中展开宣传鼓动进行了详细报道。不仅如此,为配合国内经济建设中反对浪费的运动,报纸还在1953年10月8日至12月8日期间刊登了一系列介绍苏联人民如何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的文章。1954年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围绕着这项内容,《中苏友好报》刊登了7篇有关苏联宪法的文章,除了连续4期推出了专题报道“苏联宪法公布的时候”,还刊登了《苏联宪法》、《苏联宪法带来幸福》、《苏联人民的守法精神》3篇文章,通过学习苏联宪法来指导国内的宪法工作。1955年的重心是“一五”计划的批准。为此,报纸推出了《苏联各企业决定提前两月完成五年计划》、《苏联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苏联一五计划的情景》等文章,鼓舞中国人民为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1956年的重点是全面实现农业合作化。为配合宣传,报纸从第159期开始连续10期刊登了由左仓创作的故事《王老汉游苏联》,通过假想人物王老汉来介绍苏联集体农庄的先进经验,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合作化运动。
       从版面安排来看,《中苏友好报》不仅在头版经常报道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就和先进经验,还长期坚持在第2、3、4版报道苏联在工业、农业和科
       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其中,大量报道是着眼于基层工作的实际需要的。例如,总第11期的《苏联瓦工是怎样工作的》、总第13期的《苏联的抹灰技术》、总第133期的《花生撒土栽培法怎样做》、总第164期的《如何用小苏打浸种》等。
       不仅在“学习苏联”上坚持“苏为中用”,从1955年开始,《中苏友好报》刊登的有关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闻也大幅上升。以头版为例,1953年,涉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仅为两篇;1954年,这个数字上升为4篇;而1955年和1956年均达到了10篇。内容包括:1953年宣传党的总路线,1954年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5年处理高饶反革命联盟、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1956年迎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欢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等。
       由此可见,《中苏友好报》不仅是一张“倒向”苏联、为外交服务的报纸,更是一张紧跟国内政治风向,为内政服务的报纸。可以说,《中苏友好报》的“倒向”苏联是为了更好地支持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从1953年开始,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中苏友好协会经过调整,很快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宣传苏联上来。1954年2月9日,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宣传会议更是做出具体指示:中苏友好协会必须根据国家和当地的中心工作,针对群众的生产需要和思想情况来进行中苏友好和学习苏联的宣传。这一决议进一步明确了《中苏友好报》的办报方向,即对内进行政治宣传。1955年,《中苏友好报》在改刊说明中进一步强调了这种服务于内政的职能,说明指出:为胜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中苏友好报》应该更好地结合中国实际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和先进经验。当然,从新闻报道角度来说,这也可称得上是一种更明智、更符合新闻规律的做法,因为它提高了报纸内容与读者之间的“相关度”,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从而增强报纸对读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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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苏友好的宣传阵地,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中苏友好报》最先在友协内部瓦解,成为中苏分歧的“牺牲品”。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后,友协内部开始出现分歧。特别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分析了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个报告标志着“一边倒”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以往的“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已经转变为“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
       不仅如此,刘少奇紧接着在听取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单位负责人汇报后也作了长篇讲话。他提出,在学习苏联问题上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友好报》这个“一边倒”的报纸遇到了挑战。
       此时,主管《中苏友好报》的中苏友好协会党组副书记兼第一副秘书长廖经天提出,应该压缩中苏友好协会的机构,改变过去那种大张旗鼓宣传苏联的做法。另外,《中苏友好报》的编辑部主任欧阳惠等4人也写信给刘少奇,提出收缩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虽然上级没有就此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这些想法却很快就在报纸的版面上显露出来了。
       从1956年10月3日总第228期开始,报纸一改上半年响应“双百”方针的办报风格,连续4期改换头版版式,最终减化了报头,削减了一部分栏目,减少了文章和图片的数量,增加了文章的长度,甚至经常出现整版没有一张图片只有一篇文章的情况。另外,对苏联先进经验的介绍压缩为主要针对其科学成就的报道。但是,这些转变明显偏离了《中苏友好报》创办和1956年改版时提出的面向广大工人、农民及通俗、易懂的宗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7年,虽略有改观,但《中苏友好报》难以维系的局面已经显露无疑。
       1957年1月27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组在《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中苏友好协会决定精简机构,并将《中苏友好报》改为杂志(月刊)。1957年2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苏友协总会党组的这一报告。1957年3月27日,《中苏友好报》在第278期报眼位置刊登了《休刊》启示,声明报纸将在第二季度休刊,第三季度改为月刊,具体订阅办法另行公告。1957年3月30日,《中苏友好报》在最后一期总第279期上对“报改刊”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报纸解释说,未来的杂志将比较系统地、生动活泼地介绍苏联的建设和苏联人民的生活,更加深入地宣传中苏两国人民伟大的友好合作;杂志的读者将更为广泛,将成为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工农群众、中学和大学学生、广大机关干部的中级刊物。但事实情况是,这本杂志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而永远地停留在了计划阶段。
       总体上看,《中苏友好报》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注定沦为特定历史条件的牺牲品。因为从宣传“中苏友好”这个定位来看,它试图完成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一,作为目标明确的政治宣教工具,《中苏友好报》不可能成为一张成功的报纸。该报具有明显的单向灌输性质,无法实现与受众之间的双向反馈,内容单一化趋向严重,选题重复率很高。例如,纪念十月革命和纪念中苏友好同盟签约的选题每年都做,但内容大同小异。另外,该报的本报记者采写的文章非常少,大部分文章编译、转载自苏联的报纸、杂志,时效性非常差,很多文章连署名都没有。从这个角度看,《中苏友好报》更像是一份供入学习的“材料”。
       其二,虽然《中苏友好报》是迫于中苏分歧的压力停办的,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用大谈友谊的办法来回避和掩盖分歧必定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在当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中苏友好报》这张以“友好”命名的报纸,在其“创办”之时就为“停办”埋下了伏笔。
       (附注: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原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晓光先生、秘书张再先生、组织部工作人员辛秋水先生和原《中苏友好报》编辑部主任欧阳惠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