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初诗论是三百余年来诗学批评的一大源头，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纷杂评说与激烈争鸣，促成着一代诗学的发展与形成。钱谦益、王夫之等人从文运关乎国运上批评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遭到朱鹤龄、魏裔介等人的反驳。朱彝尊、冯班、阎若璩指责竟陵不学之病，王夫之、宋征璧等人攻讦竟陵诗歌门户，虽有着特定的论诗之旨，然非公允之论。清初有关竟陵诗弊之说，其大端有五：幽峭为宗；立论取材偏狭；雕刻粗浅；淫哇鄙俗；用字之弊。相异之调，大端亦有五：不失淳古；瑕不掩瑜；“清气”出之；深情苦语；幽清孤峭不当废。《诗归》之评，以毛先舒、贺裳功绩最著，余论纷纷，多道听途说。有关竟陵派之争，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初；竟陵派；批评与争鸣；诗学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5-0128-05
竟陵派为明末诗坛重派，转移一代风气。明清鼎革以后，竟陵之讼成一时炽风。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批评与争鸣，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考察清初有关竟陵派的诸种评论潮流与趋势，辨析其得失及原由，以揭示竟陵派在清初的尴尬遭遇，显现清初诗学的动态与特征。
一、文运关乎国运
诗坛大力排击竟陵派，风气源于吴中，陈子龙、李雯、宋征舆等几社名士与东林党魁钱谦益开其先河。入清后，虞山派、云问派将批判的风气推向极致。细绎其批评的立足点，可知大抵主张诗歌关乎国运，倡导诗以振世救衰。
陈子龙、李雯等人昌明顾宪成之学，振兴东林之绪，在明末风云骤变之际，提出诗人应变“适己”为“适远”的看法。李雯《皇明诗选序》指摘竟陵派之弊说七子而后雅音渐远，曼声并作，“公安、竟陵诸家又实之以萧艾蓬蒿焉”。时竟陵派主将钟惺、谭元春皆已故世，李雯放言而论，似已无忌。几社欲振兴诗教，以补益于世道，得到吴中士子的响应。钱谦益万天之际不满于钟惺论诗，欲与袁中道一起倡言排击，与陈子龙等人批评竟陵派的初衷并不相近。不过，随着政局日颓及其在党争、国变中的不幸遭遇，钱氏批评的重心转移到文运关乎国运上来。顺治六年(1649)，所编《
列朝诗集》由毛晋刊刻，小传文字有关竟陵派的评价尤其引人注目，如云：
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摘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丁集中《钟提学惺》)抨击“深幽孤峭”之风，以为鬼趣兵象，国运从之，钟谭是乱世之“诗妖”。钱氏与钟惺结交于明万历间，万历三十八年(1610)同科进士。何以数十年后对这位同年友人进行“鞭尸”呢?《列朝诗集小传》的自辩是：“伯敬为余同年进士，又介友夏以交于余，皆相好也。吴中少俊，多訾敖钟谭，余深为护惜，虚心评骘，往复良久，不得已而倡言攻击。”按照他的说法，批评竟陵派是不得已而为之。然其所谓在明末的“深为护惜”，到底是怎样的呢?检《
牧斋初学集》，有关记载并不多，卷九《戏题徐元叹所藏钟伯敬茶讯诗卷》，为钟惺友人、竟陵派的徐波所作云：“钟生品诗如品茶，龙团月片百不爱，但爱幽香馀涩留齿牙。徐郎嗜茶又嗜钟生诗，微吟短咏爬痒处，恰是卢仝饮到搜肠破闷时。钟生逝矣徐郎恸，吟诗啜茶谁与共?”这大概就是他所说的“护惜”。复检同集卷八十三《读左传随笔》，有云：“钟伯敬不详句读，误认为左传叙事之辞，加抹而评之曰：俗笔。今人学问粗浅，敢于訾讥古人，特书之以戒后学。”讥讽钟惺评史之误，无可非议，但由此归结到“今人学问粗浅”，还要“特书之以戒后学”，那么，所谓的“护惜”说法并不是十分真诚的。笔者认为，“诗妖”一说，大抵是从文运关乎国运上得出的结论，其中也挟杂着明末复杂的党争因素。
清初诗人以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者，不乏其人，王夫之、朱彝尊、潘陆等人皆发此论。朱彝尊《明诗综》称潘陆“论诗慷慨，谓钟、谭兴而国亡，是亦法家定案”。王夫之《久堂永日绪论内编》云：“而竟陵唱之，文人之无行者相与学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之诗如何终致“国遂亡”的呢?王夫之给了这样的解释：“竟陵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音，诚为戎首。而生心害政，则上结兽行之宣城，以毒清流；下传卖国之贵阳，以殄宗社。凡民罔不譈，非竟陵之归而谁归邪?”宣城，指汤宾寅，宣党之魁，与东林有隙，钟惺曾得到汤宾寅的器重。贵阳，指马士英，钟惺典试贵州所取中举人。钱谦益未提及毒害清流之事，盖因其与钟惺都卷入党争，而不直接言明。王夫之并无这层顾忌。事实上，钟惺既不依附取荣于汤氏，也未鼓伥于马氏，明朝的存亡也非此二人所能左右，王夫之给钟惺定的罪名不免过重了。
国运之衰与文运之变孰先孰后?钱谦益、王夫之的说法确实缺乏令人信服的逻辑。朱鹤龄即对钱氏之说提出了质疑。二人曾有着一段不错的交往，但由于注杜发生了不小的冲突，论诗也各持一说，颇不相合。朱鹤龄反《
列朝诗集》选诗之道，选启祯以来之诗，专取幽清澹远者，仿元好问《箧中集》体例，人不别仕隐，品不分通介，起自曹学俭，迄于徐白，得二十人三百首，题曰《寒山集》，《自序》云：
客有见而问者曰：此诸君子之诗，乃世所嗤钟谭体为鬼趣、为兵征亡国之音也，夫子何取乎尔?
叟笑日：不然，此乐所谓羽声者也。……然此非人之过也，声音之理，通乎世运，感乎性情，譬如焚轮扶摇之风，起于青苹之末，俄而调调，而刁刁，而翏翏，小和大和，万窍怒号，此孰使之然耶?诸君子生濡首之时，值焚巢之遇，则触物而含凄，怀清而激响，怨而怒，哀而伤，固其宜也。……羽声而近中声，不戾乎变风变雅，即尼父复出删诗，亦将取焉，而安得以木客之悲吟，幽独君之冥语漫比而訾斥之哉!(卷8)“木客之悲吟”、“幽独君之冥语”，都是引述《
列朝诗集》对钟惺的恶谥。他不赞同把“幽清孤峭”说成是国运衰微的原因，相反认为它是国运变化所形成的，彻底否定了钱氏的理论逻辑。应该指出，朱鹤龄对竟陵派仍持一种批评态度，反驳钱氏目的还在于承认“幽清孤峭”是诗坛不可或缺的一格，时人不应攻击竟陵而因噎废食，《竹笑轩诗集序》说：
自万历之季海内尸祝钟谭，人挟《诗归》一筴，其教以幽深孤峭为宗，直取性灵，不使故实。一时附和之者，往往入于僻涩无理，以俚率为清真，以晦蒙为奥异，诚如说者所讥。然幽深孤峭，唐人名家多有此体，譬诸屠门大嚼，后啜蒙顶，紫茁一瓷，无不神清气涤。此种风味亦何可少?今人以《诗归》
流弊，群然集矢于竟陵，而并废唐人之幽深孤峭。于是伪王李之余波宿烬复出，而乘权于世，岂非持论者矫枉而失其平之过耶?(卷8)“幽深孤峭”乃变风变雅，不当尽废，此其与钱谦益看法根本不同之处。
清初理学名臣魏裔介，柏乡人，入清累仕吏部尚书，兼秘书院大学士，对东南士子排斥公安、竟陵派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张汝士诗序》中说：
自袁中郎诞秀，公安婷节高标，超然物外，《锦帆》、《解脱》诸集，笔舌妙天下。其后竟陵钟谭二公继起，联镳海内，讽讽向风。而说者或谓其渐失淳古，是乌知诗之三昧哉?(卷5)所撰《谭孝廉友夏传》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字，历述谭元春生平事迹，称赞其诗“灵深澹朴”，末云：“势极重者必返，岂惟人事，文运亦然。往者王李以秦汉、盛唐为鹄，海内翕然从之。数十年后，公安起而与角。公安死未久，景陵又起，用其意而稍异(卷11)。指出竟陵之兴是世运、文运使然，与朱鹤龄不无相近之处，与钱谦益的攻讦大相径庭，也颇有正钱的意味。
二、竟陵派诗弊
与历史上的诗派一样，竟陵派功过兼有，且流风所至，自有余弊。清初有关竟陵派诗弊的看法，成为当时诗学论争的一大焦点。
关于竟陵派的诗弊，清初之论大抵有以下几种：
一是立论偏，取材狭。如吴伟业《与宋尚木论诗书》：“竟陵之所主者不过高、岑数家耳，立论最偏，取材甚狭，其自为之诗既不足追其所见。”(卷54)宋荦《漫堂说诗》：“盖诗道本广大，而彼故狭小之；诗道本灵通变化，而彼拘泥而穿凿之也。”
二是以“幽峭”为宗，“昏气”出之。凄声寒魄，尖新割剥，鬼趣兵象。以钱谦益所论为最具代表性，前已具述。“昏气”一说，王士稹继之。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传述士祎禃语云：“问：有以尖、岔二字评钟、谭、王、李者，何如?答：王李自是大方家，钟谭余分闰位，何足比拟?然后人评之者有言：王李以矜气作之，钟谭以昏气出之。亦是定论。”大抵是沿用钱谦益的说法，虽不云“诗妖”，但已斥竟陵为邪说矣。
三是“根枯伎薄”，“雕刻粗浅”。黄宗羲《施恭人六十寿序》云：“友夏雕刻粗浅。”《寒村诗稿序》云：“夫竟陵、公安，岂能自别为家?竟陵学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学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薄，不过流注之害耳。”朱彝尊认为竟陵派学识不厚、才情不奇，诗有浅陋纤弱之弊。
四是逞才小慧，流于淫哇鄙俗。王夫之、冯班、毛先舒主此说。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称钟谭诗可归入衲子之流，非无小慧，然识见不出“针线蔬笋、数米量盐、抽丰告贷之中”，且谭氏“浑作青楼淫哇，须眉尽丧”，直是一种“恶诗”。《明诗评选》再申论云：“钟谭亦未尝不以关情自赏，乃以措大攒眉，市井附耳之情为情，则插入酸俗中为甚。”冯班论诗深受钱谦益影响，《钝吟杂录》称钟惺性情实“乃鄙夫鄙妇市井猥蝶之谈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钟谭“如屠沽家儿，时有慧黠，异乎雅流”(卷3《正俗》)。毛先舒以为竟陵之诗纤弱鄙俗，《诗辩坻》卷一云：“苟乖大雅，则弥变弥堕。……近如唐六如之俚鄙，袁中郎之佻悦，竟陵钟谭之纤猥，亦俱自谓能超象迹之外，不知呵佛未易，直枉入诸趣耳。此三弊也。”
五是多用字之弊。王夫之以为“诗莫贱于用字”，钟谭全恃用字，舍之不能成语，《明诗评选》云：“钟谭则有归怀遇觉、肃钦澹静、之乎其以、孤光太古等字，舍此则王、李、钟、谭，更无可言诗矣。”王士稹指出竟陵派喜用虚字，殆可发笑。《
古夫于亭杂录》卷二云：“天启后，竟陵派盛行，后生效之，多用焉哉乎也等虚字成句，往往令人喷饭，不知宋人已有先之者矣。”
关于以上诗弊诸说，清初不同论调亦不少，大抵有以下几种：
一是师事古人之精神，不失“淳古”。此说可以魏裔介为代表，《张汝士诗序》反驳时人所谓竟陵派“渐失淳古”之说，称赞其诗能绝去尘垢，遗世独立。
二是虽不合大雅，微有疵额，不害其传世。魏裔介《谭孝廉友夏传》即持此说。吴景旭认为钟惺诗不足当大家，但自有过人处，《历代诗话》卷七十九说：“伯敬诗清迥自异，全用欧九飞盖桥玩月笔法，与谭友夏选《古唐诗归》，一时翕然称之。”竟贺贻孙认为钟谭标举性灵，一时所作自足可观，《
诗筏》引钟惺《爱妾换马》一首，评云“慧舌灵腕，叹为绝唱”。
三是以“清气”出之。钱谦益、王士禃称竟陵之诗以“昏气”出之，查继佐之论迥然不同，以为钟谭能以“独醒”自见于世：“风骚始于屈宋，钟谭生明季，犹能以独醒自见淋漓，迥逸良楚材，千载照耀，而皆以夭折，颓顿不展。诗能穷人，信然!”(卷18《钟惺、谭元春》)毛先舒《诗辩坻》卷四亦肯定云：“钟疏薄，犹清气相引，有自成篇章者。”
四是“深情苦语”，不可目为肤浅，一笔抹煞。施闰章《与陈伯玑论景陵》云：“(钟惺)其手近隘，其心独狠，要是著意读书人，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以肤浅。其于师友骨肉存亡之间，深情苦语，数令人酸鼻，未可以一冷字抹煞。……大抵《伯敬集》如橘皮橄榄汤，在醉饱之后洗濯肠胃最善，饥时却用不得。然当伯敬之世，天下文士，酒池肉林矣，那得不独推为俊物。”(卷陈允衡《复愚山先生书》云：“承手示论伯敬集，言言刺骨，手隘心狠，直定评也。”
五是“幽清孤峭”，乃诗家一途，自不当废。朱鹤龄即持此论，前已具引。
清初有关钟谭人格卑琐之论、“诗妖”之评、“亡国罪人”之说，都包括着人格攻击的因素。其实，钟谭追求萧远之趣，不合于流俗，人格俱无可诬处，胜于钱谦益、李雯远矣。宋征璧明末倡言排击竟陵，入清后言辞尤厉，然而也承认谭氏人格，《抱真堂诗话》云：“友夏诗虽不称，而为人跌宕，不愧名士。”
以上言论大抵可概观清初对竟陵派诗弊的正反两种看法，由此可见当时的论争是何等激烈。
此外，黄宗羲、张岱、吴伟业、周亮工等人担忧侈议竟陵，重陷于明末门户角立斗讼的格局，故不赞同为竟陵争长短，较是非，哓哓不已。黄宗羲《范道原诗序》云：
今人好议论前人，《四书》才毕，即辨朱陆异同，今古未分，即争汉宋优劣。至于言诗，则主奴唐宋，演之而为北地、太仓、竟陵、公安。攻北地、太仓者，亦曾有北地、太仓之学问乎?攻竟陵、公安者，变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韵把笔，胸中空无一物，而此数者名目。扰扰盘结，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丑仍是其人本色，未能于数目中有所增加也。……道原主持风雅，但劝世人各做自己诗，切勿替他人争短长，则诗道其昌矣。
吴伟业《与宋尚木论诗书》云：
吾祗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疎卤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以彼虚(忄乔)之气、浮游之响，不二十年嗒然，其消歇必反为竟陵之所乘，如此则纷纠杂糅，后生小子耳目荧乱，不复考古人之源
流，正始元声将坠于地。噫嘻，不大可虑哉!指出诗既不能胜竟陵，何能妄加责之?诗本乎性情，自出胸怀，“何取乎訾人专已，喋喋而咕咕哉!”清初诗人于竟陵派，极力交攻，同声附和，以救弊自任。吴伟业、黄宗羲提出“各做自己诗”，“则诗道其昌矣”，识见卓荦不群。
钱谦益攻击竟陵派，不遗余力，冀广此风教，使“诗妖”之评成为历史定案。王士禃被钱氏推许为文坛“代兴”人物，这“代兴”具体指什么呢?笔者认为，恐非简单的诗坛宗盟位置的传递交接，其中还包含了排斥七子、竟陵诗风，重振大雅的意思。钱氏读士稹诗，极加叹赏，《王贻上诗集序》云：
季木殁三十余年，从孙贻上复以诗名鹊起，闽人林古度诠次其集，推季木为先河，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新城之坛坫大振于声销灰烬之余，而竟陵之光焰熸矣。余盖为之抚卷太息，知文苑乘除，有劫运参错其间，抑亦可以观天咫也。嗟夫!诗道沦胥，浮伪并作，其大端有二：学古而赝者，影掠沧溟、奔山之剩语，尺寸比拟，此屈步之虫，寻条失枝者也；师心而妄者，惩创《品汇》、《诗归》之流弊，眩运掉举，此牛羊之眼但见方隅者也。……余八十昏忘，值贻上代兴之日，向之镞砺知己，用古学劝勉者，今得子身亲见之，岂不有厚幸哉!时距《
列朝诗集》刊刻已十余年，犹攻竟陵不辍。这样看来，“代兴”似乎是希望士稹成为攻击竟陵的二传手。钱氏确实对土稹诗学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士稹后来的诗歌道路是远避竟陵的，尤其是创神韵一派，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转移一代风气，从创作上实践了矫竟陵之弊的理想，相较钱氏的口诛笔伐，跳踉骂詈，有所不同。事过近百年，姚鼐《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犹叹云：“蒙叟好异论，舌端骋镆铘。抑人为已名，所恶成创痂。众士遭丰沛，皎月沦(民／日)蟇。我朝王新城，稍辨造汉槎。才力未极闳，要足裁淫哇。”
三、“不读书之病”
朱彝尊《明诗综》与钱谦益《
列朝诗集》并称明诗选评的双璧，乃补钱氏之阙与正钱氏之谬所作，然就斥责竟陵而言，亦步亦趋，差异仅在于集力批评钟谭学问浅陋。当然，朱彝尊“亡国之音”的说法承自其祖国祚，而非尽得于钱氏；钱氏也提及钟惺学问不富，但由于集力于“诗妖”之说，未遑详驳之。朱彝尊论诗极重学问，探究竟陵诗弊之源，以为是“不读书之病”，《明诗综》卷七十一云：
友夏别出蹊径，特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纤；学问不厚，故失之陋；性灵不贵，故失之鬼；风雅不道，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总之不读书之病也。
《诗归》既出，纸贵一时，正如摩登伽女之淫咒，闻者皆为所摄。正声微茫，蚓窍蝇呜，镂肝钵肾，几欲走入醋瓮，遁入蒲丝，充其意，不读一卷书，便可臻于作者。此先文恪斥为亡国之音也。文恪，朱国祚谥号。所谓竟陵派“纤”、“陋”、“鬼”、“鄙”之弊，钱谦益皆言之矣，朱彝尊总其大概，逐波探源，认为诸如此类之病皆由学问浅陋所致。《胡永叔诗序》再申其说，指责竟陵派不学，空疏浅薄，明末士子取其便利，竞习其调，有云：“专以空竦浅薄诡谲是尚，便于新学小生，操奇觚者不必读书识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时秦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闽有蔡敬夫，争相效尤，变而益下，无惑乎世之言诗者以楚相诫矣。”朱彝尊于钱谦益所推重的文翔凤颇有不满，至于王象春，钱氏攻讦竟陵时亦标榜其诗，朱彝尊不置可否，盖因其为王士稹叔祖，乃士稹家学源缘所由，故避而不论，转而批评越中王思任与闽人蔡复一。事实上，王思任效法竟陵，而不尽相似。蔡复一为竟陵派重要人物。朱彝尊排诋蔡复一，盖得力于乡先贤高承埏，高氏《稽古堂集》论诗即称谢肇涮后，闽诗“降为蔡元履，变闽而之楚，变王李而之钟谭，风雅凌夷，闽派从此熸矣”。
“不读书之病”之说，深得康熙间诗论家的认同，并载入《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文苑四》“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与“诗妖”之说，并行于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冯班、阎若璩有关竟陵派不学的说法。冯班《钝吟杂录》云：
杜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近日钟谭之药石也。
钟伯敬创革弘正嘉隆之体，自以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学。余以为此君天资太俗，虽学亦无益。(卷3《正俗》)所谓钟惺天资太俗，学亦无益，大抵是恣意诋毁之辞，并无依据。有清一代，朴学大盛，阎若璩与朱彝尊俱是开启风气者。阎若璩早年喜读钟谭论诗，迨积学既富，颇指责其误，如《尚书古文疏证》云：
犹忆少尝爱竟陵钟惺论三百篇后四言之法有二种：韦孟风谏其气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离，魏武短歌其调高，去三百篇远，而远有远之合，后代作者各领一派。窃意此伪。……要当与千古知诗者一共评之。(卷5下)乾嘉朴学大盛，钟谭评选《左传》、《
水经注》、《诗归》多遭世人诟病。诗论家尤倚重学问，故竟陵不学之说流行甚，“，远超过“诗妖”一说。竟陵非不学也，其学自成一家言，如果觅索清人讥讪其不学的始作佣者，朱彝尊难逃其咎。
四、门户与“楚风”
“不相菲薄不相师”，晚明诗坛门户林立，论争激烈，公安派批驳七子派，竟陵派复矫公安之弊，几社起而排击公安、竟陵，竞标诗说，一时门户若讼，流势延至清初。清初诗论家反思大雅衰落之因，不少人以为门户角立所致，因此声讨门户，对竟陵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最著者当推王夫之、宋征璧等人。
王夫之对竟陵派的批评，乃承其家学。仲父廷聘，字蔚仲，工吟咏。当竟陵哀思之音歆动海内之际，廷骋“振噌吰之亢韵”，深不喜竟陵体，每蹙颦曰：“何为作此儿女嚅睨?”时召夫之于坐隅，叮咛教之(卷10《家世节录》))。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以相当的篇幅专论门户，指出明初以来诗教中兴，一洗数百年之陋，然七子门户起，诗道衰微，迨竟陵门户立，举世悠悠，为所桎梏，因此沉痛地说：“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昭代风雅，自不属此数公。”(卷2)
宋征璧于明亡后，痛恨明代党争之门户导致国运衰颓，并痛惜明诗陷于门户之争而大雅衰微，因而屡撰论驳斥之。吴伟业深有同感，但对宋征璧纠攻门户亦有劝戒，《与宋尚木论诗书》中说：“虽然当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独于论诗一道，攻讦门户，排诋异同，坏人心而乱风俗，不能不为足下一言之。”担心攻讦门户，如不审视，必难逃旧辙，再树门户，故劝说宋征璧不可标古人
之帜，或以排击竟陵为名高，宜祛除虚侨之气，振兴诗坛(卷54)。
明诗门户的形成，与区域诗学之兴休戚相关，门户之争，一定意义上说是区域诗歌之间的论争。公安、竞陵派标举“楚风”，明末清初的诗论家在攻讦二者时，竞相使用“楚咻”一词。可以说，清初诗人对竟陵派门户的清理与反驳，也包含着对“楚风”的批评和辩驳。王夫之认为竟陵派并不能代表楚风(卷3《刘孝尼诗序》)，朱彝尊则亟赞生于楚地，而不为竟陵“楚风”所移的作者如杜濬辈(卷39《胡永叔诗序》)。
清初诗论家虽然努力清理竟陵之门户，但清初诗坛门户并不因此消亡。钱谦益驳斥竟陵派，亦是门户之见。所惜竟陵诗学在排击之下，趋于消歇，笑人齿冷，可为一叹。
五、《诗归》
钟惺与谭元春合评《唐诗归》三十六卷、《古诗归》十五卷，别具手眼，受到文坛注目。钟谭名满天下，竞陵之名亦大振。此书在清初也成为诗论家评论一大焦点。
清初《诗归》之评，由于褒贬态度不同，也分成两大阵营。誉之者奉为知言，毁之者斥为谬说。总体而观，毁者居多。钱谦益《王贻上诗集序》云：“而伯敬以幽闲隐秀之致，标指《诗归》，窜易时人之耳目。迄于今，辁材讽说，簸弄研削，莫不援引钟谭，与王、李、徐、袁分茅设莼。”吴景旭等人的批评态度较温和，《历代诗话》卷七十九：“吴逸一云：读《诗归》，知钟谭善索隐，每取奇于句字之问，至于全章主意却不理会，宜不能服大匠心也。此论切中其弊。”称赞《诗归》者不多，查继佐、刘孔和之论值得注意，查继佐《罪惟录》云：“(钟惺)与同邑谭友夏取古诗迄唐为《诗归》之选，眉眼生动，觉前此门面肤迹，有所救正。”(卷18《钟惺、谭元春》)刘孔和《与友人论诗》云：“《诗归》不无偏处，然予所见数十家选诗，无过此者。大率钟谭心细，有闲工夫。”(卷13)
当然，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认识，即《诗归》瑕瑜互见。如贺贻孙《
诗筏》云：“今人贬剥《诗归》，寻毛锻骨，不遗馀力。以平心而论之，诸家评诗，皆取声响，唯钟谭所选，特标性灵。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学者诵之勃然乌可已，又有令老作诗者诵之爽然自失，扫荡腐秽，其功自不可诬。但未免专任己见，强以木槵子换人眼睛，增长狂慧，流入空疏，是其疵病。然瑕瑜功过，自不相掩，何至如时论之苛也。”王士稹于《诗归》之评，偶亦持论折中，如云：“《诗归》议论，尤多造微，正嫌其细碎耳。至表章陈昂、陈治安两人诗，尤有特识。而耳食者一概吠声，可叹!”
清初剥析《诗归》功过，细加梳理，用力甚勤者，莫过于毛先舒、贺裳。毛先舒《诗辩坻》卷四《竟陵诗解驳议》以三千余字的篇幅摘论《诗归》评解得失，规模宏大，摘评细入。开篇即指出驳议的原因：
楚有钟惺、谭元春，因人心属厌之余，开纤儿狙喜之议，小言足以破道，技巧足以中人，而后学者乃始眩瞀杨岐，迟回襄辙，嚣然竞起，穿凿纷纭，救汤扬沸，莫之能阏。……予悲耽溺者既不见其丑，而攻瑕者将并没其好，辄取《诗归》一书，条其二三理解而录之，纰缪大者则明加驳正，以次于后，庶几览者显知臧否。毛氏摘录《诗归》“立说善者”三十八条，如评谭元春语“汉魏二字，误却多少快才妙笔”云：“此语亦浅亦深，亦不可不晓。”毛氏复摘录《诗归》“立说谬者”三十三条，如评钟惺所谓陈子昂《感遇》诗胜过阮籍《咏怀》，有云：“古人工处须学，拙处亦不必尽避，乃成大家。钟谭只欲避板避恒，用意良苦，落于褊识。”钟惺评刘希夷“西北风来吹细腰，东南月上浮纤手”之句云：“‘吹细腰’，腰益细；‘浮纤手’，手益纤。”毛先舒摘评云：“此种魔解最多，害诗家正气，偶摘发之。”复叹云：“避痴重可也，削腴不可也。避板可也，导流不可也。避套可也，废法不可也。冥搜可也，害气不可也。谢已披之华可也，竞雕锼之字不可也。皆当辩于毫末，偏者顾失之远。”所摘论误评数则，言之可信，然如钟惺谓陈子昂《感遇》胜过阮籍《咏怀》，毛氏指责“其识甚浅”，钟谭极叹赏汉魏六朝游仙诗，毛氏以为多后来浅薄者伪撰，不足爱惜等条，皆值得商榷。总体以观，毛氏驳解，亦是瑕瑜并存。
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诗归》以四千余字篇幅评说钟谭选评的得失，开篇云：
钟氏《诗归》失不掩得，得亦不掩失。得者如五丁开蜀道，失者则钟鼓之享鶢鶋。大约以深心而成僻见，僻见而涉支离，误认浅陋为高深，读之使人怏怏耳。其说与毛先舒各有所长，但未如毛氏那样条分缕析地胪列《诗归》评语或施以评论，而是拈数题而详论之，如指出选评阎朝隐《猫儿鹦鹉篇》极是悖谬，评宋之问《浣溪纱篇赠陆上人》“专就浣纱及上人评论，似未了其作诗之意”。贺裳以为钟谭器识不弘，以深心僻见而评李杜，故多谬误，故特别指出“《诗归》之谬，尤在李杜”，“夫嗜好不同，如屑屑较量，羊枣脍炙，固是拙陋，乃自甘腐鼠，遂吓鹓雏，亦何器识哉”，“钟谭细碎人，喜于幽寻暗摸，与光明豁达者气类固不自侔。故《诗归》所选李杜尤舛，论李之失，视杜尤甚”。其说近于毛先舒，而较毛氏之说详尽。
毛先舒、贺裳、钱陆灿等人对《诗归》的评价存在很多偏见和误解，而一味攻讦竟陵，糊心迷目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周亮工《赖古堂尺牍新抄三集·凡例》叹云：“至如钱湘灵、贺黄公之是正其谬，则钟谭之功臣也。”
综上所述，清初诗人出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及个人好尚，痛斥竟陵之诗与门户习气，不免偏叵。为竟陵辩护者，尽管初衷各异，客观上给予了较公允的评价，然终难阻挡浩大的掊击之势。钱谦益、朱彝尊等人有关钟谭的定论，不足凭据，但对清初诗学、创作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长期胶着于清初之论，尤其是诋谟之说，一度造成“笑齿已冷”的局面。这是竟陵派的不幸，还是清代诗人的不幸?两者当皆有之。姚鼐《硕士约过舍，久俟不至，余将渡江，留书与之，成六十六韵》云：“公安及竟陵，齿冷诚非佳。古今一丘貉，讵可为择差。所贵士卓识，不受众纷孥。”竟陵风雅的陵夷，又是谁的过错呢?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几个文人身上，应该说是世运使然、文运使然。
(责任编辑 党春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