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摘要：孟子以性善论和王道仁政为理论基础，将古代的“重民”思想发展为“贵民说”。“贵民说”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民本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孟子的“贵民说”论证了“民”是政权转移的最终决定力量、民心向背对政治统治成败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据民意选贤举能的政治主张。“贵民说”作为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调整、阐释了天与民、君与民的关系，第一次较详细地阐述了民贵君轻、君权民与的思想，起到了对统治者暴政的限制和对被统治者革命权的肯定。孟子的“贵民说”和民本思想作为传统民本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对正确理解我们党的治国理念和认识党的治国实践有积极意义。孟子“贵民说”没有成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是由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
       关键词：孟子；“贵民说”；性善论；重民；民本思想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5-0082-03
       孟子以性善论和王道仁政为理论基础，将古代的“重民”思想发展为“贵民说”，这在《孟子·尽心下》中有生动的反映。学术界多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对当时及其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影响上，而对孟子“贵民说”的构建及其与孟子民本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很少涉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孟子“贵民说”及其在古代民本思想中的地位、存在价值及其缺陷作以辩证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贵民说”的构建
       第一，性善论和王道仁政是“贵民说”的理论基础。孟子关于民本思想的政治思考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的。他把孔子的“仁”、“礼”作为人本属性的基础，从而提出性善论。他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不在于其“食色之性”，而在于其善良的本性。善良的本性就是他发现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天生的同情心，即所谓“不忍人之心”，或叫做“恻隐之心”。他从人性本善出发，引导出要求统治者行王道、施仁政。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即被后人习称为“王道政治”。他将仁心和性善引申到政治领域，明确提出应以仁心为施政的出发点，要求统治者于民施仁政、行王道。从孟子的政治主张中可以看出，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路径是其道德的延伸。他的王道仁政继承了孔子的德治主义政治学说，认为提高道德修养是提升政治行为能力的重要基础。他提出：“以德行仁者王。”可知德治为其政治实践的基本前提。孟子还借鉴历史经验，提倡“尊王贱霸”，“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王者“以德行仁”，是求人心的归顺和天下的治理；霸者“以力假仁”，是借仁义之名行武力之实。前者倡导以仁存心、以德养民、以德教民，以仁义的理念推行王道仁政，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其政治理想；后者崇尚武力、以力服人，借仁义之名，行杀戮暴虐之政，以求一家之私利，将天下、百姓视为家业和奴仆，以称霸天下为目的。在孟子看来，像在“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那样有限的条件下，建立一统而又良好的政治秩序，关键在于他们行仁政、行王道。而王道仁政的核心问题是勤政为民，要正确处理好君与民的关系，在治国实践中将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去思考问题，关注民生、重民爱民、为民谋利是王道仁政的基本要求。
       第二，古代重民思想是“贵民说”的思想之源。重民思想是古代思想家对天与民、君与民关系最早的科学解读，是古代哲人在对天命与民心辩证关系的特别关注中，认识到民的社会价值和民心的重要作用后提出的，是“贵民说”构建的本源。重民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君权神授”理论，强调重民轻神，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雏形。比如，《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也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民众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就是天理。重民是古代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说明古代哲人对天、神关系的认识深化，民众即天，倡导对“民”的关注，实现了关注点由天、神到人的转移。因此，重民思想是我国历史上对提升“民”的作用和地位的最初肯定。
       《尚书·盘庚篇》首先提出“重民”观念，说“重我民，无尽杀”。周朝的统治者从商朝的灭亡中，看到了民众强大的反抗力量，不得不承认民众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他们已经意识到天不可信，而民力可信，要保证统治仅靠天命是不行的，要看是否有为君之德，能否赢得老百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周书·泰誓上》)周公旦讲到，只有“保享于民”，才能“享天之命”(《尚书·多方》)。《管子·权修篇》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对国家的支持，好比构建房子的柱石。在政治实践中，他还把重民理念用于国家治理，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春秋以来，虽然有了“以民为本”的提法，但还没有经过思想家们的广泛而又严密的论证，因而没能形成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但有一点应是明确的，这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是重民。孟子首倡王霸之辩，推举王道仁政，主张民贵君轻。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经过较严密的论证，构建了著名的“贵民说”。它既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古代民本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
       二、“贵民说”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孟子的“贵民说”论证了“民”是政权转移的最终决定力量。他讲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贵”包含贵重、首要之思想，“轻”包含轻微、次要的意识。这里主要是从对国家治理的重要程度来讲的，明确指出民比国君更重要。孟子把民放在首位，“民为贵”涵纳的是民为国家存在、昌盛的根基。社稷指土地，即指土谷神社。土谷神的设立是为了保佑人民，其重要性与民对国家的重要性相比，仍处于第二位。被尊为天子的君即指政事而言，孟子把它定位最轻。孟子还讲道：“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干旱与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天子、诸侯、土神、谷神等诸神都可以更换，但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把其统治的老百姓进行置换，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民众的重要性。
       “何以见得民贵君轻呢?因为‘得乎丘民为天子’，所以为天子，因为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如果他的行为不合‘为君之道’就要对他进行‘征诛’，把他废为‘一夫’。”要想成为统治者就要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这是成为天子的前提和基础。孟子认为天选天子，并不是给他统治
       “天下”的权力，而只是给个职位，能不能胜任该位置，就看其是否有“德”，即是否有为君之道、为君之德。但是“天”又不能直接表示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这就要看老百姓是否愿意归顺他，是否拥护他。“‘天与’是由‘人归’决定的。这实际上就是‘人归’代替‘天与’，以民意代替了天意。”“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即表明了践行孟子的王道政治的基本前提就是坚持以民为贵、以民为本。
       孟子的“贵民说”阐述了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功能，要求贵民爱民、以民为本，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融入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里。“贵民说”显示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并已经意识到了坚持以民为本、得民心、顺民情，反映意愿和践行民众利益是取得统治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本前提。
       其次，孟子的“贵民说”特别论证了民心向背对政治统治成败的决定性作用。他就民心的向背与政治的成败、国家的治乱关系作了精辟分析。他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孟子从分析桀与纣失天下的教训中总结出得失天下的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入木三分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贵民说”，揭示了民本思想的深刻内涵。
       孟子认为，做事顺利(包括战争)须具备三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也就是说，“人和”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他说：“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梁惠王下》)他又强调：“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戈之利。”(《孟子·公孙丑下》)人为政治的区域界限不可能限制住老百姓；地势再险要也不可能保证国家的巩固；军事备战、穷兵黩武不可能吓倒天下百姓。若要民众服从统治，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能从“不忍人之心”出发，施“不忍人之政”；能否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与老百姓和谐相处；能否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所谓“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畔之”。
       再次，孟子的“贵民说”提出据民意选贤举能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尚贤”，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他要求统治者“贵德而尊士”，使“贤者”真正掌握政治权利。如何“选贤举能”呢?孟子认为：“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在这里，孟子明确指出，这个问题国君要慎之又慎，民意是决定官员任免、升降、惩罚的主要依据，并要进行必要的考察。这里讨论的是国君处理要务的是非依据和选贤举能的标准问题，也反映了孟子对用人制度的全面思考，从一个侧面丰富了“贵民说”和民本思想。
       孟子的“贵民说”和民本思想不断被后来的思想家加以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完整形态。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凡是能践行该思想并用于国家治理的君主，都是开明、有为的君主，其当政治理的国家就会稳定、繁荣和昌盛。
       三、孟子“贵民说”及其民本思想价值分析
       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延续中，中国知识分子将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当做一条真理传诵。无论兴与败、治与乱、盛与衰都会从孟子的“贵民说”与民本思想出发进行论证并寻找答案。坚持以民为本、推行仁政、荐贤举能及实施富民、惠民、安民、爱民的政策，国家就会繁荣昌盛，政治统治就会稳定太平，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反之，则会造成民众反抗、社会动荡。“分析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断言，它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瑰宝，具有丰富的思想精华和智慧资源。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治理国家实践中的卓识。”在中华民族战乱与治理的交替往复中，孟子的“贵民说”和民本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它既促进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史的延续，又在延续中被发扬光大。
       首先，“贵民说”的提出，肯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标志着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孟子之前，古代民本思想还没有较完整的形态，“贵民说”的提出是古代民本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孟子在中央集权和一元化政治格局渐成的历史变革中，大声疾呼“民为贵”、“君为轻”，不仅从社会历史的延续中体会到了“民”的巨大作用，而且发展、丰富了古代重民思想，促进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性善、仁心基础上，提出了“贵民说”，阐述了民心向背决定政治成败的政治理念，认识到了“民”在政治权利转移中的决定力量，从理论上将民摆在君之上、天之上的地位，欲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突显民众的作用。孟子还从正反两方面阐述民心向背的结果，提出了人心向背与政治治理的规律，揭示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兴亡和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力。
       其次，“贵民说”作为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调整了天与民、君与民的关系，第一次较详细地阐述了民贵君轻、君权民与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仍摆脱不了封建君主统治思想的严重束缚，但在君主专制盛行的时代，是对君权神授主导意识的重要突破。孟子作为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所倡导的尊重人性、以民为贵、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极力推行的王道政治理想，对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治国理念和治国实践必定产生或多或少、深浅不同的影响。他的思想引起了统治者对人民的重视，使他们体会到了民心对政治的影响。
       再次，孟子的“贵民说”起到了对统治暴政的限制和对被统治者革命权的肯定。他主张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实施重民、贵民、惠民、安民的政策；要轻徭薄赋，得民心，顺民意，适民愿。“贵民说”的构建，不仅反映了人民提升自己政治地位的意愿，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安居乐业的愿望；这不仅缓和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起到了稳定社会和推动发展的作用；这不仅在客观上对统治者的暴政产生了较明显的限制作用，也在理论上确立了老百姓反抗和革命的权利。“孟轲并不否定统治者的权利，但是给他的权利定了一个极限。过了这个极限，他就要受到惩罚，那就是老百姓对他的‘征诛’。孟轲的理论在道义肯定了被统治者反抗的权利，肯定了被统治者的革命权。”
       最后，孟子的“贵民说”和民本思想作为传统民本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对现在正确理解我们党的治国理念和认识党的治国方略仍有积极意义。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民”仍然是人民的主体，以人为本主要应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主要应关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理顺人心。”其中涵纳着传统民本文化的积极思想。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是得民意、赢民心、顺民愿，因此我们应该把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继续发扬光大，并作为不懈的追求目标。
       四、孟子民本思想的缺憾及其原因
       虽然孟子的贵民理念和民本思想对我国古代历史有很大的影响，但却没能发展升华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政治思想，统治阶级多是将孟子的思想当做漂亮的外衣来装饰自己，基本上没有成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取向，没能真正变成治国的现实理念，这是由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
       首先，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和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理论，包含着浓厚的政治倾向，就是把政治主体由君转民。但遗憾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和升华为民主思想。“孟子的这种人民为政治主体的‘民本’观念，与西方的民主尚有一墙之隔。”“在后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孟轲的‘民为贵’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有人认为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这显然是不对的。”古代民本思想存在先天不足。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行使的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统治，这是一种“融众人之权于一身，化天下之公为一私”的统治模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是标准的“君”本位。由于这种大一统封建帝国和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模式过早成熟，专制政治格局影响过强过长，以致民本思想产生初期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渐渐失去。孟子的“仁政”、“王道”、“民本”思想和“德治”政治理想，在君本位的一元化政治格局里没有了实现的基础。“又因为专制政权的独裁、野蛮、蔑视与压制，以致摧残了个人主体的价值，从而使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以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是孟子民本思想实行过程中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次，经济体制上的原因。经济上的自我封闭、对土地强烈的依赖性，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显著特点，它表现为个人对包括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等共同体的依赖。这是封建强权政治的明显特征。“人的依赖性”造成人与人之间固有的天然平等权的丧失，人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其本质表现是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和蜕变为私家权力，最终发展成为无权者对有权者的依附、权小者对权大者的依附，即个人对权力意志的充分依附。这种模式的最典型现象就是“官本位”。官本位是“君本位”思想的延伸和扩展。由于经济上的自我封闭，便产生出了以私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格局。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被固定在具体而又确定的家庭、宗族、村落网络中，并且网络所形成的巨大传统力量，控制和压迫着网络中的每个人。当每个人完成网络规定的“使命”、完全被刻画为“网络社会的人”后，就已经丧失了一个“个体独立的人”所具有的个性。“它不仅使人生变得十分艰难和缺乏活力，而且使以民为主体的思想几乎失去了文化和心理的根基。”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民为政治主体的现实基础，孟子的贵民、民本思想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才有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现实条件，孟子民本思想的这种缺陷才能得以彻底解决。
       (责任编辑　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