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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蒙田在人性一元论、永恒论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出人性是复杂的、变化的，意识到了社会性因素对人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判断”必须建立在对人、对物的全面性、深入性观察基础之上的命题，这在当时无疑具有极大的思想价值和进步意义。
       蒙田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作家。他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诗学理论不仅在他的那个时代具有摧毁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影响人们美学、诗学观念的作用，而且穿越时空影响到启蒙时代，甚至影响到后现代主义。
       蒙田在《论人性无常》中触及了人性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问题，认为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游移不定的”，这在当时无疑具有一种创造性。
       现代哲学思想认为，所谓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全部规定性。人性概念作为人各种属性的抽象综合，涵盖着一个系统。根据不同标准，人性系统综合体可进行不同的划分。有的学者将人性分为：“生物学本性”、“文化本性”和“历史本性”，即所谓“三元人性”[1](P11)。也有人将人性分为：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理性层面、人的德性层面和人的社会层面[2](Pt51－159)。尽管分法不同，但学者们在一点上是毫无争议的：即人性的内涵是丰富的、复杂的，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人性不能固定在一个点上，其不同层面之间不可以相互替代。完善的人性是对人性内涵的全面占有，而且人性在人实现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变化的、发展的；另一方面，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由于民族、文化等背景不同，其人性内涵也是有差异的。
       但从人类思想史来看，人类的人性观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后，自然人性论被宗教神学的人性论淹没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封建神学、还原人性的人文主义队伍中，打出了两面旗帜：“自然人性”论和“理性人性”论。但丁把人性归结为理性，肯定理性对于人性的决定作用，其思想是对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思想的一种开启。但在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人性论占主导地位。它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本能，并把人的自然本性同人的社会平等权利联系在一起。但无论是自然人性论，还是理性人性论，都是把人性内涵解释为一元的，而且把人性看成是永恒不变的。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作家，蒙田在人性一元论、永恒论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人性是不断变化的，是复杂的，同时他还看到了人的思想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原因——社会性因素对人性的影响，这无疑是对时代的一种超越，具有极大的思想价值和进步意义。在此基础上，蒙田对文学作品中“把人塑造成始终如一、固定不变的模式”，“按照一般规律刻画一个人物”的创作方法和创作现象提出了批评。这在当时也是十分了不起的独到见地。在蒙田死后的17世纪，在(新)古典主义戏剧作品中，普遍地存在着人物形象类型化、概念化，人物性格单一化、固定化的现象。(新)古典主义作家们在文学观念上还没有达到蒙田这种思想的高度。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蒙田的这一思想对文学创作仍具有启示作用和积极意义。
       关于“判断”，蒙田提出了两点深刻独到的见解。其一是对事物或事件的判断，不能无限扩大和延展，而要“就事论事”，“不要笼统一词，这样才有可能明辨是非，识人真假”，这可以看做是蒙田对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批评。其二是对人的判断，不能以现象代替本质，也不能以偏概全。“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整个的人生历程，才会真切地看到他是否具有真正的美德”，“以一时一事的表象判断一个人，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全貌……应当由表及里深入到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才能看清他的真正动机”。由此可以看到蒙田对“判断”的审慎态度，他对判断的洞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是相一致的——必须对事物进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识过程，人才可能获得相对的真理。这对于人们惯于肤浅地、简单地、虚妄地判断事物和人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现代哲学思想认为，“人性是行为发生的原因，也是行为取向即非理性的原动力”[1](P14)。但是早在几百年以前，蒙田就对“人性”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发现许多时候二者并不具有直观的同一性，或者说人性的真实面目在很多时候往往被行为所遮敝。例如，蒙田观察到有时勇敢的行为恰恰是怯懦、怕死的内心表现，或者说勇敢成了怯懦、怕死的障眼法。蒙田举例说，一个士兵疾病缠身，生不如死，他希望在战斗中死去，因而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勇敢而得到将领的宠爱。在外人看来，只是把他当做一个英勇无比的人，并不知道他其实是在逃脱恶疾的折磨。另一方面，蒙田又注意到人性与行为之结果有时会呈现相悖之关系。为善者可能“事与愿违”，好心办坏事；为恶者却在客观上造善，所以“判断一件事的好坏，不能单单从意愿出发”，真正的好坏也不能单从行为结果去看，也还要看其动机、意愿。蒙田关于人性与行为表现形式的这一思考，在文艺复兴时期应当说是相当前卫的，让人们联想到200年后歌德在他的《浮土德》中所作的关于“善”与“恶”的辩证关系的哲理思考，并且对现代社会的价值判断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歌德在《格言与随想》中说：“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3](P166)这句话用于蒙田是恰当的。蒙田以他独特的思想显示了他高于他那个时代之处。但一个人不可能完全超越他的那个时代。在《论人性无常》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蒙田的局限性与他那个时代的联系。蒙田虽然认为人性是变化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这是他超越时代之处)，但是他的人性观也基本上是一元论的。蒙田喜欢思考、讨论人性，从他的有关人性的《热爱生命》、《了解自己》、《乐于是个俗人》等篇目来看，蒙田是自然人性论者。从《论人性无常》中蒙田将天性、性情与人性视为相同的概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蒙田重视人的理性，也看到理性作用的有限，但他却未能将理性纳入人性的范畴。他指出人的思想观念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他同样不可能将引发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变化的社会因素(即人的社会层面)纳入人性的范畴。
       即使就人的自然属性来看，蒙田的观念与现代人的认识也还是有差异的，是不尽完善的。现代科学认为，人的生物本性包括：求偶本能、结群本能、领地本能、贮食本能、仪式本能、认知本能……这些本能相互作用，使人身上具备了矛盾而又相统一的自然本性(例如人的自私与互助或利他性)。蒙田看到了人的自然本性中矛盾的因素，但却不能将之视为有机的统一体。他写道：“据说博尼费斯八世教皇走进教庭像狐狸，做起事来像狮子，死的时候像条狗。谁曾料想，残暴无比的暴君尼禄，当人把死刑判决书递交他签字时，他叹息道：‘唉，要是我不会写字多好!’判处一个人死刑竟会
       使他这样为难。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能从自己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中看到——人性是游移不定的。”
       显然，蒙田将人性中的矛盾与复杂性视为人性的游移与变化。从《论人性无常》本文来看，蒙田的关于人性无常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得出这一观点的逻辑求证和事实例证却有错误之处，是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的。错误根源首先在于他的那个时代人性论思想的不完善。人的动机变化，人的行为变化，蒙田都看做是人性的变化。这样蒙田势必夸大人性的变化——人性几乎成为一个瞬息万变的东西。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现代哲学思想认为，人性是具体的、现实的，但也是历史的——人性的形成与变化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或一定时期的。
       蒙田有时似乎并不是一个长于严密的逻辑思考的人。他的许多篇散文让读者一眼便看出其逻辑上的破绽。例如，他的《论忧伤》。虽然开篇谈的是忧伤，可接下来谈的却是父母失去子女之痛，情人分离之相思之苦，再后来谈的干脆是“快乐”，看了最后一句话才知道作者原来想要谈的是“理性”。他的《论判断的摇摆不定》、《一人得益，他人受损》等文也都存在逻辑不严密的问题。
       在《论人性无常》中，有这样两个例子：一是安提柯见一士兵作战勇敢，对他宠爱有加，关怀备至，严令医生务必治好该士兵缠身已久的疾病，该士兵在疾病医好之后，原先的战斗热情也随之消失。安提柯问士兵何以忽然之间变得如此贪生怕死，士兵回答说：“长官，是您把我改变的，过去我疾病缠身，生不如死，但愿在战场上一死了之；现在我是无病之人，不愿轻易就死去。”二是库卢斯的一名士兵遭到敌人洗劫，该士兵奋不顾身地与敌人拼搏，夺回失物。库卢斯见他如此勇敢，便派他去执行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并且一再鼓励嘉奖，许以厚报。他却回答说：“我已失而复得，无所牵挂。你最好是派被抢劫了的士兵去完成这项任务。”蒙田从这两个事例中推导出人性善变的结论，显然是无效的。而且这种判断方法与文中“以一时一事的表象判断一个人，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全貌”之主张也是相矛盾的。所以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蒙田思想的真知灼见是以“零金碎玉”的方式呈现的[4](P6)。
       蒙田思想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在其随笔文体的随意性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笔文体在法国的出现是蒙田的首创。蒙田的随笔文体及风格对于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深远影响。但蒙田还远不是一个文体家，或者说随笔文体在他手中还不成熟而表现出稚嫩、不完善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其随笔松散的结构上，而其结构的松散又主要表现为：语意的断裂、回旋、矛盾等方面。例如，在《论人性无常》中，蒙田先是通过例证、引用提出自己的观点——人性是游移不定的。然后，又批评文学创作中人物形象类型化、人物性格单一化、固定化的现象，并从现实出发，引伸出一个结论——判断一个人(一件事)，要就事论事，不要笼统一辞。接着，蒙田又从人们行事大多是任性而为、随波逐流、变化无常推论出，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显而易见地看到变化多端的性情和找到矛盾对立的因素，并由此指出一个人的动机与行为表现、行为结果往往呈相悖关系。判断一件事情的好坏，不能单单从意愿出发。看一个人也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而要看他整个的人生历程，才会真切地看到他是否具有真正的美德。他指出，人的步伐时有所变，如同风中摇曳的树叶，时快时慢，忽左忽右。这是一种必然，因为生命受偶然支配。因此一个人的生活应当有一定的规划，这样做起事来才不至于杂乱无章。关于人的行为与人性的关系，蒙田认为人的行为往往会成为人性的障眼法。因此，以“一时一事的表象判断一个人，不足以概括一个人的全貌……应当由表及里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才能看清他的真正动机”。但这是一件高深莫测的工作，因为人的内心世界深不可测，所以这种事情还是少做为妙。由以上的划分与归纳中，可以看出其在语意上的跳跃、断裂现象。这说明其逻辑思维有时缺乏严谨之外，主要原因是他的怀疑论思想。即重视理性的作用，但反对理性至上论，认为理性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他怀疑人的认识和判断，认为人是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和对事物的本质认识的。《论人性无常》整体结构和层次之间出现的矛盾主要是其怀疑论思想的一种体现。
       同时，在《论人性无常》及蒙田其他散文中出现的语言回旋、断裂的现象，也与蒙田的美学思想和诗学观念直接相关。天然之美是蒙田的理想之美。他主张诗歌创作应自然朴实，情感真挚动人，反对人工的矫饰之美。他说：“若是为了哗众取宠，我就会更好地装饰自己，就会酌字斟句，矫揉造作。我宁愿以一种朴实、自然和平平常常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不作任何人为的努力，因为我描绘的是我自己。我的缺点，我的幼稚的文笔，将以不冒犯公众为原则，活生生地展现在书中。”[4](P31)蒙田将他的美学思想与诗学观念运用于他的创作实践。于是，他的散文是他的思维过程和思维状态的直接呈现，事后也不作修改。所以，可以说，蒙田散文结构的特征是“意识流”(非意识流小说之意识流)。语意断裂、回旋是人的思维的本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