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郑国的历史传说涉及明君贤臣、平民百姓和道家成员，其内容以郑国的历史为背景，反映了时代风尚、郑人秉性和道家理念，其中体现出智与愚的互补，以及道家对传统崇高形象的颠覆。这些历史传说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叙事、议论有较强的文学性，是先秦两汉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反映出早期历史传说生成、演变的某些普遍规律。
郑国是西周后期到战国初期的诸侯国，始封于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韩哀侯二年(前375年)被韩国灭掉，从始封到灭亡长达430余年。郑桓公初封，其地在今陕西华县东北，至郑武公建都于今河南新郑。郑国虽然不如齐、楚、晋、秦那样强大，但由于地处中原，战略位置及其重要，是诸侯称霸的必争之地，因此，先秦典籍有关郑国的记载比较丰富，留下许多历史传说。先秦两汉文学有关郑国的历史传说有些记载在《左传》、《国语》、《
史记》等文学作品中，其余则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后者是郑国历史传说的主要载体。先秦两汉文学有关郑国的历史传说，按其题材可分为四类，一是郑国明君传说，二是郑国贤臣传说，三是郑地诸子学派传说，四是郑地平民传说。这些传说既反映出郑国历史的特点，又显示出传说生成时期的时代风尚，其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
一、尚智的时代风尚和敦厚愚朴的民风是郑国历史传说与地域文化的双重反映
春秋战国是尚智的时期，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之下，以郑子产为代表的郑地明君贤臣传说塑造了一大批智慧型人物。但郑国历史传说中也有愚不可及的角色，以及兼有多智和愚朴两种属性的角色，这则是源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士人对郑地民风的认识和理解。郑国历史传说主角的敦厚诚实、愚钝固陋，和郑人足智多谋、聪明过人形成互补的两极，展现出郑人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体现出历史积淀和时代风尚的结合，是历史传说在那个时代的普遍性与郑国地域文化特征的双重反映。
郑桓公是郑国的开国之君，郑武公则在开土拓疆方面颇有建树，因此，有关郑国的历史传说，自然要追述这两位郑国明君的功绩。有关郑桓公的历史传说见于《说苑·权谋》：
郑桓公东会封于郑，暮舍于宋东之逆旅。逆
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曰：“会封于郑。”
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寝
安，殆非会封者也。”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其仆
接淅而载之，行十日夜而至。嫠何与之争封，以郑
桓公之贤，微逆旅之叟，几不会封也。这则故事是虚拟的，历史上并无此事。“桓公始封于圻内……若为畿内之郑，岂趋何所得争?亦未可据为实录也。”[1](P341)这则传说中的郑桓公，是一位智者形象，他在听到旅馆老人家的提示后，“援辔自驾”，立即亲自驾车赶往封地，这一动作把他的反应机敏、智慧过人表现得极其充分。《史记·齐世家》所载姜太公始封于齐的故事，和这则传说大体相同，当是同一题材历史传说的不同版本。《史记·姜太公世家》在叙述姜太公对周族的贡献时写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师尚父即姜太公，他在历史上以足智多谋著称。郑桓公和姜太公的初封就国的历史传说基本相同，他们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都是富有智慧的角色。
郑武公的传说见于《韩非子·说难》：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於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郑武公是郑庄公之子，这则历史传说同样把郑武公刻画成为智慧型君主。他以嫁女迷惑胡国君主，又对主张伐胡的大臣加以惩罚，这就使得胡国君主对他更加信任，不再有警惕之心。郑武公设的是连环计，第一计是嫁女计，第二计是苦肉计。第一计已经显示他的深谋远虑，第二计则表现出超人的智慧，他的真实用意深藏不露，甚至以假乱真。
郑桓公、郑武公在历史传说中都被刻画成智慧型人物，这与他们在历史上所作的建树密切相关。《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在任周幽王司徒期问，见周王朝江河日下，朝不保夕，向史伯询问避祸之道。经史伯指点，“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他在西周王朝灭亡之前，预先在东部为郑国取得生存发展空间，后来郑武公取得十邑之地而居之，使郑国日益强盛。他们分别作为郑国的开国之君和定国之君，都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传说故事中把他们刻画成智慧型人物，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
在郑国400多年的历史中，最为光彩照人的是子产这位贤相。《左传》对他的事迹多有记载，其中许多故事在后来作为历史传说而流播开来。《韩非子·内储说上》所载子产临终授政于游吉的故事，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新序·杂事四》所载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苑·政理》所载子产知人善任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苑·辩物》所载子产聘晋故事，见于《左传·昭公七年》；上述故事之所以在后代被转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集中体现了郑子产的智慧，后人是从尚智价值取向出发，从《左传》记载的众多的子产故事中选出上述数则，作为历史传说加以颂扬。战国和汉代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些《左传》等史书没有记载的郑子产的传说，这些故事把子产形象刻画得更加丰满。
春秋战国到汉代生成的有关郑子产的传说，仍然突出他的足智多谋。《韩非子·内储说上》称：“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无使得通辞，倒其言以告而知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有这个传说。判案最需要人的智慧，郑子产在这方面胜人一筹。他不是让原告和被告在公堂对证，而是把他们隔离开来进行审问，然后再把彼此的言辞传达给对方，以此判断是非曲直。这种判案方式很独特，也是郑子产的智慧所在。
《韩非子·难三》还记载郑子产如下判案传说：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这是一则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是后代公案小说的滥觞。郑子产以人的正常情感变化为依据，感到妇女的哭声反常，违背人情事理，断定其中有奸。郑子产聪明过人，对案情的判断准确无误，达到料事如神的程度。《论语·宪问》有“东里子产”之称，郑子产居住在城中东里，因此，这则传说从子产过东匠之间开头，所述空间方位和历史上郑子产的居住地点相一致，所闻妇女哭声就在郑子产居处附近，是他从家里出发时所遇到的事情。郑子产为了辨听哭声的属性，“抚其御之手而听之”，令驾车仆夫的执辔之手保持稳定，不要驱车疾驶，以便听得更真切。这些细节描写，增加了这则传说的真实性。
《
孟子》中也有郑子产的传说，《万章上》有如下记载：
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是一则饶有风趣的历史传说。郑子产首先是作为智者形象出现，孟子也承认他是一位聪明人。可是，这位智者却被校人所欺骗，而且浑然不知。孟子在这里是向人们昭示：像郑子产这样具有大智慧的人，有时也会受到耍小聪明者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郑子产是大智若愚。这则传说对于郑子产和校人的话语都作了传神的表现，两个人的神态也栩栩如生，展示出郑子产形象的另一个侧面，即在智慧过人的同时又有老实厚道的品格。《孟子·离娄上》写道：“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郑子产见有人要涉渡溱洧二水，就用自己的车辆把他们搭载过去。孟子承认子产的爱民之心，但对这种做法并不赞同，认为子产既然主持国政，应当在河上建桥，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则传说也反映出子产的朴实厚道，甚至显得有些愚钝。
郑国历史传说在涉及郑地的平民百姓时，同样是既有智者登场，又有愚者出现。《韩非子·说林》有如下传说：
郑人有一子，将宦，谓其家曰：“必筑坏墙，是不善人将窃。”其巷人亦云。不时筑，而人果窃之。以其子为智，以巷人告者为盗。
这位将要进入仕途的郑人之子是位智者，他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有先见之明，只是家人未能按他的安排去做，结果失窃被盗，造成财产损失。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如下传说：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
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这位郑人宁肯相信量出的脚的长度，而不相信自己真实的脚，已经达到愚不可及的程度，因此成为调侃的对象。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还有如下故事：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
这则买椟还珠故事的主要嘲笑对象是楚人，同时也暴露出郑人的愚钝。这位郑人只看到外在装饰的美观，而忽略珠宝的价值，它的买椟还珠也不是聪明之举。
综上，郑国历史传说中的角色有的智慧超人，有的愚不可及，还有的兼有两种属性。其聪明智慧，有的是传说人物本身所固有，还有的是按照尚智风尚创造出来的。春秋战国是尚智的时期，各诸侯国都涌现出一批智慧型人物，其中郑子产是春秋时期智者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地明君贤臣传说的主角多为智者，反映的是时代的风尚，在当时具有普遍性。至于其朴实愚钝的一面，则与当时人们对郑国民风的认识相关。《史记·货殖列传》称：“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颍川在郑国版图之内，那里的人敦厚老实，郑国历史传说反映出那里民风的特点，并且得到公认。《史记·货殖列传》还写道：“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这里还是强调郑地民风的敦厚，但有时失于狭隘。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去先秦未远，它对郑地民风的体认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士人正是出自对郑地民风的认识和理解，在创造郑国的历史传说时，往往表现故事主角的敦厚诚实，乃至愚钝固陋，从而和郑人的足智多谋、聪明过人形成互补的两极，展现出郑人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郑人多智和郑人愚朴的历史传说，体现的是历史积淀和时代风尚的结合，是历史传说在那个时代的普遍性与郑国地域文化特征的双重反映。
二、郑国历史传说中鲜明的道家学派色彩
郑国所处的主要历史阶段，正是诸子百家争鸣时期。这样一来，从春秋战国开始陆续生成的郑国历史传说，不可避免地要与诸子百家存在瓜葛。导致郑国历史传说与百家争鸣直接相关联，还有更切近的原因，那就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列子居住在郑国。《列子·天瑞篇》开篇写道：“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郑圃，又称圃田、原圃。《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郑国使者对驻扎在本国的秦国将领说道：“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原圃是野兽出没之地，处于国土的边缘，列子在那里生活，是一位隐士。因此之故，列子成为郑国历史传说的主要角色之一。
和先秦学派之争相关联的郑国历史传说，主要见于《
列子》和《庄子》。其中郑国的历史传说都以寓言形式出现，虚构的成分居多。同时，其中渗透的价值取向，也与其他作品所载的郑国历史传说明显有别。
在《
韩非子》、《
说苑》、《新序》、《
孟子》等作品记载的郑国历史传说中，郑子产是主要角色，经常作为正面形象出现。《
列子》、《庄子》中的郑子产则不同，两书作者采用各种方式消解、颠覆子产形象的崇高性，有时甚至成为调侃对象。
《列子·力命篇》写道：
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
“据《左传》记载，定公元年，邓析被郑国驷颛所杀。此处说子产诛邓析，当为舛误。”[3](P157)邓析比子产晚死20年，子产杀邓析的传说是虚构出来的。这则传说对子产和邓析都持否定态度，他们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客观形势的制约下，所作所为都不由自主，完全失去独立和自由。尤其是子产形象，丝毫没有崇高性可言，成为对政敌实施报复并且采取极端手段的负面角色。
《列子·杨朱篇》还讲述如下故事：郑子产的兄弟公孙朝、公孙穆，前者好酒，后者好色，并且达到荒淫至极、无以复加的程度。郑子产对他们进行劝导，希望他们能够改弦易辙，以智虑扶持礼仪。结果经两人一番反驳，“子产茫然无以应之”。这个传说同样是虚构的，故事中的郑子产对于实践杨朱享乐哲学的亲兄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从而使子产的形象显得暗淡无光。
《庄子·德充符》篇有如下寓言：郑子产和兀者申徒嘉同为伯昏无人的门徒。郑子产对形体有伤残的申徒嘉持歧视态度，不许对方与自己同行止。经申徒嘉一番教诲，指出他只重形貌的浅陋见识，子产不得不认错道歉。庄子把子产写成道门弟子，而且是一位抱着世俗偏见的不合格的弟子，需要别人指点迷津，他在以往所具有的崇高性便被彻底颠覆。
与郑子产形象失去崇高性构成鲜明对照的是郑国隐士列子角色的被凸显。在《
列子》和《庄子》中，列子虽然不是体悟大道的真人，但已经趋近道境，基本上是作为正面角色出现的。尤其是在历史传说中，列子成为崇高的形象。《庄子·让王》篇记载如下传说：
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
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即令官遗之粟。子列子见使者，再拜而辞。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闻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乐，今有饥色。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不命邪?”
子列子笑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而杀子阳。
郑子阳，历史上实有其人。《史记·郑世家》记载：郑编公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郑子阳死于公元前389年，下距郑国灭亡只有14年。列子和郑子阳是同时代的人，因此出现子阳遗粟于列子的历史传说，未必实有其事。在这则传说中，列子安贫乐道，同时又有先见之明。他把取与和祸福联系在一起，认为取与的方式不当，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这则传说有完整的情节，列子的面有饥色而又拒绝子阳遗粟，显示出人格的峻洁、崇高。妻子的疑惑和列子的回答，展现出他的远见卓识。
在道家作品中，以郑国为背景的历史传说，往往成为阐发道家理念的载体，带有鲜明的学派色彩。如《列子·仲尼篇》中的传说：
郑之圃泽多贤，东里多才。圃泽之役有伯丰子者，行过东里，遇邓析。邓析顾其徒而笑曰：“为若舞，彼来者奚若?”其徒曰：“所愿知也。”邓析谓伯丰子曰：“汝知养养之义乎?受人养而不能自养者，犬豕之类也；养物而物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饱，衣而息，执政之功也。长幼群聚而为牢藉庖厨之物，奚异犬豕之类乎?”伯丰子不应。伯丰子之从者越次而进曰：“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声乐者，有善治书数者，有善治军旅者，有善治宗庙者，群才备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与能为之使焉。执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邓析无以应，目其徒而退。
郑子产又称为东里子产，因此，这则传说把东里作为达官贵人所居之处。而与之相对的圃泽是列子隐居的地方，所以成为在野之士所居之处。邓析是作为当政者角色出现的，代表的是才士。伯丰子等则作为在野的隐士出现，代表的是贤人。邓析想要嘲弄对方，把他们说成是执政者豢养的对象，是一群只有动物本能的人。伯丰子的随从则针锋相对，认为那些执政者不过是一曲之士，不是他们支配在野之士，而是朝廷官员受在野之士统辖。这里宣扬的是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理念，是把虚构的历史传说作为道家理念的载体。这则传说有叙述、描写，又有议论，并且大量采用排比句式，既雄辩又幽默，具有宝贵的文学价值。
《
韩非子》、《
说苑》、《新序》等作品收录的郑国历史传说，经常涉及郑人的智与愚，无论为智为愚，都有其可爱的因素。道家作品中的郑国历史传说同样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体现出明显的道家属性。如前所述，作为正面出现的列子、伯丰子的随从，以及郑子产的兄弟，无一不是智慧型人物。不过，他们的智慧不轻易外露，甚至大智若愚。至于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子产、邓析，则是似智而实愚，并且愚不可及。《庄子·列御寇》篇还有如下传说：
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胡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
这则传说以郑地为背景，用以揭示儒墨相争的危害。表面看来，郑缓是位智者，他经过苦学成为硕儒，声名大振。实际上他又是最愚蠢的，让弟弟成为墨者，成为自己的对立面，结果因为父亲帮助作为墨者的弟弟，使他被迫自杀。郑缓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在他身上见不到崇高感，而是使人觉得心胸狭窄，是位狷介之士。郑缓的父亲同样是愚蠢的，是他的助战使长子自杀。无论郑缓还是他的父亲，所表现出的都是愚蠢，没有任何可爱之处，只能令人发笑。这则虚构的历史传说以道家的视角消解了儒、墨学说的神圣性，一方面使得对愚蠢之人所作的刻画从根本属性上发生重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使得郑地的历史传说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
三、郑国历史传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及价值
郑国历史传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属性，同时也反映出早期历史传说生成、演变的某些普遍规律。
郑国历史传说是以子产为中心展开的，郑子产是郑国的执政大夫，也就是相国。子产的形象光彩照人，成为凝聚郑国历史传说的中心人物，同时这个角色在历史传说中具有辐射和凝聚作用，显示出一种名人效应，对以后影响很大。后代出现的郑相传说，往往按照子产的传说进行再版或演绎。
《说苑·政理》有如下记载：
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晋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这则传说和《孟子·离娄上》所收录的子产以其乘舆载人过河的故事同出一辙，叔向所作的评论和孟子所发的议论也基本相同。显然，景差以其车辆载人渡水的传说，是从子产同类故事中衍生出来的。叔向称景差“岂不固哉”，固，指闭塞、拘执，孤陋寡闻，虽然朴实厚道，但显得愚昧。景差上述传说较子产同类故事晚出，因此，在细节描写上胜过子产同类故事。前者只是叙述子产见到郑人涉渡溱洧二水，景差则把涉水时间锁定在冬季。《老子》第15章称“豫焉若冬涉川”，冬季涉水寒凉刺骨，景差传说凸现了郑人冬季涉水之苦。子产传说对于他以其乘舆载人过河的情节只是加以简略的叙述，景差故事则增益出他以衣襟覆盖郑人足胫的细节，显得真切感人。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是，就其朴实固陋而言，景差和子产这两个形象是一致的。 《新序·节士》有如下传说：
昔者有馈鱼于郑相者，郑相不受。或谓郑相曰：“子嗜鱼，何故不受?”对曰：“吾以嗜鱼，故不受也。受鱼失禄，无以食鱼；不受得禄，终身食鱼。”
“《韩非子·外储说右》、《韩诗外传》卷三、《淮南子·道应》、《史记·循吏列传》、《
贞观政要》卷六都把它当做是鲁相公仪休的故事。”[2](P207)从文献记载推断，这则历史传说的最初主人是鲁相公仪休，而不是郑相。至于把主角转换成郑相，采用是移花接木的方式。而郑相之所以成为这则传说的主角，那是郑子产故事辐射的结果。郑子产有把别人所送之鱼放生的做法，这则传说中的郑相则拒绝接受别人赠与的鱼。传说中的郑子产大智若愚，这则故事中的郑相也有此种品格。他拒绝接受赠与的鱼，这种做法是智慧的、聪明的，他对这种举动所做的解释富有辩证性，显示出他的见识高远。同时，郑相又是实话实说，没有丝毫遮掩，反映出他朴实厚道的一面。
上述事实充分显示出历史传说生成、演变过程中的名人效应。即以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例，鲁国的历史传说围绕孔子展开，齐国的历史传说以管仲、晏婴为主角，晋国历史传说涉及最多的是赵氏家族和叔向、师旷等贤臣，吴越历史传说则是把吴王阖庐、夫差、越王勾践及其主要大臣作为重点表现对象。历史传说中的名人效应，在郑国历史传说中得到充分体现，与上述各诸侯国的相关传说彼此辉映，成为先秦文学的一道壮丽景观。
《荀子·子道》篇写道：“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非维下流水多耶?”郑国历史传说的生成、演变同样显现出这样的趋势，越到后来历史传说越加众多，并且内容更加丰富。郑国开国、定国之君的传说只有寥寥数则，随着子产登上政治舞台，郑国的历史传说就大量涌现出来。即使同一历史传说，越到后来内容越加丰富，增加许多前所未有的细节，文学性更强。历史传说生成、演变犹如滚雪球，呈现的是日益膨胀的趋势，郑国历史传说是这样，其他历史传说同样如此。
郑国历史传说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对原有历史传说出现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常见的处理方式，即在原有历史传说基础上踵事增华，加进一些新的内容，道家以外学派采用的都是这种以历史故实为基础的处理方式。另一种是道家学派的处理方式，它主要不是以原有历史传说为基础，而是对原有历史传说进行颠覆、解构，创造出新的历史传说，把历史传说作为本学派相关理念的载体。这两种处理方式有虚实之别，前一种处理方式以历史故实为基础，使历史传说逐渐演变成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和志人小说；后一种处理方式多是浪漫的虚构，在后代演变成带有神异色彩的传奇故事，《
列子》、《庄子》中许多有关列子的传说就已经出现这种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