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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的民国救灾史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第一阶段，自然科学工作者在水旱等灾害资料整理及相关研究方面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但史学研究成果鲜见。第二阶段，中外学者在慈善、灾荒、救灾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整体来说，民国灾害救济史在整个民国史和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仍然十分薄弱。无论从史料的开挖、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运用，还是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研究深度上都有进一步展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灾荒问题一直是困扰旧中国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有灾荒就有救济，灾荒和救济是经常相连的两个名词，但就史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来说，重“灾荒”轻“救济”、重古代轻民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本文拟对建国以来有关民国时期灾害救济史研究作一回顾和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进行展望，以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该专题的研究。
       一、五十年来民国时期灾害救济史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国时期灾害救济史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由于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的影响，有关灾害史的研究在社会科学界基本出现停滞，贡献更多的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在地震、气象、水旱等资料整理及相关研究方面取得了颇丰的成果。
       就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成果来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在资料整理方面。较为重要者有经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提议，由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组织整理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工作开始了我国用科学方法整理史料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开端；《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编，1975年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1982年版)；顾功叙等编《中国地震目录》(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该书记录了从公元前1831年到1969年的中国地震情况；《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5卷)(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地震局合编，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另外，20世纪50—80年代各省还陆续编辑出版有自然灾害年表，等等。第二，取得初步研究性质的成果。代表性的有徐近之的《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治淮汇刊》1955年第5辑)、《黄河中游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旱》(《地理学资料》1957年第1期)、《黄河中游历史上的严霜巨雹和大雪》(《地理学资料》1958年)，以及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等。气象科学院编撰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第一次勾勒出了15世纪以来近五百年旱涝分布的主要特征和历史旱涝基本轮廓，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经济价值”[1]。另外，围绕近500年的气候变迁还发表有研究成果，如中央气象局气象研究所的《我国华北及东北地区近五百年旱涝演变的研究》、郑斯中等的《我国东南地区近两千年气候湿润状况的变化》等[2](P24—36)。
       当然，这一时期史学界也并非无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只不过人数极少，成果鲜见而已。其中章有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于1957年出版，该书收集了大量有关民国时期灾荒所导致的不良影响的资料，为研究该时期的灾荒后果奠定了基础。齐武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一书部分内容涉及到晋冀鲁豫边区救灾渡荒工作。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专辟一章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慈善事业进行了论述。而在论文方面，有张水良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灾荒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萧廷奎的《河南省历史时期干旱规律初步探讨》(《开封师院学报》1961年第11期)等。
       就这一阶段总体说来，由于史学研究的侧重点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对灾害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如民国政治史研究，大陆的中国慈善史研究几为空白。不过，自然科学在资料整理和初步研究方面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从史学角度分析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珍贵资料。
       港台和国外这一时期灾荒救济史方面研究也属起步阶段，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看，研究成果的时段多集中在民国之前，有关民国时期灾荒救济的成果屈指可数。
       2．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灾荒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史学成果层出不穷。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牵头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在资料方面，李文海等编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官方文书、调查报告、地方史志以及笔记、日记、碑文等各种私人著述，按照编年体形式，对1920－1949年中国灾荒概况给予了全方位的扫描，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灾荒史料，确实可以说是还没有“哪一本书曾经对这一问题提供如此详细而具体的历史情况”[3](前言P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对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的救灾也有大量涉及。另外，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编写的《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93年)，是研究红十字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研究成果方面，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出版专著有18部，主要为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九十年(上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版)、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振忠《近600年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秋光《熊希龄传》(湖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钱刚、耿庆国主编《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夏明方等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林主编《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2004年版)、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版)、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汪汉忠《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5年版)等。
       直接涉及到这一时段的论文有近百篇左右，较为重要者如张水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三次大灾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第4期)、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文海《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吴德华《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3期)、周秋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6期)、张礼恒《略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事业》(《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救荒》(《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刘仰东《近代中国社会灾荒中的神崇拜现象》(《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4期)、莫子刚《略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救灾政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1期、蔡勤禹《试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东方论坛》2002年第5期)、《民国社会救济行政体制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民国时期的疫灾与防治述论》(《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谭绿英《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以成都中西组合慈善会为例》(《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刘招成《华洋义赈会的农村赈灾思想及其实践》(《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池子华、刘玉梅《民国时期河北灾荒防治及成效述论》(《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毕素华《民国时期赈济慈善业运作机制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胡惠芳《民国时期蝗灾初探》(《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杨鹏程《从1934年湖南赈务看民国时期荒政近代化的趋向》(《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李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荒中的腐败问题析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张素欣、蔡元清《民国时期(1912—1931年)的减灾机构与减灾法规》(《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任云兰《论华北灾荒期间天津商会的赈济活动(1903－1936)——兼论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等。
       与大陆相比，港台的研究成果区域化特色明显，值得注意的有张玉法《民国初年的社会救济(1912—1937——山东地区的个案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叶飞鸿《河南省的灾荒》(《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3期)、《国民政府的灾时救济措施》(《国史馆馆刊》复刊第3期)、陈存恭《山西省的灾荒》(1860—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1989年版)、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宋光宇《民国初年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慈善事业——以世界红十字会为例》(台北《文史哲学报》第46期，1996年6月)、张建俅199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1912—1949)以及系列文章《中国红十字会经费问题浅析》(1912—1937)(《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近代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的探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1912—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7期，2005年3月)等。其中，张玉法认为“民国初年山东地区的社会救济．，最重要的发展是从传统的形态，发展到传统与近代混合的形态，显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张建俅通过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个案分析，详实地探讨了社团与政府间的互动以及社团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他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经费来源也进行了梳理，认为对投资理财的重视，是该会区别于传统慈善组织的特点。宋光宇在对世界红十字会前期举办的慈善活动、该会的成员构成梳理、分析基础上，提出世界红十字会缘起于对抗西方基督教势力需要的观点。叶飞鸿对河南灾荒的成因、救济措施考察后，认为河南省的灾荒救助多采取急赈、工赈方式，防灾主要体现在造林方面，略有成绩，但无论防救哪种措施，款项支绌都是制约它们的瓶颈。另外，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是慈善研究的代表作，尽管她将时段限定在明清，但其分析问题的方法与某些观点非常值得借鉴。
       日本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明清以及以前时段有关慈善组织、慈善事业方面，代表作如夫马进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等，不过近年也有将研究时段后延趋势。值得提及的是小浜正子，他的《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社会与慈善事业》(《史学杂志》103卷9期，1994年)把目光投向近代，对上海这个典型都市的社会慈善事业进行了重点考察。2003年，其专著《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中文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占据大量材料基础上，以社会慈善团体为机轴，以上海社会为舞台，揭示了中国近代地方社会结构、公共性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力作。
       韩国学者金胜一的《近代中国地域性灾荒政策史考察——以安徽省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4期》是一篇从区域社会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灾荒的质量较高的论文；朴敬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通过大量资料，从政府与民间的角度，论证了国水委的救灾成效是对民间尤其是华洋义赈会先进救灾理念和组织管理上的仿效吸收，在提出国水委近代性的同时，实际上也暗示着政府与民间在此领域的互动，民间对政府的影响和政府对民间的积极回应。
       二、五十年来民国时期灾害救济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
       对上述论著和文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五十年来国内外民国时期灾害救济史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一，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灾荒的大致概况和轮廓进行了梳理和勾勒。尤其是李文海主编的《资料续编》贡献最大，其他的论文和专著也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某一区域或某一省份或某一次大的灾荒发生的状况，尽可能全面、详细、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灾情惨烈的程度和现状。
       第二，对灾荒的成因、影响及特征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关于灾荒的成因，学者除了考虑自然因素外，大都认为统治阶级的掠夺、战争、植被缺乏、水利废弛等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对于灾荒的影响，学者也都能以史实来说明其对社会环境、人口、经济、心理等造成的破坏。有关这一时期灾荒的特征，学者都认同其无年不灾、多灾并发、危害面广的特点。集中全面论述这些问题的，当属张水良和夏明方。张水良在专著中概述了这一时期灾荒明显的普遍性、持续性、深刻性、严重性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逐一批判了自然条件决定论、人口过挤论两种错误观点，
       提出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是灾祸发生的根源，并利用大量丰富的资料叙述了灾荒的严重影响[4]。夏明方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将灾荒置于曾经被人们剥离的多样化而又变动着的地理空间或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对灾荒给社会造成的环境、人口、土地、阶级和地域冲突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充分有力的论述[1]。
       第三，对救灾思想方面的研究，学界除对巫术救荒思想、积极救荒思想在民国时期占据的地位、程度略有分歧外，基本上对救灾思想的类型及其所包括的内容以及对巫术、消极救灾思想的认识趋同。对于救灾思想类型，学者大都认同有巫术救荒、消极救济、积极救济三大方面，巫术救荒主要是指迷信的祈神禳灾的天命主义思想；消极救济思想是指如急赈、调粟之类的临灾治标思想；积极救济思想指的是重农、仓储、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方面的减灾、防灾思想。对于以上三种救灾思想的价值评价，仅从字面含义，学者相同的价值取向已不言自明。关于这三种救灾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民国时期的影响程度，学者的认识略有差异，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从古到民国，巫术救荒思想一直存在并影响极大。如邓拓认为，民国之前的社会，尤其是秦汉之前，天命主义的思想占据统驭地位，之后，很长时期，其统驭作用仍不可忽视，民国之后，此种思想仍普遍流行于广大民间[5](P196－197)。敖文蔚、李翔认为，民国时代虽为社会转型时期，封建迷信受到一定冲击，但政府对巫术救荒未曾下令禁止，以致此类活动常有发生，甚至官员亦参与其间，毫无顾忌[6](P49－50)。刘仰东认为传统的、可以推溯到遥远上古时代的祭神禳灾，到了近代社会，不仅没有丝毫的衰败迹象，祈神的方式也越来越繁琐和程序化，民众对灾荒的认识和迷信救荒心态与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7](P22－26)。另一派则是在指出民国社会仍然大量存在巫术救荒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积极救灾思想有所发展的趋势。如刘招成通过对华洋义赈会农村赈灾思想和实践的探讨，认为华洋义赈会提出的“建设救灾”、“防灾救灾”思想与以往救灾思想不同，具有近代因素[8](P56－61)。蔡勤禹在其专著中也将传统社会的救济思想与近代社会救济思想分别作了论述，揭示了救济思想方面的发展[9]。李勤对民国各地出现的巫术救荒考察之后，指出民国时期的巫术救荒呈现的特点：地域上从南到北，具有普遍性；时间上是每灾必求，具有连续性；方式上是五花八门，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并指出这些现象和特点与政府不但未曾颁布法令严格禁止巫术救荒，相反，却利用宗教具有的社会控制、社会整合功能来维护和稳定其统治的推波助澜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巫术救荒思想和活动普遍存在，他认为也不能否认社会进步，从竺可桢、陈独秀等人对巫术救荒的批判可体现出来，只不过这种进步较慢而已[10](P79－82)。
       第四，把对民国时期的慈善事业研究推进了一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对历史上的慈善事业研究几乎无人涉足。1994年周秋光发表《民国时期社会慈善事业研究刍议》，呼吁开垦这块处女地，深化对民国社会的了解，并对慈善家熊希龄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这方面成果逐渐涌现。1996年张礼恒对上海1930年前后的慈善团体进行了资料统计，同时还将慈善事业与上海城市近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慈善事业对提高城市居民公共道德、市民意识和维持城市社会秩序都有积极作用。1998年高振农对民国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进行了梳理。2001年蔡勤禹从影响因素、团体结构、经费来源、与政府互动形式等方面对民国的慈善团体进行了概述，指出民间团体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自治、努力分享原有政府垄断的公共权力，这对于民间社会成熟、第三领域形成和中国社会近代化实现起着积极推动作用。2003年是民国慈善事业研究收获颇丰的一年。该年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年)出版，书中对慈善观念及慈善团体活动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较多的论述，作者认为在社会救济领域，国家与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逐渐分离甚至是二元背离的模式，而是处于胶合状态，是合作与互补为主调，冲突并不明显的关系。另外，个案的研究增多。如冯筱才以隐贫会为个案对民初江南慈善组织进行了研究，窥测和暗示在经济变迁和文化变迁新形势下，依靠个人力量举办的慈善事业，如果缺乏社会各阶层的共识，尤其是政府的支持，长久的维持是困难的。该年谭绿英以成都中西组合慈善会为例，对民国基督教的慈善事业进行了个案考察。2004年，苏新留对旅平河南赈灾会在1928－1930年河南旱灾中的移民活动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华洋义赈会在河南的灾赈情况进行了略述。2005年，蔡勤禹的《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一书的出版，填补了2000年夏明方所言华洋义赈会“迄今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遗憾。
       第五，研究方式与方法上有所创新。首先在大量梳理这一时期灾荒基本概况的基础上，近年的研究无论在框架结构还是方法、思路上都出现了新趋势。如蔡勤禹在2003年的书中就试图以国家与社会理论来探讨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2005年对华洋义赈会个案研究中，专门辟出一章具体考察了慈善组织(社会)与政府的关系，这无疑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巨大突破。汪汉忠则从灾荒与社会、现代化相互作用的新视角，结合苏北的实际情况，对灾害和现代化关系进行了创造性探索[2](张宪文《序言》)。袁林在长期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利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对西北地区灾荒发生的周期、频次、阶段、饥荒极限状态(即把握其在最严重时会达到什么程度)进行了研究。苏新留则运用资料参数化中常用的等级分类法，对民国时期河南的水旱灾害进行了等级序列的重建。将量化分析方法引入到灾荒史学的研究领域，采取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是摆脱以往史学描述性平面研究和自然科学机械静止研究两者的弊端，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与学科相互融合的良好开端。其次，在总体式研究取得一定阶段性成果的情况下，区域性研究开始勃兴。从近年发表的论著、文章来看，学者开始重视微观研究，在西北地区灾荒史研究的带动下，以某一地区或某一省份灾荒为对象，进行具体考察的成果逐渐增多，这对于深化灾荒史的研究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再次，就是社会学者的研究内容和视野逐步拓宽。主要表现在学者目光由原来集中在水旱灾种方面，开始将视野投向蝗灾、疫灾、震灾等灾种的研究。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方面
       虽然取得了上述可喜的成绩，但整体来说，民国灾害救济史在整个民国史和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仍然十分薄弱。这与灾荒在客观上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是很不相称的。在整个民国史研究中，无论研究的数量还是深度都无法与民国政治史相比；在整个灾害史研究中，学者对民国时期灾荒的关注远远落后
       于明清。因此，如夏明方所言，民国灾荒史“还是一片刚刚开辟而有待于深耕扩垦的荒地”，当然民国灾荒救济史更是如此。
       第一，就研究创新的源泉——材料而言，尚有许多未被开发利用。就目前见到的研究成果资料引用上，笔者发现仍有大量的资料被尘封，如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许多档案资料未得到充分利用外，其他一些诸如《行政院公报》、《监察院公报》、《振务月刊》等相关公报、杂志也鲜见诸于该领域；在对如《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之类的全国性报刊利用不够的状况下，更谈不上对地方性报刊的足够重视；另外，大量的地方志、文史资料、碑刻史料的价值也需要在学者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体现。
       史料是创新的源泉，如欲深化民国灾荒史的研究，挖掘利用新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只有在新资料基础上，才可能有所创新或纠补前人研究成果的讹误，还历史本来的面目。比如，对于1936—1937年四川的旱灾概况，学界大都征引邓拓《中国救荒史》中的数字，但彭家贵、王玉娟却根据《振务旬刊》、《新新新闻》等资料，指出这一经常被引用的数字乃是被当局宣传扩大的数字，实际灾况远远低于该数字[11](P127－132)。因此，史料是通向真理过程中的“颗粒”，离开了对它的搜集利用，学术研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陈寅恪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2](陈垣敦煌劫余录序P266)
       第二，现有研究方法与理论需要多样化。尽管目前史学研究出现了借鉴自然科学定量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的新趋向，但总体而言，方法仍然单一且应用并不普遍，很难深入理解和把握灾荒这一本身具有多学科特性的复杂问题和现象；已有的研究，多为平面静态描述，理论深度不够，缺乏富有启迪性的剖析，历史镜鉴功能难以显现。如果割裂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很多社会现象是很难得到满意解答的。如社会学者在解释民国时期尤其是30年代中期以前粮食生产恢复和回升的客观事实时，无论用战争等政治因素，还是从农业的经济再生产过程本身，抑或从农业技术、品种改良等近代化因素皆不能圆满解释近代农业生产力的波动状况，只有科学家竺可桢提出的我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论才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的锁钥[1](P159－164)。因此，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借鉴生态环境学、气候地理学、灾害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有助于我们对灾荒问题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认识和评价。
       第三，研究总体薄弱且不平衡，欠缺深度。从研究的内容上看，灾荒研究仍停留在灾荒状况、原因、影响等初步的基本描述层次，对灾荒如何救助、社会如何应对的递进研究，因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和时间关系，成果较少，现有论及灾害应对的论著和文章也都是从大的措施方面进行宏观概述，谈不上对灾害应对机制具体如何运作深入细致的微观考察，换句话说，现有研究只注重“灾”的本身而少在“救”上着墨。从研究对象上看，主要聚焦在水旱灾害上面，对于其他灾种如蝗灾、震灾等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不利于勾勒民国社会的现状和深化民国史的研究。从研究视角上看，区域研究、微观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抵御灾害、防灾、救灾能力必然会有差异；加上民国时期远不像清朝以前那样以中央统一调度为主，这一时期，地方上在救助灾荒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如果抛开区域性的研究，宏观总体研究可能会流于空泛。从微观着手，可以使宏观性认识更丰富、具体、深刻。正如我国著名地方史专家隗瀛涛先生所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13](《序言》)
       第四，深层系统研究缺乏，需要作进一步推进。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在灾荒发生的原因和影响方面大致取得了共识，但是要想更清晰深入地了解历史的原貌，实现史学“鉴往知来”的历史功能，有些问题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对于社会灾因，需要我们作更具体的探索以尽可能寻求人为原因在灾荒中占多大比重；对灾荒的影响方面，不但应注重它对于灾荒发生地直接的后果，也应将之放在全国大范围内，看其长时段间接的作用。比如对灾荒造成人口流动，要注意这种灾难性移民对主要流向地到底起着什么影响，以有助于我们对其作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同时，也要重视在人口流向中，政府有意识的引导与传闻、谣言所起的不同作用，这对今天我们面对灾荒时，充分认识政府舆论宣传的职责可能会有一定借鉴意义；对于救灾过程，需要我们对政府与社会如何救助灾荒、救灾措施怎样、救灾资金来源渠道、救灾人员整体基本素质状况、救灾成效如何及政府与社会在救灾过程中怎样互动等方面做详细系统的梳理和考察。
       总之，目前已有的关于灾荒史、救灾史的论著，多是大跨度、粗线条的，且偏重于对灾荒发生原因、特点及社会政治影响方面的探讨，深入细致地考察救灾活动的具体运作机制、分析救灾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付诸阙如。因此，有关民国时期灾荒救济问题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说，都尚待进一步展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