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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思潮的精髓。在教育领域，五四新思潮引领教育科学化，昭示教育民主化，促进教育革新，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催发作用。
       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髓。五四先哲以新思潮为武器，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文化、旧道德、旧观念发起猛烈进攻，带来了亿万国民的思想解放。在教育上，他们尖锐抨击封建传统教育，倡导教育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一、引领教育科学化
       科学是五四新思潮精髓之一。五四先哲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倡导科学，希望用科学理念养就国民活泼、自主的新人生观，用科学技能改进国民愚笨、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国家起死回生。
       1．澄清封建教育糟粕，铲除滋生迷信、盲从的封建教育痼疾
       科学的天敌是迷信和盲从，欲兴科学，必须破除中国人民思想中几千年来积淀的对封建偶像的迷信、对封建纲常的盲从。这就需要从源头做起，澄清封建教育糟粕，铲除滋生迷信、盲从的封建教育痼疾。
       陈独秀指出，封建教育痼疾以三纲为核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1](P103)，其目的是驯化人们的奴性与盲从。如不革新这些“道德”，则无异“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1](P75)。三纲之教，源于孔学，所以，欲铲除封建教育痼疾，必须推倒孔门学说在中国教育领域中的神坛地位。陈独秀指出，孔子生长于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所垂示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民国时代的国民不应盲目尊孔，而应“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1](P155)。五四前期，不少学校仍充斥着陈腐的尊孔读经声浪，“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1](P219)。陈独秀认为：“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1](P169)。李大钊对封建教育的痼疾也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2](P246)，然而，道德总是要“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3](P116)。鲁迅则更加有力地揭露儒家的教条藏着“吃人”二字，害死了无数无辜的人。
       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由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已开始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对儒术孔教的产生、发展与没落的历史命运作出说明。李大钊指出，孔子学说支配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3](P145)，而到了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动摇了，大家族制度也开始瓦解，孔子学说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就一定有能适应新基础的新思想取而代之。因此，要兴科学，便必然要铲除以儒术孔教为核心的封建教育痼疾。
       2．学校教育要以科学知识为重
       思想上破除封建迷信和盲从只是为倡导科学扫清障碍，重要的是传播科学知识。蔡元培指出：“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4](P33)鲁迅则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灭种’的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5](P301—302)陈独秀从比较中西入手，明确指出：“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1](P220)
       那么，为什么要重视传播科学知识呢?五四先哲首先阐述了科学知识对创造物质文明的重要意义。陈独秀说：“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1](P78)陈独秀明确指出：“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的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6](P469)其次，五四先哲论证了科学知识对改造国民性、转换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陈独秀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1](P77、78)鲁迅也说：“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5](P301—302)
       3．用科学方法改进学校教育
       传播科学是为了运用科学，科学方法比具体的科学知识更具有意义，如蔡元培所言：“爱智之人，其欲得方法，远过于具体之知识也。”[7](P427)陈独秀认为用科学方法研究、解决问题，“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1](P512)。他尤重视西方科学的实证法和归纳法，主张以之来代替“圣教”、“圣言”，来分析“人事物质”，他说：“吾国历代论家，多重圣言而轻比量，学术不进，此亦一大原因也。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1](P279)胡适也很重视科学方法，他说：“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8](P109)。他极力传播实验主义方法论，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陈独秀、胡适等对科学方法的强调，根本意图在于改变中国人辨理不明的思维习惯，提高人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性。
       教育为传播科学之所，教育的方法更应该科学化。陈独秀说：教育的科学化，不单在讲授内容更在方法上，“经、史、子、集和科学都是一种教材，我们若是用研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我们便不能说经、史、子、集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我们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和一些动、植、矿物底名称，我们不知道这种教材底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6](P74)陈独秀提出，中国教育方针首应贯穿“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即体魄锻炼)，以科学方法和现实生活的教育取代“想象武断”的迷信教育[1](P84)。关于教学方法，他提出：教育要趋重社会；要
       注重启发的教育；要讲究实际应用[1](P490)。
       五四科学思潮的引领和五四先哲的强力呼号，推动了我国学校教育改革。1917年5月，北京政府宪法审议会议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规定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9](P128)的有关条文。1919年4月，教育部通令中学可以酌量地方情形增减部定各种科目和教学时间，此禁一开，给各地各校以较多自由发展余地，从此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有的考虑学生升学趋向，分文实科；有的顾及学生就业需要，设工、商、农等科；不少学校都设立了实验室、科学馆，加强学生科学实验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开始注重科学知识。
       五四科学思潮对教育科学化的影响是深远的。1922年9月，教育部于北京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制订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新学制”，11月颁行全国。“新学制”鲜明体现了五四科学精髓，其中条款有：从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基本状况出发，按美式“六、三、三、四”学制，划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理顺了普通教育整体上的衔接关系，有利于教育管理；规定中等教育实行分科制和选科制，这有助于科学教育在中学普遍而有针对性的实施；大学取消了预科，这样有利于集中精力进行大学的学科专业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大学还专门设立研究院，作为研究科学学术之最高机关；建立较完备的职业教育系统，这有利于推进科学教育在国民中的普及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蔚然成风，教育及心理测量、智力测验、教育统计、学务调查在中国教育界成为十分流行的研究手段；各种新教学方法的试验广泛开展，如，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蒙台梭利教学法、自学辅导主义等方法，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而且，经过几十年科学精神的传承，中国人的科学观有了相当大的进步，科学教育的地位、科学教育的价值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弘扬科学精神、重视科学方法的培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二、昭示教育民主化
       “民主”是五四新思潮的另一精髓。打倒专制，建立共和国家，必须培养国人的民主意识。教育为培植观念、陶冶性情之所，因此，欲养成国人民主精神，应首先从教育做起，推动教育民主化。
       1．号召庶民教育
       庶民教育就是反对传统的“贵族主义”等级教育，破除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独占教育的局面，使普通平民百姓享有受教育权利，获得文化知识。五四先哲站在庶民的立场上，为广大劳工阶级争取教育权力。陈独秀指出：“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1](P146)他明确提出教育“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1](P214)。既然以平民为教育对象，这种教育就不应限于学校范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应考虑到其生产、生活和环境改造的需要，作为知识阶层则应诚心诚意地帮助平民获取知识。毛泽东于1917年11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办的工人夜校、邓中夏在1919年3月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及其负责筹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等，都是持这种平民教育观的实践。庶民教育运动促使着教育部门作出相应的改革，1919年4月教育部教育调查会通过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9](P127)的国民教育宗旨。
       2．主张男女教育平等
       妇女解放，是五四民主思潮的重要标底。妇女要获得解放，争得独立人格，需有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为此，五四先哲强烈呼吁女子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1915年10月，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呼吁“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以国家的主人——人民为施教对象[1](P87)，并在《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上特辟《女子问题》一栏，进行专门讨论。1919年2月，李大钊连续著文提出，“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10](P292)；“妇人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而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们的要求”，中国不能因“礼教大防”而成为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10](P292、299)。1919年10月，胡适发表专文，主张大学开放女禁。他说，第一步大学应先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以养成男女同学之风气；第二步将现行旁听生制度向女子开放；第三步改革女子中学课程，使与大学衔接，或开办女子大学预科[11](P217)．。蔡元培历来重视女子教育，1920年1月他对《中华新报》旅京记者发表谈话：“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12](PTl)
       五四男女教育平等思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19年初，教育部颁令，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允许男女同校；同年10月，全国中学校长会议通过扩大女子职业教育方案[9](P722)；1920年2月，北京大学冲破女禁，破天荒第一次录取9名女生入学旁听。到1922年，不包括教会大学，全国高等学校女生已达655人[9](P722—724)。
       3．掀起白话文运动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不仅为教育普及所必需，而且为社会民主所必需。白话文运动在胡适、陈独秀等大力倡导和教育界人士的努力推动下获得了巨大成功。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改中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并提议各县利用寒暑假设立国语传习所培训教师。1920年教育部通令规定，凡国民学校都废止所用文言文教材，代之以现代语体文，至此，国语教学和白话文教材在学校教学中的位置得以确立。
       五四民主思潮推动着中国教育民主化向深层次发展。1922年“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学制中的具体规定有以下特点：从小学到大学不再限制男女同学；突出白话文教学，小学国文改为国语；幼儿教育受到重视，规定“幼稚园收受六岁以下儿童”；注意对残疾儿童的“特种教育”；“对于年长失学者，宜设补习学校”[9](P146－150)。“新学制”的七项标准和规定体现了教育民主化。国民政府时期，1929年4月又颁行《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13](P41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也有了很快发展。
       综上所述，五四新思潮以科学与民主为统领，对中国教育科学化、教育民主化产生了强力催发，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五四激进主义运动以“决不容他人匡正”的革命姿态推动社会革新，追求对“伦理道德的彻底觉悟”和向“西方文化的充分学习”，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教育合乎理性的批判继承，助长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情绪。实际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都是各自民族存在的反映，都有精华与糟粕。草率的文化教育断裂，对我们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来说，势必损害文化教育历史的逻辑演进。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探求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的优势互补、有机整合，这是中国教育界、知识界而今仍需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