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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五四时期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切入口上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到革命的逻辑演进过程。不论是渐进式的启蒙还是急促式的革命，其目的都只是为实现现代化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口。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启蒙、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从而避免理论界各种无谓的争论。
       自鸦片战争开始，实现现代化，重建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状态，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梁的“变法维新”，再到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在寻求着实现现代化的切入口。然而事与愿违，这些看似“一通百通”的思路并未能使古老的中国踏上现代化的轨道。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其深刻的思想危机促使危难中的中国人在现代化的切入口上进行重新选择：在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先“立人”，而“立人”又必须先“救国”的理想与现实的思维运转中，五四时期的中国在现代化切入口上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到革命的逻辑演进过程。
       一、启蒙：实现现代化的合乎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不断改变现代化的切入口以求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告别了延续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推翻了传统的“普遍王权”。它所确立的共和政体则在改变中国“政统”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秩序。可是，这一被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成功实践过的现代化切入口，却并未能使中国踏上现代化的道路，相反，却因其固有的缺陷引起了更深刻的思想危机：
       一方面，辛亥革命后，虽然在理论上大多数民众已经成为享有国家主权的人民，但在实践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既不清楚公民的权利，也不清楚公民的义务。在他们的眼中，“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即便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也常常是持着隔岸观火的麻木无知之心，“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1](P11)。
       另一方面，当时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各级官员们，大多是刚刚摘去顶戴的前朝遗老，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从专制中走出，只是“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1](P24)。以这样的旧有思想为支撑，那些“为王牧民”者是不可能迅速转变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自然结果只能导致“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以至于“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2](P38)。
       因此，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的启蒙者深刻意识到，由于长期处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中，中国的国民并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人”，而只是主体意识失落的奴性人格载体；其上层阶级也并不是现代制度的倡导者，而只是旧思想的衣钵者。对于这样一个民众缺失其独立的个性、上层阶级又总是固守其旧有思维方式的社会来说，仅仅通过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是很难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推行和运用着这些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3](P4)因此，他们认为，要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途径就不仅仅是要寻求社会的革命性转型，更要从深层结构上使作为文化载体的人以新生，即通过唤醒民众、开启民智以实现“立人”。
       对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来说，要达到“立人”的目的，首要的就是要展开一场启蒙运动，而这场启蒙运动又必须是一场旨在从权威、迷信和偏见中解放人的理性的思想变革，在这一人的解放过程中，理性的精神和批判的态度是启蒙的中心话语，正如福柯所言：“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记载在“启蒙”中已成为举足轻重的理性的日记，反之，“启蒙”则表明为“批判”的时代[4](P38)。基于这样的运思，在五四时期的启蒙者看来，启蒙就是人类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屈服于任何权威，与此同时，这种对理性的信赖和尊重，又必然要求规定理性运用之合法性的条件，而批判的态度正是界定条件的基础。因此，启蒙者认为，要想达到藉理性的自由运用使国人从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中解脱出来、以最终实现“立人”的目的，启蒙只能存在于一系列对现实性进行追问与质询的过程中，它既要“具有反思和批判传统之功能的现代性取向”[5](P285)，又要具有“当下的现在”的中国语境。只有在这种境域中，中国的启蒙才可能使自己不再为获取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栖居于外源话语的庇护之下，而是在勇敢的剔除外源语境中的殖民话语时，绽出一种当下的自主状态，从而使自身置于无限的可能性中去完成“立人”的任务。
       正是在这种逻辑思维中，五四时期的启蒙者以理性和批判为思想武器，“以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认识起点，进而追溯到几千年历史凝结而成的文化传统，并对这种传统进行了总体性的理性批判”[6](P390)。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在于人们没有勇气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批判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国人而欲脱离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P8)。与此同时，他们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认为“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7](P552)。在批判与重估的过程中，启蒙者确立了“重新估定”的标准，即用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精神来衡量一切，来判断一切。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点，五四的启蒙者才可能大张旗鼓地运用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精神，不仅去猛烈抨击专制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迷信愚昧落后思想，而且不断反思和批判外源话语，“对于其文明之真价……加以反省”[8](P209)。这一理性的批判过程不仅使得启蒙者自己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而且使中国民众的思想从许多历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立人”的目的，在根本上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提供了安全入口。
       二、革命：化解启蒙与现代化紧张关系的必然选择
       当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满怀信心一步步地进行思想启蒙时，他们自以为通过启蒙扫清了现代化的思想障碍，完成了“立人”，便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到安全通道。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并没有因为启蒙的理性精神和批判态度，而按照当时启蒙者的逻辑思维进行演进和展开。恰恰相反，在以启蒙为切入点打开现代化通道的过程中，启蒙本身却和现代化之间发生了冲突，并且导致二者关系的紧张。
       启蒙和现代化关系的紧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启蒙的目标——“立人”与现代化的实现前提——“救国”之间。由于五四的先进分子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才进行启蒙的，在这种启蒙的话语体系
       中，当时的启蒙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由现代意义的“人”构成，那只能是前现代的专制国度，人民在这样的国家中即使不成为西方列强的奴隶，也是本国统治者的奴隶。由此，他们得出了一个必然的结论，即为了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要“立人”。与此同时，他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仍然要受国家的支配，因此，要改变个人，就必须改善国家环境。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它却是一个处在不断的割地赔款和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将不国”境域中的落后国家。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国度中，人又是根本无法“立”起的。陈独秀指出：“社会差不多是个人底模型，个人在社会里，方圆大小都随着模型变，所以我敢说如果社会不善，而个人能够独善，乃是欺人的话。”[9](P165)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五四的启蒙者又得出了另一个必然的结论，即要想“立人”就必须首先去“救国”。这样，在启蒙者的逻辑思路中，一面是启蒙所强调的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一面是现代化所要求的统一的国家和行动，这一矛盾使启蒙者跌入尴尬的境域，如果放弃自我表达追求国家至上，那么将会给他们带来丧失自我的痛苦，但要是远离救国现实追求心灵主体，则又有被时代放逐的危险。到底如何选择，是先“立人”还是先“救国”?这就成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表现在启蒙的结果——没有形成独立的权威意识与现代化的实现要求——需要形成独立的权威意识之间。本来，从学理角度讲，当时中国启蒙者倡导的理性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启蒙运动，是可以在反思传统的同时激活其中尚具生命力的因子、在质疑外源话语的同时发现其中尚具普适性的要素，并以此形成与来自外源话语的观念能平等对话的张力，以满足现代化实现所要求的独立权威意识的需要。然而，可惜的是，这一维度在五四时期始终未能得以彰显。“自五四似来，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多认为自由与权威是不相容的。自由不但不依靠权威，而且是要从反抗权威的过程中争取得到的。”[10](P65)可是，就一般现实而言，对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的真正实现的关键却“不是自由而是合法的公共秩序的创建”，即都在于存在一个刚性的权威，毕竟，“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有权威之存在才能读权威之限制”[11](P7)。因此，虽然他们反思传统、质疑西方，却不能基于自己的思想立场进行言说，在不遗余力地追求自由和个性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现代化实现的关键因素——权威的建立，这样的结果必然要导致与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面对启蒙和现代化的这种紧张关系，五四时期的启蒙者不得不开始转换思路，重新思考通过何种方式才能打开现代化的通道。对他们来说，要想找到答案就需要首先化解启蒙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而要想化解这一矛盾就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统一的民族国家和独立的权威意识。但是，当时“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启蒙运动却无法在短时间内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好这两个前提条件。因此，五四的启蒙者认为必须采用其它的方式。首先把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准备齐全，只有这样才能使启蒙和现代化的矛盾得以化解，从而使中国真正踏上现代化的轨道。在他们的思维中，当时的中国要想达到此目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革命，“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部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只能取急进的革命”[9](P157)。
       正是在这一意识支配下，五四以后，许多原本致力于启蒙的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纷纷转向社会革命，寻求“根本解决”的救国之道。在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看来：首先，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才能为现代化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一个民族若要从前现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首要条件就是享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2](P260)。在当时的中国，外国资本家“始而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9](P157)，他们的目的决不是要把落后的中国变成先进的中国，而是要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因此，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看到，要想使中国真正踏上现代化的轨道，就不能不以帝国主义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去“救国”。很显然，在这里，“救国”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是高于“立人”的目标存在的，树立个人意识、改造国民性都是为了这一更高的“救国”目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13](P511)这样，当时的知识分子通过把“立人”的目标纳入“救国”的框架中来化解启蒙与现代化的紧张关系，同时又以革命作为“救国”的必然手段，驱逐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从而为现代化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使人民从专制政治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成立具有独立思想意识的权威政府，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型，在这种类型的现代化起动和推进的过程中，具有独立思想意识的权威政府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统一而有权威的政府，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4](P47)。然而，五四以后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使各集团在确认现代化共识的前提下进行有秩序的竞争，也不能赋予各个集团以充分的权利去监督政府，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超越秩序。因此，“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会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15](P86)。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建立具有独立意识的权威政府来满足现代化的展开要求，就必须进行革命。因为，“在未上政治轨道的国家，旧的势力滥用压力摧残新的势力，反对的意见没有法律的保障，故革新运动往往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公开活动，往往不能不走上武力解决的路上去”[13](P358)。正是由于有了这一认识，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踏上革命的征途，努力建立独立的权威政府，从而积极为现代化的开展准备坚实的政治保障。
       总之，由于启蒙和现代化的紧张性迫使五四以后的中国在现代化的切入口上不得不选择革命先行的方式。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切入口从启蒙转向了革命，才使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方向感，从而化解了他们在以启蒙为现代化切入口过程中所遭遇到的迷茫、混乱和失落。
       三、走出历史的沼泽地：正确对待启蒙、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在已经告别20世纪，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思想界对启蒙、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仍有着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五四的启蒙其实是西方殖民话语的移植，这种殖民话语式的启蒙对自己的文化传
       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它根本无法使中国走向现代。因此，他们提出要“化解启蒙心态”[16]。另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的世纪，这一革命方式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它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因此，他们提出，21世纪的中国必须要“告别革命”[17]。面对思想界的这种困惑和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启蒙、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今天中国的思想界如何才能走出历史的沼泽地?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化解启蒙”实际上就是要否定理性精神，否定批判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中，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和批判态度才使五四一代完全照搬了西方的殖民话语，抛弃了中国固有的传统，使中国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他们认为，中国的启蒙，其“基本的问题是在调动传统资源方面没有办法发挥任何积极的力量”[16]，而没有传统就无法走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被这种抛弃传统的启蒙阻碍了。对这种观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启蒙是否必然导致移植殖民话语而抛弃传统。从启蒙的内容来看，它倡导的内容——理性精神和批判态度都不是西方的殖民话语，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并不带有丝毫的侵略和征服的意味，它们只是“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18](P5)；从启蒙的作用来看，它发挥的作用是反思传统和质疑西方，其结果是使思想主体不臣服于任何权威。很显然，在这里启蒙不仅没有移植殖民话语侵略中国的思想界，而且还为中国的思想界打开了束缚已久的枷锁。由此可以看到，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实质上是主体意识的自我解放过程，并无否定抛弃传统完全接纳外源之嫌。当然，外源强势的西方文化也有可能会冲击到中国传统文化表层的价值规范，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价值秩序具有的超稳定性，它却难以触及其深层的价值原则，“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19](P54)。因此，“他们走向现代时，同传统文化无法完全断裂”[20](P97－98)。既然启蒙的内容不是殖民话语，它的作用又不是侵略中国的思想界，那么，启蒙必然导致移植殖民话语就是一个伪命题。而由这一伪命题推出的启蒙抛弃了传统的命题，则就成了无稽之谈。
       其次，中国的现代化是否是启蒙阻碍的。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具备“作为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在唤醒民族自觉、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21](P200)的作用。可是，五四时期的中国，它既不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者，也不具备稳定、权威的政治组织。在这样的国家里，实现现代化已是第二位的任务，它的首要任务是准备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条件。虽然当时的启蒙者对此没有清晰的认识，仍把现代化的展开作为第一任务，选择启蒙的目的是想通过“立人”来通达现代化的轨道，最后造成了启蒙和现代化关系的紧张。但是，紧张并不等于阻碍。恰恰是因为启蒙破除了各种束缚思想的桎梏，从而使五四的先进分子在化解启蒙和现代化的紧张的过程中转向了现代化实现的第二个切入口：革命。从这一层次来看，启蒙不仅没有阻碍中国的现代化，相反，作为现代化实现的第一个切入口，它已完成了当时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22]。
       因此，那种要笼统“化解启蒙”的做法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任，他们没有看到启蒙在现代化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不“化解启蒙”并不是要把启蒙的力量视为万能，以为它的能力可以不会受到任何局限。其实，启蒙既不是一无是处，也不是无坚不摧，它只是作为五四时期现代化实现的第一个切人口，承担了自己应负的历史任务。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告别革命”实际上就是否定一切革命，把现实中的一切弊病都归结到“革命”的名义下，认为革命是社会一切“不良”之症的原因，而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在由这种革命导致的弊病和消耗中被一次一次的延误了。
       可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事实并不是如此简单。实际上，当时的革命并不是在一种没有必然性的社会状态中发生的，而是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中，由五四的先进分子不得已所采取的行为。其实，20世纪初的中国未尝不是想通过渐进的启蒙来打开现代化的通道，但当时紧迫的民族危机不可能使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安下心进行渐进式的启蒙，他们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通过革命去救国以创造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毕竟“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23](P1080)。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革命上升为主导变革的方式……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4](P115)。从这一角度看，革命不但没有阻碍现代化的进程，相反，它作为现代化的切入口，却为现代化的展开准备了前提条件。
       因此，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心态，我们不能笼统的说要告别革命，那种将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将中国现代化发展迟缓的原因归咎于革命的“告别革命”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认清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迫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放弃对中国的统治，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这正如谷方评价的：革命和改良是改造社会的两种方式，在一定时期究竟采用其中哪一种方式，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决定的，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革命具有深厚的客观基础和它自身形成、发展的规律，任何人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也不能随心所欲的告别革命[25]。当然，不“告别革命”也并不意味着革命就是万能的，革命就成了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价值。其实，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在五四时期中国的语境中，不论是急促式的革命还是渐进式的启蒙，它们都只是实现现代化的切入口，其目的只是使中国能顺利走上现代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