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规训制度及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来理解学派的涵义，宋朝真正能称得上学派的只有程朱理学一系。我国学术的发展迫切需要不同学派的争辩、竞争和合作，宋朝程朱理学学派的兴盛对我国现代学派的萌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学派的界定
学派一词在大众话语中虽频频出现，但并不表示学派已经具备了明确、公认的定义。其实，在学术话语中，学派依然歧义丛生，莫衷一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认为，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1](P2947)。而《辞海·词语分册》对学派的解释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由于不同的阶级立场或学术观点而形成的不同派别。如‘永嘉学派’、‘程朱学派’。”[2](P1208)《牛津英语大词典》对学派的解释为：“在哲学、科学、艺术等某个理论的或实践的知识领域内，由于受教于同一专门大师，具有相同师承关系，或因原理方法和风格上的普遍相似而联系在一起的学者群体，他们遵循共同的教义、原理或规训，甚至规范的话语。”[3](P2696)
上述几个定义或从阶级立场、或从学术观点、或从师承关系、或从共同的教义、原理等角度来界定学派，都没有完整地展现出学派的特征，也没有着重强调学派形成的根本标志——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规训制度以及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我们着眼于学派文化，在把握学派根本标志的基础上，对学派界定如下：学派是指在某个理论的或实践的知识领域内，因相同的师承关系或概念范畴、原理、方法和风格上的普遍相似而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和特有的规训制度的学术团体。
二、宋朝学派辨析
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混乱割据的局面，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宋太祖实行不因政见、言论和文字等方面的罪名而诛杀大臣和士人的政策以及宋太宗“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得到宋朝历任统治者的尊重和承袭。封建专制统治下有限的政治自由，营造了较为宽松的学术氛围。鉴于宋朝学术思想活跃的局面，一些学者认为，宋朝由于不同学术团体在哲学、政治、教育以及地域等方面的差异，致使学术争鸣盛行，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群体并兴的态势，成为继春秋战国以来又一个学派林立、学派竞争的时代。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北宋时的学派主要有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以及程颢、程颐的洛学，南宋时的学派主要有张栻械的湖湘学、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心学、吕祖谦的中原文献学以及陈亮、叶适的事功学。然而，对照学派涵义的界定可以发现，被学者们所承认的宋朝众多学派要么语言符号系统不鲜明，要么学术体系不完善，要么自身学术体系内部相互矛盾，要么学术群体传承的生命力不强，尚不能全被称之为真正的学派。
宋朝真正能称得上学派的只有程朱理学学派。宋朝从开国伊始统治者振兴儒学的同时，沿袭唐朝儒、佛、道并行的传统。然而，由于佛教、道教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有了比较完备的思辨哲学体系，其基本思想已逐渐渗透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中。与之相对照，从汉朝到唐朝，儒学一直偏重考据，显得粗疏而不系统，不能与佛教、道教相抗衡。因而，宋朝儒学由偏重考据转向偏重义理，并以儒学为主干，在与佛教、道教相互斗争中寻求相互融合，吸收佛教和道教思辨哲学的精华，逐渐发展起顺应时代潮流的主流文化——理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以及程颢、程颐的洛学、朱熹的闽学等，是一脉相承的理学思想体系，他们都是程朱理学学派螺旋上升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个纽结或圆圈。周敦颐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融会《
易传》、《中庸》以及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凝结形成《太极图说》、《太极图》、《通书》等著作，创立“濂学”，提出和阐述了诸如“无极”、“太极”、“道”、“阴阳”、“五行”、“性命”、“理”等一系列范畴。由于周敦颐对理学的贡献，史称“道学宗主”、“理学开山”。“心性义理”之学出，破千余年之幽暗而晓明者，便是周敦颐[4](P97)。张载的关学和二程的洛学在理学发展中具有奠基的地位。张载大部分时间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创立“关学”，代表作有《正蒙》、《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西铭》等。张载以“太虚即气”为哲学的最高观点，推演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观点，后来都成为程朱理学的基本范畴。张载去世后，关学弟子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等成为程门高足，“关学”与“洛学”鼎足的局面被打破，“关学”走向衰落。程颢和程颐的“洛学”以继承和复兴先秦孔孟儒学为己任，以“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构建了一个哲理性、思辨性的理学体系。二程的著作有《遗书》、《外书》、《文集》、《
易传》、《经说》等，其“性即理”、“格物致知”、“知先行后”、“天理人欲”等都成为程朱理学的思想基础。朱熹曾赞扬洛学和关学说：“伊川”“生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4](P24)朱熹学问渊博，精通经史，重视自然科学，他贯通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理学思想，把自然、社会和人生等方面问题统统纳入其思想体系，建构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并且结构严密的逻辑体系，完成了宋朝理学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朱熹的著述甚丰，主要有《论语精义》、《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伊洛渊源录》、《近思录》、《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周易本义》等等。在学术思想上，朱熹认为“理气”是不离不杂、相依相分的关系，因而他贯通了张载的“气”和二程的“理”，并把“气”纳入“理”的逻辑结构中，使“理气”成为理学的核心，并以“天理”为最高范畴，展开了“太极”与“阴阳”、“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等基本范畴，构建了“理”——“气”——“物”——“理”的哲学逻辑体系。程朱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常常受到排挤或压制，一度被称为伪学，朱熹死后葬礼都受到约束和监视。但是，随着历史的推移，理学走出了被排斥的厄运，愈来愈被封建统治者所认可、尊崇，并被奉为官方御用哲学。后人把创立和完成理学体系贡献最大的二程、朱熹连在一起，合称为“程朱理学学派”。
北宋王安石批判性地汲取诸子百家、佛教、道教的思想精华，形成了深邃博大、赋有革新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最早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开创了“荆公新学”。“荆公新学”指导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对北宋的政治、经济、教育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化变革了人心。王安石的代表作有《三经新义》、《周官新义》、《易义》、《洪范传》等。然而，王安石并列论述诸子百家、佛道二教的相关思想糅合而成的学术体系还相对粗糙，理论上相互矛盾，对一些问题论述不彻底，影响到其思想体系的一致性，也削弱r其思想的理论深度。再加上一时学“荆公新学”的人都是为
了应付科举考试，没有产生有影响、有独创性的门人弟子，受几次打击后，就渐次消亡了。“荆公新学”因自身体系内部的矛盾性以及缺乏门人弟子的传承而生命力不强等原由，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学派。陆九渊发展了程颢“天人一本”本于“仁”的思想，以人生为立学的起点，以“心即理”为哲学核心，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命题，成为心学的奠基人。这决定了心学同以自然观和“格物”为立学起点的程朱理学不同的思维路线。然而，南宋时期陆九渊的心学只是心学学派的雏形，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论证也不太严密，直到心学的集大成者——明朝的王守仁才构建了严密的思想体系。此外，陆九渊一生述而不作，著作很少，后世汇编的《象山先生全集》只是陆氏的书信、杂著、讲义、语录和诗作等。因而，陆九渊开创的心学在南宋时还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学派。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从理学外部辩驳、攻击理学，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陈亮著有《龙川文集》，叶适著有《习学记言》和《叶适集》。通过多次与理学的争辩，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提示了程朱理学学派理论体系的不足，但是由于自身思想不成熟，没有从理论上冲破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理论体系，更没有建构起能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因而，事功学也无法被称之为真正的学派。
三、程朱理学学派的沿革对现代学派形成发展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西方学派林立，加快了学术创新的步伐，强化了学术规范，净化了学术空气，扼制了伪科学及学术腐败的滋长，为学术成果和创新人才不断涌现搭建了平台。而我国近现代以来学派缺位的现实，致使一些学术领域丧失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甚至语言符号系统，逐渐处于世界学术的边缘地位。我国学术的发展迫切需要学派之间的争辩、竞争和合作，我们可以从宋朝程朱理学学派的产生、勃兴来管窥学派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以期推动我国现代学派的发展和兴盛。
(一)交叉、积淀而形成特有的、完善的思想体系
程朱理学学派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糅合佛道两家学说，经由周、张、二程和朱熹及门人弟子的持续努力和积淀，为学派特有的思想体系和语言符号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中国思想界达七八百年之久。程朱理学学派发展的每一阶段，代表人物都以开放的心态与同时期不同的学术流派讨论、争辩，以求完善其思想体系。张载过洛阳时与程颐兄弟讨论学术，留下苏季明记录的《洛阳议论》。朱熹与吕祖谦两次相会，与陆九渊三次争辩，以及与事功学派陈亮和叶适的争辩，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有力推进了程朱理学完善的思想体系的建构。
程朱理学学派在与不同学术思想争辩、融合并且在长期积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特有的、完善的思想体系，为现代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现代学术团体应该在竞争中以开放的姿态寻求与国内外相关领域甚至不同领域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学术团体内部的学术人员，以发展的眼光鼓励学术人员不断创新，这是现代学术团体完善、成熟进而形成学派的根本要求，也是形成百家争鸣局面的必然选择。同时，学术成员要始终坚定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信念，不断承传和发展，努力形成完善的思想体系和特有的语言符号系统。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和语言系统能够使科学研究方向一致，使学术团体呈现出“形散而神不散”的特征，是学术团体凝聚力的重要来源。
(二)杰出的学派领袖
综观宋朝各个学术团体，领袖人物多是由公认的学术权威来担当。程朱理学学派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杰出、显赫的学术领袖——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朱熹等，他们的学识、才能、成就、品德等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学者文人投其门下，为学派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宋神宗死后，新法反对派司马光等执政，上疏推荐程颐：“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4](P277)。此论充分展现了程颐的儒者风范。集大成者朱熹，在学术探究上精益求精，不断反省自己的观点，批判继承他人的思想。朱熹受学李侗后，对自己的佛、道二教思想作了深刻的自我反省，而对李侗的“已发未发”的理学命题以及张栻湖湘学“先察识后涵养”的说法也不是简单地接受。他重新全面反省以前观点，苦心积虑冥思求索，得出了“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的结论。朱熹在给友人书信中说：“精力有限而道体无穷，人欲易迷而天理难复，凛乎日以忧惧，盖未知所以脱于小人之归者。”[5](P108)表达了自己在学术上不断求索、不断反思批判的心境。在人际交往方面，他广交士大夫，开阔心胸。朱熹在完善其思想体系过程中与蔡元定、吕祖谦、张卡式、汪应辰、胡实、林用中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偶有心得领悟，立即致书友人，一起讨论，一起分享快乐。朱熹草成《太极图说解》后最初寄给蔡元定、吕祖谦、张拭三人，根据三人意见反复修改后，又寄给胡实、林用中等。在品德修养方面，他严于律己，意志顽强。我们透过朱熹对初学者学习方法和为人处事的指导来管窥他的道德修养，“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诵之宜舒缓不迫，令字分明。……小有疑处，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记，以时省阅，俟归日逐一理会。……出入步趋务要凝重，不可剽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5](P88)。即使朱熹在遭遇庆元党禁之后，仍“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6](卷四二九)。这样的领袖是学派成员相互联结的思想和情感纽带，也是激励学生学习探究的榜样。学生对其由衷的景仰，必然会产生旺盛的求知欲、虔诚的研究态度，并严格要求自己。
程朱理学学派学术领袖的学术造诣和声望名扬四海，至今对我国学术界仍有深远影响和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现代学术团体的学术带头人必须正确地判断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把握教学与科研的发展趋势，并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或实践发展提供学术思想、学说、研究方法或实践指导，为学派的萌生树立鲜明的旗帜。其次，学术带头人还应该以学术团体总设计师或开拓者的角色定位，为凝聚力强、学术创新能力强、批判能力强的真正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潜心探究、讲学
程朱理学学派在发展进程的每一阶段，带头人都留下了潜心研读和讲学的印迹。他们也参加科举、为官四方，但探究学问、讲学授徒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周敦颐有三十多年仕宦生涯，最高为知州军，虽未曾显达，但却一生潜心学问、传道授业，广交士大夫。张载因与王安石相左辞官还乡后，在隐居横渠期间，苦心探索，仔细研读儒学，广招门人弟子。“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著名弟子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潘拯、邵清、范育、薛昌朝、刘公彦等[7](P672)。程颐遭贬甚至被列为“元祐奸党”，依然继续讲学，真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程颢和程颐的弟子来自全国四十多个府、州、县，较有名者80余人，最著名的弟子有杨时、谢良佐、游酢、吕大临等人。朱熹在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及沧州精舍等苦心研读、著书讲学，形成了相对固定并有助于知识传授、探究的教育场所，四方学者纷至沓来。当时知名学者蔡元定、蔡沈、黄斡、辅广、刘焓、詹体仁、祝穆、沈默、李闳祖、方士繇等都曾就学或探究于此。
在中国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场中，程朱理学学派学术带头人以潜心研究学问、培养弟子为终身使命，甚至在屡遭排挤、压制之下依然坚守思想阵地，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今，我国的学术氛围越来越浓厚，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得到了各界的认同和支持，开拓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为学派的涌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科研人员应该充分利用有利时机，恪守学者的学术使命和责任，弃绝外在的名利和种种诱惑，以学问的长远建树以及营造学派的持续生命力为己任，不懈求索科学的真理。此外，学术团体的持续生命力需要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云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形成一个学术梯队，在合作研究中展现巨大的群体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