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地缘优势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则日益显示出其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借鉴西方新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西部人力资本的现状，指出实施人力资本战略是西部大开发的_先决条件，并由此提出了人力资本战略选择的相关对策。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与西部开发的人力资本战略选择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之后，于20世纪末叶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伴随着这一巨大而深远的社会转型，经济学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在假定资本边际产出率递减的条件下，认为物质资本积累是唯一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无法保证产出和经济的长期增长。由于新经济时代的增长越来越与技术创新、产业关联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及其对影响产出的作用逐渐加大，罗默、卢卡斯等人运用更加微观化的个量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相结合，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的原动力是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持续增长，它们除了自身收益是递增的，还通过外部效应使物质资本及其他因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得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定义扩大为人力资本投资，即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同时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这些统称为“人力资本”。因此，知识和人力资本将超越和替代以往的地缘优势，日益显示出其主导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加大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而言，以上两者不但是其先决条件，而且至关重要。
西部地区的优势是资源和能源，其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品位高，在全国居于首位。但这些丰富的矿产资源并没有给西部地区带来应有的富裕，却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在于这些资源和能源产业多为大规模的初级开发，附加值低，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也使大量利益流向外地。西部地区还缺乏足够的意识、能力和技术去解决已受破坏的环境问题。西部大开发以来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工程将西部的资源和能源输送到中东部地区，解决了中东部能源不足问题，但由于西部还没有建立与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加工制造业，使工程投资所带动的钢铁、水泥等关联产业的发展利润，大多数流向了中东部[1](P14)。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是建立在地区低级要素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西部地区一些重要资源的比较优势将明显下降，仅凭资源能源优势并不能使西部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西部地区内部来看，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恶化的生态环境、低素质的人力资源并存。西部人力资本不足仍然是突出问题，表现在掌握先进技术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在这样的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实施资源优势战略只能是一条粗放式的资源开发之路，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西部大开发是在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型的过程中起步的，不同于以往的以“物”为主的外源性变迁的开发，而是以人为本的、以内源性变迁为主的开发之路，从而确立了西部人在西部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2]。因此，要想在西部开发中达到资源的最优化使用，就必须实施人力资本战略，以人力资源为发展基础，通过人的素质全面提高和合理配置使其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西部经济的跨越发展。
二、西部人力资本现状
我国西部地区物质资源丰富，但自然条件较差，且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经济发展水平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日益拉大。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初期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上，反映人力资本初始存量的指标有很多，比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识字率、入学率以及每个老师所负担的学生数[3](P96)。这里我们用2004年的识字率作为评价指标。从表1可以看出，2004年西部地区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西部明显高于中东部，比全国平均值高出2.5个百分点。另外，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造成了西部人力资本的大量外流，而西部的人才流失又导致了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样就会出现经济发展不平衡与人力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西部人民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不断提高。同时，造就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大部分集中在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西部中心城市。仅以陕西省为例，其技术人才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全国居于前列，综合科技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尽管西部某些省份、城市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优势，但远远不能满足西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西部人力资本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流失严重。我国西部地区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004年西部地区人口为37127万，占全国129988万的28.6％。从表2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6岁以上人口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比全国平均值高出2.17个百分点。小学程度的人比全国高出5.7个百分点；而初中、高中、大专以又低于全国平均值。2005年全国各省区按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序，前5位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后5位依次是西藏、云南、贵州、四川、青海，西部人力资本平均所受教育年限为6.45年，比全国的7.04年低O.59年。另外，西部地区省际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差距较大，2005年内蒙人力资本平均所受教育年限为7.43年，而西藏仅为3.65年。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也是造成人力资本短缺的原因之一，从表3的统计数据得出，2004年西部地区教育投入1323.13亿元，比东部地区的3372．22亿元少2049亿元，其中西部地区所获得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相当于东部的43.1％，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3.2％。
虽然西部的人力资本存量在逐年递增，但与中东部相比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西部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值，因此西部的人力资本水平仍然比较落后。
人力资本具有产权特性，当人力资本的产权部分或全部缺失后，其主体将关闭一部分人力资本从而降低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3](P97)。当人力资本的产权不完善时，人力资本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就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是人力资本的流失，他们会向工资水平高的地方流动。人力资本流失主要由具有较高素质人口的外流来体现的。由于接受高等教育可以使人力资本增值，他们的迁移收益要高于迁移成本，因此容易由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较低的收入，使得区内高层次人力资本大量流向发达地区，成为了发达地区的人才输出库。主要体现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科研机构的优秀研究人员等城市高素质人才的流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培养的应届大学生、硕士、博士毕业生直接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四川、重庆等农村剩余劳动力多
的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大量去国外或发达地区学习的西部地区学生返回率低。以陕西省为例，根据2003年对西安地区软件业的调查，有89％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工作，选择西安的只有10％。二是降低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效率，使得其在生产中真正投入的人力资本与其所获得的工资水平相适应。这就使得人力资本的质量降低，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总人力资本存量也会随之减少。西部人力资本的这种需求供给的不均衡，形成了西部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制约因素。
三、知识经济时代西部大开发的人力资本战略
创立人力资本新理念并由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hz)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技能和生产知识存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4]。人力资本是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及贫富差距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1．发展国民教育是人力资本战略的基石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具有主导作用。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均有所发展，尤其是西部高等院校在办学规模和教育投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增长，培养了大量人才，但仍未形成有效的用人留人机制。为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促进西部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发展西部教育事业。首先，政府加大支持力度。从统计年鉴的数据看，国家对西部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远远少于东部。教育是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西部这样相对贫困落后的地区，国家更应加大扶持力度，从政策、资金方面促进西部地区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其次，拓展投资渠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除了要争取国家加大对西部的教育投入外，还应该借鉴多种资金筹措方式，拓宽投资渠道，鼓励采取集资、合资、外资和私人投资等多种投入形式，用优惠条件吸引国内外高校来西部合办高等学校，从而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采用对私人、企业办学给予优惠的税收政策，创造条件促进西部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等方式，调动个人、企业、社区等社会各方的办学积极性，提高西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第三，加强基础教育。西部很多省区的第一、二产业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强化基础教育可以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熟练工人，使他们掌握先进技术知识和引进设备的使用，通过对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来发挥西部地区作为技术跟随者的后发优势，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要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尤其是要重视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投资，从提高儿童的学习能力和基本技能入手，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力资本。第四，发展职业教育，实现人力资本增值。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西部地区工业技术水平较低，工业化进程加快，而技能性劳动力极缺，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在生产中的应用水平低，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低，消耗和污染高，竞争力低[1](P341)。在目前我国强调技术创新、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工人的技能水平，还能够扩大西部劳动力的就业渠道。通过职业教育，将西部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第五，提高创新型人力资本投入的比重并努力改善其质量。在继续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和受教育人口数量的同时，要注重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西部人力资本的积聚量。
2．改善配套措施，建立人力资本积累的良好机制
首先，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际收益和市场收益尽可能接近。在吸引和使用人才时，我们应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在不断完善人力资本产权的基础上提高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效率。其次，建立完善开放的人力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促进西部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本的定价应完全由市场调节，既要体现其价值，也要反映供求关系，用人单位应将人力资本所拥有的知识、技术、科研成果、技能、创造力等作为分配要素，合理地列入相关的各期收入分配之中，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员工的工资能够差别化的反应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使劳动者主动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在劳动就业中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劳动者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学习动力，调动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西部的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再次，构建有效的人力资本市场体系，依托人力资本的开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知识经济非常注重知识的创造作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的西部大开发，更需要依靠高素质的人去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使有限的资金和技术发挥更大的效率。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本市场体系，培育以人力资本为支撑、以科技进步和信息传递为动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培育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最后，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弥补市场缺陷，为保护人力资本存量，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创造公平合理的西部社会环境提供法律保护。
3．改善环境，促进西部人力资本积累
环境资本有一定的地域性，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总是流向基础设施好、社会环境稳定、投资收益率高的地区，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为创造人力资本积聚的良好环境，首先，要加强对西部基础设施等硬环境的建设，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交通、电力、通信、科技、教育环境，这是吸引留人的物质基础。其次，要创造有利于西部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软环境，通过建立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和约束机制，营造利于企业家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通过实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从而形成利于私人投资的社会环境；通过为广大科技人员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政策、融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在西部地区创业，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成果。再次，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减少本地人才流失，同时吸引外地人才流入。西部地区气候条件、经济、社会福利以及住房条件相对较差，社会保障水平低，为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就必须建立比东部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水平更高的外部环境。
4．转变用人观念，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人力资本的价值就是能够创造出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实现其本身价值的外在增值。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除了要建立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本身潜能的良好环境外，还要建立起能够促使人力资本发挥出本身形成和创造价值的用人机制。首先，立足本土，用好现有人才。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才的聪明才智，正确处理物质资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同时要转变用人观念，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建立公平竞争的机制。其次，创造条件吸引外部人才来西部地区创业、发展。东部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才的引进，正是其有效的机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全国各地的人才不断汇聚。西部在引进人才时既要借鉴东部的成功经验，还要根据区位条件形成自己的特色，在引进人才时遵循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特征与运行规则，在经营管理中采用更加多元化、人性化、柔性化的管理模式。第三，建立人力资源的共享机制。对于一些专业技术型人才，可以采用项目带动的阶段性使用原则，提高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另外，一些重大项目的前期论证、设计和关键技术的研发阶段，可采用专家评审或外包的形式共享人才资源，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