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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市场经济引起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脱节，进而引发经济与社会非均衡发展。传统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又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如何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加快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个关键的发展时期，如果政策把握得当，就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就会出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相脱节，导致社会各种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乃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使社会更加和谐，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据此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体现出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纲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着眼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眼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重点探讨传统社会管理机制与社会和谐的矛盾和冲突。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脱节引发经济与社会非均衡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矛盾凸现期。经济学家胡鞍钢指出，中国目前在世界上进行着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出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是世界上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比较显著的国家之一；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这些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危机。所以，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这一点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失调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但经济的粗放式发展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资源耗费，经济结构仍处于低层次恶性循环中。表现在收人状况上，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过来。表现为我国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关系失衡，阻碍了第三产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经济发展了，社会公共事务相对滞后。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事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仅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工作很有成绩，但是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还不理想。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我国仍有8％-9％的成人是文盲。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之间分布很不平衡。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十分严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指出，在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中，在“财务负担公平性”一项中国为第188名。这同我国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六的地位很不相称。就业难、上学难和看病难的三难现象仍困扰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三，经济发展了，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各类公共安全事故频发，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有现代化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有现代化的管理。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硬件”要现代化，“软件”也要现代化。许多城市遍布高楼大厦、豪华宾馆、宽广平坦的马路、豪华气派的广场，铺草坪种大树，硬件都相当现代化了，但就是社会管理跟不上，存在着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空气污染、机构庞大、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僵化、运行成本很高、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等问题。
       第四，经济增长了，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增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于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不健全，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呈现不断激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社会分化加速，利益群体之间矛盾加剧；矛盾的群体性增强且组织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流动加快了矛盾的传播速度，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利益群体的自治能力提高，对抗性增强且逐步呈升级趋势。
       第五，经济增长了，就业形势却十分严峻。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现在又处于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阶段，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等多种因素导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这将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社会的不和谐现象却与日俱增，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稳定。近年来，群体暴力事件频发，上访事件增长。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反映出中国社会的深层聚变。
       二、僵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极具流动性的社会结构矛盾突出
       重国家轻社会是传统中国政治实践和理论的显著特征。人们关注的只是国家的统治方式，很少触及民间社会的发育与社会对政权的监督，更没有现代的公民权利与义务概念。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重权力轻体制的封建专制社会，而专制主义又是把法律置于权力之下以人治方式来实现社会管理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重秩序轻人权的社会。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稳定一直是压倒一切的政治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序位制度，采取一切手段限制人口流动，阻碍了社会交往，压抑了人性的需求。这种传统社会管理文化，既打造出超常稳定的社会，也凝固了社会发展活动的文化细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运行方式又照搬了苏联的高度统一的社会管理机制，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僵化的社会运行和社会管理依然存在。其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总体性社会。我国社会学界提出的“总体性”实际上就是单质构造的国家。其特点是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领域高度重叠，国家政权通过自上而下的统治机构对民间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国家对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包括住房等生活资料，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以及就业等机会资源进行直接垄断。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为了保证这种高度统一，国家机器不得不通过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整合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人们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乃至语言、穿着都高度一体化、单一化了。
       二是双层社会结构。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
       行的“一化三改造”运动，基本上消灭了中国传统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摧毁了民间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把民间社会从经济生长的根子上彻底铲除掉了，把中国过去几千年来国家、民间社会和民众的三层社会结构变为“国家与民众”的二层结构。国家直接面对民众，政府直接依靠国家机器统治民众，中间没有一个作为缓冲层的民间社会；社会秩序完全依赖于国家控制的力度，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很差，中间组织的作用极其微弱，控制系统很不完善。
       三是计划经济的运行体制。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统制经济，其主要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对经济资源施行高度垄断，对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实行严密的指令性计划。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被政府统制得很死，基本上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企业完全成为政府的派生物和附属物。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市场主体、民间经济和个体经济能力几乎消失殆尽。
       四是单位制度的社会管理方式。所谓单位制度，是指自1949年以来为了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而设立的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位一体功能的组织形式。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单位是标志城乡区别的社会集团，是城市生活的核心，它决定了人们的职业、身份、消费能力、价值观念、人生经历、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地位的高低。国家通过单位制度管制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得国民应该享有的各项自由与权利受到很大限制，严重束缚了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建立起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单一，利益分化程度很低。在这种社会中，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中心高度统一，国家政权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国家按照计划统一集中管理和总体动员的原则，将社会成员纳入按照工作性质和职能区分的各种组织之中，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主要表现为人民公社。这些组织普遍按行政组织模式建立，党、群组织贯穿其中，承担政治动员、经济生产、道德教育、文化传承以及社会保障等全面的社会功能。经济制度的单一性，势必决定了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单一性；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角色单一，全社会只存在工人、农民和干部三大社会阶层，社会相应存在着工人、农民和干部三大社会角色，而且各阶层之间区分明显且相互难以逾越，从而使社会流动凝滞，社会分化比较迟缓，成为超稳定的社会。
       三、社会结构的演变与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我国利益结构发生巨变，社会结构也不断分化，这就必然要求社会管理机制和手段也应不断创新：
       首先，利益的多元性与公民权利的一致性。随着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不断推进，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呈现多元化，为社会成员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多元化提供了社会基础，道德的价值取向也呈现为多元取向。作为市场经济自由主体的存在，社会成员的个体价值和个体利益由市场规律予以确认。显然，不改变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旧传统，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重新建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必须。
       根据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家的论述，重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要扩大社会自主领域，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另一方面要重新界定国家职能，使之成为公民社会的保护者、监督者和调节者。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渐成长和走向成熟，终将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社会与国家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国家压制社会，也不是社会反对国家；而是社会与国家合作共治，社会与国家相互弥补、良性互动的关系，是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的逻辑基点。
       其次，社会关系的多元性与社会自组织。进入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各种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不断涌现，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所有制形式不断增多，使社会关系呈现纷繁复杂的多元性存在；长期以工人、农民、干部为主体的身份阶层在转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新的社会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职业和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深度不断拓展；组织类型不断创新，组织方式呈现多样性，从而使社会结构更趋分化和复杂，使整个社会成为多层次社会结构，针对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不同的组织利益，靠单一的行政手段去管理复杂社会形态是不现实的，改革开放激发了社会自组织的自身利益，社会成员的利益成为社会组织的目标之一，从而打破了管理型社会组织的局面。
       第三，社会资源的拥有主体呈多元化与政府对社会的直接管理。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对资源的控制领域逐步压缩，只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资源实施控制，社会组织对国家的依附性减弱，组织利益独立化使组织和成员逐渐形成了对外相互独立、内部相依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不再通过直接的指令来实现，而是通过间接的从宏观上制定政策进行指导。国家机构同时退出了一些不该管理的社会领域，其控制力量并没有因为社会力量的兴起而出现衰弱的态势，相反其控制力量更加增强。社会结构由“强国家一弱社会”形态逐渐向着“强国家一强社会”形态转变。社会资源的来源多样化，社会资源的拥有主体呈多元化存在形态。
       因此，从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角度看，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借鉴国际上的社会管理理论和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不断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完善社会管理体系。
       一是社会发展和参与机制。由于市场对于资源管理有失公平，必须由政府和公众参与必要的社会管理。以往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协调的事实表明，社会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统一，从决策行为来说就是如何在各个利益群体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所以，社会发展综合决策也需要各个利益群体的参与，形成具有法定意义上的社会参与机制。
       二是社会安全网机制。社会安全网机制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处于边缘、弱势和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仅覆盖占劳动力少数的正规部门职工和公务员。这种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体制之外社会群体的需求之间有着巨大差距。因此，只有降低社会保障管理成本，建立统一、廉价、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网才可能具有社会共济的性质。
       三是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社会发展中本身就隐藏着许多风险，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有些风险应对处理起来较容易，可以化险为夷；而某些社会风险一旦发生，若无防范措施，很可能会让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面临瓦解。社会风险管理机制的实质就是对外趋利避害，谋求国家安全；对内有效缓和矛盾，抑制社会危机，避免动荡。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只靠经济发展、科技成就、教育普及等衡量其成熟度，更要以它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评估其政府的沟通渠道、社会的信息转递、科学家的专业精神、公民的道德勇气等软性因素。
       要完善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必须树立正确的社会管理理念，因为它是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和运行的内在基础。我们只有改变社会控制和政府单一的分配社会资源的现状，实现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到公共治理的理念转变，才能使公共精神贯穿于社会管理机制之中，使社会平等参与社会管理成为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互动的力量源泉和发展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