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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语言发生学分析是探讨心灵本质和起源的一个重要手段。朱利安·杰恩斯通过追溯心理语言的起源，得出了如下结论：心理语言是借助于隐喻、类比从物理语言中转化产生的；心灵是真实世界的类似物；心理语言是意识产生的前提。我们认为，物理语言以及类比、隐喻不是心理语言产生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还要有表达真实存在的内部过程的需要。揭示心灵的本质和起源，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心理语言、心理观念和心理实在之间的关系。
       20世纪以来，语言分析作为解决心身问题的重要手段，逐渐成为心灵哲学研究的标准范式。一般来说，对心灵的语言分析有两条途径：一是“语法分析”或“语用分析”，即对人们从事的“语言游戏”进行逻辑的考察，通过分析心理语词的用法和意义来揭示心理语言和心灵观念的本质和发生过程。二是“发生学分析”，即从语言发生学、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考察心理语言和心灵观念的历史起源和生成过程。国内学术界对心灵的“语法分析”研究得比较深入，但对心灵的“发生学分析”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发生学研究所关涉的问题的严肃性以及所提出的主张的重要启示意义，我们认为国内哲学界有必要对相关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发生学分析的主要代表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和心理学教授杰恩斯(J．Jaynes)。他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心理语言的“古生物学研究”。所谓语言的古生物学研究，就是通过对语言起源和发展的研究，揭示与这种语言有关的、一同起源和发展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1](P312－313)。杰恩斯指出，心灵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问题是一个恒久弥新的问题，但不同时代它的表现形式不同。1859年前，它主要是心／身问题，随着进化论的建立，它逐渐变成了意识及其进化之源的问题。在探讨意识的本质和起源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突现论、新实在论、行为主义等种种方案，但这些方案最后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只关注心灵的共时性特征而忽视了其历时性特征。他认为，揭示意识和心灵的本质不能离开它们的历史。因为意识概念“经过漫长的历史，上面堆积着大量的文化尘埃”，它的某些指称来自于宗教的历史，在此历史中，灵魂被授予了各种可能的心理功能，这些功能后来又变成了心灵或意识的属性。因此，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设法把意识概念从这些历史过失的冲积层中解救出来”[2](P458－459)。
       杰恩斯认为，通过考察语言的隐喻、类比可以洞察心灵和意识的本质。所谓隐喻，就是借用表示一事物的词语来描述另一事物。隐喻有两个要素：一是“被喻”(metaphrand)，即要说明、指称或描述的对象。二是“喻媒”(metaphier)，即用来阐释说明被喻的东西。比如在“船像犁一样在大海上破浪前进”中，被喻就是船头经过水面的方式，喻媒就是犁。隐喻不仅是我们表达、理解事物的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种有巨大扩展力、创造力的语言活动。一方面，它可以自我扩展，即通过意义转换、改变词项的语义内容、反常的命名、名称的有意误用等方式，扩展语词的表达能力，生发新的意义或表达方式。例如，hi-fi(高保真)本义指收音机、录像设备的音质、画质，后来经过隐喻的拓展，引申出“可靠”、“忠诚”等新义，如He is not hi-fi(他不大可靠)。杰恩斯认为，科学、哲学术语和许多动词、副词、名词、介词等都是借助隐喻从少数基本词引申出来的。另一方面，隐喻能创造出新的实在。这是因为“喻媒常常引起我们称之为超媒(paraphier)的联想，它们使被喻具体化为那被称之为联想物(para-phrand)的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实在[2](p467)。以“以太”的产生为例。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要从一地到另一地，必须通过船、车等媒介。同样，光、声等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传播，天体从一地向另一地的漂游，也离不开介质。而光、声等的介质不能有重量，因为有重量的东西不可能在空中快速移动。这里船、车等媒介是喻媒，光、声后面不可见的介质是被喻(即“以太”)。而这个被喻就是由喻媒引发超媒而被推论出来的一种联想物。可见，隐喻不仅创造出了新的词汇(“以太”)．而且创造出了新的实在(以太)。
       杰恩斯指出：“我们用来指称心理事件的每个词语都是行为世界中的事物的隐喻或类似物。我们用来描述真实空间中的物理行为的形容词也是通过类比而成为了描述心灵空间中的心理行为的词。”[3](P5)例如，我们常常用“敏捷”(quick)或“迟钝”(slow)评价人的思维，我们也常说某个人很“机灵”(nimble-wit．ted)、“意志坚定”(strong-minded)、“意志薄弱”(weak-minded)、“心胸开阔”(broad-minded)、“城府很深”(deep-minded)、“心胸狭窄”(narrow-minded)等。“敏捷”、“迟钝”等词语原本是描述物理属性的物理语言，后来通过隐喻才变成了心理语言。
       人们所设想的意识的构成要素、结构、过程、结果、特征等，也都是通过隐喻、类比从相关物理对象中类推出来的。例如，在表达成功地找到某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通常会说：“我‘明白’(see)问题的答案了。”这里，“明白”就是喻媒，它表述的是用别的方法难以表述的被喻(即心理事件)，但它本来是一种物理行为。由“see”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看”这种物理行为，进而会想到空间，而在空间与作为被喻的心理事件相结合时，它就变成了一种联想物。这样，在用来描述这类心理事件的语言的作用下，这种被联想到的空间性质，经过不断的重复，就成为了我们的意识或心灵空间的性质。其次，有“看”，必然有看的主体，执行物理的“看”的主体是具有感觉器官的身体，那么根据类比，在心灵空间中进行心理形式的“看”的主体就是身体的类似物——“我”。第三，意识可以通过给事情安排前奏和结尾而使之富有情节，从而表现出“叙事化”(narratization)的特征。这也是物理自我的一种类似物。物理自我能够在具有空间连续性的物理世界中走来走去，这种空间连续性通过类比性模拟就变成了心灵空间中的时间连续性，从而导致了我们将事件、将我们的生命放入其中的空间化的时间。与此类似，意识的其他特征，如专注、抑制、选择、一致性等，也都是从物理行为中类推出来的。基于上述分析，杰恩斯认为，意识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起源于人类作出隐喻和类比的语言能力。“主观的、有意识的心灵是我们所谓的真实世界的一种类似物。它是由一种语汇或词汇域建构起来的，此域的术语都是对物理世界中的行为的隐喻或对应词。它的实在性与数学处在相同的层次。”[3](P69-71)
       如果意识起源于语言的隐喻和类比，那么意识就产生于心理语言之后，因此，要揭示意识的起源就要考察语言产生之后的人类历史。根据杰恩斯的研究，语言是从呼叫的元音变异中演化出来的，大约开始于50000年前的后更新世时期。那么，意识就
       应当形成于后更新世与现在之间的某个时候。杰恩斯借助于人类早期的作品，对心理语言和心灵观念的发生过程进行了考察。
       通过对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解读，杰恩斯指出，其中的很多语词都经历了从指称外部的、客观的对象到表示内部的心理功能的变化过程。这样的词最重要的有7个：“thumos”、“phrenes”、“noos”、“psyche”、“kradia”、“ker”、“etor”。前四个可译为“心灵”、“精神”或“灵魂”，后三个可译为“心”或“心脏”(heart)，有时也可译为“心灵”或“精神”。以“thumos”为例。它在《伊利亚特》中最初指可以感知到的外部活动或作用，如：“拿着长矛的战士让thumos不能动弹了。”这里“thumos”显然指的是另一个人或其肢体。后来，“thu．mOS”开始指称内部感觉。用现代生理学的话说，它指的是交感神经系统的反应以及肾上腺素从肾上腺的分泌，与之相应，会出现血管扩张、肌肉收缩、血压升高、皮肤平滑肌放松、身体能量突然增加等现象。总之，它是指一种内感觉模式，可以在关键时刻引起突发的、剧烈的活动。正因为如此，它能使战士充满力量。后来，在隐喻的作用下，它获得了新的含义，开始指称主观的心理作用、意志力、心理决定等，最后变成了指称有意识的心灵即“我”的心理语言。“noos”也是如此。它源于单词“noeein”，即“看”(to see)。在《伊利亚特》中可译为“知觉”或“认知器官”，如宙斯“用他的noos注视着奥德修斯”。后来经过隐喻的作用，它变成了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心理语言。再如“mermera”。它从词源学来说是一个合成词，由名词“部分”(meros)和动词‘1分”所组成，指把某物分成两部分。后来开始表示行动的状况，意思是“处在两种行动的两难中”，后来逐渐有了“思虑”、“思考”、“担心”、“作决定”等含义。
       心理实在和心理观念的起源也是如此。根据对从B类线形文字简札开始，中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此后两个世纪的抒情诗和哀歌体对句，最后到公元前600年的梭伦时代的语言演变过程的考察，杰恩斯发现在梭伦之前，人类的智能是一种两院制心灵(bi-cameral mind)。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作为决定的部分，一是遵从的部分。在日常生活中，人类虽然也能讲述、理解和解决问题，可以做许多事情，但他们是习惯的奴隶，没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意识。当时，人们在需要作出新的决定时，决定的压力会引起听幻觉，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遵照这种听幻觉进行的。到公元前1200年前后，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口过剩导致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进而引发了社会的动荡、失常，加之书写成功地取代了听幻觉形式，从而两院制心灵开始瓦解。梭伦是第一个与我们相似的人，他谈论心灵的方式与我们的完全相同。他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而要能够认识自己，首先要产生这样的观念：有一个与物理的“我”相类似的心理的“我”，他在心灵空间中进行叙事，拥有关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和自己是谁的情景记忆，这意味着意识已经产生了。
       同一时期《圣经》的希伯来《旧约全书》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在《阿摩司书》中，先知阿摩司实际上是有部分两院制心灵的人，他们听到了耶和华的声音，并能以令人信服的可靠性予以传播，因而他们在社会上备受尊敬，并被认为是回到了已经失去的两院制王国。但在《传道书》中则完全相反。传道者开始说这样的话：“我心里明白(see)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这里的“明白”显然是对“看”的一种隐喻性的使用。而且，《传道书》中还有这样的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这实际上是将万物、将我们的生命都放入了空间化的时间中。这些都是意识产生的标志。在《新约全书》中，也有许多意识内在化的证据。基于上述分析，杰恩斯认为，意识是在两院制心灵瓦解之后产生的，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2](P475)。
       考古学、文化语言学、民族学等的研究证明，语言特别是远古时代的语言隐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化石。追溯远古语言及其演变过程，考察字词的词源结构，不仅可以揭示语言本身的起源、演变，也可以洞察创造和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的生活方式、生产实践活动、认知方式、思想观念以及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贝尔纳就曾指出：“语言是现今仍然活着的古代遗物，研究语言应该是研究各期各地物质文化的一些残存遗产的基本补充工作。研究语言并研究物质文化残迹，再加上目前存在的原始民族来作佐证，就应该能提供古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图景。”[4](P39)以“倪”“蜕”等字的产生为例。“倪”指婴儿，“麂”指幼鹿，“蚬”指小蝉，“觊”指老年人牙齿落尽后重生的细齿。这些词都是从“兄”(即物之小者)类推出来的。因此，一旦找到了这样的命名规则，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语词的词源结构，反观古人的命名过程以及其中隐含的关于对象的认识。同样，通过考察心理语言的创制、发明过程，也可以反观古人心灵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具体内容，了解他们创立心理语言时的真实动机和面临的困惑，澄清心理语言的“原旨原意”。
       总体而言，人类语言的指称内容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近到远、从大到小、从外到内、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人类最初的词语表达的大多是可见可触、直接具体、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例如，在现在所发现的约5000个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中，最常用的有700-800个。这些常用字多数表示的是人、职业、神、天、地、水、谷物、工具等。汉字中最先出现的是表示自然现象、肢体、方位、时令、亲属名称、生产活动(狩猎、畜牧、农业)的词，后来才陆续出现了数词、代词和表示宫室、衣服、家具等物质文化现象的词。表示事物内部结构、属性的抽象词和联结词出现得更晚[5](P484-506)。就心理语言与物理语言的关系来说，基本上是先有物理语言，后有心理语言。心理语言是经过特殊的转换、改造、变化而产生出来的，转化借助的能力是联想、想象、类推，常用的方法是借喻、隐喻。这条规则不仅适用于古希腊语言，汉语也是如此。
       汉字主要有单体字和合体字两类。单体字有两种创制方法：一是象形，即通过刻画具体事物的简单轮廓造字，如“人”、“木”等。二是指事，即用简单的线条表示抽象概念，如“上”、“下”等。合体字也有两种创制方法：一是会意，即用两个以上的单体字的意义结合成一个新的意义，如“森”、“好”等。二是形声，即用一个单体字表示意义，另一个单体字表示声音，如“江”、“河”等。其他的字基本上都是通过分解、组合而从这些词派生出来的。派生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转注，就是根据类似性，对原有的字形和读音略加改造，形成具有新的读音或意义的字，如“考”、“老”等；二是假借，即借用原有的字，使之成为同音异义字。
       有些汉语心理词汇是根据通过假借或转注创造出
       来的。也就是说，有些本来指称物质对象及其属性的词，后来经过假借或转注而转化为表示心理事件和属性的词。例如，“明”的会意字本义是“明亮”、“照明”，后来转义为“明白”、“明晰”、“明了”。象形字“为”(焉)本义指的是猴爪好抓好动的特点，它在甲骨文中是人以手牵象的形状，后来转义为“人的劳作”，再后来又转化为表示心理活动的词，如“无为”、“有为”。会意字“安”本义指“女在房中休息”，意思是“静”、“定”，后来转化成了表示心理状态的词，如“心安理得”、“安乐”等。“谢”、“诚”、“省”、“学”、“习”、“兴”、“善”、“信”、“分析”、“解释”、“痛苦”、“验”、“证”、“吉”、“畏”、“望”、“内疚”、“吝啬”、“狡诈”、“拙”、“痴”等都是如此。
       汉语心理词汇形成的第二条途径是根据类比、隐喻原则，运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方法创造。一种情况是将相关的物理词汇合在一起构成新的心理词汇，如“信仰”、“尊重”、“魂”、“魄”等。另一种情况是按照“物理词汇(或偏旁或字根)”的模式创造。这种模式形成的词至少有1400个，是汉语心理词汇的主体或主要来源。例如，用表示外物名称的字+心，就形成了“忉”、“忍”、“思”、“恙”、“悌”等；用表示数量的字+心，就形成了“忌”、“恶”、“悃”、“忏”、“志…‘惮”等；用表示空间关系和方位的字+心，就形成了“忐”、“忑”、“忠”、“悝”、“闷”等；用表示行为的字+心，就形成了“恼”、“忘”、“惭”等；用否定字+心，就形成了“悲”、“忽”等；用表示时间关系的字+心，就形成了“怙”、“悸”、“愁”等；用表示事物性质、状态的字+心，就形成了“怕”、“情”、“忱”、“惰”、“惯”、“感”、“意”、“憾”等；用表示事物形体、存在方式的字+心，就形成了“怅”、“悃”、“忱”等；用表示外物运动的字+心，就形成了“悚”、“悦”、“恰”等。
       不仅表示心理的字是这样产生的，所有心理词汇也都是通过隐喻、类比从物理语言派生出来的。例如，物理语言中有表示行为、运动的词，心理语言中也有，如“想”、“思”、“意志抉择”、“心情激动”等；物理语言中有表示活动主体的词，心理语言也有，如表示一般心理活动主体的“心”、“灵魂”，表示特定心理活动主体的“理性”、“意志”；物理语言中有表示时间、空间关系的词，心理语言也有，如“我的内心深处”、“心直口快”；物理语言有描述物理实在、过程、活动的性状、特点等的形容词、副词，心理语言也有，如“思维敏捷”、“思路清晰”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期的人类在创立心理语言时，能参照的只有表示外部世界和人的躯体的语言，因此只能借助隐喻、类比等方法进行命名。总之，汉语中确实存在杰恩斯所说隐喻过程，即以物理语言为喻媒，以命名的对象为被喻，经过转换之后，喻媒引申出新的含义，从而变成了表示被喻的符号。古文字学、词源学的研究也证明，各个民族的心理语言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心理语言是借助隐喻、类比从物理语言转化而来的，但我们能否由此推断心理语言就像“燃素”、“热质”一样是纯粹的虚构?心灵观念是心理语言形成之后才产生的?心灵、意识源于人类的隐喻和类比等语言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理清心理语言、心理观念、心理实在三者的关系。
       一般而言，物理语言产生的模式是：实在一思想一语言。只有在面对某个对象并形成相应观念时，才会有命名、造字活动发生。索绪尔在谈到中文时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语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1](P101)因此，命名活动的产生，既要有对象，又要有“造意”(即要表达的观念)。正是有了造意，才会有文字的本义。心理语言产生的模式也是如此。塞尔(J．Searle)说：心理概念与“燃素”、“热质”的产生过程不同。“燃素”、“热质”的产生是理论先于存在：人们是为解释某种现象，假定有燃素、热质存在。心理概念的产生是存在先于理论：人们先是经验到了内部的某种现象，为了表达和交流，为它们举行“命名式”，称之为“信念”、“愿望”等。因此，疼痛、愿望是我们“经验的”而不是“假定的”；燃素、热质是我们“假定的”而不是“经验的”。信念、愿望的本体论不依赖于特殊理论的真[6](P60-61)。以“省”的产生为例。人们最初体验到这样一种内部的活动或过程：它窥探着另一内部活动或过程，由于这种窥探借助的不是眼、耳等器官，因此不能用表示身体行为的词来表示，于是就造出“省”这个符号来表示它。“省”在甲骨文中的象形符号是长着眉毛的眼睛，因此后人才这样解释它：“省者，察也。”
       上面的分析还只涉及文字语言，其实人类的口头语言产生得更早。马克思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流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7](P81)根据恩格斯的分析，在人类的形成过程中，随着劳动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相互支持和相互协作越来越多，于是，“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这样，语言就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了[8](P376)。由此可见，语言产生的一种重要条件是适应人类表达“不得不说的”东西的需要。就此而言，我们不赞成杰恩斯的主张：物理语言通过类比、隐喻就转化成了心理语言；在此过程中心理语言创造了意识。物理语言以及类比、隐喻不是心理语言产生的充分条件。物理语言只是心理语言参照的“资源”，类比、隐喻只是心理语言产生的方法和途径。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有创立心理语言的目的，即表达、交流真切感觉到的心理现象。因此，事实与杰恩斯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是先有了某种心理实在，人们需要表达，但又没有现成的工具，于是他们才在这种需要的驱动下，借助类比、隐喻将物理语言转化成了心理语言。如果没有真正的内部过程或状态，没有表达它们的需要作动力，人们为什么要创造心理语言呢?
       尽管心理语言本来是要表达真实的事件或过程，但由于对之缺乏深刻的认识，人们在创立心理语言时，受联想、隐喻、类推的误导，往往产生错误的“造意”，从而形成了错误的心灵观念。恩格斯在解释原始灵魂观念时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的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存在，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该怎么办。”“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8](P223－224)对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
       以作如下分析：首先，原始灵魂观念源于解释、表达的需要，即要述说“梦中的景象”。而这种解释、表达的需要是由“梦中的景象”这种内部事件引发的。其次，原始灵魂观念是“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的“臆想”的产物。由于原始人的局限性，他们不能正确认识梦境、幻觉等现象，只能参照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借助于想象、推理来构造一幅心理世界的图景：人除了肉体的存在之外，还有灵魂的存在；灵魂是另一个“我”，它的外貌与身体相同，但不是由血、肉、骨等材料构成的，而是像气息、影子一样的东西；它能够飞檐走壁、上天入地，甚至见到死去的人；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它或者游荡在空气中，或者寄居于树木、山河和其他动物等新的个体上，等等。第三，意识和思维是“身体的活动”，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8](P227)。总之，最初人类在描述发生在内部的现象时，确实感受到了真实存在的东西，只是由于认识能力、描述工具的限制，他们在借助类比、隐喻进行命名和描述，对之作出了错误的设想，从而形成了错误的心灵观念。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杰恩斯的结论是有问题的。布洛克(N．Block)就指出，杰恩斯犯了“使用一提及”(use-mention)错误，即把现象与现象的概念混为一谈。他说，即使杰恩斯的历史考察是正确的，他也不能证明意识是在3000年前才出现的，他只能证明意识的概念是在那时产生的。这正如在牛顿提出“万有引力”这个概念以前，万有引力就存在一样，在“意识”这个概念产生之前，人类早就有意识了[9](P81-83)。实际上，杰恩斯不仅混淆了现象和现象的概念，更严重的是他没有理清心理语言、心理观念、心理实在这三者的关系，他把人们创立和理解心理语言时所构想的那种拟人化、拟物化的心理观念等同于了心理实在，然后又根据心理观念的错误而否认了心理实在的存在。那么，意识、思维的存在就是心理语言产生的前提吗?我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意识、思维作心理语义学的分析，弄清它们的真实所指。如果这样认识它们：它们是心灵或灵魂的活动(即某种非物质过程)，它们对外部刺激的加工，就像搅拌机对沙石的搅拌一样，那么它们确实是以心理语言为前提的，是借助隐喻、类比杜撰的。如果认为它们指的是“身体的活动”，即大脑这种“物质的最高产物”，那么它们反倒是心理语言产生的前提，因为正是由于有了它们，人们才有表达它们的需要，也才会为它们命名。只不过当初人们在创立文字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对它作出了错误的解释，构想了一幅错误的心灵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