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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多元化社会的思想共识研究(笔谈)]建立有利于形成思想共识的合理利益关系  
作者:郭彦森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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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是思想的基础,思想是利益的反映。在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思潮都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的情况下,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同时,更重要、更根本的还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形成思想共识的合理利益关系。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这些多样化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可避免地引起思想意识的相应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价值观念也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趋势,各种观点众说纷纭,社会思潮五花八门,都在激烈地争取着自己的生存空间。那么,这种状况是否意味着,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条件下,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思想共识,已经不可能了呢?要确切地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利益关系多样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及其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多样化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益关系的变化是否更趋合理。相对于原有的利益关系格局,如果变化的趋势是逐步形成了更合理的利益关系,那么,这种变化不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提供坚强的经济基础,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而且也会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巩固,有利于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社会思想共识。而如果这种变化的趋势是逐步形成了不合理的利益关系,那么,情况正好相反。
       在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条件下,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着维护自己的利益去反映和影响社会生活,这很正常,也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思想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或者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不仅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而且体现着民情、民意,因此,不仅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而且能够深入人心,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如新时期产生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改革、开放、公平、自主、竞争、风险、效益、法治,重视科技、教育、人才、管理等思想观念。落后的思想文化则会导致思想意识的分歧、对立,甚至混乱,当然也就不利于形成思想共识。
       以上情况决定了利益关系多样化与价值观念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合理的利益关系有利于先进思想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巩固,但是,不会被落后的思想文化所认同,甚至会遭到落后思想文化的嘲弄、戏谑、调侃、歪曲和攻击。不合理的利益关系滋生落后的思想文化,并且使先进思想文化丧失其稳定性,甚至不断侵蚀着先进思想文化的公信力,导致价值观混乱。因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形成思想共识的合理利益关系。
       那么,什么样的利益关系是合理的利益关系呢?从目前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合理的利益关系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利益的获得以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为前提,即他所得的是他的劳动应当得到的合理报酬,并且他为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所得,也就是说他们的财富来得正当。第二,利益主体之间人格、权利、机会均等,是互惠互利的关系,利益差别的产生是基于公平竞争。第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根据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测量法,即基尼系数保持在0.3-0.4之间。
       根据以上要求,目前我国的利益关系不能说就是完全合理的。这是因为,第一,高收入阶层的部分所得没有法理依据。经济生活中,通过制假售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坑蒙诈骗、欺行霸市等不法手段暴富的奸商;国有企业中通过“自卖自买”、“贱卖贱买”、“先亏后买”、“转手倒卖”等手段,靠侵吞和瓜分国有资产而富裕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通过剥削工人致富的私有企业主;徇私舞弊、知法犯法、贪赃枉法的法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的政府官员;丧失良知的医生、学者等等;他们收入的不合法性、不正当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第二,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目前国内公认的观点是,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上个世纪末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进入新世纪以后,贫富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一个社会,由于自然的和历史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等多方面原因,存在贫富差别,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贫富差距。只要这种差距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公平竞争,是由于劳动能力的大小、劳动素质的高低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造成的,那么,人民群众是会认可的,它不会导致利益对立和思想认识的巨大分歧。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贫富差距不是由于劳动能力因素,而是因制度不公平、体制有缺陷、非法致富等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化,对此,人民群众是极端仇视和憎恨的,它不利于思想共识的形成。
       要改变不合理的利益关系,逐步建立一个有利于形成思想共识的合理利益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综合作用。燃眉之急,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对于各阶层之间利益整合、社会和谐、价值观认同有重大影响的利益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利益矛盾。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要防止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研究》指出,在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通过合法手段(制度安排、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等)维护既得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是改革的大敌,它将会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改革动力的丧失。孙立平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曾激起无数人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既得利益集团存在,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大敌。在人们的心目中,当少数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以及某些政府部门,不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只是为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奋斗的时候,其将会失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对思想共识的危害,不言而喻。
       其次是贫富矛盾。贫富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贫困问题。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主体是农业劳动者和中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及其离退休人员。在我国的意识形态中,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不断分化,到目前为止导致的结果却是部分工农群众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声望不断下降,成了社会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的主体。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将会动摇或严重削弱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且将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陷于非常尴尬和荒谬的境地,失去其公信力,不利于思想共识的形成。
       再次是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劳资矛盾的主要问题,是工人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目前我国有些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置法律和道德于不顾,随意克扣、拖欠工人工资,收缴工人身份证,强迫工人超时加班,强行搜身,生活条件艰苦而且没有安全保障,出现伤残以后无人过问,没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休金,甚至雇佣打手对工人实施棍棒管理等。更可怕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小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经营环境为借口,对这些残酷的剥削现象听之任之。这种违背法律、道德、人性的现象大量存在,不仅亵渎了法律,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导致利益矛盾激化,而且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相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背道而驰。它只能导致剥削感强化,而不会形成思想共识。
       最后是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目前我国几千万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众所周知,西部落后地区主要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宗教信徒比较多,民族矛盾和宗教问题历来比较敏感。如果西部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与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差距过分悬殊,有可能带来民族心理等方面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同时也使国内外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利用地区差距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地区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