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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虽然实现了和平，但两国的关系却形成了“冷和平”状态，表现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谈判无果而终、埃及反以情绪上升，埃以政治交往冷漠、埃以经济交往呈现一方冷一方热的局面等。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延续有深刻的原因和背景：第一，和平并未打破埃及和以色列不信任的“心理之墙”；第二，埃及和以色列对和平与正常化理解有差异；第三，两国在塔巴问题、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在两国冷和平关系的背后，反映的是两国对中东地区领导权的争夺。
       关键词：埃及；以色列；冷和平；原因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158—05
       埃及和以色列是中东两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在经历了30年的对峙之后，两国于1979年3月签订了和平条约，实现了和解。但在1981年互派大使和1982年以色列完成从西奈撤军后，两国的关系却停滞不前，形成了“冷和平”状态。埃以这一特殊关系，耐人寻味，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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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以“冷和平”状态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谈判无果而终。巴勒斯坦问题是埃及对阿拉伯政策的重要方面，对埃及意义非凡。能否合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仅事关埃及能否改变因与以色列单独和解而导致的阿拉伯世界的指责和被孤立的局面，而且关乎埃及与以色列和平模式是否成功，对埃及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和地位具有重大影响。全程参加对以和谈的埃及代表、外交国务部长布特罗斯·加利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方面的会谈不能取得进展，我们在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人民中间以及在第三世界和欧洲就会失去信誉。在巴勒斯坦自治会谈和(埃及和以色列)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间是有联系的。如果巴勒斯坦自治不能取得进展，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将受到影响。”[1](P80)正是鉴于此，埃及在埃以和谈中力图把这一问题和埃以和平相联系。也正是由于埃及的坚持，戴维营协定和埃以和平条约才把巴勒斯坦问题纳入谈判解决之列。根据埃以和约的规定，两国从1979年5月起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举行了多轮谈判，但由于双方分歧严重，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双方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巴勒斯坦自治的性质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埃及主张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全面自治，认为自治必然导致自决，最终将建立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应按自治条款行事。而以色列认为自治机构只能掌握有限的行政管理权，以后以方仍将在这两个地区保留武装力量，坚持耶路撒冷是它“永恒不可分割的首都”。1980年10月，萨达特宣布冻结巴勒斯坦问题谈判。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埃及完全终止了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埃以巴勒斯坦问题谈判的失败，有巴勒斯坦人的不支持和反对、美国的不热心等原因，但最关键的是以色列不想放弃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控制和主权。这一问题谈判的失败，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处境艰难。阿拉伯世界和埃及国内许多反对派纷纷指责埃及政府，要求降低甚至断绝与以色列关系。如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发表讲话，称只要埃及废除埃以和约，利将给予埃及50亿美元的援助。
       其二，埃及反以情绪上升，埃对以政治交往冷漠。20世纪80年代初，接连发生了以色列通过“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法案、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及入侵黎巴嫩等一系列事件，导致埃及民众反以情绪高涨。《金字塔报》载文称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打击了倾向和平的人”，“以色列比苏联对阿拉伯人来说更具危险，苏联人想在一年后吞并我们，而以色列现在就想吞并我们”。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更是激怒了埃及民众。温和的声音要求冻结正常化进程，召回埃及驻特拉维夫大使，将在开罗的以色列大使谴回，停止向以色列出售西奈石油。激进者要求政府废除埃以和约，派遣志愿者站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一边作战。原积极支持与以色列和平的埃及著名作家、新闻记者阿尼斯·曼索尔愤怒地谴责到：“在埃及，没有一支笔不在谴责以色列，没有一个声音不在否认以前同以色列实现全面和平可能性的信条。和平的本质是巴勒斯坦国。否则，即使每个以色列人都拿着原子弹，即使美国宇宙飞船把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送往月球，也不会有和平!我们与以色列和解，期望全面和平，现证明这是个错误。要纠正这个错误，得花34年。”[2](P19)1982年4月，以色列完成西奈半岛撤军，但6周后就大举侵略黎巴嫩，许多埃及人认为“这是煽了政府一个耳光”[2](P98)，使埃及政府处境十分尴尬。面对民众强烈的反以情绪，穆巴拉克政府公开谴责以色列的入侵，冻结埃以正常化进程，取消既定的官员访以计划，允许埃及医药与救济船只开赴贝鲁特，倡议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解决危机，但继续向以色列出口石油，拒绝派遣志愿者，也未召回大使。同年8月，贝鲁特爆炸此起彼伏，埃及民众怒火中烧，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9月又发生萨卜拉、沙提拉难民营大屠杀事件，为平息众怒，埃及召回驻以色列大使，拒绝与以色列领导人会晤。埃以关系降至冰点。
       从穆巴拉克执政到1992年拉宾上任，埃及和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访问有限。穆巴拉克拒绝访问以色列，称“会晤将在条件成熟和有益于真正对话时举行，会见应切实准备以确信它将产生积极成果”[3](P156)。1982年后他再未会晤过贝京，一直拒绝会晤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以色列也只有贝京参加萨达特的葬礼，佩雷斯为解决塔巴问题两次去埃及作短暂的一天访问。除外交、石油、旅游部长外，埃及其他部长被禁止访问以色列。议会交流也很有限，20年间只有一次埃及议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那还是在1980年由埃及人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阿卜德拉率领的代表团，这是以色列总统伊沙克·纳冯1981年访问埃及时向萨达特直接请求的。
       在拉宾和巴拉克执政时期，埃以关系有所缓和，但冷和平的局面未得到改观。拉宾、巴拉克与以色列其他高级官员多次访问埃及，但埃及官员常常先接受访问以色列的邀请，又在最后一刻取消。如旅游和航空部长侯赛因·苏尔坦五次取消了已商定好的访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以时机不成熟为由一直拒绝访问以色列。他的唯一一次以色列之行是1995年11月参加拉宾总理的葬礼。20世纪90年代中叶，埃及、以色列两国在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上发生争执，拉宾指责埃及是“极端主义”，批评埃及对叙利亚的支持。他还暗示，开罗将出现一个敌意的伊斯兰政府，以色列要准备一场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以此来表示对埃及现政府稳定与生存能力的怀疑『4](P73)。此外，以色列一报纸披露了外交部一份备忘录，称如果埃及再坚持消极政策，以色列应当采取惩罚性措施，包括以色列在华盛顿干预美国对埃及的援助、在人权问题上批评开罗、谴责埃及违反联合国对利比亚制裁协议等[4](P73)。来自以色列的信息使埃及政府和公
       众十分愤怒。穆巴拉克除对拉宾的态度表示遗憾外，还警告说：“抛出战争可能性的暗示是个非常严重的事件，这使我们关心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的高级顾问巴兹指出：“以色列挥舞战争不能恐吓住阿拉伯人民，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军队的能力”[4](P73)。同时，埃及外长穆萨也要求拉宾停止对埃及长期稳定性的怀疑。在内塔尼亚胡和沙龙政府时期，以色列推行强硬的“以安全换和平”政策，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埃及颇为不满，两国关系依旧冰冷。对两国交往的冷淡，以色列前驻开罗大使埃弗雷姆·都威克是这样描述的：“(以色列使馆)大多数日子已没有必要去机场迎送代表团，会议、代表团的访问均已停止，两国在和平谈判时的关系已不复存在。”[3](P115)“所有的文化与社会交流完全停止。赴以色列仍需签证，实际上没有埃及人被允许去以色列。只有选择的以色列个人被邀去开罗，对以色列外交人员的抵制很常见。反犹太人、反以色列宣传比比皆是。”[3](P116)
       其三，经济交往呈现埃冷以热的局面。埃及限制其公民赴以色列旅游。据埃弗雷姆·都威克称，以色列驻开罗使馆和世界各地使馆都被授权向埃及公民签发旅游签证，而除特拉维夫埃及使馆外，其它埃及驻外使馆都被禁止向以色列公民签发旅游签证，甚至某些签证得送交开罗决定，每周仅数百份。以色列驻开罗使馆开馆不久就建立了旅游办公室，以处理两国旅游事务，但埃及一直未在以色列设置旅游办公室。埃及对赴以色列旅游有繁琐的手续，连总统穆巴拉克也说：“以色列没有什么东西可看，埃及有以色列不能提供的美丽沙滩和瑰丽的艺术宝库。”[3](P163)而以色列赴埃及旅游人数不断增加。1980—1987年，约30万以色列人赴埃及旅行，一般年份为3．5万人，1987年接近7万。同一时期，经以色列机场前往埃及的西方游客达55万人。平均每年有西岸、加沙地带的6万巴勒斯坦人和2万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公民经以色列赴埃及。而一年到以色列旅游的埃及人仅2000--3000人[2](P203)。到90年代初，到埃及旅游的以色列游客每年已达4—5万人，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的第三大旅游来源国[3](P167)。对与以色列的贸易，埃及也持消极态度。埃及建立了一套极为复杂的对以进出口审核程序，法律禁止国有企业同以色列进行贸易或商业联系。1982—1990年，两国贸易额由8000万美元下降到不足1200万美元。石油是埃及和以色列贸易的重头戏。埃及对以色列出口石油是埃以和约所规定的，其中一半是政府定价，每年以色列都派代表团去开罗与埃及讨论油价问题，另一半是市场价。1986年底，双方就埃及向以色列出口200万吨原油举行谈判，这约占当年以色列消费量的30％[5](P225)。
       加强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一直是以色列方面的意愿，双方在埃以和约签订后也达成了多项合作协定，但多数未执行。阿拉伯大学仍禁止接纳以色列学生，埃及学生也没有被允许在以色列学习。埃弗雷姆·都威克称两国技术合作的效果如“滴眼药水”[3](P208)。到1993年，还没有一家以色列公司获准同埃及公司在技术转让或建立公司方面进行直接合作。以色列建议两国大学进行合作，但被告知“学术组织抵制同以色列合作，该建议不可行”。两国就卫生保健领域的合作进行谈判，但因“由于医药联盟禁止同以色列接触，该计划没有被批准的可能性”而中止[3](P211)。埃及和以色列警方达成协议，决定在禁毒、打击走私、交流信息方面合作，但埃及称“本阶段同以色列警方合作，将被阿拉伯舆论看作反对巴勒斯坦人，将为埃及背叛阿拉伯人、停止为巴勒斯坦人合法权利斗争的论断提供事实的支持”[3](P212)，该协议也没有执行。在农业领域，以色列农业专家绍尔·埃森伯格建议开发40万英亩荒地，埃及予以拒绝。以色列专家在尼罗河三角州的古梅萨地区有50英亩的试验田，而当地的农场主极为不满：“这个试验田根本就不需要。它不是一个农业田，而是一个政治田。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农业部长瓦利想让它存在!”[3](P217)以色列驻开罗使馆和埃及农业部长瓦利已经达成合作协议，但埃及外交部以“瓦利是受骗而签的，他没有意识到他签的是什么，现在他已收回他的意见”为由而予以否定[3](P220)。
       埃以关系的“冷和平”状态不只表现在以上大的方面，在细微之处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以色列驻开罗大使馆的位置。该使馆位于开罗大学东门外两公里处的吉萨桥附近一幢十几层楼的最上面四层，像茫茫海洋中的一座小小孤岛。据说，这样的安排非常符合双方的心意。埃及认为将以色列使馆放在高楼的最上面，可以有效控制它的活动，也有利于对其实行“安全保卫”；而以色列则觉得，这样的安排可以使它在遭受恐怖分子袭击时能同整幢大楼“同归于尽”。多年来，以色列使馆“附近的空气一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大楼前军警戒备森严，沙包垒筑的工事上架着机枪，来往行人匆匆而过[6](P22)。
       实现和平后的埃以关系，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冷漠”。埃及对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的不妥协立场屡屡指责，而以色列对埃及抑制两国关系发展的态度也强烈不满，以方认为：“以色列的任何积极措施或友善行动都不能使埃及改变其对以色列敌意的立场。埃及认为它对维持、加强及深化和平进程有极其重要的兴趣，但渴望和平将使以色列回到与其力量相应的自然边界，要削弱以色列。埃及视以色列为竞争者、对手，而没有说是‘主要的敌人’。虽然以色列总统、总理多次访问埃及，但穆巴拉克坚持不访问以色列，埃及国内的反以势力猖獗。两国关系处于一方热烈、一方冷战，和等于零的状态。”[3](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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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以“冷和平”关系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平并未打破埃及和以色列不信任的“心理之墙”。早在萨达特耶路撒冷之行时，大多数以色列人就对他的行动充满怀疑，认为它不过是一种骗术。因为十月战争埃及的突袭给以色列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虽然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这样的大国实现和平是以色列的奢望，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不愿错过埃及提出和平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又对得放弃作为既成事实的有形财产、追求易变的、无形的和平关系而感到忧虑。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约同样也未消除以色列人的这一恐惧。以色列人将从西奈半岛撤军看作是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冒险，以色列没有办法确信和平协议不只是同萨达特一个人的和平，也没有办法知道埃及在西奈半岛撤军后还是否履行其义务，甚至反悔[2](P188—189)。在埃以和平实现后，以色列并未对埃及放心。埃及约45万人的军队、每年近50亿埃镑的军费开支，使以色列高层依然把埃及视为以色列安全的最大潜在威胁及唯一能对以色列构成致命军事威胁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军队仍枕戈待旦，处处对埃及严加防范。以色列对埃及的间
       谍活动从未间断过。据称，内塔尼亚胡上任后采取的第一个安全措施就是增加派往埃及的间谍。此外，以色列还以物质和技术援助为诱饵，公开或秘密地同埃塞俄比亚、乌干达、扎伊尔、佛得角等国进行合作，建立秘密军事基地，对埃及的后方造成威胁。
       在埃及，虽主张与以色列实现和解，但同样对以色列抱有戒心。以色列是中东唯一一个事实上拥有核力量的国家，埃及一直对此耿耿于怀。虽然实现和平，但埃及对以色列再次迅速占领西奈半岛的可能性从未丧失警惕，埃军防御的重点仍然是以色列。埃及军方称要加强军队建设，以防止邻国所带来的突然危险，有时甚至直接点出以色列的名字，还称要执行(针对以色列的)阿拉伯共同防务协定。1996年9月，埃军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矛头指向“某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82年初以色列总统纳冯访问埃及时在埃及议会演讲时谈到犹太人在中东的根源，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具有历史权利。埃及总理哈里勒当即予以反驳：“我们不接受你们在本地区有历史权利的论断。我们把你们看作来自世界四面八方，利用国际勾结及阿拉伯人暂时的弱点、抢夺了巴勒斯坦正当拥有者的入侵者。你们征服了属于另一个民族的土地，但在此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源。我们以种种行动来反对你们，但我们失败了。别无选择，我们只得接受你们，同你们和平生活，保持好邻居关系，但我们绝不会超过这!”[3](P327)
       随着冷战结束、海湾战争及中东和平进程的突破，埃及不再是唯一与以色列实现和平的阿拉伯国家，这影响到埃及的既得利益，对以色列的疑虑进一步上升。许多埃及人认为，随着和平进程的进展，以色列可能成为中东经济、金融的发电厂，这一可能性为埃及一直谋求在中东地区发挥积极的作用投下了阴影。开罗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均认为，以色列仍是潜在的威胁。埃及大多数知识分子、贸易团体与文化、宗教机构人士都呼吁政府拒绝与以色列的正常化，甚至重新审视对和平进程的立场。据埃及一家周报1994年12月的抽样调查，71％的埃及人不购买以色列商品，63％的人不喜欢到以色列旅游，75％的人对与以色列进行工业合作持否定态度[4](P74)。可见，埃及民众对以色列仍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第二，埃及和以色列对和平与正常化理解有差异。埃及认为和平应该是全面和平，而非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和解，必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萨达特称与以色列和平是走向全面和平的第一步，他将为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斗争由战场转向谈判桌，将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巴勒斯坦民族夙愿，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正如埃及谈判代表布特罗斯·加利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和平，中东危机就不会得到解决。埃及丝毫不想缔结一个单独的和平，埃及同阿拉伯世界——首先是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1](P58)。而以色列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与埃及和平，把埃及从对以色列冲突的阿拉伯阵营中分离出来。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明白地道明了这一点：“与埃及和平毫无疑问是个显著突破，对以色列安全极为有益——它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行动腾出了自由的手。”[3](P285)因此，在和平谈判中，埃及力图把巴勒斯坦问题与埃以和平挂钩，实现全面和平，而以色列竭力避免谈论巴勒斯坦问题。
       埃及和以色列在和平进程中所追求的目的也不同。埃及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和平来收复失地，而以色列的目标在于不仅结束战争状态，认为和平还包括正常化。萨达特1977年11月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说中，强调的是和平，而非正常化[7](P17)。他说，他来耶路撒冷不是乞求以色列妥协的，是要求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离，并称此是不容谈判的。他承认本地区所有国家和平生存的权利，但只在“要求结束以色列占领”时提到“以色列”这个词，而在谈“和平”时未提。他不是将“与以色列实现和平”，而是将“结束战争状态”作为最终目标。在演讲中，他称“我们愿接受‘你们’生活在我们之中”，而未提及“以色列”的名字。“你们”可被解释为“和平、安全生活在阿拉伯人中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他倡导和平，但并未建议缔结关系正常化的全面和约。萨达特及许多埃及官员多次说过：“仅一次抚摸不能抹去过去，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应该留给未来的几代人。”[3](P110)事实上，埃及确实对和平而不是正常化感兴趣。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面对国内及阿拉伯世界强烈要求废除埃以和约的呼声，埃及记者易卜拉欣·萨阿达发表文章认为：“与以色列和平将为我们提供极为重要的利益，现在我们不能废止和约，将继续履行我们的承诺。在这一阶段，我们大多数埃及人所能做的是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降低到最低程度，以此来表达我们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憎恨。”[3](P118)而在以色列看来，与埃及实现和平不仅是结束战争状态，而且意味着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关于签署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的纲要》中，规定埃以建立的正常关系包括“在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方面予以承认，停止经济抵制和不阻挠商品和人员的自由交流，并按照适当的法律秩序互相保护公民”[8](P454)。在埃以和约中，再次对“正常化”明确界定：“正常关系包括正式承认，建立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取消经济抵制和妨碍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的歧视性障碍，并且保证公民共同享受保护权。”[8](P464)在以色列从西奈完全撤军前，埃及和以色列签订了五十余个正常化协定。由于埃及和以色列在和平与正常化问题上的分歧，使以色列认为埃及只对撤军感兴趣，而对正常化持推诿、应付态度，甚至认为埃及根本就不愿实现正常化。在1982年4月25日(以色列从西奈撤军完成后第二天)以色列驻开罗使馆向以色列外交部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将正常化视为埃及在双边关系争端的焦点及与整个和平进程相关问题上向以色列不断施压的工具。以色列对埃及对正常化的态度非常失望，称为得到正常化的一点面包屑，以色列将不断做出让步[3](P114)。
       第三，塔巴争端。塔巴是红海岸边仅1020平方米的地方。在实施第二阶段撤军之前，双方对该地的归属产生分歧。埃及认为该地在国际边界线埃及一侧，应按照戴维营协议予以收复。而以色列认为埃及的地图是错的，该地应属以色列所有。埃及要求根据埃以和约第七条的规定，由仲裁解决这个问题。但以色列坚持在仲裁之前双方应先进行谈判协商。埃及派布特罗斯·加利率代表团与以色列外交总顾问戴维·基姆克为首的以色列代表团谈判，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1984年底，穆巴拉克提出改善埃以关系的三个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解决塔巴问题。次年3月，穆巴拉克又提出以色列如果能接受仲裁的时间表，两国关系可以改善。但因以色列袭击突尼斯巴解组织总部，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佩雷斯急于在卸任之前与穆巴拉克实现首脑会晤，于1986年1月同意了埃及的仲裁要求并就具体细节开始举行谈判。1986年9月11日，两国
       就塔巴提交国际仲裁问题达成一致。14小时后，佩雷斯就与穆巴拉克在亚历山大举行了峰会。会后两国首脑宣布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2月，埃及宣布向以色列派驻新大使，埃以关系有了改善。根据国际仲裁，埃及于1989年3月15日收复了塔巴。穆巴拉克亲手在塔巴升起埃及国旗。塔巴的回归，标志着1967年战争中丢失的埃及领土全部收复。埃及外长穆萨高度评价了塔巴收复的意义：“虽然(收复)仪式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但它折射出自1967年西奈被占领以来整个国家在其深谋远虑、不懈斗争的领导人带领下所走过的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历程。”[9](P261)
       第四，在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70年开始生效，有效期25年。埃及是本条约的创始国之一，而以色列始终未加入。1990年4月，穆巴拉克提出使中东成为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地区的主张，并将以色列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中东和平联系起来。他说，阿拉伯国家的化学武器是以色列非常规武器的平衡力量。如果以色列不放弃它的核武器，就没有理由要求阿拉伯国家停止其化学武器。他暗示，只要以色列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埃及将重新考虑它对延长该条约有效期的立场。外长穆萨则明确指出，只要以色列不先加入，埃及将决定不签署延长的该条约[3](P265—266)。
       随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到期及联合国准备与1995年4月17日召开为期四周的会议审议并决定是否延长该条约，埃及和以色列的矛盾不断升级。穆巴拉克强调，埃及作为该条约的起草国之一，百分之百地支持，它也决不会退出，但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必须加入。他指出，在中东目前实现和平的情况下，以色列没有必要拥有核武器[10](P54)。而以色列则认为，中东尚未实现全面和平，某些国家也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的安全仍受到威胁，坚持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在美国的撮合下，两国外长举行会晤，穆萨也访问以色列。双方同意组成联合小组，并举行了一次会议。穆萨称以色列加入该条约既有利于表明和平诚意，增进阿以之间的信任感，又符合佩雷斯提出的“建设只有经济竞争，没有军备竞赛的新中东”的主张[10](P54)。但以色列不同意埃及提出的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派专家检查以色列核反应堆的要求，甚至连穆萨参观以色列核反应堆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综上所述，冷和平是埃以两国长期对抗的后遗症仍然没有彻底清除的结果，表明和平还没能消除两国的矛盾与隔阂，更远未拆去两国民众久埋于心底的那道无形的、难以跨越的不信任的墙。而在这冷和平关系的背后，反映的是两国对中东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作为新兴的地区经济、军事强国以色列和传统的地区政治、军事大国埃及，均企图获得对本地区事务的更多发言权。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中东和平进程的向前推动，使中东地区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加深，以色列积极谋求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常常绕过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直接接触，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地区经济合作计划，甚至希望将阿盟改造为一个包括以色列的地区组织，并对埃及领导权公开提出挑战。以色列前外长佩雷斯称：“埃及领导阿拉伯人40多年并把他们带到绝望的深渊，如果以色列执掌中东的领导权，你们将看到本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4](P70)面对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攻势，埃及予以强力反击。前外长穆萨称，“我们关心实现和平的推动力，但若是一方的获益以另一方为代价，这是行不通的”，“新中东不能优先于和平，但一定是对和平的奖赏”[11](P196)。以色列的地区野心也遭到埃及媒体的抨击。在1995年的安曼经济首脑会议上，针对以色列提出的旨在使以色列成为地区技术和旅游中心的地区发展方案，埃及提出了开发西奈半岛的设想，并声明在以色列承诺执行有关从被占领地撤军的决议之前，不准备实施有以色列参加的经济项目。在1996年开罗经济首脑会议上，埃及又提出阿拉伯市场先于中东市场的主张，强调阿拉伯国家间的合作，以抵制以色列提出的地区经济合作构想。总之，埃及坚决维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反对以色列成为本地区的主导力量。正如埃及领导人所言，“以色列有能力吞并埃及的任何断言都是错误的，埃及过去是、将来也是本地区的轴心国家”[4](P71)，“只要以色列还继续拥有威胁其邻居安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融入本地区就是不可想象的”[3](P267)。可以预见，作为长期对峙和竞争的两大对手，埃及和以色列将继续进行较量，两国的冷和平关系短时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观。
       作者简介：陈天社(1968—)，男，陕西富平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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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郑良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