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趁着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的东风，《刘盼遂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历经多年的等待，终于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种出版。四年以来，出于一种偏爱，我一直关心着它在学界的反应。比较遗憾的是，与其朴素的装帧一样，它很少引起关注。这使我想起刘盼遂（一八九六——一九六六）生前经常引用的前贤名言“不因人热”——这是一些经典学术常有的遭遇。但相反的，刘先生的名声似乎倒并不比其文集让人感到陌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反思中国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民国学术（二十世纪前半期）与文化大革命中，刘盼遂的名字一直被不断地重复着——虽然他原本并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所熟知。
首先，是在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热潮中，作为教育史上的奇迹，清华研究院一九二五年以来短暂的四期中人才辈出的现象，成为学术史的重要关注点。去年是清华研究院成立八十周年，自然又免不了这一话题的持续升温。清华研究院首届学员中的翘楚刘盼遂，作为成功的重要例证被频频点击。特别是从十年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开始，当清华研究院进而成为普遍关心的大众文化话题时，刘盼遂的知名度也因此远远超出了他生前从事教学科研的学术界。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笔者在上世纪最后的六年，在北师大攻读研究生期间，不止一次地听到这个“文革”重灾区知识分子群体悲惨的命运。而最为惊心动魄的故事，是关于刘盼遂。这位忠厚木讷的长者与夫人在家中被红卫兵揪斗致死，死后的尸体，竟被伪造了自杀的现场，双双头朝下浸泡在了水缸中。但也有说法认为两位前辈确实在揪斗之后不堪凌辱，自溺缸中；这种死法惊世骇俗，史无其例，越发体现出揪斗给善良的学者带来的心灵巨创。谢泳的《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教育在清华：谢泳自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将刘盼遂夫妇的死亡归入自杀的行列，但死亡方式，则比较审慎地填作了“不详”。刘盼遂因此而得到的“盛名”，确实令人百感交集。
不管是出于对他研究背景的敬仰，还是身前遭遇的同情，刘盼遂之成为“文化名人”是如此地出乎所料，他的名山之作，相反倒成为其次而并不为今世所看重。由于对学术的敬仰而敬仰学术的传承者，至于学术本身的内涵却又被忽略，这似乎也是人类社会的特性,居里夫人早就有过对报纸杂志过分看重科学家而不是科学的喟叹。学术本身的被忽略，最可能是由于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它的有效性在岁月流逝中的不合时宜；一是因为它的前沿性或专业性带来大众阅读的限制。
刘盼遂的学术研究为大众所忽略显然是因为后者。
“赖有达诂君教我，春山秋恨有谁知”,是瓜蒂庵主人谢国桢《忆刘盼遂》中的诗句。对于这位一向不以诗名的明清史专家来说，一口气写下五首怀念畏友的诗，其真挚的情感可想而知。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篇《记清华四同学》的文章，追忆当年在清华研究院风华正茂之际的总角之交。其中的一段这样回忆道：
刘盼遂，河南息县人。少治文字训诂之学，亦辨声韵，宗许氏《说文》之旨，能为魏晋之文，慕章太炎之学风，而以未能亲炙其门为平生之憾……一九二五年考取清华，竟冠其军。以其记闻淹雅，考证精湛，为梁、王、陈诸先生所赏识。自其结业，旋讲授于燕京、河南、辅仁、北京师范诸大学，以终其身。及门之士，多有成材而去者。余与君忝属同乡，又同学，君年长五岁，余以兄侍之。君好静，而余喜动；君恬于荣利，而余嗜躁进，至屡踬而不悔。凡有取咎之事，辄请教于君，君尝诲之不倦。曾以梁鸿“不因人热”之语教余，如服一剂“清凉散”也。
一九七六年六月是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忘怀的岁月，谢国桢在那样的黯淡日子里，在亲友凋零的痛苦中，为自己的心灵抒写了这篇“恨赋”，显然是有所寄托的。这篇文章二十年后才被收入到他的《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中发表出来。谢国桢关于明清之际的文史研究很早就得到鲁迅等大家的肯定，无疑也是人中之龙。但他犹自对于刘盼遂叹服再三，敬仰之情超出了一般平辈同学之间的称道。这除了让我们感受到谢氏折节下人的襟怀，对于刘盼遂的学问也不能不心生景仰。
“远绍王念孙，近承王静安。”聂石樵在《文集》前言中的概括非常准确而生动地展示了刘盼遂在时代转型之际传统国学继承者的形象。但是，对于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者，要印证前辈的赞誉，寻找这位得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赏识的清华研究院“冠军”的文字，确实非常困难。笔者曾经在一篇祝贺郭预衡先生八十寿辰的文章里，提到“文革”之后通过由刘盼遂、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年）作为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入门书的经历，相信这也是许多“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同龄人的普遍经验。但除此之外，就笔者以往的见闻，建国后真正出版的刘盼遂著作，只有《论衡集解》一种（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一九九○年新版）。
不过，在北师大的日子里，作为古典文献研究的后学者，在他人著述引用的刘盼遂零碎的札记、校语里，由一斑而略窥全豹，我慢慢起信，确立了谢国桢等前辈对刘盼遂品评洵为天下公评的高度信任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王重民辑录的《补全唐诗》（收入《全唐诗外编》第一编，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中。王先生根据敦煌遗书增补《
全唐诗》的佚诗，在其一九六二年的序言中，就提及伯二五五五号中《拗笼筹》诗被他自己臆测为李峤、樊铸作品，而经刘盼遂法眼，指出其为朱湾《奉使设宴戏掷笼筹》诗。这样的识力，在今天《
全唐诗》电子化的时代里似乎并不是什么本领；但在当时，如果没有博闻强记的学术功力，是断然难以在五万首唐诗中核对出这样一首并不知名的作品的——而刘盼遂并不以唐诗研究声闻于世。在《补全唐诗》的正文中，刘盼遂的校语也堪称是精金美玉、字字珠玑。如王氏据伯二五五二号补入了李昂的《驯鸽篇并序》，其中有“亦闻无角巢君屋，诸处不栖如择林”一句，刘盼遂出校云：“‘林’当作‘木’，与屋为韵。《世说新语·语言篇》：‘李弘度说，穷猿奔林，岂暇择木。’”当陈尚君接受中华书局的委托对《全唐诗外编》进行全面的校订、重新核对敦煌原卷时，果然发现“林”字应当是“木”字之误，王重民当年录文有失（《
全唐诗补编》，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刘盼遂是在没有见到伯希和敦煌文书原件的情况下，根据音韵训诂的原理和“择木”的用典，判断出了“林”字的错误，这种理校的功力，即使通过今天电子化文献的复杂检索，恐怕也难以达到。
在已经拆除的北师大过去的主楼里，七层最东边的一间教室，是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曾经有一段时间，那里堆放了半堵墙的线装书。这些书，是一九八○年刘盼遂被发还的藏书中的一部分，经家属同意由中文系保管下来。很多年里，笔者在那里听课、听讲座，每次进去，总会对着这批默无声息的线装书静立片刻。那些曾经与它们的主人朝夕相对在“居之安”中凝聚起一个国学研究者光环的书籍，如今因为主人的离去，已经变成了没有生命的书堆。——这样的时刻，便是我在北师大与刘盼遂先生最接近的时刻。
这些碎片般的感受，使笔者产生了对《文集》的期待。虽然知道聂石樵先生已经辑校了刘先生的文章，但因为出版界的商业忧虑，一直付梓无望。到了二○○二年百年校庆前夕，《文集》终于出版；而从北师大图书馆网站的馆讯上了解到，那一批二千八百余册的刘盼遂藏书，也由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于当年六月转赠给北师大图书馆。
《刘盼遂文集》是聂石樵教授搜集、整理刘盼遂文稿的结集。这一工作从刘盼遂去世之后开始，聂先生对此的回忆是：“当时自己心想，刘先生一生从事教书、研究工作，为国家教育事业默默做贡献，自己虽然淡泊名利，不求闻达，但作为学生把他的学问传授给后代，让后代从中受益，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写在〈刘盼遂文集〉出版之后》，《书品》二○○二年五期）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景，当“文革”在中国大地上愈演愈烈之际，仍然有着不怕死的读书人为了文化的传承，在高压的政治下做着薪尽火传的工作。三十多年的苦心，使如今出版的这本文集，收罗了刘先生正式面世的尽可能全面的文稿；整理的过程也不厌其烦：繁体横排，并加专名线，对待正文与校笺又分别字体——用对待古代典籍最严格的整理方式来排版一位当代学者研究传统文化的著作，聂石樵对待恩师的敬重之心昭然可见。
《文集》搜罗到的文章涵盖了刘盼遂一生最重要的文字，展示了刘盼遂遍征古代文献，出入语言文字与文学、历史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如聂石樵在前言中的精辟概括：《文集》体现出刘盼遂在小学、经学、史学、文学、校勘、目录方面的专心潜研。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而又将其发扬光大，不仅以小学通经，更以小学通史、通一切古籍，从正经、正史到戏曲、小说，乃至敦煌曲词与民俗方言，均在其研究的范围之内，反映了民国学人在学术认识上的现代性，也昭示了古典文献学在新的时代里发展的道路。
翻阅《文集》的目录，可以看到刘盼遂学术研究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诸多的经史子集名著均有所发覆。《
春秋》、《天问》、《庄子》、《
荀子》、《
论衡》、《
后汉书》、《文选》、《
世说新语》、《
颜氏家训》等，种种的著作经过前人的皓首穷究，留下的多是向称难解的问题和死结。刘盼遂对以上著作“避虚就实”，并不做全面的注解，而是以校笺、考误、补证、札记、定诂等等的方式，专门解决前人未发之覆。这些零散的篇章集结起来，便使《文集》在阅读古代典籍时成为无法回避的里程碑。
从最为艰涩的古代音韵、文字研究，到年谱、方志的编纂，刘盼遂的研究领域又体现出不见涯的通识。在许多经见而被忽视的典籍内容上，刘盼遂往往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文化史题目，如收在下编的《赤子解》、《嫦娥考》、《中国书中不规则记数法》、《谈〈胡笳十八拍〉非蔡文姬所作》、《辛稼轩词集中的语病》，以及考证古代伦常不定、上古谥法不限于卒哭之后、父子祖孙同名、齐州即中国、唐代白氏为蕃姓等等，都是非常出色的见解。它们所体现的正是作者采铜于山的锱铢积累下对古代典籍的贯通博识。
刘盼遂研究的广博与精深，是清华研究院梁、王、陈诸公身体力行的国学研究通人教育的具体而微，这些教育方法肇自乾嘉而又在新的学术视野中得到整合。它也一直影响到解放以来的北师大中文系提倡文史不分家、文学史教学分段而研究不分段等等重要的教研原则。
经过“文革”的劫难，散佚在《文集》之外的刘盼遂文稿应该还有不少。《文集》中自序的那些著作如《说文重文疏》三卷、《说文声谱》三十六卷，以及《上秦宥闻先生书》中所及《光州方言徵故》、《古今称谓字通考》、《光州先贤传》，皆未之见。单篇如聂石樵在前言中就提及：“另有一篇未曾辑得，即《跋王贯山说文部首表》，因其所刊载之河南大学出版之《励学》难以查找，也只好阙如了。”而《文集》卷首的《刘盼遂先生未曾刊布的荀子校笺手稿》，似亦以排印成篇为宜。刘盼遂日常致师友、学生的书信，无疑也是其学术心得之言，夏晓虹教授《学者的收藏》一文中介绍《冯永轩藏品——近代名人墨迹》（冯天琪、冯天瑜编，湖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中多有藏主冯永轩在清华研究院时期的师生藏品，“如研究院同学刘盼遂、吴其昌的信札，也有助于考证毕业后各人的行止与学问”；类似刘盼遂赠给学生史树青的联语“箧底碎文征旧史，扇头警句记新词”等，亦当有不少，这些都是作者著述之余事而有裨于了解其心迹者——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清华导师陈寅恪以“对对子”为国学之基本功而言传身教的话。另外，像笔者前此提及的王重民《补全唐诗》中的刘盼遂校语，同样也可以辑录为《敦煌写本唐诗校笺》一文，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到刘盼遂学术研究的会通。
笔者偶阅清人年谱，曾读到刘盼遂一九三六年春为清华同学冯国瑞所撰《张澍年谱》而写的《张介侯年谱序》。序中提及，冯国瑞所撰年谱是受到了刘盼遂编撰段王年谱的启发（今有《北京图书馆藏年谱珍本丛刊》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三七册）。近年，邓明的《冯国瑞藏梁启超手札考释》也披露了冯国瑞在撰写年谱期间向刘盼遂出示所藏梁启超手札、刘盼遂为之所作的题跋。而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其中也有刘盼遂为之作序（今有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修订本）。这些，无疑都是珍贵的文字。总之，《文集》提供给了我们继续努力寻找刘盼遂论著的平台。
但即使网罗遗文，我们也会发现，刘盼遂贡献给后世的著作在数量上也终究不会超过其清华同学如王力、谢国桢、姜亮夫、高亨等人。个中因由，是与这些劫后余生的同学相比，动荡的岁月夺走了刘盼遂老树著花的生命。李学勤先生曾经为煌煌二十四卷的《姜亮夫全集》出版写过读后感，他感叹说：“到了改革开放，他已是八十高龄，加以衰病，竟能创办研究所，开设讲习班，招收博士、硕士学生数十人，主持多种学会，出版十余部专著，百多篇论文。秉烛之年，成为一生中最辉煌的段落。”完全可以想见，如果刘盼遂逃过一九六六年的劫难，必然会为后世留存更多的贡献。
然而，这位在自己的名字中也盼望顺世、在对学生的教诲中再三强调学业成就必须“生活安定”的学者，却在劫难逃！作为“文革”的劫后遗存，当《文集》与作者满腹的经笥形成不协调的反差时，它最生动地表明了这一劫难不仅用残酷的手段灭绝了一个知识分子生存的权利，也灭绝了中国文化在刘盼遂几十年的接力临近终点的时刻应有的光辉。
不管怎么样，《文集》的出版，终究是一线鲁殿灵光，铭刻在传统国学的命脉中。至今觉得最为深刻而沉痛的评价，还是聂石樵先生《写在〈刘盼遂文集〉出版之后》中引用启功先生的感慨：
“这比保存骨灰更有意义！”
二○○六年一月
（《刘盼遂文集》，刘盼遂著，聂石樵辑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3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