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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学来说,2006年是个多事之秋，也是个“无事之秋”。说多事之秋是因为文学事件颇多，而有关文学的话题，如“文学已死”、“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等，通过互联网等大众媒体频频成为社会公众的话题，而另一些事件则留存于人们心底；而所谓“无事之秋”，则因为无论是这些文学事件，还是文学话题，均注定不能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学走向，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消费，少数是已有主题的延续。但由此而观察到的公众情绪和意识，却不应该漠然视之。
       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事后经当事人德国汉学家顾彬确认，属于媒体移花接木的歪曲报道，但公众对这一论断的反应却异常热烈，并呈多数认同趋势。据现场观察，在该报道发表当日(12月11日)，两个网友结构不同的论坛“凯迪网络·猫眼看人”和“新华论坛”，竟有90％以上的网友认同“垃圾论”。这种普遍认同，一方面并非不值得追问和分析，如：“你读过多少中国当代文学?…‘其中是否包含了对西方汉学家身份的盲从?”但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不看到这种认同中的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它可能代表了公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和想象，表达了公众对当代文学依然怀有的期待。
       第二件事是在新浪博克的“文学已死”事件中，编辑设计了一项网上问卷调查。这项问卷设计本身可能毛病很多，如问项是否合适、单项选择是否科学等，都大可推敲，但最后的问卷结果，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公众对“文学”的认识和期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等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如在“你觉得文学在生活中的意义”项下，认为“很大”的占67.13％，认为“一般”的占26.44％，认为“没有意义”的占6.43％；在“你觉得文学有什么价值”项下，点击“认识社会人生”的占61.87％，点击“提高审美能力”的占26.21％，点击“记录历史”的占11.92％；在“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项下，认为“一般”的占48.55％，认为“很没意思”的占39.84％，认为“很了不起”的占11.61％。^①
       尽管依然是不精确的，但以上两件事中所透露出的公众对“当代文学”的低满意率却是共同的，是仅仅靠“你究竟读了多少当代文学”的反问所难以真正面对的，同时也是发生网友“恶搞梨花体”的社会心理基础。这两个事件也显示，尽管市场经济和现代传播手段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方面，但“文学”在公众个人生活中依然占据着相当的位置，许多人对“当代文学”怀有期待，同时也怀有很深的失望。由此引发的两个看似无关、实则相关的问题颇为值得思考：其一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读者对文学的期待?其二是，由读者较高期待所引发的对当代文学的低满意律，与诗人们需要以公约形式(尽管看起来很滑稽)加以自律的文学内部秩序，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假如说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的话，那么回溯历史时会发现，当代文学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初创时所遵循的底层逻辑，今天正以一种负面的效应在发挥着作用。正如有学者几年前就指出的那样，这种新文学观的最初创立，完全是建基于与传统的文学意识形态的“决裂”上，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革命”行动，但在战胜了传统文学观后，不论是当时就明确提出的“纯文学”观念，还是日后被概括为在“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两个方向上展开的创作和批评观念，仍然以当初那种与传统文学观“决裂”时所建立的二元对立逻辑继续向前运行[1]。一个不易觉察到的隐秘现象是，这种基于二元对立逻辑所建立和运行的新文学观，不仅“决裂”了文学意识形态，也同时“决裂”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换言之，当代文学者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想象，于整体上是以“非历史”的形态形成的，并且其主流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特殊阶段后并没有回到历史中来。
       但这一情形在当初并非没有得到提醒。1988年，日本汉学家丸山升访问中国，他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做报告(刊登于《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说，他欣喜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新变化，但也感觉到某种忧虑。这种忧虑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学术的兴奋点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特色”的那种东西，正在遭到忽略。
       丸山升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终生奉行带有性虐狂色彩的女性崇拜者，其作品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1926年的中国之行，谷崎在上海会见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作家，并在他们那里发现了那由中国现实所带来的“黯然神伤的烦恼”；另一个是日本现代诗的代表人物金子光晴1929年在上海举行画展时，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觉者的受难”中，“有鞭挞过于细巧、过于人工化的日本文学的力量”；再一个是日本著名左翼文学家宫本百合子，她1937年撰文介绍中国文学现状时指出：“人们觉察到地球东半球的文学也在发人深省地发出呻吟。……中国的作家在与封建的重荷搏斗之时，也必须与被弄走了样的新东西相抗衡。其中的苦难与坚韧，是所有由落后状况突然发展起来的国家的文化在险境中求生存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丸山升试图从不同立场和倾向的日本作家的观感中，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作为底色而存在的那种“特色”，并将之概括为：与现实的“苦斗”。甚至在1980年代才重被发掘出来的一些非左翼的优秀作家，那些一向被视为“支流”的个人和流派，在丸山看来，“也是与同样的现实相关”，只不过“其链接的方式、表现的方法都各不相同，各自经过复杂的曲折之后，才形成了思想与文学”[2](P361—365)。
       丸山升以中国当时盛行的纯文学观念为背景，列举了鲁迅曾翻译的有岛武郎《宣言一篇》中的观点。有岛认为，“艺术家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人：第一种是把全部生活都投入纯粹的艺术境地中去的人，不管与周围的生活如何隔绝，他们都毫不在意。与此相比，第二种艺术家如果不对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的世界加以关心就活不下去”。而“第一种人作为艺术家高于第二种人”。丸山指出，这一判断在当时就引起异议，广津和郎1923年就发表《散文艺术的位置》不同意这种等级观，认为“散文艺术(即小说)在各种艺术门类中具有最接近人生的性质。近代的散文艺术，其生存的前提恰恰在于不能不对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的世界加以关心，因此它才具有打动我们的价值。在各种艺术门类之中，散文艺术是人生的近邻，它的右边排列着诗、美术、音乐等各种各样的门类，它的左边就是人生。而且，尽管有人认为与人生紧邻这一点使艺术变得不纯了，但毋宁说这一点正是散文艺术的最大特点”。而丸山认为，这种“散文艺术的特色，特别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2](P364—365)。
       最富有意味的是，丸山在演讲的结尾部分“补充”了刘再复的一个观点。刘是把“社会责任感”放在了“审美”之外，认为是属于非审美的部分，但丸山“补充”说：“在文学的审美活动中，有着与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共鸣啦，由作者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而引起的感
       动啦等等与作品的思想不可分的因素；这一因素比重之大，可以说是文学、特别是小说中审美的特色。”[2](P372)丸山并没有去纠正刘再复，因为单单孤立地说“社会责任感”是“非审美”，并不构成错误判断，但一旦涉及“文学、特别是小说”，涉及到读者“与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共鸣”、“作者现实的深刻洞察力而引起的感动”以及“作品的思想”，这种孤立看可能是“非审美”的“社会责任感”，就很难说一定被排除在“审美”领域之外。断然的判断显然牺牲了艺术的复杂性，并有可能把艺术送上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祭坛。
       在丸山1988年的北京演讲中出现的对立概念范畴，如纯艺术和“不纯”的艺术，审美和非审美，与“现实”相关和不相关等等，正是中国1980年代中期文学观念突变时所纠结的问题，并最终以断然排除“对立”之一方而迅速完成其突变过程。但这种明显的“二元对立”格局，在告别传统文学意识形态的当时，又是极为需要的，并且是强有力的。问题恰恰在于，在这种文学观念突变的过程中，远离政治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学政治策略，在完成突变任务之后，却继续发挥着效应，演变成一种对文学的货真价实的战略和规划。于是，在事过20年之后，人们发现，当初基于良好动机而构建的“纯文学”、纯“审美”等观念，在随后的历史运行中却相当程度上走向其悖反。
       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代文学观在最初构建时并非没有扎根于真实的历史情景和现实问题，但其间的悖论性格却被忽略了。此悖论性格的表现之一便是，被否定的传统文学意识形态当初并非没有一个正当的来源，这种文学意识形态从观念形态的角度看，仅仅是那种“正当来源”之正当性被刻意扭曲和推向极端的结果。但80年代中期对文学意识形态的拒绝，连同与之粘合在一起的“文学与政治，与时代历史，乃至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这一诞生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题，一同抛弃了。文学仅仅成了不搭载任何“非文学”要素的“文学本身”，成了与时代历史、社会人生，更与政治不相干的东西。我们说在当代文学观建构时中国现代文学乃至鲁迅文学并没有参与其间的判断，主要来自这里。这一拒绝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参与建构新文学观的结果，是自1980年代中期“纯文学”等观念开始主宰当代文坛时，并未同时也主宰公众的文学观。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想象，大多数依然“停留”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平线上。这与其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养育了众多的读者，不如说是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那个东方的现实土壤也同时诞生了中国读者对文学特有的期待、理解和想象。尽管8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并非一个自然的整体，诗歌和小说，这个作家和那个作家，这个时间段和那个时间段等等均各不相同，优秀诗人作家依然不乏其人，但就当代读者对文学的较高期待和对文学现状的低满意度而言，却不能不说正是主宰当代文坛的那几成“定律”的观念在其中作祟。
       当一种主宰性的文学观念是在“非历史”的幻觉和脱离现代传统的状态中形成时，文学本身也很难再建一种有机的、具有生长性的内部秩序。本来，“文学自律”命题的确立，已经为这种有机的、具有生长性的内部秩序提供了最好的观念准备，因为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特色”的那种东西，恰恰缺少了对“文学自律”的自觉，也因此才导致了上述“正当来源”之正当性被刻意扭曲和推向极端。但由于那种“非历史”的幻觉和对现代传统的执意脱离，却导致对“文学自律”做了过于狭隘的理解，“文学自律”命题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所具有悖论性格也完全被忽略。这种悖论性格的一个方面是，当文学沦为政治的奴婢，处于备受束缚的历史情景中时，“文学自律”仅仅凸现它的外部抵抗功能，并由此衍生出“我只为自己写”、“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等等说辞，同时也的确产生了可观察到的历史效应，甚至这些说辞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言，任何时候也都有它的现实有效性。但这种悖论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则是，“文学自律”兼具外部抵抗和内部规范的双重功能，当它仅仅被从外部的排他性角度来理解时，它极有可能由文学的一种属性，被误认或“偷换”成一种文学实体，并用来指称现实中的这一种文学是“自律性”的，而另一种则不是，应该被驱除出文学的殿堂。不幸的是，那种“与政治，与时代历史，乃至与社会人生密切相关”的文学，由于不具备“纯粹”的艺术性，便如此这般地失去了走向“未来”的资格。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当文学在一种“非历史”、非传统的幻觉中轻盈飞腾时，唯一牵涉它的便只剩下写作者的个人意志。而个人意志始终是以不受控制的欲望为底色的，它既可能表现为“开天辟地”的雄心壮志，也可以表现为鲁迅批评过的处处“称尊”的民族文化心理[3]。而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纷至沓来的写作品种、数不清的文学流派以及各式各样标签的风云迷漫，莫不与此相关。由“文学自律”所衍生的“我只为自己写”、“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等等说辞，在失去了外部的抵抗对象后，转而寻求专业内部的“自由”和“解放”，并在专业意义上演变成“我怎么写都行”的特权时，当事者就不是在践行“文学自律”，而是在践踏“文学自律”，践踏和毁坏那由传统、专业标准、对创新的容纳机制，乃至作家对艺术真诚度的检测等等要素所构成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底线了。当他们这么做不是仅仅作为一般公民权利的体现，而是同时也要求文学经典秩序的认同，甚至不惜伪称一种经典秩序，并寻求文学外部秩序所可能给予的社会性身份，那么，其在文坛沉默时却受到来自公众的“报复”，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今天，假如谁再提出文学“看守人”的概念，一定会被笑掉大牙的。但我仍不避幼稚地认为，仅就文学的内部秩序而言，这种“看守人”角色是十分必要的。只是此“看守人”并不必然被指派给哪些具体的人，而出于一份对传统的守护，一份对现在一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渴望。在近一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文学事件中，众多网友便以无名氏的身份充当了这种“看守人”角色。虽然其中可能不乏粗暴，不乏偏颇，但假如剥离出这些成分，仅就其中透出的公众对文学的期待而言，便不能不被正视。需要迦本求源加以辨析和探讨的问题则是，“文学自律”是否只包含“自”(自由)而不包含“律”(戒律)?这种“律”应该是什么?是否也应包含扎根于传统的公众期待?文学在摆脱了强加的外部律令和束缚后，如何重新考虑它与世界、与历史、与传统，甚至与其自身的关系，并创建一种有机的、具有生长性的内部秩序?
       也许，有些问题根本无法得到终极解答，但我们却需要面对。
       ①此项调查见：http：//biog．sina．com．cn／lm／wxsw．html
       参考文献
       [1]蔡翔．何谓文学本身[J]．当代作家评论，2002，(6)；贺照田．时势抑或人事：简论当下文学困境的历史与观念成因[J]．开放时代，2003，(3)．
       [2]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