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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学是问题的产物。因问题而起或者针对问题，并不必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问题、造不出问题者，常常徒劳地召唤问题。没有问题或已具备圆满的人生，或者以为真实遭遇的问题最好回避在语言外面，要求另外一种类型的愉快文学，比如语言游戏诗，虽与常规特征的文学分道扬镳，却仍然在文学的范围内。我们一般地讨论文学，总是略过这一部分文学，表示我们的文学讨论者基本上全都属于问题爱好者。如作者的心理问题、作者和作者的化身在各种关系中的处境问题、具体处境与全面假设之间的差距，以及语言对语言操纵者的相互控制问题，等等。中国文学本身围绕社会政治的传统与欧美文学一战以后强烈的政治倾向合拍，即便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度因为逆反政治路线思维，自行发明了一个西方非政治性的纯文学主流作为逆反政治性写作的庇护，还是没有消灭这一个思路的文学的政治性，更没有妨碍更大数量的政治性文学的继续生产。只不过程度不同，这里头的政治性与当代文学批评的泛政治思维，跟当代世界官僚政治的商业逻辑效果大致相当，实际取消了“政治”二字的核心含义：向着理想秩序的思考和(促动全局的大规模)行动。很有可能，围绕制度的可能守的旧和可能创的新，我们的同代人的智力已经疲倦了。智力睡觉，勇气又有什么用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文学的认识功能除非首先是个娱乐功能，或者认识是个比单纯娱乐更大的娱乐，否则文学直接等于痛苦。一切写作都是内容在语言中发生的过程，作者同步受到在语言中发生的痛苦的折磨，痛苦以及复述痛苦不能解释成深度享受，除非作者预备一个甘愿受虐的心理基础。部分确实备有这个基础的作家真诚地相信自己是耶稣，至少在书桌前面情不自禁地扮演耶稣(想一想很多耶稣和我们一样在打字，我们就加入到了一幅幽默的图画里)。另外相似的类型，是本土和本地忧虑，原创和独立语言渊源的忧虑，使得作者崇奉禅宗，装扮成慧能，随便地使用“当下”那样的禅佛文字，立地成佛，免除记忆带着的阴影和自我反省。
       以上是我认为当代文学中稍微有一点意思的纷纭，其他的纷纭不是毫无意思，而是意思还要小一点。从对自身存在感兴趣的角度看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不仅不是一无是处，还和我们的神经发生着多种形式的接触。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小规模批评在没有找到恰当批评方法之前或者停工或者破产，转向容易取得经费的文学制度研究，大规模批评——文学史的写作，文学作品选本的编辑，大学文学课程的设置——缺乏标准斟酌，不要说标准后面的总体原则了。作家和作品不能获得判断力指导下的充分理解，也就不能在大规模批评中获得大致不错的位置。当代文学最严峻的地方，端在这里。这个地方，作家本人无缘涉足，没有作家有能力在写东西之外主动谋得大规模批评的如意首肯，受控于人而不是受控于判断的批评从来无效。
       至于出版机构和作家组织，如果不为审慎明确的总体文学批评原则服务，在犹如不在，从来没有讨论的必要。
       在我们这里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文学秩序只存在于作者的每一次写作当中。秩序是作者自选的，天性、思考和选择使然，任何他人，可敬的权威和可怜的弱者全都很有理由但很没有能力恩赐给他，强加给他。作者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不同的作家想要干的事情必须不同，除非他有意不与别人区别开来，否则他在文学判断力主持的文学批评中就不能得到同情。严格地讲，作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会偶致文学的“奇迹”；如果作家谋求文学的奇观，则不能只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得雄心孤胆踩水过海，在限制内企图无限。所以，文学秩序仅只相当于写作的尊严，仅只体现在作者写作时候的慎独态度，即我对我、对我的语言负责。忠于本人的思考和情感，力求艺术之完善。以这个观点观察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中的个人嫌个人得不够，团体嫌团体得不够，严肃嫌严肃得不够，轻率嫌轻率得不够。“当代”勉强貌似“现代”，供建设用的空间大得很。文学中的思想具有传染的力度，是因为被欲望环抱着，眼下我们处在欲望的盛夏，或者可以忧虑，思想还没有清晰而欲望已届凋零。无欲时候的思想很难导致一般意义上人性和人道的文学，我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世俗文学。
       好坏作家、好坏批评家和好坏读者恼怒、兴奋地嚷嚷，概属刻舟求剑好兴致，哪里有灵活到听人指使的作家跟得上去响应呢?就像自愿接受规劝的作家别人劝阻也劝阻不了。不过笼罩性的强力语言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对作家和批评家的正向和反向俘虏，确实不能低估，这是当代文学无法不是当代文学的根据所在。承认这一点，等于承认任何当代创作都是当代某种问题的某种表现。
       如果还有几个作家和批评家尚能慎独，那么，文坛失序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