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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世界与文学的内与外(笔谈)
       编者按：本刊组织的这组笔谈，虽然作者各自针对的具体问题不同，思路迥异，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均在坚持文学自律的前提下，涉及文学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假如20世纪80年代曾盛行过文学“向内转”的说法，那么今天也绝对不是一个对应的“向外转”问题。从笔谈中可以看到，一种反思性的，让文学以其自身的方式与时代、与世界发生关联，同时又坚决保留文学的自律、自由的努力，正在悄然进行着。
       关键词：时代；世界；文学；内与外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094—08
       在今天，诗歌写作——文学也一样，甚至包括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无可回避地置身于现代世界对诗歌众多的否定性语境之中。从某一个方面讲，那正是我们自己心底的声音。同意对诗的指责，不是因为那些指责的立场是正确的，而是因为这些批评已经成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继续写诗的人所无法回避的压力环境，因为敏锐的写作者会认同这些批评，并且早已把批评内在化为诗歌话语的内部语境，这些不绝于耳的指责内在化为诗人写作中的内疚、批评和辩解因素。只需细心的阅读就会在当代诗歌文本中认出它的内疚、自我批评与辩解的话语。除了“哲学王”对诗歌的古老敌意，除了阿多尔诺这样严肃的思想家在严酷的历史语境中对诗歌的著名批评，现代社会对诗歌的指责早已在上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苦难和革命激情的语境)被表达得如此无可反驳：
       诗在技巧上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准；它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越来越成功地坚持个人对生活的感知与个人的感觉，以致完全脱离社会，直至先是感知然后是感觉都全然不存在了。大多数人不再读诗，不再觉得需要诗，不再懂得诗，因为诗随着它的技巧的发展，脱离了具体的生活，而这一脱离本身无非是整个社会中类似发展情况的对应物而已。
       因此，诗人为生活所迫——既为个人经验所迫——集中注意力于某些词汇和起组织作用的价值，而这些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直到最后，诗从当初作为整个社会(如在一个原始部落)中的一种必要职能，变成了现今的少数特选人物的奢侈品。[1](P301)
       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是因为我们可以能够从中听到持久的众多批评的回声，而且还因为，这个批评不是一种简单化的单面性的指责，它容纳了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如果可以忽略许多不读诗的人们的指责。但不应漠视这样一个了解诗歌也洞悉现代社会状况的人的批评。况且它代表了一种献身于行动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在这样的“改变世界”的人面前，只是在“改变语言”的诗人似乎永远都保持着一种无法偿还的社会伦理上的债务。诗学与美学似乎已经永远犯下了自己的原罪。这就是在充满众多事端的世界上，一个人怎么会安心迷恋于对文字、对修辞的热爱；或者，只关注自身的感受；或者：怎么能够以诗学和美学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
       上述引文对诗歌的批评，大致是马克思的思想框架中诗歌与社会关系图景的一幅写照。因此，公正地解释这句话，不只是对诗歌的批评，同时也是对这个漠视诗歌的散文化世界的批评。阿多尔诺对诗歌写作的批评反身指向对历史语境的批评，上面的引文也包含着同样的可以转换批评对象的逻辑。这里对诗歌写作的批评比起一般的批评来不那么简单化，它承认诗的形式的成熟，承认诗人面对社会时对个人感知的坚持。然而正是这些正确无疑的因素导致了诗与社会的脱离。那么，这种批评就不能单方面视为对诗的批评了，不管其最初的指向如何，这些批评话语中有一条缝隙暴露出社会自身的问题。从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人们就普遍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具体生活是否定诗的，世界的粗俗化意味着对个人的感受与感知世界的漠视。对个人敏感性的忽略。对这种状况诗人们进行了持续的反叛，但这种反叛只不过造就了一个自律性的诗的世界，诗的感知世界由于其自律性而升入自身的自主王国。诗歌(文学)从长期存在的政治与社会要求的压力下解脱出来，而获得了消极意义的自主性或自律性。它所终于拥有的自主性与自律性是被隔离于一个主要的社会话语交流场所之外的自主性。诗歌的自主性就像个人的梦幻一样的自律，然而它置身于现实性之外，成为一种非尘世性的东西。具体的社会活动的世界越是扼杀个人的感知，诗就越是维护个人感受的价值。为了维护这种个人感受性，现代诗歌经历了最富于创造性的修辞形式等方面的探索。这些形式探索作为维护诗歌在资本社会中的自主性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使它与现实世界(或对它的大众认知模式)相疏远。奇怪的悖谬在于，诗歌反叛自身存在环境的每一步骤，也助长了这种环境的成熟，以及诗歌自身社会与文化功能的衰落。从语言与修辞方面来说，诗人使用词语的方式变得更加复杂深奥，并因此使它的被理解受到局限。诗歌技术上的扩展伴随着社会对诗歌阅读的减少和公众在语义联想的贫困化。而流通在报纸电视等宣传媒介上的词义的社会联想逐一地变得粗俗、陈旧、俗套，伴随着过度使用、不厌其烦的重复和不诚恳，如同生活本身。社会的话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迅速成为俗套。诗歌语言却越来越个人化，甚至成为隐秘的私人话语。悖谬再次呈现出来，这是上面引文中的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因为这个原因，诗已不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被淹没在资产阶级文明的条件中。它太富于反叛性，对具体生活持有过分公开的批评态度。它是反叛性的，并不是革命的，但也不是起麻醉作用的。诗未接受人们的粗俗化的价值观和受害者的本能，没有像宗教、爵士乐或侦探小说一样，使两者在一个理想的满足意愿的世界里得到抚慰。它不声不响地把所有庸俗化的价值观念排除在外，但这么做时，它也一步一步地愈益把具体生活排除在外，就是这一过程带来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世界，带来了他性与幻象的世界，带来了高高在上的梦幻的天国，它最终完全变成为私人的东西，变成噩梦的深渊……[1]
       这种批评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站在所谓“时代”、“社会”、“历史”的空洞道德立场上批评诗歌，他之所以批评诗歌，对诗歌提出社会伦理学的要求，是因为他知道“社会”或“时代”已经丧失了其德性。他是在别的立场上批评诗歌。这个立场至今甚至还没有显露出来，它还是一个诗歌伦理学的秘密。难道诗歌的世界之所以成为梦幻的天国，不是因为这个过分功利主义的时代与社会失去或放逐了个人感受力及其价值，使之成为幻象，并且把更加贫乏而老套的东西制造成公众幻象?批评者的自我矛盾也是显然的，因为他承认，即使如此，诗也不同于大受人们欢迎的流行音乐和通俗小说，因为诗没有接受“粗俗的价值”和“受害者的本能”。流行音乐、通俗小说以及休闲读物、电视剧和电视娱乐节目，这些流行文化中既没有高度发展的技巧，也没有对个人感受的坚持，总之，它们没有诗歌
       写作中被指责的那些问题。没有脱离大众，没有脱离“时代”，甚至就是它们参与制造了“大众”与“时代”的幻象。假如没有从这样的诗学批评中觉察到更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问题，诗歌的问题就不再值得我们讨论。即使上面引文中考德威尔对诗歌的社会学批评立场是成立的，这种批评还缺乏一个对社会的诗学批评或者说修辞学批评立场。否则，批评中的悖谬与矛盾就无法解释。世界的粗鄙化不能由诗来承担。同时诗歌写作也必须面对它自身的难题，在没有社会功能的虚幻的自主性中诗歌写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从诗歌话语的修辞风格与传统来看，它一方面与政治讽喻或论争有关，另一方面与宗教或权威文本的神秘启示相关。神秘启示话语在宗教社会具有政治神学功能，论证话语具有民主社会的政治功能。在今天看来，诗的话语如同圣言的主观性残余物，在没有了神圣领域的世俗世界，神秘启示变成了缺乏制度支撑的没有根源的话语。启示的信仰在于启示者的存在，先知话语的意义在于先知或神灵的超验性存在。当这个超验领域消失，先知话语就是没有根据的话语，但剩下了迷人的修辞风格，成为诗歌话语似乎可以继承的遗产。神秘启示如果说还保持着，那也已经进入了个人经验的偶然语境之中。在社会话语层面上，神灵或先知的神秘启示话语已经让位于公众的可论证话语。从修辞学的政治功能来看，诗歌修辞失去了政治话语所具有的雄辩力量与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诗歌话语失去了创造社会群体所认同的集体表征的文化功能。在前现代社会，宗教修辞学是塑造集体表征的总体性话语，在今天的社会语境里，是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话语在塑造着群体表征。从普遍的神秘启示进入个人经验的偶然语境的诗歌话语难以表述某种有效的群体情感，组织集体经验，创造社会共同体的象征。也许这是现代诗歌一再地遭遇批评的原因之一。但在对诗歌的指责中不难发现，人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总体修辞的失望，使人们又意识到不能诉诸于宗教和任何先知话语。诗歌在被指责的时候事实上被赋予了更高意义，更多期待。
       诗歌或文学话语是现代社会众多的话语类型——巴赫金所说的“社会方言”或“杂语”——中权力最轻微的话语，比之政治经济学话语、法律话语，甚至是新闻宣传话语这些各种各样的权力话语，诗歌话语是最缺乏“制度授权”的话语，它依赖于个人和感觉世界。除非上述那些被社会制度授权的话语全部失效，文学和诗歌的听众永远不可能集结起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体。除非社会制度授权的话语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崩溃，或者，除非在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世界，人们既不会听命于诗歌话语，遇事也不会向它咨询。如果人们需要满足实际的社会利益，应该更有效地诉诸被社会制度授权的话语，而非文学或诗歌这些没有被授予社会权力的话语。但人们对它的批评与不满，恰恰意味着一种别样的授权。那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主权。也许人们愿意以这种最没有权力的话语，收回自己日益被剥夺的内在经验的主权?尽管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包含着这一深刻的动机。对许多批评文学或诗歌的人而言，似乎只是在表达对已被制度授权的话语的转弯抹角的不满，而非对文学和诗歌有太多的真实热情。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权力话语自身比形式上已经被授权的话语还要更具有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当代的话语场所，或者说我们身处其中的总体社会语境变得既十分微妙而人人心知肚明。也正是由于被制度授权的话语没有应该具备的社会功能，人们才可能、也只能把不满发泄到最缺乏制度授权的话语身上，并且因此转化为对文学和诗歌话语的一种越位的期待。
       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提出：诗人为什么还要通过诗歌这种形式讲究，而却缺乏社会制度授权行为的话语说话?是否真的有什么意义必须这样做才能被传达，或者被构成?诗人和语言缔结了一种什么样的秘密契约，以至于在这个“大众传播”的时代里仍然热心于他们的“知识秘传”一般的写作与交流?如果他们真的有话要说，并且必须以诗歌话语形式来说，那么这种意义是什么?它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我们理解?我希望通过一种讨论诗歌写作和当代诗学问题的方式来进行某种社会批评，或文化批评，以便把诗歌批评与生活世界的批评结合起来。
       作者简介：耿占春(1957—)，河南柘城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开愚(1960—)，四川中江人，诗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宁(1960—)，山东菏泽人，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宏志(1976—)，男，河南延津人，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考德威尔．幻象与现实[M]．陆建德，黄梅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