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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并非源于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错配，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国际化的金融市场、美元本位制以及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浮动汇率和缺乏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调机制是造成各国对美元资产的高度需求和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国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存在维护当前体制，并将调整压力转给贸易伙伴的动力。只有通过开发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回到某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和制订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调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现象。
       关键词：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储备；汇率；调节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2—0085—05
       2006年，全球性的经济失衡现象随着中国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双顺差的新高、美国贸易逆差的递增和石油价格的大幅动荡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全球经济失衡产生的原因、如何调整和能否持续成为世界经济组织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美国经常账户的高额逆差，美国保守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是贸易伙伴汇率的低估使其获得了不公正的补贴和优势，从而造成了美国产品的出口不足和进口过多。麦金农(Mckinnon，2004)则从投资储蓄缺口角度出发，认为美国的消费过度和储蓄不足造成了对海外融资的依赖。针对贸易逆差的调整方法，利用汇率弹性方法分析的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归结为美元需要对重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人民币的汇率大幅贬值，通过汇率弹性来恢复贸易逆差。格登斯坦(Goldstein，2005)主张人民币需要贬值30％才能恢复中美贸易的平衡，布兰查德(Blanchard，2005)用组合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美元需要贬值65％以上[1](P26)。麦金农(Mckinnon)和蒙代尔(Mundell)则认为必须通过美国内部均衡的调整，以及建立世界性的储备货币和协调机制来解决。对于世界经济失衡的后果，主流学派倾向于认为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最终会导致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美国经济放缓、美元大幅度贬值和全球经济衰退。奥布斯菲尔德(Obstfeld，2005)将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称之为“悬在世界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2004)认为这是“无法持续的黑洞”。同时，也有学者对世界经济失衡的性质表示怀疑，认为美国贸易赤字更多程度上是传统统计方法的数字体现，没有反应出美国实际国际投资头寸的改善。世界经济表面的失衡不带来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也能够长期持续。豪斯曼与斯特森格(Hausmann & Sturzengger，2005)提出了“暗物质”假说，他们认为，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美国以债务形式向世界出口了流动性而收取的铸币税收益以及流入美国的投资收益率远低于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高林查斯与瑞(Gourinchas & Rey，2006)通过对美国国际投资头寸的计算也得出结论，只有当美国对外负债达到其海外资产的1．43倍时，才会产生较为重要的转折。李查德·库柏(Richard Cooper，2005)则提出，只要美国经济能够继续产生对世界有吸引力的美元金融资产，全球经济失衡就可以一直被长期维持。
       本文认为，美国在经常账户巨额赤字的同时能够一直保持有利的国际投资头寸和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是暂时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形成的仍然以美元为本位的所谓“后布雷顿森林”的国际货币体系(IMS)。这一体系由国际储备资产、国际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当前的国际体系体现出在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背景下的美元本位制和潜在替代货币(EURO)并存、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的特点。维护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主导地位，同时利用逆差不断推动美元贬值，使得美国在成为世界最大债务人的同时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不存在强制性调整或难以持续的问题，它只是现存国际货币体系下的自然现象。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为失衡的国际收支调节提供了融资支持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各国有权将持有的美元资产兑换为黄金。随着世界各国美元资产的不断积累，美国的黄金储备却不能无限增加。这样，最终导致贸易顺差国对美元黄金兑换能力的质疑，在各国开始要求美国兑换黄金并停止对美国的融资支持之时，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必然崩溃。作为美元本位制和金本位制的混合体，这一体系对利用贸易逆差开展跨时贸易融资存在先天的限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得以彻底摆脱了黄金的约束，黄金储备对国际融资和跨时贸易的紧缩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在其后的40年中，国际金融体系进入了迅速一体化的发展阶段。金融资产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速度，也使投资者实现了资产分配的国际化。1990年到2003年期间，主要工业国家的外部资产和负债增长了3倍以上，平均两倍于同期GDP的增长水平。根据调查，每天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量大约在2万亿元，经常账户相关项下的交易，比起资本流动引起的交易量，已经非常之小。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一体化放松了对国家内部储蓄投资平衡的限制，使得一国可以更容易地通过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的形式对国内经济持续融资。
       杜鲁曼(Truman，2004)、曼恩(Mann，2003)提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应该保持在GDP的2％-2．5％以下水平，否则美国对外债支付的利息就会过大，从而导致海外投资者要求更高的美元利率或美元贬值，否则就会出现海外投资从美元资产的撤离和价格大幅下跌。长期来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其GDP的比重，从1991年一季度的顺差1％，在经过连续下滑后，目前已经连续接近GDP的7％左右。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进口额达到出口的两倍，美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进口就增加约两个百分点；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美国出口则只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国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丧失信心的情况。对此，李查德·库柏(RichardCooper，2005)提出，在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国民收入恒等式无法正确反映美国目前的储蓄投资状况。按照传统观点，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大于储蓄，从而造成经常账户逆差和世界对美元信心的动摇。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包含了大量教育、研发和折旧支出，这些都是为未来而支出的储蓄。住房消费也可以被视为未来可以变现的储蓄。因此，美国实际储蓄要占GDP的1／3，完全能够满足未来的需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也不会动摇。弗里德曼也认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并未给美国经济造成困难。只要美国能够继续吸引外资，赤字就不是问题。正如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斯瓦戈尔所说：“当然最好是我们自己存
       钱，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那我宁愿让外国人来替我们投资。”
       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体化发展使得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不再全部依赖于美元背后的黄金支持和贸易账户平衡状况，而是更多地在于美国经济能否持续产生和提供有吸引力的美元资产。美国财政部在2006年中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目前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主要是由私人资本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官方储备支持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没有从美元储备转向其他货币和出售美元资产的倾向[2]。2005年以来，外国政府对美国国债的购买一直在以每月15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177亿美元，当年国际资本净流入为7636亿元，2005年为8381亿元，增长9．8％；2006年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进一步呈加剧态势，其中5月份资本净流入为696亿美元，抵消了当月638．4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对此，蒙代尔指出：“美国贸易逆差来自于美国的自愿借贷和其他地区的自愿放款，在实质经济意义上，这只有通过贸易逆差才能实现。”[3](P41—57)显然，美国通过贸易逆差支持的跨时消费并没有造成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危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失衡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持续增长。正如格林斯潘(Greenspan)和他的继任者伯南克(Ber-nanke)所认为的，过去20年来国际金融的迅速一体化为国际失衡提供了持续的融资基础。
       二、国际储备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决定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于1960提出了所谓“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无论美国国际收支是顺差还是逆差，都会给这一货币体系的运行带来困难。如果要保持美元的信心，美国必须持有足够的黄金，美国必须保持顺差，则世界各国将面临清偿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美国要满足其他国家的清偿能力，保持国际社会有足够的美元用于国际支付，则需要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而这将导致美元的信心危机，进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信心发生动摇。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特里芬难题关于世界经济增长需要以逆差形式释放的美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197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工具和储备资产的本位货币职能并未改变。根据相关统计，在2005年的国际收支结算中，美元结算的比例占66．4％，欧元占24．3％，日元占3．7％。在国际储备的比例中，美元储备始终稳占66％的比例。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输出国都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基本货币。麦金农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国对国际结算工具的需求增长，国际储备的大幅上升，美元的供应就必然不断增加，从而必然表现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如果消除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世界也就失去了储备资产增加的主要源泉。一战后各主要国家试图恢复金本位制的努力都归于失败，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黄金的开发量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增长的需求，从而带来通货紧缩和世界各国竞相储存黄金，最后导致世界经济的衰退。同样的问题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重复出现。在出现统一的世界性货币之前，美元世界化的特征仍然是长期现象。相比于贸易赤字来说，世界经济的衰退必然给美国带来更大的不利。对于美国来说，现有的经常账户赤字不但是可以持续的，而且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自然特征。世界各国的顺差只能表现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对此，蒙代尔指出：“国际收支的定义必须反映非均衡的事实。如果世界各国一直在积累美元余额，并且他们希望获得美元余额，那么，这说明不存在非均衡。”[4](P58—61)
       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也可以使美国在内部政策问题上可以更多地漠视外部均衡。正如蒙代尔所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提供储备资产的国家(也就是美国)可以实施过度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而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却在通货膨胀的重压下呻吟。在当时的货币体系下，顺差国仍然可以通过兑换黄金的方法迫使美国紧缩。而在当今的货币体系中，在失去了黄金兑换的约束后，美国更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证内部平衡，而把外部失衡调节的压力丢给需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贸易伙伴来解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发展，在注入美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界限。世界储备对美元的需要既然使美国可以通过出口美元的形式来支持经济发展和消费，也就必然使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不断下降。在美国对自身的消费和经济政策进行调节之前，世界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如同它的存在一样，是美元体系的必然产物。
       三、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作用决定了其在世界经济失衡下的有利地位
       在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国仍然承继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中心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供了作为国际美元储备载体的美元资产工具；二是提供了金融交易效率和资源配置发达的交易市场。利用这两项优势，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反而为其国际头寸创造了有利地位。
       首先，快速上升的庞大的国际储备资产，大部分必须通过美元资产市场来实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其交易证券的市值占世界证券市场的一半左右。美国国债的月交易量达到11万亿美元，成为美元资产的天然载体。相比之下，世界任何一个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资产市场都无法具备美元资产的优势特征。日本在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后利率过低，欧盟则无法提供足够规模的欧元投资工具。目前来说，只有美国能够提供一个比欧元和日元收益高而又比新兴市场国家波动小的安全的资产市场。
       另一方面，对美国贸易顺差最大的新兴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而美国则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债权。后者的收益明显高于前者。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由于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顺差国对美国的顺差在美国金融市场上付出一定利差后的再回流，其实是对美国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利用资金效率的回报。
       拥有美元储备的国家购买美国资产，而美国则负债向海外投资和进口。这就形成了世界经济失衡下的持续融资基础。莱恩与法拉第(Lane ＆ Milesi—Ferretti，2006)搜集了1970—2004年间140个国家的国际投资头寸(外部资产和负债)数据，通过将世界资产和负债划分为组合证券、FDI、外汇储备和外债，衡量一国外部资产负债相抵后的头寸地位。他们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海外资产比美国对海外的负债得到更高回报。这是因为其外部资产主要由证券投资和FDI组成，而负债主要为债权工具。同时，在2002—2004年间，由于美国债权基本为美元，外部资产则由多种货币构成。2002—2004年期间
       外国股市超额表现和美元疲软又使美国资产回报额外增加。2004年美国海外负债约为13．4万亿美元，而海外资产约为10万亿美元，美元每贬值1％，以外币转换的海外负债即可减少千亿美元以上。美元贬值力度较大的2004年，美国海外资产和海外负债的收益利差就达到了创记录的约7个百分点。
       由于美国的进口产品对汇率弹性不敏感，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施加汇率调整压力根本无助于美国贸易状况的改善。这一点是美国政府早已认识的事实。通过美元的不断贬值来改善美国国际投资头寸的地位，使美国赤字得到更好的持续国际融资条件，才是美国政府对汇率问题向贸易伙伴国施加压力的关键所在。
       四、现行汇率制度和国际协调机制的缺乏放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程度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没有实现统一的汇率制度。现实需要使各个国家实际上采取了自主选择汇率制度的政策。根据1999年IMF对185个成员国汇率制度安排的统计，108个国家采取了严格钉住或半钉住的汇率制度，51个国家实行了完全浮动汇率，而其他26个国家执行了有管理的浮动。由于超过80％的贸易与执行浮动汇率的发达国家有关，国际货币体系实际被浮动汇率主宰。据统计，目前世界主要货币汇率的日均波动为3％，年均波动30％。IMF估计现行体系下，汇率的波动性5倍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同时，由于汇率波动的加大带来了对国内经济平衡的影响，各国官方对汇率的干预不断。各种汇率制度并存、汇率的过度波动和缺乏纪律性的国际协调不力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浮动汇率制不但没有平衡国际收支的问题，反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程度。
       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主张浮动汇率制度通过价格机制对国际收支平衡起到自动调节的作用。即当一国的进出口额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时，实际货币贬值可以改善经常项目赢余。但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经验证明，浮动汇率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节作用基本没有实现。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美元贬值的就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增长。
       第一，长期来看，决定国际贸易收支的不是汇率价格弹性，而是资本流动和转移支付。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日本的地位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是美国所有双边贸易中最大顺差国。美国对日元施加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从1美元兑换308日元一直升值到78日元。但是伴随日元升值的却是日本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罗忠洲(2004)通过对1973—2001年期间日本实质进口额、GDP、进口价格三者之间的协整检验，得出结论：持续的汇率升值会在短期内降低进口价格，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价格降低的作用会减弱。从长期来看，日本GDP的增长才是影响进口额的主要因素，进口价格对进口额的影响不显著，而且存在时滞[5]。对此，蒙代尔指出，主张浮动汇率制的经济学家对国际收支的常规分析，乃是将部分均衡理论应用到一般均衡问题。弹性准则仅仅考虑了汇率和价格，忽视了汇率变化所必须的货币和支出变化。汇率价格弹性固然存在，但长期看来，这一弹性可能过小，从而造成要改变收支状况，需要将汇率调节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如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研究结果所言，需要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到l：2的程度，才可将中美贸易恢复到平衡状态。如此之大程度的汇率波动，显然是现实无法承受的。
       第二，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资本流动已经代替了改变贸易收支，成为汇率的决定因素。巨大的国际游资对英镑、拉美和亚洲货币的一再冲击表明，资本流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汇率完全脱离基本面情况，并且通过汇率波动给国内经济带来冲击，并且更加放大了国际收支账户失衡的程度。例如，投机资本一旦预期一国货币有升值的倾向时，就会进入该国的资本账户，或通过各种途径化作经常账户的资金进行投机。这反过来必然进一步增加该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和汇率升值压力。人民币在放大汇率波动幅度后，已经累计升值了4．98％，但伴随升值的却是贸易顺差的大幅增加和外汇储备的飙升。根据2006年10月份最新的统计资料，我国单月贸易顺差创下了238．3亿美元的新高。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进口的下降和加工贸易顺差的上升。作为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加工贸易顺差的80％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已经有国内学者指出，由于外资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决定性比重地位，外资可能已经在通过压缩进口、放大出口的方式创造人民币升值压力，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投机。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一旦形成投机预期和动能，投机资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国际收支的流向，从而实现其左右汇率波动的目的。这必然对世界经济失衡的程度带来更加剧烈的放大。
       第三，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游资的冲击和宏观协调机制的缺乏造成了新兴市场国家对储备资产的“恐惧性饥渴”。主张浮动汇率的经济学家认为在真正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外汇储备会消失。现实的情况是，外汇储备的需求一点也没有减退，反而大幅增加。在浮动汇率实行后的10年间，外汇储备竟然增加了15倍。蒙代尔指出，浮动汇率之所以比固定汇率需要更多的储备资产，是因为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面对国际投机资本巨大的影响，各国都不可能坐视汇率的大幅自由波动，而必然选择积累外汇储备对汇率波动予以冲销和调节。亚洲各国在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就普遍采取了大幅储蓄和出口以增加外汇储备的做法，将美元储备的多少作为国家货币信用的支持和阻吓游资冲击的手段。同时，由于浮动汇率制缺乏必要的有纪律性的宏观协调机制，经过危机冲击的大部分新兴市场一旦在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账户出现下降趋势或外来威胁时，必然非常容易陷入“以邻为壑”的竞相贬值来刺激出口、增加储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必然大大增加。1951年，全球外汇储备是135亿美元，1968年也只有326亿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1980年全球外汇储备几乎增加了10倍，达到2930亿美元，1989年达到5145亿美元。近年来，国际外汇储备更是以每年超过几千亿美元的数字增加。从1999年末到2006年5月，全球又总共积累了2．78万亿美元的新增外汇储备。在浮动汇率制造成世界大部分地区对美元储备需求大大增加的情况下，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自然不可避免。
       五、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来调节世界经济失衡
       世界经济失衡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必须面对的内生体制问题。因此，失衡的调节最终只能以如下方式进行：(1)对美国经济的失望导致其他国家拒绝对美国继续进行无限制的低成本融资；(2)创建独立于一国主权的世界储备货币或区域货币群体；(3)回到某种程度的固定汇率制度和世界中央银行体系，建立有约束力的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世界经济失衡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展和终结，目前仍然难以给出明确的判断。
       但是随着失衡问题的不断加剧，美国作为储备中心国家，如果债务的不断积累最终耗尽其信用能力，则很有可能导致世界性的货币体系崩溃和经济危机。因此，以后两种方式来调节国际货币体系以缓解世界经济的失衡，是较为可行的途径。
       金本位时代，黄金起到了独立于各国主权的世界货币的作用。但由于黄金产量的不稳定带来的通涨与通缩交替、产金国在储备体系中的过分影响和黄金对货币政策的天生限制，黄金作为国际储备主体的地位逐渐让位于美元。此后，创建独立于一国主权的世界性信用货币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的理想。从尤尼它(Unita)到班柯(Bancor)，怀特、凯恩斯、蒙代尔等都提出了世界货币的设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创立了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尝试性载体。蒙代尔指出，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所有世界货币计划都归于失败了，起因在于人们无法对没有主权信用保障和黄金支持的货币赋予足够的信心。欧元的诞生无疑使国际储备货币出现了替代选择，但由于欧洲传统重商主义对贸易平衡的过分重视和欧元资产的不健全，欧元距离国际储备主体的距离仍然遥远。另外，即使欧元作为美元的竞争对手地位得以确立，两极化的储备体制也可能由于国际资本的投机性流动而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相比于美元本位制下更大的不稳定性[6]。尽管如此，欧元的诞生仍然为创建其他国际性的最优货币区尤其是亚洲货币提供了指导。如果能够创建各个经济区域主权国信誉支撑的地区国际货币，并以建立以美元、欧元和亚洲共同货币三足鼎立的多极化国际储备货币群体，这将比单极和两极制下的储备体系更为稳定，也自然成为解决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有力途径。
       另一方面，金本位制在存在的期间内事实上起到了将加入国家形成固定汇率集团的作用。由于不需要担心汇率的大幅波动，1879年到1915年间，金本位制带来了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但金本位制崩溃后，随着汇率的大幅波动，世界贸易量从1929年初的每月30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每月不足10亿美元。麦金农指出，金本位制通过一价定律将各国结合在一起，有效地保证了各个国家要素价格的基本一致，从而避免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浮动汇率导致的各国竞争力的突然和大幅变化。这一时期国际收支调整的实践也证明，收支转移并不必然要求逆差国通过通货膨胀和顺差国通过通货紧缩来调节。蒙代尔和麦金农都认为，真正导致金本位制崩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固定汇率制度，而是由于宏观政策的缺乏协调。雅可布·富兰克尔(Jacob Frenkel)指出：“如果各国政府愿意采取了和金本位制相协调的宏观政策，那么金本位本身甚至不必存在。如果政府不愿采取相呼应的政策，即使金本位被严格遵守，也不会带来稳定，从而导致金本位的最后崩溃。”显然，一个存在有约束力的宏观协调机制和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以及共同货币区，对于缓解当前高额国际储备造成的世界失衡和预防可能的以邻为壑型的汇率波动造成的失衡加剧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库柏认为，共同货币能够继承固定汇率部分特性的同时，避免固定汇率制度下的问题。由于不再存在固定汇率平价能否维持的可信性问题，也就不再存在外汇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当然，共同货币的缺陷是国家要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既然长线来看，货币政策的作用趋于中性，通过放弃一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来达到稳定汇率和实现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是完全可行的。对于亚洲来说，由于承担了世界经济失衡中的大部分贸易顺差和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共同性，以及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建立共同的亚洲货币更具有可行性。它能够减少亚洲国家由于金融危机的历史而形成的对高额储备的信心依赖，从而缓解世界经济失衡。也能使亚洲国家以一个集团共同对美元汇率进行协调，从而避免以邻为壑的汇率波动给世界失衡带来的压力和冲击。
       作者简介：焦巍(1973—)，男，河南郑州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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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he u．s．Treasury Dept．Report to Congress on InternationalEconomic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2006，May．
       [3]蒙代尔．国际收支分析的十六种方法[A]．蒙代尔文集：第四卷[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蒙代尔．全球对储备资产的需求[A]．蒙代尔文集：第四卷[C]．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罗忠洲．日元汇率升值与实质进口额的经验研究(1971—2003)[z]．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 www．iwep．org．cn/pdf/2006/ryhlszyszjkedjyyj_lu-ozhongzhou．pdf．2006—07—12．
       [6]Mingqi Xu．The impact of the Euro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bility：A Chinese Perspective．The Euro as a Stabilizer in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16，Kluwer AcademicPublishers．
       [7]徐明棋．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对国际经济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6，(4)．
       [8]向松祚．不要玩弄汇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施建淮．怎样正确分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J]．国际经济评论，2005，(7—8)．
       (责任编辑　吴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