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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非洲肯尼亚的绿带运动与印度的抱树运动成为妇女运动与环境运动互为辩证的典范。绿带运动，是肯尼亚马塔伊教授于一九七七年发起的种一千棵树运动。运动以农村妇女为主，着重于妇女草根运动的培养，提高她们在健康、生计与环境方面的经营能力，在村落设立育苗场，建设让妇女方便取水的设施，提供妇女就业的机会。
       马塔伊教授是第一个东、西非出产的女博士，她的绿带运动，已在肯尼亚的村落、学校与教会等种下三千万棵树。她不仅建立了泛非洲绿带网络，也建立了国际绿带运动网络，为第三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做出具体的承诺。马塔伊认为树就是和平，与其花费大量经费购置武器，倒不如投资在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因为贫穷的成因在于发展模式的错误与资源分配的不均。她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非洲人民只有投资、拥抱和支持行得通的解决方案，而这方案非依赖外力。”
       九十年代初期，马塔伊反对开发商强占公有地，曾遭到肯尼亚当局的监禁与鞭打，但这打击不了她的意志，到了二○○二年，来自基层的力量，把她推上国会议员的宝座。她也是“非洲减债运动联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的重要发起人，联盟要求取消富国对非洲穷国的债务。二○○四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马塔伊，评审委员会认为她有两大贡献：推动环境的友善治理和草根自治力量的经营。
       一九七三年四月，起源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抱树运动，是因为印度的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取而代之的是种下商业用途的油加利树和松木，剥夺了妇女依赖原始森林提供家庭生计的能力，于是她们采用甘地非暴力运动的方式，由村民抱住大树集体阻挡伐木行为，这个运动成功向政府索赔被夺走的原始林的损失，印度政府也承诺在十五年内禁止伐木。
       抱树运动以乡村妇女为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发展为上百个基层村民自治的社会网络，这个运动保护了喜马拉雅山区五千平方公里的森林。抱树运动的活跃分子巴胡甘娜（Sunderlal Bahuguna）定义：“生态是永恒的经济。”这个运动的推动者正在进行一场社会经济革命，这些方案建立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重新看待发展是要满足在地居民的基本需要，达到和平、愉悦与兴旺的文化生活。
       另外两个世界上著名的环境运动与反核废料有关。一九七九年，在美国的尼加拉瓜瀑布旁的工人社区，因为三里岛核能反应炉的设置，约二万吨有毒核废料就地埋藏在社区，导致社区大量妇女流产、生育率降低或胎死腹中，当地居民吉博女士站起来组织居民，揭发事实并要求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一九九八年，澳大利亚南方空卡的几个原住民中年妇女，担心在她们的土地上，核废料掩埋厂所排出的毒物与放射线污染了动植物与地下水，她们与蜜雪尔修女讨论反对核废料，后来得到“地球之友”与澳大利亚保育基金会的支持，这几名空卡妇女成为“毒物，远离我们”运动的尖兵，她们以坚持不懈的勇气与毅力在澳大利亚各地串联，风餐露宿，六年后，她们存活了下来，迎接胜利的果实。
       空卡女战士与绿带运动和抱树运动，以及世界各地的反军备扩张、反种族主义运动、绿色运动与平权运动的参与者一样，她们义无反顾、突破种种重围，建立了信任、互助、和善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她们是和平社会的酵母。
       女性主义运动与环境运动的相互对话与支持，在三十年间已发展出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资源，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在此社会运动脉络下诞生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词是在一九七四年由法国女作家弗朗莎斯·德布恩(Francois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者死亡》一书中创造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出现要在八九十年代，学者有麦尔斯（Maria Mies）、席娃（Vandana Shiva）、莎雷（Ariel Salleh）、加德（Greta Gaard）、普朗伍德（Val Plumwood）、史德娟（Noel Sturgeon）和瓦兰（Karren Warren）等人，麦尔斯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学，她从德国到印度参与多年的抱树运动，并与印度女科学家席娃合写关于生态女性主义的著作。普朗伍德有人类学的背景，莎雷是精神分析专业，她们除了活跃于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外，进一步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化。
       过去五十年间，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已造成世界财富巨大的分配不公，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妇女、生态、可持续生计、少数民族与移民的发展。关于妇女与发展的课题，早在七十年代初，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博瑟鲁普(Ester Boserup)著《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倡导妇女加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以解放自身，但是博瑟鲁普并没有挑战现代化理论的父权结构，因为现代化理论鼓吹所有的人都需要参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
       七十年代末，西方女性主义倡导者意识到，妇女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色已经充分地整合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具体表现在联合国一九七五年在墨西哥召开的“妇女与发展”会议，宣示了妇女与发展的十年计划。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评论联合国的“妇女与发展”的十年计划是新的殖民主义计划，认为西方女性主义并没有认识到，在全球生产关系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由父权和资本积累造成的，反思另类发展模式，才能与资本主义脱钩。联合国妇女十年计划问题重重，直到八十年代，联合国关于性别与发展的计划，重视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才将社会主义经济方案与生态因素考虑进来，生态、分配与性别平等的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
       一九九一年在美国迈阿密召开“健康的地球世界会议”（World Congress for a Healthy Planet），聚集了各种派别的环境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的人士，进一步检讨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这个会议冲击联合国的发展计划，后来在一九九二年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将生态女性主义的命题纳入联合国计划，可持续发展自此成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