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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在“重返1976”这组文章中写道，1976年“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员可分为“北京组”、“临安组”和“留守组”，我母亲和我就是“留守组”里的重要成员。留守的日子虽然不像关在牢里的亲人们那样饱受精神的摧残和折磨，也不可能像“北京组”“临安组”所经历的那样惊心动魄，但那段难忘的岁月却在我生命的里程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现在回想起来，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不是带走父亲的那辆军绿色的吉普车；也不是随后蜂拥而至将我们家小楼团团包围的白花花的一大片警察；更不是被大盖帽红领章抄家抄得满目狼藉的房间……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母亲面对突发的这一切，眼中射出来的那种淡定和冷静的光。
       人说世界上的事情祸福总是相伴，这话很有道理。1976年的春天，我母亲原本还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作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一员和土坷垃打着交道，虽然辛苦劳累，但她远离政治漩涡中心，栖息在山水田野之间，本可以不必直接面对亲人被抓、家被抄这样揪心和惨烈的场面。但有些事情就是宿命，该着你面对的，躲是躲不过去的。母亲大约是在家里出事前半个月被人从桐庐农村送回来的，当时我们见到母亲都吓了一跳。母亲全身浮肿，腹部隆起，两条小腿肚皮肤紧绷得几近透明，手一摁就是一个小坑，最可怕的是眼白和脸都呈一种酒黄色，尖下巴上一双突暴的黑眼球有点吓人。送我母亲回来的人说，母亲太要强，其实大家早就怀疑她生肝炎了，恶心，怕油腻，肚子发胀，脸色发黄。大家都劝她到医院彻底检查一下，可她就是不肯，仍旧和大家一起泥里水里地泡着，要不是这回晕倒在田里，大家愣将她送医院检查，医生说已经是严重的肝腹水，她恐怕还不肯回来呢!母亲原先只知道自己心脏不好，救心丸她是一直带在身边的，但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肝又出了问题，她自知这回病得不轻，她再要强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做抵押。母亲很配合地吃医生给她开的一大堆中药，每天几乎不出门，基本就是卧床休息，母亲的一位老战友又送来一大包那个年代很紧缺的各种维生素，给母亲增加营养。慢慢地，母亲身上的黄疸开始退去，肚子里的腹水也逐渐瘪下来。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很惊讶，因为母亲送进医院时那病状离死神并不遥远，这么快地好起来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一直认为，当年母亲和死神擦肩而过，其实并不是上苍对她特别眷顾，而是要她经历和承受一场更大的人生劫难!
       姐姐后来对我说，那天她下班回家看到家中像遭了抢劫一样，吓了一大跳，及至知道爸爸被带走，弟弟在上海被抓，她想，灾难又来了。姐姐看着满地乱扔的书报信笺衣服杂物心中很戳，她想母亲心里一定更戳。她要收拾一下，母亲不让，母亲说，不要收拾，还会再来抄的，收拾也是白收拾。姐姐不信，坚持要收拾，还没等收拾出一间屋子，抄家者果然不期而至。第二次抄家从晚上一直持续到天明，从我家天花板的阁楼上搜出了油印机、钢板、蜡纸、刻刀等一批让公安人员欣喜若狂的显然被视为罪证的东西。其实那是我哥哥在“文革”中刻印《红小兵报》时用的工具，久不动用上面已经结满了蜘蛛网和灰尘，但这样的解释是苍白无力也没有人会相信的，东西藏在秘不见人的天花板阁楼上，本身就说明这有点“地下”的意味。抄家者在“胜利成果”的鼓舞下决心再接再厉，他们越抄越勇，越抄越细。抄家者就一班人马，没有替换的人。他们显然饿了，买来两大包五分钱一只的香蕉酥和两分钱一块的雪饼，坐在地上大口吃着。母亲几次到楼下厨房去烧开水拎上来，两只五磅重的大竹壳热水瓶里灌满了开水以后很沉，母亲一个病人却跑上跑下地给抄家者送水，家里的水杯不够，母亲又将厨房里的碗拿上来。暖瓶里的水喝空了母亲又给续上。母亲的举动让我姐姐很不理解也很生气，她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对这些把我们家折腾得一塌糊涂的白衣公安这么客气。母亲说，他们也是奉命工作，都不容易，水总要给人家喝的。第三次抄家是隔了一天以后，在我以为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抄家者又一次破门而入。这一次的抄家显然是有备而来，不再是漫天撒网，遍地捞鱼，而是目标明确，只针对有文字的东西。先是凉台一角摞得有近一人高的四五只纸板箱被打开了。这是我哥哥到北方出差我父亲让他途经北京时购买并托运回杭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因为这书当时在杭州买不到)，第一次第二次抄家之所以都没有人动这几个纸板箱，显然是因为箱子上那几个如雷贯耳的伟人名字让抄家者手下留情。然而这一次看来伟人也不能幸免，任何一个可能遗漏的角落都必须严查细搜!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对这几箱伟人著作大动干戈，正是因为它们来自北京，而箱子从北京发出的时间正好是“天安门事件”前后，这样的时间和地点在有些人看来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姐姐的被抓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我在《我所经历的1976》那篇文章里曾经写到姐姐是在父亲被带走的那天晚上从家中被诱骗出门后一去不复返的。实际上我写那篇文章时记忆产生了偏差，准确的情况应该是，我哥5月9日晚上在上海被抓；我爸5月10日下午被抓，间隔不到一天时间；而我姐姐则是在5月26日晚上被抓，距离父亲被抓前后相差了半个月。半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但所有看过我第一篇文章的当事人没有一个对此提出异议，包括我姐姐本人。所有的人都记住了事件，却几乎都忽略了细节。当我在以后的采写过程中意识到这个错误时，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对此加以纠正。对于历史的真实还原，纠正是必须的，而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担心读者是否会由此产生这样的误解：对于自己姐姐被抓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都会产生偏差，那么，这样的纪实文字准确程度到底几何?我将我的犹豫告诉父亲并与之商量时，父亲不假思索地对我说：你不要在意别人会有什么样的误解，你之所以在三十年后要重返1976，不就是想留下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吗?你自己首先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想父亲的话无疑是对的。说实话，我写“重返1976”这样的回忆文字几乎没有任何以往创作文学作品时的快感，有的只是背负历史的沉重。
       “总理遗言”案的核心案犯是在1976年5月27日押送北京的，而我姐姐是在5月26日晚上刚被带走的。可以断定，对我姐姐的抓捕上面是临时动议的，这样仓促的抓捕和押送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的。
       姐姐被抓的那天晚上我正好上中班，当时发生的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的。父亲被抓以后，母亲似乎有点神经质，只要外面有点动静，她就会噌一下站起来，一会儿走到窗前向外看，一会儿走到楼梯口朝下望。她要求我和姐姐一下班就回家，不得在外逗留。她计算我和姐姐回家的路程和时间，我们稍微晚到几分钟她就会心神不宁，甚至无端对我们发脾气。姐姐害怕母亲如此紧张下去精神会崩溃，心脏病会复发，便求隔壁从造反派变逍遥派的老毛的妻子阿五给找来几个大小不一的花绷，还有梅兰竹菊花鸟虫鱼等各种花样，要母亲教她绣花。母
       亲从梅兰竹菊中选中了菊花，又从被柜里找出两块粉红的的确良布和深棕色的丝线，准备绣一对枕套。菊花的花瓣细长密集，是梅兰竹菊中最费时费力的花样，母亲之所以选中它，我想无非是为了打发时间，分散精力。这也正是姐姐的愿望。可是，这个小小的愿望很快就被打碎了。当一朵菊花绣了大半朵的时候，针线在花绷上定格了。5月26日晚上八点多钟，两个身穿便衣的中年人来到家中。他们对母亲说：老董，我们想找你的女儿晓燕谈谈。母亲看着窗外下着濛濛细雨的夜色很快回答，要谈就在家里谈，你们要是觉得我在不方便，我可以到里屋，你们在外面谈好了。其中一个身材略高一些的中年人说，家里不方便，我们还是出去谈吧。就在门口走走谈谈好了。母亲听此话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一把拽住姐姐，挡在前面阻止道：有什么话不能在家里谈?为什么一定要出去谈?一个女孩子晚上不能出去。姐姐拥抱了一下母亲，然后拨开母亲的手，站起来拿了一把雨伞示意来人下楼。临走时姐姐对母亲说，出去谈就出去谈吧，妈，你放心，我和他们谈完就回家，不会走远的。
       多少年以后，姐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地对我说：与母亲相比我们真是太幼稚了，我哪里会想到出去谈谈就是一种诱捕呢?母亲政治上的老练和成熟，老地下工作者的职业敏感，面对突发事件的处变不惊和沉着应对，对细枝末节的观察和判断，这种经验和胆识的形成是当年做地下工作时拿命换来的，母亲虽然只是一介女子，但对事情大趋势的把握却远在一般人之上。
       事实证明，母亲的担忧和预感完全是正确的，姐姐这一出门“谈谈”就和父亲一样，再也没有回来。
       我是在中班下班后回到宿舍躺下时被公安人员从床上叫起来带回家中的，他们说是应我姐姐要求将我接回来照顾母亲的，从现在开始我不用再到厂里去上班，但我却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变相的软禁。我到家时已经是半夜两三点钟了，母亲看到我和我身后的警察时身体明显晃了一晃，虽然从我姐姐跨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她就有了某种心理准备，但当又一个亲人真的从她身边无声无息消失时，母亲显然还是受了重创。那天晚上一直陪着母亲的阿五安慰母亲说，晓燕不会有事的，晓燕一个女伢儿能有什么事情呢?母亲说，我当然知道晓燕没事，正因为没事也要被抓，这个事情就严重了，这个事情就不是事情本身了。
       阿五走以后我不解地问母亲，“不是事情本身”是什么意思呢?母亲没有回答我，但她拽住我的手却一直在发抖，手心烧得发烫。等到公安人员向我们宣读一份文件，我们知道了父亲、姐姐晓燕、哥哥瓜子都是因“总理遗言”而被“保护审查”时，母亲才对我说，这就是“不是事情本身”了，你爸和你哥哥姐姐同国家总理挨得上吗?
       这是我生命的记忆中最冰冷无助的夜晚，不是天冷，而是心冷。当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时，母亲在人前硬撑着的冷静和坚强立刻土崩瓦解。母亲不停地在床上翻滚，使劲用脑袋撞墙，嘴里发出一种嗷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我抱着母亲眼泪哗哗地流，一遍又一遍机械地说，妈，你不要这样，妈，你不要这样……母亲在我怀里索索颤抖，她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花板，双手狠命拧绞撕扯自己身上的衣服。她看我的眼神非常空洞涣散，仿佛穿越我飘失在不知何处。我心中害怕极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母亲这种歇斯底里的样子。即使在“文革”中父亲被揪出被打倒，母亲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和挨批斗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垮掉过，难道在这个五月里暖洋洋的夜晚，母亲真的会被击倒吗?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个刚强的、永不言败的女人。对我母亲的崇敬并且相信母亲一定是出身于穷苦人家的女儿才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母亲被邀请到我们学校来做革命斗争历史故事报告那会儿开始的。母亲身穿一件深藏青的咔叽布列宁装，一刀齐的短发，朴素精干，英姿飒爽。母亲用一口绍兴话讲述她在抗战时期受我党领导机关的派遣，在会稽山下绍兴城里做地下政治交通员的故事。母亲不用稿子，大眼睛闪闪发亮地看着讲台下的同学，她讲的故事都是当年自己的亲身经历，曲折生动，充满传奇色彩。母亲的报告常常被一阵阵掌声所打断，我坐在听报告的同学们中间，心中充满了自豪，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革命母亲而骄傲!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共绍兴党史办和档案馆采访时，党史办和档案馆的同志还热情地给我找出了几本书：《无形的战线》、《红色会稽》、《虞城烽火》，每一本书中都有专门记述母亲革命斗争经历的史料——《机智勇敢的女交通员》、《三小姐重闯虎狼穴》、《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43年，母亲是我党绍兴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由于频繁地穿梭于绍兴、杭州城至我党四明山根据地之间的交通线上传递情报和信件，身份已经暴露。敌人在绍兴城里到处张贴着印有母亲头像的通缉令，组织上出于保护母亲安全的考虑，本已将她调回四明山根据地，但不久母亲为完成一项重要的特殊使命，又冒着生命危险，重闯虎狼穴，潜入绍兴城，去查明我党打入汪伪特务机关的一个内线有否被捕，并与已被敌人注意的地下交通站外围人员秘密接头，将有可能落在敌人手里的我党七位同志的“良民证”取出，藏在月经带里，系在身上，一路化装穿过日伪军布下的重重哨卡，途中几次险落敌人魔爪，却机智周旋，巧妙脱险。
       让我头一次对母亲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身份和背景产生怀疑和猜测，大约是在1964年前后一个偶然的日子。那一天，母亲兴高采烈地提前下班回家，她手里拿着用牛皮纸包着的一大包东西。打开牛皮纸，原来是两个大约十二寸大小的榉木镜框，镜框中是母亲的两张彩色照片。照片中的母亲美丽高贵，那种从眉眼和神情中透出来的雍容气度让我对母亲有一种既陌生又遥远的感觉，我甚至对丑小鸭一般的自己是否出自母亲的娘胎一瞬间有了一种隐隐的担忧。母亲将两张照片都挂在她和父亲的卧室里，还拿出手绢仔细地擦拭镜框。我不知道那一天对母亲来说是一个具有什么样特殊意义的日子，我只是觉得墙上那个美丽高贵的女人和我心目中的革命母亲南辕北辙，与现实生活中和我们每天朝夕相处的穿列宁装平底布鞋的母亲更是相去甚远，她身上透出来的气质绝对不会来自田野和茅舍，也没有一丝一毫浴血风霜的痕迹，而应该是一个从深闺大院里走出来的千金。我的这种担忧和猜测让我心里倍感失落，但又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温润和渴望。
       从那以后我开始下意识地注意母亲身上的种种。母亲善良，喜欢帮助人，接济人，乐善好施，菩萨心肠。每个月她和我爸不算低的工资她总要拿出将近一半，分寄给宁波我的一位没有工作的姑姑，还有我爸爸二嫂的一个腿有残疾的儿子。单位里，同事间，亲朋好友中，不管什么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求到母亲，她一定慷慨解囊鼎力襄助，哪怕口袋里只有一块钱，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来，先救人急难再说。母亲喜欢排场，好面子，爱在家里招待客人，大手大脚，花钱无
       度，经常前吃后空。记得每到月底，阿姨经常抱怨母亲连买菜的钱都拿不出来，只好让我们用猪油和酱油拌饭。有一次我和哥哥瓜子要交学杂费了，每人七块钱，母亲翻遍家里的抽屉，掏尽所有的衣服口袋只有九块八毛钱，母亲让我们和老师说说，先交这些，余下的下个月补上。我和哥哥觉得欠学费很没面子，谁也不肯去和老师说。母亲最后只好搜搜刮刮卖了家里的废报纸、橘子皮和一篮肉骨头，这才凑够了十四块钱的学杂费。母亲在自己的穿着上虽然倒来倒去就是几套厚薄不一面料各异的蓝色列宁装，但她也不会随随便便穿上身。那时候没有熨斗，母亲总是用一个特大的搪瓷杯装满开水，握着杯子把手用滚烫的杯底将衣领袖边熨烫得很挺刮，裤子熨烫出笔直的裤线，每晚睡觉前必做完这道功课，然后将衣裤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上身就像新衣服一样，细腰瘦腿，极显身材。她给我们四个孩子从小的打扮也和一般老百姓明显不同。白衬衣，格子裙，黑色方口搭襻皮鞋；小夹克，呢大衣，深紫红的毛线围巾，讲究搭配，追求雅致。从来没有大花大绿，也没有那个年代小孩子身上很常见的倒背衣和对襟中式棉袄。但是，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又很平民化，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们送到干部子弟学校西湖小学，而只是就近让我们进了更多普通老百姓孩子的天长小学。可她又常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买学校门口两分钱一包的梅片和一分钱十粒的盐金枣，说小贩卖的东西不卫生。我总觉得母亲身上有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她的气质与众不同，许多骨子里的东西是与生俱来无法更改的，母亲身上明显地融合了大户人家和底层平民的双重性格和做派，这让我对母亲从来只字不提的祖上充满了好奇和想象。
       对母亲的出身有了种种猜测之后，我曾经尝试着问过父亲，我相信当年作为绍兴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人，他对自己配偶的身世一定了如指掌。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追问得急了，他才缓缓地说，那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有朝一日等你妈妈有空也有心情的时候，让她自己给你讲讲她的身世，讲讲她的家族，与之相比，也许你会觉得你所读过的小说都黯然失色。
       父亲第一次用到了“家族”这个字眼，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的预感和猜测，因为在我看来，小老百姓和穷苦人家一般不会用到这个字眼。
       第一次知道母亲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父亲那时已经被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等一顶顶吓人的大帽子，他的名字上打着鲜红叉叉的大幅标语贴满院墙。母亲那一段时间脾气喜怒无常，从不抽烟的她突然间烟不离手。有一天，她表情肃然地从墙上取下了那两张美丽的照片，在我们惊愕的眼神中一点一点撕成碎片，又用菜刀将两个榉木镜框劈成柴火，连照片的碎屑一起扔进炉膛。我们谁都不会问母亲什么，也不会阻止母亲什么，我只是心疼地看着曾经觉得陌生而遥远、现在又变得熟悉而亲近的母亲，在炉火中渐渐化为灰烬。很快我就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美丽化为灰烬，几天以后造反派呼啦啦地上门抄家了。我们家那时候房子很大，但家具都是公家配备印着白色单位编号的东西，老式陈旧，家里也没有什么摆设，空空荡荡，唯一一只让造反派充满期待的硕大无比的被柜，倒腾出来的也不过是一大堆陈旧的衣服和被褥。造反派一圈抄下来，一无所获，大失所望。他们心有不甘地问母亲：你家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母亲说，你们想要什么东西?造反派说，你老家不是很有钱吗?难道一点东西都没有带出来?母亲闻听此言一声冷笑，说：那你们真当弄错了，我要是要老家的东西，就不会从家里跑出来参加革命了!我参加革命后从来没有回去过，我连家里的一根草都不会要的!没多久，父亲的工资被冻结，母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五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加上我的一个表姐，“文革”开始时她爸也被关押，她妈没有工作，实在无力抚养她和弟弟两人，我妈就把她接到我们家来了)，但母亲的脾气却反而好起来，她几乎从来没有让我们感到过生活的窘迫和拮据，她总能动脑筋变花样，让有限的钱变成无限的温馨，使我们在餐桌上依旧可以大饱口福。母亲让我们几个孩子轮流漏夜排队，去买一毛八分一斤的肉骨头，用沙锅文火慢慢炖熬出香气扑鼻的浓稠的骨头汤，剔骨吸髓吃肉喝汤后，骨头渣子还能再卖八分钱一斤；买八毛钱一斤的白板猪油，猪油拌饭，油渣炸酱，炒萝卜丝；四分钱一块豆腐，五分钱一块鸭血，再用几个芋艿，全部切成小方丁，煮开后用一大碗番薯粉勾芡，一大把碧绿的小葱提色，一大锅色香味俱佳的豆腐羹就做好了，每次我们几个孩子都喝得肚子溜圆撑得慌还不肯放碗。父亲虽然被打倒了，但母亲让我们觉得有一棵大树依然庇护着我们，很踏实，很安全。然而有一天，母亲终于还是被揪出来了，贴在院墙外的大幅标语上赫然写着：“打倒大地主的孝子贤孙、假党员董静之!”我很纳闷，大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怎么会做那么多价廉物美的家常菜呢?大地主的孝子贤孙为什么放着富贵生活不享，而要抛下父母家庭跟着一无所有的共产党闹革命呢?
       后来，我才慢慢地了解了我母亲的身世，了解了我母亲的祖上不仅是浙江绍兴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还是上海滩上曾经名噪一时的商界大亨。多少年来，由于母亲的忌讳和避口不谈，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当年，我母亲的曾祖父董篑山，因家乡连年水灾，一家人无法生活下去，毅然决定孤身一人闯荡十里洋场上海滩。经过一番学徒生涯的磨练和曲折商海的搏击，这个从山乡出来的农民的儿子在上海滩悄悄站稳了脚跟。他在英租界梅白克路与一位瑞典商人合伙开了一家经营丝、茶、典当生意的商行，商行号曰“久大”，因董篑山占大股，他姓董，故商号又称“董久大”。几年后，“董久大”生意日隆，积资数万，先后在绍兴、杭州开设镒源、镒康、明记钱庄。同治元年(1862)，董篑山在上海的茶庄生意也已具有相当规模，专门经营会稽山盛产的珠茶，远销北美、欧洲、非洲的二十几个国家，名声远播海外。与此同时，“董久大”又在家乡的曹娥江和小舜江两岸广置田产，兴修水利，开拓改造沿江两岸的滩涂与泥塘为良田，田产大增，富甲一方。“董久大”还曾先后拨出田产六百亩，银子几万两，建房数十间，设立“三山义庄”；捐助义田六百五十二亩作为校产，创办“舜阳中学”。此两大善举一直为当地人称道，我这才知道母亲的祖上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母亲原名叫燕珍，系“董久大”三房正室嫡出，排行第三，人称“三小姐”。但由于亲娘性格懦弱，又多病缠身，在家里反倒没有什么地位。而我的外公、也就是母亲的亲爹的偏房方娘却精明强干，在这个家中一言九鼎。方娘原本只是外公的丫鬟，被外公收房之后地位骤升，几年工夫她就几乎成了一家之主。方娘倒是不忘根本，对家里的长工和下人亲如兄弟姐妹，母亲从小跟方娘长大，耳濡目染，也更愿意和长工下人亲近。母亲做事的泼辣干练，秉性中的善良、吃苦耐劳，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方娘。虽然
       母亲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小姐派头，很多时候显得心高气傲，但她手能提，肩能挑，下地能做农活，在家会做家务，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闺阁千金的礼仪被她嗤之以鼻，我行我素的性格从小就显出端倪。
       我后来问母亲，是什么原因致使你离家出走，抛下荣华富贵，选择颠沛流离呢?我以为母亲会说一些革命的大道理，没想到平时性格爽朗的母亲对我的提问却沉默了很长时间，我几次追问，母亲才缓缓地说：“董久大”外表光鲜，其实内部早就从根上烂了。
       人说“富不过三代”，久大传到三代四代时，列强人侵，战乱频繁，久大的后代们大多数一不愿经商，二不想读书，三不会理财。久大几房大院里的大部分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生活，抽大烟，打麻将，男人三房四妾，眠花卧柳；女人虽也锦衣玉食，却无法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母亲告诉我，久大的长房长女来宝和二房的次女婷宝都长得娇美可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在长辈眼里来宝和婷宝知书达礼，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不像母亲整天混在下人堆里，喜欢在灶头烧火，在水缸盖上坐着纳鞋底，要不就是躲进藏书楼爬上梯子看书，董家上下经常觉得“三小姐”做事有失身份。然而，被家族看好的来宝和婷宝按照父母的意思分别嫁给了门当户对的赌棍和酒鬼，先后抑郁而死。母亲从几位堂姐姐身上看到了“董久大”慈善背后的冷酷无情，看到了没落腐朽家庭的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她不想步姐姐们的后尘，任人摆布自己的命运，但却苦于自己一个弱女子无法与封建家庭对抗。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一度甚至有过厌世的情绪。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遇到了父亲，接触到了中共绍兴地下党，并在党的指引下，从此与自己的封建家庭一刀两断，走上了革命道路。
       母亲哪里会想到，多少年以后，自己当年断然抛弃的封建家庭依然阴魂不散，还要来纠缠她，揪住她不放，跟着共产党革命了那么多年，一顶“大地主的孝子贤孙”的帽子重新又扣到她的头上。
       很快母亲也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住在区委办公室里。批斗也是少不了的。母亲是个极其要面子的人，但不知为何，对“文革”中那段让人尊严扫地的批斗生活，母亲却并没有多少怨恨和愤懑。被多少人视为不堪回首的痛苦在母亲眼里，却成了黑色幽默的笑话。母亲曾经告诉过我们，她第一次知道自己要被拉出去批斗时其实心里还是很紧张的，尤其是想到可能会降临身上的黑牌子、飞机式、阴阳头之类，便会不寒而栗。母亲对我们说这些话时表情平静，但后来姐姐却告诉了我一件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事情。批斗的前一天晚上，被隔离审查后一直没再见过面的母亲突然在深更半夜回到家中。我们那时都睡得很死，姐姐说她其实也是懵里懵懂好像在梦中被人扒拉醒的，姐姐醒的时候只看到漆黑的夜色中有一双闪闪发亮的大眸子正瞪着她，她吓得浑身鸡皮疙瘩骤起，刚要喊出声，一只冰凉的手捂住了她的嘴。“不要叫!我是妈妈。”姐姐说，母亲的样子很吓人，披头散发，脸色惨白，全身都在发抖。母亲说，晓燕，你是老大，你要把家当起来。粮票和副食证在书橱下面右边的抽屉里，上面用毛纸盖着，你要管好。姐姐猜测母亲是从隔离室逃回来的，姐姐说她从来没有看到母亲脸上出现过那样惊恐不安的神情，她和姐姐说完这些话以后出溜一下就没有人影了。姐姐几乎通宵未眠，她一直很恍惚，不知道母亲在半夜里的突然出现和消失是真有其事还是自己在做梦?
       第二天，批斗大会在离下城区委不远的浙江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召开，所有将要被拉出去批斗的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全都集中在操场旁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母亲进去一看，怎么那么多“反革命”啊?几乎所有的区委各级部门领导都在这里了。母亲大大松了一口气，“虱子多了不痒”，反正大家都是戴着各种帽子的黑帮和牛鬼蛇神，也就无所谓了。批斗会开始前，造反派们进来将写着不同罪名和头衔的大牌子发给每一个人，母亲的牌子上写着“大地主的孝子贤孙、假党员董静之”。造反派喝令黑帮们将牌子挂上，然后将他们的双手高高反擒，一个个做飞机式推出去，站到操场的台上。有一位姓魏的女同志，人长得皱皮矬骨，黑不溜秋，一直到最后也没有人来推她。母亲听到造反派们在议论，这人怎么介难看的，介难看的人谁要推她!已经被推到门口的母亲觉得好笑，怎么拉出去批斗还要挑好看难看呀?没憋住，笑出声来，造反派踢了母亲一脚，“笑什么笑?挨批斗还要介高兴!”这次批斗会后，区里各部门领导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牌子，牌子有大有小，母亲个子不高，牌子巨大，拖到膝盖下面，脊梁骨就很难直起来。母亲在任何时候都是很注重自己在人前的形象的，她就将纸板做的牌子翻起一截，用一排图画钉揿牢，小小圆圆的图画钉像一溜银光闪闪的花边。每次批斗时母亲将改造过的牌子挂上，批斗完了自己将牌子收好。有一次，在吴牙巷俱乐部开批斗会，母亲刚刚挂好牌子，一个造反派走过来，不由分说在母亲胸前的牌子上又用墨汁加上了“小阎王”三个字，母亲问，凭什么又给我多加一顶帽子?造反派回答：凭你是宣传部长!宣传部是阎王殿，中宣部长陆定一是大阎王，你董静之是下城区委宣传部长，自然就是小阎王喽!牌子遮掩下的母亲被笼罩在昏暗的灯光下，没有人注意到她，直到前面“打倒”“揪出”的口号此起彼伏响成一片，也没有人来推母亲。母亲急得大喊：怎么没人推我呀?旁边的造反派这才发现遗漏了一个，喝道：推什么推呀!你是人民内部矛盾，自己走!母亲一听心想，“大地主的孝子贤孙”，“假党员”和“小阎王”怎么突然变成人民内部矛盾了呢?会不会搞错?她赶紧从后台往台上跑，一边拨开挤在台侧围观的人，叫道：让开!让开!还有我呢!围观的人说，这个人倒滑稽，挨斗好像去看戏，还要抢位置啊!
       母亲这辈子历经坎坷，遭遇过那么多的磨难，每一次她都能坦然面对，逢凶化吉，难道这一次母亲会迈不过这道坎去吗?这一宿我心神不宁，一直守着母亲，守着我心中仅剩的依赖和支撑。楼下院子里的葡萄藤爬到了我们的窗口，上面已经开始结出小小的青涩的葡萄，然而在漆黑的夜中，它不但无法给我们送来慰藉，绿色的藤叶和串串葡萄在苍白的月光下反而犹如森森鬼影。窗外黑黑的，风把院子里的桂花树叶吹得哗啦哗啦响。我傻傻地想，可惜这个时候不是金桂飘香的节令，否则，满院子金黄的桂花在夜色中会像一大把洒落在我们身边的繁星，扑鼻的桂花香沁入心肺，也许会抹去一些母亲心中的凄惶。
       第二天早晨，当我迷迷糊糊睁开双眼，看到第一缕晨曦穿过窗户洒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母亲看我的眼神重新变得清澈明亮，她对着镜子仔细梳理自己蓬乱的头发，认真地刷牙、洗脸、抹雪花膏，又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整个人顿时神清气爽，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下来，我知道母亲又挺过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名同样姓陈的公安人
       员成了我们家里的常客，他们隔三岔五地登门造访，有时来取东西，有时向我们提一些问题，更多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来转一圈看看就走。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几乎全部围绕周总理逝世前后：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时你在哪里?与谁在一起，说了什么?参加追悼活动了吗?有没有上街贴标语?有没有送花圈?单独送的还是和谁联名送的?清明节有参加悼念活动吗?对“天安门事件”怎么看?对“小平头”如何认识……我那时才刚二十出头，白警服红领章在我心里还是有一种震慑的威严，尤其是他们反复追问一些诸如时间、地点、说了什么话、有谁在场，等等想不起来的事情时，我就会手脚发麻，心咚咚乱跳。他们问话时总是把我和母亲分开，一般都是年长的陈公安对付母亲，年轻的陈公安讯问我。但等他们走以后，我都会和母亲对照一下彼此被问的问题，母亲会反反复复分析这些问题，希冀从中找出某些和“总理遗言”相关的蛛丝马迹，但最后总是一头雾水。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都被直截了当地问到了“总理遗言”。在这之前，我和母亲并没有就“总理遗言”有过任何交谈，但当两个陈公安分别严肃地问我们有没有看到过“总理遗言”时，不知为什么，我和母亲同时选择了否认，我们下意识地认为，一旦你承认了看到过“总理遗言”，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肯定是，你从哪里看到的?谁给你看的?你又传给过谁?这样的后果必然会牵连出更多的人，而这正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虽然两个陈公安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对我和母亲的否认都没有深究，但等他们走后，我和母亲都告诉对方，自己看到过“总理遗言”。母亲是在农村学大寨工作队里看到“总理遗言”的。母亲说，大家都在抄，大家还在传诵一首民谣：黄(王洪文)浦江(江青)上有顶桥(张春桥)，年深月久已动摇(姚文元)，问总理：还是拆，还是烧?母亲说，人民群众对“王江张姚”四人帮的反感是普遍的，无论是“总理遗言”还是“黄浦江”民谣，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老百姓痛恨“四人帮”，希望他们早日垮台的心声。母亲还说，这首体现出民心所向的歌谣也成了她相信倒行逆施者不会长久的精神支柱。而我其实是从哥哥瓜子那里最先看到“总理遗言”的，我也抄录后带到工厂给车间里的工人师傅们看过，但我没有对母亲说。
       那段日子是我此生和母亲真正呆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日子，我们朝夕相处，晨昏相伴。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从前总是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文革”中又被隔离、揪斗、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似乎总和我们隔着千山万水的母亲，这一次却切切实实地回到家中，回到我的身边。早晨，我们一起挎着竹篮子去小菜场买菜；傍晚，我搀着她去西湖边的六公园散步；入夜，我们躺在一张大床上聊天……母亲心中的坚强和与命运抗争的承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的想象，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母亲没有成为怨天尤人以泪洗面的怨妇，而是坦然地面对周围那一双双同情、猜测、好奇，乃至幸灾乐祸的眼睛。记得父亲和哥哥姐姐从监狱里放出来回到杭州家中时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小妹你是家里的功臣，你还给了我们一个完好的母亲和完整的家，假如没有你在母亲身边陪伴她走过1976年那一段残酷而黑暗的日子，母亲如果因此离我们而去，这个家就破碎了，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而我却在心里感谢我的母亲，我知道1976年是我生命里程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我是在1976年中成熟，也是从1976年开始真正踏上人生的，而让我完成这一蜕变的，是我的母亲。多少年以后，当我自己也已经成为了母亲时，再回想当年的岁月，我才真正体会到，这样的蜕变在自己生命中的意义。
       很长时间我们并不知道父亲和哥哥姐姐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我们更不知道其实在姐姐被带走的第二天，一辆火车专列已经悄然将亲人们押送到遥远的北京。开始，我们还试图打听他们的消息和下落，等明白这一切都是徒劳之后，母亲告诉我，等待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和天上的白云说话的。母亲的房间有五扇大窗户，朝东的两扇窗一米开外就是弄堂青灰色的高高砖墙，让我不由自主地就想起了监狱的高墙，那份冷漠和寒意即便是在春夏交替的季节，也让人不寒而栗；而向南的菱形墙壁上三扇木质窗户温情地环抱着我们，那是因为窗外就是蓝天白云，蓝天给人希望，白云让人遐想。有时候，白云离得很远，在你够不着的天际纹丝不动，有一种沁心入骨的超然，疏逸尘寰，隔断污渍。我会与白云久久对视，说一些只有它才能静静倾听的我心底里悲伤的秘密；有时候，白云又会温柔地游动，一会儿像善解人意的狗狗，一会儿像舒怀展抱的大树，一会儿像水袖长舞的嫦娥，一会儿像连绵起伏的远山……变幻无穷的白云没有晴空一碧的澄明，也不像迅雷疾风般快爽，而是略带一丝感伤意绪轻轻地抚过你的心头，缝合着长空与大地，也无声无息地修复着你心中滴血的伤口。1982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记得有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会给自己的小说起这样一个题目?我已经想不起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但这部小说写的就是1976年“总理遗言案”发生始末的故事，在那段压抑而幽闭的日子里，让我对未来还能存有憧憬和幻想的就是窗外天空中飘动的白云，我想，小说的题目也许就是这样从心里流出来的吧?
       当我整天坐在窗前看云彩时，母亲对我说：我们来油漆地板吧。她看着我迷茫的表情，又说，这是我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这回老天成全我了。
       我们菩提寺的老房子门窗都是深红色罩清漆油光闪亮，多少年过去既不褪色也不黯淡。相比之下，人来人往不断被踩踏的红漆地板就显得古旧，年头的磨损和无数次的踩踏让它露出了丝丝缕缕的木纹肌理和原始的疤痕，与依旧光彩照人的红漆门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母亲几次说过这样的落差是不协调的，是房主人的失职。母亲早就想重新油漆地板，几大桶油漆买好很久了，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耽搁下来。现在好了，把全家几乎翻了个底朝天的抄家人员将所有的油漆都开封了，还用棍子在每一桶油漆里搅和，似乎怕里面藏匿着什么。这样的油漆是绝对没法再保存了。母亲让我和她一起戴上围裙和袖套，开始油漆地板。真正干起来，我就发现，母亲的关注点主要不是在漆地板本身，而更多的是要让几乎每天都来巡查的公安人员和周围不断想要窥探我们的造反派邻居看到我们在漆地板。母亲将每一扇门窗都洞开，让呛人的油漆味儿散发到院子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人经过我家门前，母亲就会说，不好意思，油漆味道太重，熏到你们了。母亲说这话时喉咙梆响，恨不得所有的人都听见，母亲的要强和自尊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想让别人知道，我老董活就要活得光鲜，活得有滋有味，不会因为家里有人被抓就趴下的。我和母亲整整干了三天，我们蹲在地板上，用刷子沿着地板的纹路一道一道地刷，我们干得很专心，很起劲，老旧发白的木地板被我们油漆得红光锃亮，几乎可以
       照出人影，房间里的精气神儿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油漆过的地板焕然一新，这显然让母亲很有成就感，她意犹未尽地对我说，她要给厨房接水管子装自来水龙头。说起来恐怕没人相信，父母亲搬进菩提寺也有二十多年了，繁衍生息养儿育女，自家厨房里居然没有自来水龙头。每次刷锅洗碗淘米汰菜都要到天井里唯一的自来水龙头处。水龙头下的水泥池子边沿很窄，洗碗时将碗摞上去时一不小心碗就咣啷一串摔碎在地。落雨时得肩上扛把雨伞，下雪结冰时滑一跤是常事，米菜撒了也不稀奇，最要命的是，寒冬腊月水管子冻上了，一滴水都出不来，得先到院子外面的井里吊一桶井水，在炉子上烧开了，哗哗地往冰冻的水管子上浇，好半天才能听到丝丝喇喇的声音，这水龙头才像憋回去的尿似的，哩哩啦啦开始滴水。也不是没想过将水管子接到自家厨房里来，隔壁奶奶家儿孙多，有人张罗，水龙头早装进了厨房。每当刮风下雨我打着伞在天井里刷锅洗碗时就会向母亲抱怨，为什么不找人在厨房里安个龙头?可是这样的事情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不会往心里去，他们的脑子里只有工作，对生活没有任何要求，不是能够凑合，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日子有什么不好，和战争年代吃过的那些苦比起来，住在菩提寺里的日子已经像天堂一样，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但是这一回母亲意识到，没有自来水的厨房确实是不方便的。母亲没有和我商量就叫来了姐姐同学的父亲，他是一家麻纺厂的机修工，接自来水管子和装自来水龙头这样的活对他来说熟门熟路，小菜一碟。他带了工具和材料来，一个上午就乒乒乓乓麻溜地将水管子和水龙头接进了我们的厨房。母亲做了红烧肉，烫了黄酒，犒劳姐姐同学的父亲，我特意打开厨房的窗户，将自来水龙头开得哗哗响。隔壁奶奶迈着小脚走过来，讪笑着说：人都抓起来了，房子也没人住，碗盏也没几只汰，你们娘俩又漆地板又装水管子，给谁用啊?母亲笑得比奶奶更响，哈哈哈，奶奶呀，我们自己用啊，不但自己用，还要等孩子们和他们爸回来用啊。奶奶嘴一撇，还回得来么?关在哪里都不知道呢!母亲大眼睛刷地射过去一道凌厉的目光，软中带硬地说：怎么会回不来呢?共产党的天下难道还会让共产党人冤死不成?
       然而，当天下午我在织锦厂的师傅钟凤英带来的消息却让我和母亲的心再次沉重起来。钟师傅来我家时连系在身上的布围裙、戴在头上的白帽子都没有脱掉，一看就是纺织厂的女工打扮，她手里拎着毛纸肥皂等一大包东西，说是来给我送劳保用品的。师傅告诉我，那天半夜我被公安带走后，第二天厂区里就贴出了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说我父亲是右倾复辟势力的黑干将；也有大字报说父亲是血债累累的叛徒，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师傅说，她是不相信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的话的，但我父亲名字上的鲜红的××血淋滴答，我又是半夜三更被公安人员带离工厂的，她不放心我，过来看看。师傅说话嗓门很大，这是纺织车间里机器轰鸣听不清说话声导致的习惯。楼梯上几次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母亲站起来给师傅倒水时还看到楼梯扶手旁晃动的身影。
       在楼梯上装门的决定母亲就是在那一刻做出的，但我知道这个念头在母亲心里其实已经盘桓了很长时间。我们家住在二楼，每天都要上下的楼梯就像穿在自己脚上的一双鞋子，天天见，天天踩，早就习以为常，熟视无睹了。然而，在1976年的那段日子里，我家的楼梯突然有了许多不同寻常的意味，它所担当的角色也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家的楼梯是一个半环形带扶手的木楼梯，圆润光滑的红漆扶手下是一根根雕刻着精细花纹图案的木质小罗马柱，柱子和柱子之间大约有拳头大小的距离，这就让扶手下的柱子变成了通透的木栅栏，人在哪个角度目光都可以穿过木栅栏，拐向二楼。以前倒也不觉得什么，而当抄家和搜捕把人逼到了完全没有隐私的角落，木栅栏的通透处经常冒出来的贼亮的眼睛就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住在楼下的另一个造反派的家门正对着楼梯扶手下的一根根柱子，而奶奶家的厨房则从另外一个方向可以一眼望到楼上。尤其是公安人员三日两头突然地找上门来，说是正常的讯问，但那种毫无隔断和遮拦的长驱直入还是让我们有一种裸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的感觉。我不知道母亲当时说要在楼梯上装门她心中是怎么想的，我只记得母亲通过经常给我们送菜的我的一位菜场里的中学同学，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木工，还有木条、三夹板等废旧材料，在楼梯中间的环形拐弯处装起了一扇简陋的门，门右边的楼梯扶手处竖起了一堵三夹板墙，当楼梯门和三夹板墙将一切窥探的目光和虚伪的笑容统统阻挡在外面时，我们总算稍稍有了一点点安全感。人有时候的要求真的是很卑微很可怜，这扇能给我们带来片刻宁静和为我们遮挡“阴风冷雨”的楼梯门让我对母亲钦佩不已，我慢慢意识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个人所无法掌控和抵御的，但也有许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调节和改善的。
       我呆坐在窗前看云的时间越来越少，在母亲的指挥下，我开始做一些自己以前从未做过也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我们托我菜场的那位同学买来两百斤长梗大白菜，又买了两大篮子一点红萝卜，准备腌冬腌菜。腌菜缸萝卜爽口清脆，是父亲最爱吃的，我要多腌一些。那时候我们家的前凉台和后晒台都晾满了白菜萝卜，腌菜用的干红辣椒像小火把一样在弄堂口的通风处串串舞动。按上辈人的规矩，女人是不能进腌菜缸踩踏冬腌菜的，但母亲说，这回的冬腌菜就让我进缸踩踏，规矩都是人定的，规矩也是可以由人改变的。现在的孩子们可能永远也无法体验这样的乐趣：当你卷高裤腿，拿着盐罐在大缸里撒着亮晶晶的白盐，用脚丫交替地踩踏着码得整整齐齐的长梗白菜和圆胖的萝卜，感觉到渗出来的凉丝丝的汁液慢慢没过你的脚脖子，清冽的菜香钻进你的鼻孔……那样的时候，人世间的烦恼是可以忘却的。
       我又求师傅爹到安吉山里抓来六只阉鸡，这些吃虫子和稻谷长大的乡下鸡们和养鸡场吃饲料催肥的胖鸡婆显然不同，它们一进菩提寺的墙门就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目光。鸡们毛色油亮，鸡冠鲜红，高耸的大尾巴浸润着大竹海的绿，莹莹闪亮。我带着一种无以言说的满足让美丽的鸡们在天井里闲庭信步，嘴里发出“咯咯咯咯咯”呼唤鸡们的欢快叫声，手上奢侈地向它们抛撒着菜叶和米粒。六只大阉鸡让我们失去三个亲人后空荡冰冷的家重新充满了活力，增添了热闹的气息，也使得我和母亲每天平淡而郁闷的生活陡然间有了忙乱却新鲜的内容。母亲先让老家的亲戚带来两口袋砻糠，每天做饭时再多放两杯米，而我则每天去菜场捡菜叶，菜叶捡回来后洗净晾干切碎，然后在厨房灶头的大铁锅里和砻糠米饭煮拌成热气腾腾的鸡食。看着鸡们扑扇着翅膀争先恐后地啄食，我想，等爸爸哥哥姐姐回来的时候，我可以用养得肥胖鲜嫩的鸡给他们做一桌美味佳肴了!
       那一段日子是忙碌而充实的，我很奇怪，愁云惨雾不知何时从我们身边悄然退去，希望和梦想却开始一点一点地从心里滋生。母亲和我
       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家庭主妇，做着一件件一桩桩琐碎而具体的事情。有一度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假如母亲只是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家庭妇女，我们的日子是否会更多一些天伦之乐?我还奇怪地发现，当我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些腌菜养鸡家长里短的事情以后，我的心态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平和。原来那两个陈公安隔三岔五地上门问讯总会引起我的反感和抵触，言语交锋中常常会热血上头，说一些不够理智甚至有意伤人的话，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陈公安们的态度开始转化，有时候我也会像母亲一样，给他们倒一杯水喝。
       大概是在1976年10月中旬，我和母亲好像都注意到公安局的陈公安们突然不来了，到了取粮票和生活费的日子，从不误时的陈公安们也没有准时出现。母亲说，应该是换季的时候了，该来拿冬衣了吧?母亲开始准备毛衣毛裤和棉袄，姐姐的腿有关节炎，虽然在东北插队时睡了几年火炕没有再犯过，但母亲说现在不知道他们关在哪里，潮不潮湿，万一犯了呢?哥哥的脊椎曾经在中学军训拉练时摔成粉碎性骨折，愈合后也是不能受凉；父亲的腰椎在干校劳动时也落下了病根，畏寒，每年冬天母亲都会早早地给他们翻好丝绵背心，今年当然更得提前做好准备。然而，母亲将冬衣全部准备好了，陈公安们还是没有露面。
       母亲是敏感的，她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和异样。最先给我们带来惊天消息的是赵晓红，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她爸爸是母亲所在单位下城区委的副区长。她从小读马列，学哲学，酷爱政治，立志女承父业走仕途。没想到父亲被打倒后梦想破灭，她只能屈身在一所中学当政治老师。有一天傍晚，我刚刚将在天井里吃完食的鸡们赶进窝，将小圆桌支好，准备和母亲吃晚饭，梳着扫帚把的赵晓红进来了。她两眼放光，屁股还没在竹椅子坐稳，就大着嗓门道：“四只眼”倒台了，你们家里的人肯定马上要放出来了!我和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四只眼”是大家私下给江青和张春桥起的绰号，哪能公开嚷嚷?我们四下一看，还好，天井里这会儿还没人。母亲一把将赵晓红拉进厨房，压低喉咙问：你哪里来的消息?这种事情不好乱讲的。晓红吐吐舌头也一下子降低嗓门，董阿姨，这种事情当然不好瞎话三千的。消息千真万确，您就保重好自己身体，等他们回来吧!这也是我爸爸要我对您说的。晓红说完匆匆走了，来去似风，了无痕迹。我和母亲对着晓红坐过的那张竹椅，面面相觑，不知道刚才的那人那话是否是幻觉?
       几天后，两个陈公安又上门了，粮票、钱、衣服，一样都没有少要。母亲在拿这些东西的时候迟疑了一下，把已经包好的冬衣重新打开，只将毛衣毛裤和钱、粮票交给陈公安。年长的陈公安说，天很快就冷了，棉衣棉裤也好带上了。母亲心一沉，说：介早带作啥?说不定不等天冷他们就回来了呢?两个陈公安对望一眼，沉默了一阵，年轻的陈公安和颜悦色地说，还是带上好，北方冷得早。
       公安走后，母亲兴奋地对我说，小妹，看来赵晓红的消息有可能是真的了!为什么?我不解。母亲说，你想想，人抓走都快半年了，我多少次问他们人关在哪里，他们从不透露半点口风，今天却主动跟我们说北方冷得早。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吗?我还是不解。母亲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爸他们应该关在北京。公安的嘴就是铁将军，钢刀也难撬开的，今天为什么向我们露了一条缝?上面肯定有变化了!
       母亲说的变化很快就成为满大街的锣鼓和鞭炮声：“王张江姚”这四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终于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轰然倒塌!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革”动乱从此结束。然而，父亲和哥哥姐姐并没有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很快回家，公安们的态度虽然改变了很多，但也没有给我们丝毫承诺和希望。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陷入了更加无望的焦虑，我常常忘了给鸡喂食，也很少再去菜场捡菜叶，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小妹，鸡好像瘦了，毛也不那么亮了。我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母亲说，不要急，大批的冤假错案排队等着中央逐一清理呢，哪那么快呢?咱们可别让鸡再瘦下去，我们要等着你爸他们回来过年呢!
       和母亲相比，我永远显得稚嫩和脆弱。1977年春节前夕，我们果然接到了市公安局的通知，父亲和姐姐马上就要回来，市局已派专人到北京去接了。果然关在北京，果然回家过年，一切都如母亲所料，虽然陈公安说我哥哥暂时还不能回家，但父亲和姐姐能先回来已经足以让我和母亲欢欣鼓舞!我们相信时间，相信时间能证明和改变一切!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活着，前面依旧可能充满了美好!母亲从抽屉里找出总也舍不得买的肉票，早上四点不到就把我叫醒，到菜场肉店排队。那时候肉很紧张，猪蹄膀更是紧俏得要命，一只柜台一般只有两三只蹄膀，肉店规定一人只能买一只蹄膀。母亲和我一人排一支队伍，又用篮子占一支队伍，托后面的大爷帮忙照应将篮子移上去。我和母亲在各自的队伍中心照不宣地彼此交换着眼神，又时不时紧张地看一眼另一支队伍中托那位素不相识的大爷照看的竹篮，我在心里暗暗祈祷着不要有人对这只竹篮引起注意，将它逐出队伍。那一次我们幸运地买到了三只大蹄膀，母亲兴致勃勃地将蹄膀汆水、拔毛，放上茴香桂皮八角和干橘子皮在大沙锅里炖得香气扑鼻；我又将所有攒着的酒票全部买了爸爸最爱喝的绍兴花雕。已经养得肥硕壮健的六只大阉鸡是先杀三只用虾油卤腌起来，另三只等爸爸姐姐回来后现杀吃白斩鸡；还是全部养到他们回家听他们的意见再做决定，我和母亲产生了分歧。母亲希望先杀几只分别做虾油卤鸡和酒糟醉鸡，而我坚持要让六只美丽的鸡迎接亲人们归来。
       母亲最后做了让步，但这让步却让我后悔至今。我始终不知道是谁制造了这幕惨剧，我也不明白这些无辜的鸡们招谁惹谁得罪了谁?过年前，居委会到各家各户来分发老鼠药，虽然我家厨房明显有老鼠出没，但鸡窝就在厨房一角，为鸡们的安全我决定放老鼠一马，我将老鼠药统统扔进了垃圾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将六只鸡赶出窝，放到天井里喂食，期间我上楼去晒被子，不到半个小时我下楼来时，差点吓晕过去——六只鸡无一例外都直挺挺地躺倒在地，有两只鸡的爪子还在微微抽搐，更让我心惊肉跳的是，六只鸡全部睁着眼睛，没有一只瞑目!
       我站在天井里大声哭喊：谁干的?谁干的!为什么呀?!
       所有的门窗紧闭，没有一点应声。母亲听到我的哭喊下楼来了，看着一地死不瞑目的鸡，她开始也傻了，但她很快就镇定下来，蹲下身子摸摸身体还温热的鸡对我说：不要追究是谁干的，也用不着问为什么，这没有意义。来，我们把它们抬出去找地方埋了，它们是被药死的，别让人捡去吃了中毒，罪过就大了!
       母亲说得很平静，好像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虾油卤浸鸡和酒糟醉鸡。
       三天后，离家八个多月的父亲和姐姐回到了家中。我很遗憾，迎接父亲和姐姐的餐桌上没有父亲最爱吃的白斩鸡和姐姐喜欢的虾油卤浸鸡，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还有炖得酥烂的蹄
       膀和香醇的花雕。
       我将因1976年的“总理遗言”案而发生在我们家中的种种事情撰文在《收获》上发表以后，不断地有人问我们：经历了那么大的一场劫难，你们家未破，人不散；父母都已八十多岁高龄，却依旧健康，南来北往，活得潇洒自在；几个孩子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文革”后都没有参加高考，但在以后的岁月里却通过各自不同的努力，先后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充实地工作着。是什么原因让你们一家人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姐姐说：因为我们的母亲，母亲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只要有母亲在，我们这个家就不会散。
       今年春节去海南看望母亲时，我将姐姐的话告诉了母亲，并进一步寻根究底地问母亲，如果说你是我们家的定海神针，那谁又是你心中的定海神针呢?是什么原因让你没有躲过劫难，却没有在劫难中倒下呢?1976年那段日子我天天都和你在一起，但你究竟是怎样挺过来的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
       母亲久久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当我再三追问时，母亲却出人意料地对我说起了荣儿。
       荣儿是我的大哥，我以前只知道这位我从未谋面过的大哥在他一岁多的时候死于急性肺炎。本来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接触的哥哥并不会在我心里引起波澜，我在父母的相册中看到过一张仅存的荣儿的照片，荣儿戴着一顶棉军帽，系着一条小围兜。母亲曾经对我说，解放初期那阵子上面鼓励大家多生孩子，有一条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女同志要生五个孩子才能当上“光荣妈妈”，生四个孩子才能做绝育手术。母亲当时工作繁忙，不想被孩子拖累，生下我小哥哥瓜子后，已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本不想再生，但由于得不到组织上的批准，只好又怀上了我。我妈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说，如果荣儿还在，就不会生小妹了。母亲说者无心，而我听者却有意，从那以后我对早就死去的大哥便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歉疚，我总觉得是大哥的死亡才换来我的降生。而真正让我为大哥流下心痛的泪水，是这一次母亲在我的追问下向我讲述的往事。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以后，蒋介石掉转枪头对准共产党，发动了全面内战。涟水整编以后，我母亲所在的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此时我母亲已经身怀六甲，行动不便。我父亲当时是浙东抗日根据地下属的绍嵊县县工委委员兼东关区委书记、区长，我母亲是区委宣传委员。母亲怀有六七个月的身孕，难以随军行动。组织上要我父母考虑，是一起转到地方工作，还是母亲在留守处待产，父亲随部队北上?对此，父亲是犹豫的。这是母亲和父亲结婚以后怀上的第一个孩子。父亲原本是应该随大部队走的，但他看着大腹便便临盆在即的母亲实在下不了决心。母亲很坚决地鼓励父亲跟部队走，继续北上。而等父亲真正离开母亲以后，母亲才知道自己做出了一个将自己几乎推入绝境的决定。
       母亲留下来待产的淮安县是苏中老区的一个贫困县，地处废黄河与盐河之间，这里泥沙淤积，哀鸿遍地，加上长期战争炮火的摧残，百姓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和困难。但由于这里是老区，群众基础好，百姓和军队亲如家人。
       母亲生荣儿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向苏中大举进军的前夕。一批又一批的飞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地在两淮地区上空盘旋轰鸣，炸弹成串地投向田野、树林和民房，母亲所住的房东家的房屋整天都在颤抖。至今也没人说得清楚，母亲当年的难产是因为战争还是因为贫困。一天晚上，母亲的胞浆水突然破了，但孩子却没有分娩的迹象。母亲整整生了四天四夜，直到胞浆水滤干，孩子仍然涩在肚子里生不下来。母亲疼痛难忍，牙齿将嘴唇咬得鲜血淋漓。卫生队的同志想办法从老乡那里要来点灯的菜油，用针筒将菜油打到母亲的肚子里，希望能让这个不肯离开娘胎的小生命早点被菜油润滑出来，但这个倔强的小生命就是顶着产门抵死也不肯出来。母亲开始大出血，情况非常危急。母亲生产的村民家里根本没有任何卫生生产器械。最后组织上只好派人骑马到县城医院去借来产钳等医疗器械，将荣儿从母亲肚子里钳了出来。当荣儿嘹亮的哭声冲破低矮破旧的民房屋顶和天空中的敌机轰鸣声响成一片时，我母亲已经完全昏死过去，她没有听到儿子的第一声啼哭，也没有看到儿子漆黑的眼睛旁留下了产钳的深深印记。母亲从昏迷中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初升的太阳将红色的光芒洒在母亲的身上。母亲睁开眼时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一片红光扑面而来。母亲惊恐地叫道：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我眼睛怎么啦?我看不见啦!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在母亲耳畔响起：不要紧的，慢慢会恢复的。你不要怕!说这话的是一位年龄和母亲相当的女同志，名字叫何柔，她也和母亲一样是留下来待产的。虽然她自己刚刚生下孩子，身体也很虚弱，但她看到比她更虚弱的母亲，立刻放下自己的孩子过来照顾母亲。母亲的牙齿全部浮起，牙床充血肿胀，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何柔走出十几里地，到附近条件好一点的村子里，用她为自己儿子手工缝制的一件红斗篷向老乡换来一点小鱼和猪肝，给母亲熬鱼汤和猪肝汤喝。母亲大出血后根本没有奶，何柔就将自己的奶水喂荣儿，再到老百姓家去讨来米汤喂自己那个比荣儿大不了几天的孩子华华。那么多年过去了，母亲说到这位名叫何柔的女同志时心中依旧充满了感激，母亲说，假如没有何柔对她的精心照料，那她一定早就见阎王了。母亲向我叙述当年这段情景时，情绪激动，她说，我四十多岁时牙齿就拔光了，为什么?我的牙齿在生荣儿时就丧失咀嚼功能了。母亲几乎用大半条命换来的荣儿生下来有九斤重，虽然母亲命悬一线差点死去，但小荣儿却健康可爱。
       母亲身体稍稍恢复以后就坚决要求归队，希望组织上马上给她分配工作。她由华中北上山东，回到了自己当初离开的华野一纵队。华野一纵队是华东战场的我军主力，从1946年底至1947年5月，经历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重大战役，战斗频繁，环境艰苦。同志们都劝母亲，荣儿还太小，父亲又不在身边，战斗又那么残酷，你一个女同志又要带小孩又要工作，怎么吃得消呢?然而母亲态度很坚决，她不会为了孩子而放弃工作。于是组织上让母亲担任后方留守处政治处干事。政治处的工作琐碎庞杂，事无巨细干事都要亲历亲为，逢到战事紧张严重时，同样要面对血污和死亡。部队行军时母亲还要组织筹粮、运输、担架，安置伤残人员，工作十分繁重，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荣儿就像一个没娘的弃儿，泥头鬼脸，满身虱子。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孩子，组织上给母亲专门派来了一个通讯员。通讯员名叫史美泗，他来到母亲身边带荣儿时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大约也就十七八岁。母亲说，美泗脾气好，有耐心，对荣儿比亲爹妈还亲。荣儿也喜欢美泗叔叔，看到美泗叔叔他就会笑，就会伸出小胳膊要美泗叔叔抱。荣儿一岁多的时候已经会追着美泗叔叔跑，还能两手提起一个装了大半桶水的铁桶晃荡着玩。有谁会想到，花骨朵一样的荣儿还没
       有认识这个世界，就突然地从这个世界上永久地消失了。有一天，战场上转移来的伤残人员特别多，被子不够了，母亲就把荣儿的被子拿去给伤员盖。等美泗叔叔发现荣儿的被子没有了时，他对母亲大发脾气。母亲将父亲留给她的一件棉大衣交给美泗叔叔，让他给荣儿盖。就在这天晚上，只盖了一件大衣的荣儿着了凉，得了急性肺炎。留守处卫生队里虽有数量有限的盘尼西林，美泗要求给荣儿打一针，母亲却说，那么多伤员等着盘尼西林救命呢，荣儿一个孩子怎么能和伤员争这救命针呢?美泗只好向当地老乡求救，讨来一个土方子，然后爬十几里山路采来草药煎了给荣儿喝。就在这时部队要开拔了，母亲很矛盾，她知道长途跋涉的行军对一个才一岁多点的病孩子意味着什么，她想将荣儿留在老乡家里，美泗坚决不同意。他将荣儿放在箩筐里挑着上路。为了让荣儿一路有热水喝，他还背着母亲用自己微薄的一点津贴换了一只五磅重的大暖瓶，将尿布撕成布条，编织了一只网兜，装上灌满热水的暖瓶背在身上。他怕母亲看到后又要阻止，就用一件旧衣服盖住暖瓶。然而，这么硕大的一只暖瓶装满热水背着走路还要不让水晃出来太难了，美泗歪斜着身子一蹶一蹶走路的异样很快就被母亲发现了。母亲生气地说，你背着这么沉的暖瓶怎么行军，万一路上绊一下，开水把人烫坏了怎么办?母亲一定要美泗将暖瓶扔了，这时的美泗像一头发飙的犟驴，眼睛血红，抱着暖瓶死活不放。母亲和美泗争抢暖瓶时，美泗泪如雨下，他朝母亲嚷道：荣儿病得那样了，他不能没热水喝!母亲也哭了，她犹豫了一下，将暖瓶里的水倒掉一半，留了一半交还给美泗。然而，这半瓶开水并没能挽救荣儿的性命，高烧不退的荣儿干咳了整整一夜，在黎明前突然安静下来。由于严重脱水，荣儿眼袋下的皮像起皱的白翳，母亲以为是眼屎，拿手绢去擦，干裂的皮一下子破了。心慌不已的母亲和美泗守在荣儿身边，母亲大声地喊着荣儿的名字，荣儿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什么反应也没有；然而，当美泗叔叔握着荣儿的小手，贴着他的耳根轻轻地叫着“荣儿荣儿”时，荣儿的眼皮微微地抖动起来，慢慢地睁开一线缝隙，看了一眼美泗，又无力地合上了，两边眼角有泪水流淌下来……
       我是第一次从母亲嘴里听到荣儿临死前如此悲凉的情景，我无法想象一个母亲眼看着亲生儿子的生命从自己手中一丝一线地抽走，却无力拽住那根线头的凄惨，更让我听得心酸难受的是，荣儿一个刚刚一岁出头，还不会说话的小毛头，却有选择地将临终的眼泪滴落在疼他爱他的美泗叔叔的脸上，而对难产四天四夜几乎拿命生下他的母亲的最后呼喊连眼皮都没有抬一抬。我相信已经在另一个世界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荣儿虽然还没有学会怨恨，但他对母亲的声音一定觉得陌生。我想，母亲真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是残酷的战争炮火烧毁了她母性的爱，还是血流成河尸骨遍野的国难麻木了她的心?她为什么就不能给可怜的荣儿打一针盘尼西林呢?我问母亲，荣儿的尸体埋葬在什么地方?我想我们应该找个时间专门去祭奠一下大哥。母亲久久没有说话，半晌才摇摇头道：我不知道，是美泗和你爸的通讯员小胖去埋的。我的心像在冰水里沉沉地浸了一下，我无法理解，当荣儿与母亲马上就要阴阳两隔的时候，母亲为什么不能亲自送儿子上路?我觉得母亲实在是太无情了!无情得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当母亲向我叙述完这一切时，突然间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她喃喃地说：荣儿如果活到今天应该也有六十出头，头发恐怕也会白了……
       那一瞬间，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埋藏在心底的巨大的创痛。也许，荣儿其实一直括在母亲生命的隐秘的一角?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步步地走向死亡却无能为力更悲惨的事情呢?母亲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在炮火中经历了一般人无法忍受的彻心彻肺的丧子之痛，那么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她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沟坎呢!我好像一下子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在那么多年以后突然对我说起了荣儿，这个至今不知葬在何处的幼小的生命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在1976年的黑天灾难中，母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淡定和冷静；那种超凡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那种对翻来覆去的政治斗争洞若观火和对党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这一切其实在多少年前革命斗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中就已经奠定了。这样的奠定或许有对人性的扭曲，但同时却造就了一代母亲的脊梁!这样的脊梁是坚韧的，在突发的灾难面前是可以挺住不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