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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鹅毛雪飞着，路上的黄泥有一寸多后(厚)，我们的伙伴们，风雪烂泥中，向着动员委员会进发。雪花落在我们的衣服上，更黑白分明了，地上很滑，大家喊着：
       “同志们当心摔跤!”
       ……
       这是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团体日记，写于1938年3月6日。
       2005年夏天的很多个夜晚，我是读着这些日记度过的。橘黄色的灯光下，我一点点地识别着六十多年前那些风格各异的字体，仔细辨认着日记主人们在战争间歇中匆忙留下来的潦草字迹，这绝对是一个考验诚心和耐力的工作，有时候一个字、一个人名或地名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反复查找核对……它的烦琐和困难程度甚至超过了我的写作本身。
       然而，就在这日复一日的阅读和整理中，有种真实的情感像是一股涓涓细流不断地涌出来感动着我的心，它跨越了时间的鸿沟，超越了以往个人对历史的贫乏想象，使我即使再难再烦也无法将它搁置。
       记得张昕老师曾经对我说过，“文革”中，电影学院的造反派把日记拿去了，他们组成专案组费尽心思地研究日记，在所有认为可疑的地方都做了标记，并派出不少人到各地深入挖掘线索，希望能搞出一个大特务集团，可是后来，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告诉张瑞芳，当时他看了日记觉得非常感动。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能叫一个充满了战斗精神的造反派感动的是什么呢?!
       1937年，那个让无数人刻骨铭心的夏天，小船驶离了港湾，驶向了战争的惊涛骇浪，这个由平均不到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在被侵略者蹂躏着的祖国土地上，开始了漫漫的“移动”行程，体验着惊险和艰难带给他们的痛苦和快乐。
       离开南京后，他们回到济南和山东省教育厅接头。第一次在济南民众教育馆为军队演出就很轰动。演员们全身心地投入，舞台上悲伤的女孩，身心疲惫的老汉，勇猛的抗日战士一个个活龙活现，连方深扮演的日本兵也十分逼真，场上高潮迭起，场下时常哭泣声一片，悲情在演员和观众中传递，快结束时，有一个人嚎啕大哭着冲出了剧场，这个人就是民众教育馆的馆长，东北人。
       他们很快就被准许在省府礼堂演出，韩复榘看了演出很感动，并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允许剧团在山东境内整个第三集团军巡回演出。这样，剧团在山东省的各个地方便畅行无阻了。
       战争的残酷面貌很快就显现出来，毁灭着他们原有的那一点点新奇。他们看到了很多伤兵，为伤员演出、代写家信是他们的工作。一次，在医院里，伤兵们看见他们来慰问都落泪了，有人想起家中的老人和姐妹们禁不住放声大哭，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表示，伤好之后一定要再上前线杀敌。有两个女伤员躺在病床上，身上裹着绷带，伤口上的纱布渗着血迹，苍白的脸上勉强浮着虚弱的微笑，这让剧团的同学们看了心里更加难过，女生们几乎都要哭出声来了。
       眼泪流过后是再次送同胞们走上战场，年轻的心承受着苦难的磨砺却依然饱含热情。
       庄璧华在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各处的电灯都来了，夜色笼罩着徐州车站，有一列车满装着武装的弟兄，要开到前线去——27师19旅26路孙连仲军长的队伍，我们整起了三个团体集合的队伍来欢送他们，我们向着一个个的车厢唱歌，致敬，喊口号，他们是那样热烈的回答着我们。
       我们喊着收复失地，他们都喊着打到东京去!不打倒日本人不回徐州!领导人的喉哑了，在苍茫的夜色里，所听到的似万马奔腾的欢欣，他们和我们的声音都嘶哑了，但是好像我们的仇敌就在我们的眼前，没有一个人愿意放掉他们，拼命的比赛着英勇，直到车蜿蜒如长蛇般的开出站台，一切的热烈壮观随着列车远去。
       战争是苦涩和无奈的，他们要面对的现实还很多。寒冬季节的山东雨雪霏霏，道路泥泞，一次他们演出后住在周村职工学校，刚好碰到一群从前线退下来的散兵也住了进来。被寒冷、饥饿、危险和疲惫困扰着的士兵们看见女大学生顿时来了精神，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徘徊在门口伺机行动。见势不好的荣高棠和杨易辰急中生智赶紧把张家背景散布出来，才阻止了一场灾祸。
       农村，对他们来说更加陌生。初到那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贫穷，很多地方都刚刚闹过饥荒，破旧的房屋，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孩子们，因为前一年地里没有什么收成，人们普遍吃不饱肚子，各个面黄肌瘦，甚至还有人就因为穷当了汉奸。眼前的一切使大学生们受到很大的震动，站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说不出的沉重。
       他们的出现也同样给偏僻的农村带来了不小的轰动，农民们像看稀罕物一样尾随着他们，很多人从未见过洋学生，更不习惯女人抛头露面，张昕在日记中描述，有的人就傻呆呆地站在窗外张着嘴巴盯着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弄得他们哭笑不得。
       面对着大字不识一个几近愚昧的农民，怎么进行宣传呢，他们接受了动员委员会的建议，把自己打扮成难民的样子走进村子，和他们谈话，给他们演出，教他们唱歌。在一些僻陋的地方，人们显得比较麻木，当日本人的枪炮声在不远处响起的时候，他们也会自动地组织起来保卫家园，但情况稍有好转，他们又不愿再接受宣传和训练。富裕一点的村子就开明多了，村民们组织起来欢迎剧团的到来，他们聚集在土戏台子前一遍遍地观看演出，流泪、喊口号，还给同学们吃面条煎饼，端出一碗碗茶款待同学们，而他们自己好像从来就没有喝过。当剧团告别乡亲们向另一个村子出发时，他们也尾随着前进，孩子们跟在后面奔跑着，在麦田里打着滚，大人们则一直送出几里地还依依不舍，最后就站在路边，目送着同学们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情景，让同学们久久难忘。
       社会的丑陋是他们的大课堂，在不止一个地方他们遇到令人气愤的事情，那些压在农民头上的劣绅和苛捐杂税，那些为了财富之争忙着拉选票的党部官员们，光说空话不办实事的县长，还有连剧团演出用的油灯租金也要贪污的政府小夫役……他们满怀热情地和县党部的人座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甚至发生顶撞，却没有任何结果，贫穷和黑暗留给他们的是一种很深的伤痛和郁闷。
       他们都变得粗犷和坚强起来，可以吃国民党官员的宴席，也可以忍饥挨饿，可以住好房子，也可以在漏着雨又湿又臭的茅屋里与牲口苍蝇蚊子为伍。第一次发现虱子时几个女生都吓哭了，后来头上身上的虱子多得捉也捉不净便也习以为常。睡觉时炕上臭虫太多，他们索性搬到地上，但臭虫们又紧随其后追到地上。没有地方洗澡，女生们想办法在院子里围个席棚，引来村里的孩子们扒着席棚看赶也赶不走。
       他们辗转在山东、河南、安徽数地，行进在满目疮痍的战场和农村，敌人的轰炸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是在夜里，有时候就在身边，他们已经练就了以最快的速度钻防空洞的本领，但也有的时候，他们匍匐在可以隐蔽的地方，咬着牙，注视着天空，一架一架地数着敌人的飞机，眼看着飞机投下来的炸弹在不远的地方爆炸起火，那熊熊的火焰好像焚烧着他
       们仇恨的心。一次，夜行车，他们坐在闷罐车的车顶上，火车穿过敌机刚刚轰炸过的地区，阴森森的，一连几里地都是废墟，那次轰炸死了几千人，夜风里弥漫着烧焦的味道，好像包裹着无数死去人们的冤魂。
       另一次，在敞篷车上，下起了大雨，粗大的雨点从天上倾泻下来，每个人都在瞬间湿透了衣裳，病倒了的同伴躺在临时搭起来的铺板上，身上盖的大衣无力地承接着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张楠写道：
       没有地方躲!把伞撑起来，几人挤在下面；披上大衣，把大衣顶在头上；把脸盆也顶到头上了……我们高声的唱，我们大笑，雨和头发上流下的水洗净了我们的脸，雨丝跳进张大的嘴里，雨的细沫迷矇了眼睛。唱，高兴，又跳舞，和我们同车的人们笑了。到驻马店我们就得下去，再远，我们的情绪会支持不住。
       后来他们换了车，仍旧是敞篷车，把四十八件行李和道具重新搬到车上，雨已经停了，他们把车厢里的水擦干，拴上绳子，晾上湿的被褥，把湿衣服换下来堆在一起，就那样倒在一旁沉沉地睡了，前面还有更多的事情等待着他们……
       当年，让那个造反派感动的或许就是这再苦再难也阻挡不住的青春热情吧!或者还有这叙述中散发出来的掩盖不住的纯真学生气，残酷的战争现实和青春的浪漫情绪纽结在一起，在任何时候读起来都不能不给人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也不能不让人感动!
       战争把年轻的大学生们锤炼得坚硬起来，却并没有改变少男少女们纯洁纤细的内心，和对美好感情的追逐。在清晨的大明湖畔，他们奔跑嬉戏，把战争抛向脑后；在一望无际的麦田中，他们张开双臂忘情地呼喊；风雨之夜，他们黯然神伤地怀念着遥远的家乡；饥饿和病痛中他们为同伴奔走，流泪……就在这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朝夕相处中，移动剧团最初的十五人，有四对人结成伴侣……沉寂了的青春岁月里藏匿着多少动人的情感故事，可奇怪的是，团体日记以及他们后来的回忆却很少涉及到这些。遗憾之余，我曾经询问过接受采访的老人们，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我，你是说爱情吗，那是个人的事情啊，怎么能写进团体日记中!面对着他们白发苍苍的面容和坚定不移的回答，我知道，在这些老革命心中有着一道怎样泾渭分明的个人和集体的界线，那界线一直延续到他们生命的永远。
       然而，爱情是永恒的，即使是再恶劣的环境它也会像山野中的花朵，恣意地开放起来。我相信，这感情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一定是鼓舞他们抵御风浪努力前行的力量，在人事全非的今天，也依然会感动无数素不相识的人们……
       我执意地寻觅着埋藏在坚硬表壳下的那种柔软的东西，最初，他们并不情愿，正像荒煤所说：
       饱经风霜的老年人的心灵，经过多年的磨炼已经有如化石一样。
       但人心总是肉做的。……正如不论有多么坚硬、深厚的地壳，也不能使地下岩浆的烈火停止燃烧、奔流，甚至喷射到大地上来一样。
       渐渐地，随着感情闸门的开启，缠绕着他们的外壳一点点脱落，昔日的烟云如潮水般翻卷，最终，我跟随他们一起走入那个消失在岁月中的美好感情世界。
       六十多年前，在开往烟台的太古轮上，美丽活泼的瑞芳给荒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天，经过一番拼搏，他们总算上了船。此时，不要说船舱里面，连甲板上也没有什么空隙了。荒煤还算幸运，在一个捆锚绳的小铁柱旁站住了脚，瑞芳就紧紧地靠着他站着，直到轮船载着几百名学生的梦想慢慢地驶入大海，荒煤觉得自己压抑已久的心胸才透过一口气来，浩瀚的大海终于让他重新感受到了自由的希望。
       十九岁的瑞芳因为第一次接触大海，表现得异常兴奋。她时而凭栏远眺，时而在船上奔来跑去，挤在人群中听大学生们聊天或是和他们一起放声歌唱，折腾累了就回到荒煤身旁静静地听他说东谈西。那时候，一切又好像都变得很宁静，战争似乎离他们很远，在荒煤低声细语的述说中她沉沉睡去，坐在铁柱上的荒煤却久久不能入睡。
       很多年后，荒煤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描述过当年轮船上的混乱情景，文章旨在回忆奔向延安的艰难，但定格于记忆瞬间的镜头，却无疑是感情的真实流露。
       我在迷茫与沉思中，凝视着那个蜷伏在我的脚下，偎依在我膝头睡着的瘦弱的女孩，想到这么年轻的女孩离开了生长的北平古城，离开了母亲，离开了自己原来热情学习的美术学校，却将要开始一个不知道向何处去流浪的生活，我不禁抚摩着她那柔软的一头黑发，感到心头有些颤抖了，眼前浮起了泪花……
       事实上，第一次见到荒煤，他的与众不同就使瑞芳很难忘记。
       荒煤当时穿着一件淡米色的衣衫，头发卷曲，满面严肃，当他向我粲然一笑时，好像换了一个人。
       在我们一群能吵会闹的青年中，荒煤显得特别忧郁，只有在他粲然一笑的时候才符合他的年龄。
       我万没有想到《黎明》的作者是一个满头卷发忧郁寡言的年青人……
       这是一篇题为《我们曾是年青的一群》的文章，写于九十年代荒煤去世后不久，很可惜，文章没有写完。人生如白驹过隙，雪泥鸿爪，但青春的印迹却很难抹去。
       1938年初的中原小镇，清冷的月光在田野上闪烁，枪声和飞机的轰炸声暂时停止了，经过了一天紧张的行军，同伴们都进入了梦乡，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上有两个人边走边小声地说话，夜风吹着他们的脸颊，透过他们身上那件被戏称“黑虫子”的棉袍让他们感到了彻骨的寒冷，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很低，好像生怕吵醒了不远处熟睡的同伴们，但是一会儿，他们又似乎忘记了一切地笑了起来，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脆动人……
       这就是荒煤和瑞芳。
       他们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台柱，最初两人在一起讨论演技，渐渐地就无话不谈。经历过左翼文艺运动洗礼的荒煤，虽然和同伴们年龄相仿，但似乎老成很多，他喜欢说童年往事说上海人物，那些带着传奇色彩的故事，让瑞芳在新奇中感受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伤感，继而在内心深处激起感情的波澜。有时候荒煤情绪不好沉默不语，轮到瑞芳了，她活泼开朗的话语，善解人意的抚慰使荒煤忘记了苦闷，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温暖和安宁。
       他们相爱了，爱情使得他们的眼神格外明亮，青春的脸颊上常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无论演戏还是宣传更加干劲十足。但同时，爱情也给他们增添了许多忧愁和烦恼。
       这烦恼主要来自瑞芳，她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懵懵懂懂的初恋，那个曾经带着大学生的帅气和魅力出现在女一中当导演的余克稷，是他领她走向舞台，给她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1936年余克稷毕业后离开北平去了重庆，临行前他要解除家里订下的婚约的决心，要自己务必等着他的嘱咐……她都记得。虽然自己对他并没有任何承诺，但心里似乎又有着一丝隐隐的牵挂，一种说不清的烦恼。这烦恼荒煤看出来了，但他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一往情深地呵护和爱着瑞芳。
       爱恋中的人们对周围的人自然有种疏远，
       他们也同样。很多年后，张昕说起来，还带着当初孩子气的不满：他们总是喜欢单独在一起，把大家搁在一边!对此，三妹是很排斥的。她本来就对荒煤有些看法，大姐总说钱要省着用，可荒煤常常点着蜡烛夜里写作，在张昕看来真是有些浪费。现在两人又总是喜欢呆在一起，二姐有时还心事重重，这让张昕觉得更加别扭。她记得，在一次晚会上，程光烈突然来了兴致组织大家做游戏，硬要每个人在一张纸条上匿名画出自己喜欢、不喜欢、最不喜欢的人，她索性提笔在荒煤名下画了三个圈，属于最不喜欢的人。
       夏天的时候，剧团停留在河南确山，荒煤借机到武汉看望母亲，竟意外地遇到了余克稷。
       正在重庆电力公司当工程师的余克稷，“七七事变”后和朋友们组织了重庆第一个业余话剧团“怒吼剧社”，并在很短的时间里推出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演出一炮打响，年轻人纷纷报名参加抗日宣传，剧社就把他们组成一支支“街村演剧队”到乡镇宣传演出。就这样，余克稷带领着其中的一支从重庆出发，一路宣传演出，一路四处打听瑞芳的消息。
       或许没有余克稷的出现，一切都会不同。但是，1938年的那个夏天，面对一路风尘仆仆赶来的余克稷，荒煤没有多想，就把张瑞芳的行踪告诉了余克稷，并且把余克稷带到了确山，带到了正生着病的瑞芳面前。
       余克稷的到来给张瑞芳出了一个大难题。他已经顺利地解除了婚约，不仅如此，和几年前一样，他再次为她描绘了一个新的蓝图：到重庆去，参加“怒吼剧社”的演出，那里的话剧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是她施展才艺的大好机会。同时，她还可以到已经迁往重庆的国立戏剧学校做选修生听课，余克稷正在那里担任客座教师，他认为，这也是瑞芳提高艺术水平的最好机会。
       面对着千里迢迢不辞辛苦地寻来的余克稷，瑞芳不能不感动。然而，要下决心离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矛盾着……那些日子里，荒煤几乎每一天都受着煎熬，他看出了瑞芳对新生活的想望，也看出了她的犹豫不决，尽管他那么不愿意她离开，但又不想出来阻拦。他希望由她自己来作决定，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更希望她能有一个好的环境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荒煤的心被矛盾和痛苦撕扯着，变得更沉闷了，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话，只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事情最终是由干事会来决定的。在张楠的提议下，那个晚上的干事会开了很久。他们认真地讨论了关于他们的台柱子的去留问题，从剧团的工作出发，大家当然希望瑞芳能留下，但是考虑到一年以来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艺术上也很难再有新的提高，他们最终认为瑞芳还是应该去重庆。很多年后，当剧团健在的老人告诉我这个细节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荒煤当时参加干事会了吗，这个热恋中的人在会上仍旧沉默不语吗?还有干事会的成员们，他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其中的感情纠葛，可他们却和荒煤一样谁也没有说出口，谁都没有把它作为决定瑞芳去留的依据。这些特立独行充满着勇敢和创造精神的青年，他们爱起来的时候是那么热烈，但当决定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原则性竟是如此的高于一切。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余克稷在移动剧团坚守了半个多月，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说好，七月中旬在武汉和瑞芳碰头。荒煤没说什么，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他大哭了一场，但还是决定要亲自把瑞芳送到武汉，然后自己也离开剧团。率真的三妹张昕看着荒煤的样子觉得又可气又可怜，气呼呼地在背后责骂：真笨!明明自己喜欢，干吗还把个余克稷带来!
       他们离开剧团是在信阳，那天没有演出任务，中午张自忠军长邀请剧团的人聚餐，结果因为多数人病着只去了九个人。晚上，为送别瑞芳和荒煤团里准备了丰富的晚餐，还有酒。荒煤没吃饭，借口有事到孩子剧团帮忙去了。餐桌上瑞芳掩面而泣，张楠哭了，离开北平时娘曾经一再嘱咐，无论到哪里姐妹们应该在一起，现在，就这样分开了!荣高棠哭了，连杂牌、新来的老饶也都哭了。三妹正在病着，睡梦中还神志不清地嚷嚷着二姐和荒煤要走的事情。
       八点多钟，荒煤回来了，他强忍着眼泪，拉着瑞芳在暮色之中匆匆地上了车。
       一路劳顿，他终于把瑞芳送到了余克稷那里。分手的那天夜里，荒煤一个人通夜徘徊在长江边，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瑞芳的面孔，闪现着告别大家时的情景，久久不能平静。
       多年后，在回忆移动剧团的往事时，荒煤说，这是他“一生中经历最复杂、感情最激荡、生活最动荡的一年”，这其中，当然包含了他的这场虽然不成功但却很难遗忘的恋爱。
       1938年9月，荒煤从武汉经西安到达延安，在鲁艺教书，和张瑞芳分手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散，时而会感到苦闷和孤独。就在这时，张昕也随移动剧团到达延安。她先是在陕北公学、初级党校、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调入鲁艺艺术系实验剧团，并成功地扮演了大型苏联革命历史剧《带枪的人》中的重要角色。她经常到荒煤那里找书看，两人开始交往，彼此得到些感情上的慰藉。渐渐地，荒煤热情起来，张昕却有些犹豫，担心自己会不会是“填补空白”，这使荒煤再次产生了挫折感。1939年春，在荒煤的要求下，他带领一支鲁艺文艺工作团奔赴前线长达一年多时间，当他从前线回来再见到张昕时，彼此都感觉有了许多变化。张昕更成熟漂亮了。荒煤风尘仆仆，疲惫中充满着朝气和活力。他们都被重逢的喜悦感动和吸引着，终于恋爱了。周围的朋友们对此感到有些惊讶，一年前，在送荒煤上前线时，姚时晓还举着酒杯对荒煤说：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和弓长(张)家的人有来往。但看到他们终于决定把自己交付给对方，朋友们还是热情地表示了祝贺。此时，张昕的母亲已经历尽艰险从北平来到延安，她对荒煤很满意，并给了他们衷心的祝福。
       1942年，在鲁艺的窑洞里，荒煤和张昕结婚了。虽然和瑞芳没有成功，却和三妹喜结良缘，并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波折仍旧白头偕老，他们应当算是移动剧团中成功的一对。2005年冬天，当我见到荣高棠老人的时候，和他相伴五十年的管平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近二十年了。那天，他谈得很多，我为他清晰的思路、惊人的记忆和风趣的语言所吸引，不过，所谈并没有涉及到他和管平的感情。故人早已远去，荣老又建立了新的家庭，并且从言谈举止中都透露出老年人难得的安宁和幸福，还有必要为湮没在历史烟尘中的往事再打扰他平静的心境吗?我犹豫着，但终于还是忍不住向他提起已经翻过去的一页。荣老开始有些轻描淡写，但话题一经打开，许多东西就抑制不住地涌了出来，就好像他一直在那里等着我的提问似的。
       他忘不了那一刻，危险在瞬间逼近生命，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在危险的后面还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年轻的荣高棠是在身后有枪顶着的情况下，从疾驰的火车上跳下去的。
       他还记得自己走向车门的时候，闷罐车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驶去，咣当当的声音像是一
       首进行曲。他想拖延一段时间，或是等到火车上坡的时候再往下跳，但是身后那几个“兄弟”很着急，他们担心车快到站了，一个劲地用枪顶着他喊：快跳!再不跳就把你扔下去了!
       他探身望着眼前晃动的土地，灰黄色的硬土在眼前掠过，风猛烈地吹着他的脑袋，让全身都感到寒冷，他顾不得再多想，就在感觉火车似乎慢了一点的时候，纵身跃了出去。那车门离地面很高，他只觉得自己的手从铁门边松开的一刻，身子重重地坠落下去，有什么尖锐的东西猛烈地撞击着自己，他觉不出疼还试图控制住局面，但根本就不可能了，他在那坚硬的地面上急速地翻滚着，一个巨大的声音轰地从身后掠过，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事情发生在1938年新年刚刚过去的一天里，天寒地冻，狂风凛冽，荣高棠只身一人爬上了从柳河集到徐州的一辆闷罐车。剧团正在曹县演出，他必须到徐州去找何思源和钟志清确定下一步的演出路线，领取二月的经费。在车厢里，他遇到了四五个刚从前线下来的武装“兄弟”，他们灰头土脸，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当火车行驶在辽阔的原野上的时候，睡着了的荣高棠猛然间惊醒，那几个人正用枪指着自己。他们七手八脚地抢走了他身上唯一的十元路费、一枝钢笔和临行时杨易辰交给他的一条毛毯，还因为担心火车到站后，荣高棠会对他们不利，决定把荣高棠从火车上扔出去，后来在荣高棠的一再要求下，他们总算同意让他自己跳下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他只觉得浑身都疼，急忙活动自己的腿脚，竟然发现除了一些外伤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笑了，得意于自己的急中生智，如果让那帮家伙把自己扔出来肯定不是这个结果。他想起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教化学的美国教授马约翰是怎样地钟情于体育，后来索性改变专业教起了体育，自己也成了他手下的一员爱将。他感谢马约翰把自己的身体训练得如此强壮和有柔韧性，那时候，每当训练疲劳不堪的时候，马约翰就会把拳头高高地举起，用脚把地板跺得咚咚的响，声音洪亮地高呼：Fight，Fight!Fight to the finish!(我干!我干!我干到底!)大家一听，便跟着一起高呼起来。这会儿，荣高棠匍匐在中原大地干冷的土地上，他真想向着那一望无际苍凉的原野高呼：我干!我干!我干到底!
       他站了起来，活动着疼痛的腿脚，慢慢地沿着铁路向前走去，虽然又冷又饿，心里却还想着马约翰和他的训练。在那个灰蒙蒙的日子里，他边走边打定主意，等赶走了日本人，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一定要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做些事情!……
       那天的一切都像是惊险小说。他走了很长时间才到了一个小站，好不容易等来了一列邮车，邮车开出没有多久，又遇到了日本飞机轰炸，他跳下车飞跑着躲过轰炸，回头看，那邮车已经瘫在铁轨上不能动了。他只好向徐州方向走去，肚子饿极了，所幸遇到几个看过他们演出的学生给了他一点吃的，才坚持着走到徐州。在何思源那里汇报工作领取了经费后，和同伴们约定的碰头时间已经过了好几天了，他揣着四百大洋急忙往回赶，为了防止再次遭遇抢劫，他混在一群难民中爬上了一列拉煤的车。从柳河集站下来，他几乎是一路跑着赶往曹县，终于在途中幸运地遇到了已经出发的同伴们，远远地，他们从马车上跳下来向他使劲招手呼喊，荣高棠更是拿出了最后的百米冲刺的劲头加速奔跑，冲上去激动地拥抱了每一个人，一边高喊：“哎呀!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就在荣高棠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讲述自己被抢劫的经历时，他看见小管站在人群后面哭了，他走过去，像往常一样逗乐地拍拍她的肩膀问道，怎么了?我不在时有谁欺负你了?这一问，小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得更起劲了，大伙开始还奇怪地看着这个团里最小的女孩，慢慢地，这哭声让他们隐隐地感觉到了什么。聪明的荣高棠梗着脖子呵呵地笑了起来，他觉着有种异样的感觉在心中浮动，使他的心跳都加快了。
       事后他才知道，自己不能按时归队小管有多么焦急担心，当队伍不得不决定出发时，小管真想一个人留下来等他，她勉强坐在马车的后面，两眼死死地盯着一点点远去的村庄，眼泪不知不觉地浸满了眼眶。在那一刻，她明白了荣高棠在自己心中的分量。
       “我是大难不死，还收获了爱情啊!”
       这是近七十年后，荣老说起生命中那个不寻常时刻的感叹，他笑得很柔和，眼里隐隐地闪现出点点泪光，那泪光让我触摸到这位睿智老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
       我没有见过管平，只是从照片上看到她梳着平头类似男孩子般青春的笑脸，从昔日的同伴们那里听说她的种种：她是北平女二中的学生，虽然只有十七岁，却担任过民先总队的交通员，还是预备党员……如今，在荣老的话语中，我感觉到她年轻的身影就那样真切地站在我的面前。
       荣高棠认识小管是在济南。那时，剧团刚刚取得合法身份正在组建队伍，管平从北平千辛万苦地找来了。
       第一次见到小管荣高棠心里却直犯嘀咕，他打量着她小小的个子红扑扑的脸蛋有些怀疑地问：你在这个剧团想干什么呢?
       管平一听就急了，瞪着两眼说：“你可别瞧不起人啊!我可以教唱歌，也可以演戏，演男孩子!只要是抗日宣传，我干什么都行!”
       荣高棠仰起脖子哈哈地笑了，觉得这女孩还真有志气，和郝龙商量后，决定录取了她。
       管平果然像她自己说的，是个工作上积极肯干的人，她不怕吃苦，干起活来有股子不服输的“拧劲”，很快就让剧团的“大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在《饥饿线上》，小管扮演一个男孩，她脸上涂得脏兮兮的，穿着一身破烂的衣衫，声音清脆，又有些颤抖，活脱脱一个小难民，任何人看了都不由得心生怜悯和同情。一次，戏刚刚演完，就有一个提着半篮馒头的老太太挤进后台，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拉住小管说：“孩子，吃吧!看你饿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一次，闭幕后，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跑到后台，非要带小管去洗澡，换身干净衣服。幸亏杨易辰及时上前阻拦，才解了围。
       但是，男孩子的角色毕竟不多，大家也还是喜欢把她当个小孩看待，荒煤就喜欢逗她，两人经常面对面的玩顶鼻子的游戏，到排戏的时候却往往又把她忽略了，这也使生性倔犟自尊心很强的她每每感到不太痛快。
       荣高棠看在眼里，决定让管平跟自己学唱西河大鼓《花子拾炸弹》。其实，在团里，荣高棠的戏也不多，荒煤老是觉得他不适合演话剧，很少给他分配角色，一次好不容易给了个角色还是个哑巴，一句台词都没有，让大家好笑了一阵。西河大鼓、相声之类的节目都是荣高棠发挥自己的特长自编自导自演的。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节目教给小管，小管却不怎么领情也不服管，有时候还冲着师傅大喊大叫地发脾气，荣高棠总觉得她是个“小弟弟”，不管她怎样捣乱，都不计较，还总能想法子把她逗笑。
       渐渐地，小管更多地认识了荣高棠。这个剧团总务真不容易，别看他整天乐呵呵地跑来跑去，管事最多的
       是他，受累受气最多的也是他，除了里里外外地应付，每场不落地登台献艺，有时候还要受年龄小的团员的数落和挖苦，张瑞芳就爱说他没有艺术细胞，“你这人缺乏诗意，月亮在你看来就是个烧饼!”张昕好嘲笑他的长脸是“老尺加一”，他全不在乎，只要工作顺利，只要大家快乐，他怎样都行。有时候小管真为他感到委屈，还出来为他辩解几句。
       自打那次荣高棠遇险之后，小管变了，变得稳重了，细心了，文静了。她再也不那么孩子气地冲着他大喊大叫了，遇到荣高棠忙不过来时，她会主动帮他一把。而荣高棠除了像过去一样关心呵护小管以外，他看管平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柔情。剧团里的人们很快就发觉他们恋爱了，大伙逗乐说，这两人是拾炸弹拾到一起去了!
       他们是在延安结婚的，当爱情在风风雨雨中接受了考验，结婚就成了自然。他们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后来一起跟随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工作，他们的儿子继承了荣高棠的性格，爱笑，人见人爱，住在对门的邓颖超就为他起名叫乐天，邓颖超总爱抱着乐天一起逗乐，有一张照片就是这样拍下来的，周恩来还为照片作打油诗一首：
       大乐天抱小乐天
       嘻嘻哈哈乐一天，
       一天不见小乐天，
       一天想煞大乐天。
       题双乐天图 赛乐天书
       在重庆，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邓颖超为孩子起名叫乐妹，这个快乐的家庭为当时重庆红岩村紧张的气氛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在采访移动剧团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有种遗憾，就是没有能够与张楠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她是这个团体的重要人物，剧团的每件大事似乎都和她有关，活着的老人们也总好谈起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在张昕老师家见过她一面，还记得她看人时执着认真的神情，她留给我的印象是那种很沉稳很有原则性的老革命的样子。据说她曾经因为听到某个求职者询问工资待遇便对其产生不好的印象。
       没有想到的是，张楠和王拓居然是剧团里最早的一对恋人。我没有见过王拓，第一次在张昕老师那里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了，照片上那个英俊帅气的小伙子让我不由地发出赞叹。据说，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一看到他的照片就扯着嗓门大叫：这可是一张明星的脸啊!王拓曾担任过新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相信他那出众的外表和气质一定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所见到的晚年张楠和照片上的王拓在时空上的错位，我总有种感觉，他们两人似乎有着很多不同之处，而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也是我很难想象的。不过，在张昕老师的讲述中，我渐渐地了解了他们。
       还在中国大学读书时，王拓就爱上了张楠。他经常出现在张家门前，不进门，也不拉门铃，只是往信箱里投下信件就走了，那些充满着炙热话语的信常常会上午一封下午一封地出现在张家信箱里。那时候，喜欢张楠的人不止一个，有的还是具有很深革命资历的北平地下党领导人，但张楠的心却只为王拓所感动。王拓不是党员，也不很清楚剧团的真实背景，当张楠决定要离开北平时，他毫不犹豫地随张楠一起踏上了艰难的“移动”之路。
       张楠和王拓的性格也大相径庭，张楠胆大、稳重、果断，在剧团中配合荣高棠处理许多事务，有股女中豪杰的味道；王拓聪明精干，有幽默感，记忆力特别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闲时讲起“三国”“聊斋”来绘声绘色能吸引一群人。有趣的是，这个英俊帅气长着一张明星脸的小伙子，并不擅长演戏。他在剧团负责编写宣传快报，一次一个重要角色空缺，导演让他顶替，谁料他上台后只要一张口就想笑，笑得自己都无法控制，后来，导演只好派给他一些不说话的群众角色走走过场。
       尽管有着许多不同，他们在感情上却是稳定的一对，没有荒煤瑞芳的那些诗意和苦闷，也没有荣高棠小管的出人意料，他们有的是自始至终的相互依恋和支持。他们的感情流露得也很自然坦率，在行军途中，累了的时候，他们会并肩地躺在一个地方，身上盖件“黑虫子”，两双长脚伸出在黑大衣外面，或蒙着头说几句悄悄话，或就那样静静地仰望着蓝天休息一会，那种默契和亲密让同伴们看了羡慕不已。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剧团脱离了山东省教育厅的管辖到达西安的时候。一天，忽然不见了王拓的踪影，大家正在着急，有人回来报告消息，说王拓在街上遇到抓壮丁的和很多人一起被捉走了，正关在一个地方。张楠听了二话不说就赶了过去，进门便拍桌子大骂国民党兵不识相，抓人抓到大小姐头上来了，她搬出了父亲的名字和官位，又搬出了山东省教育厅和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名字，那些人吓坏了，很快就放人，张楠得意地领着王拓回来了，进了门，才觉得有些后怕。
       他们一起到达延安。王拓在剧团到延安前被发展入党，张楠是“七七事变”前的党员，她本可以到为成熟党员建立的马列学院进行深造，但她却选择和王拓一起进了初级党校(组训班)。在延安男女比例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以张楠的条件，她在婚姻上可以有很多选择，那时候，组织上正忙着为老革命们组建家庭，那些带着耀眼的荣誉出现在知识分子面前的共产党高官们对女性有着不小的吸引力，但张楠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她和王拓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彼此扶持，相濡以沫。
       移动剧团的另一对恋人是方深和胡述文。
       方深是移动剧团的主力演员，他被公认有着天生的演剧才能，演什么像什么。到延安后，他曾饰演《日出》中的李石清，被大家评价为绝对一流。遗憾的是后来他没有从事表演，这位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大学生经历了战争的考验后，终于重拾自己的专业，回到新中国建设岗位上，担任了水利电力部司长。我对方深的了解，更多的还是通过胡述文老师。2005年冬天，当我在北京的一栋高层住宅楼里见到胡述文时，八十多岁的胡老师身板仍然很硬朗，她没有张昕老师那样健谈，当我提出的问题过多的时候，她会望着我硬硬地说：你是想在我这挖出一座矿来啊!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过后，她又会主动地打电话给我，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一些事情。
       胡述文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在中国大学读书时和张楠是同学，北平陷落的时候，她正在河北家中，她要走，母亲拦不住，说：你要抗日就走吧!就这样，她毅然地离开了家，通过平津流亡同学会，找到了张楠他们。胡述文和方深在移动剧团相识，方深也是河北人，他们彼此存有好感，但终因先后离开剧团没有机会表白，巧的是当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分别到达西安后，竞天赐良缘地遇到了一起。他们结伴而行，并充分地发挥了演剧才能，上演了一出主仆二人赶路的好戏。
       1938年夏天，在西安通往延安的黄土路上，一匹载着人的小毛驴“得得”地走着，骑在毛驴上的，是装扮成国民党官太太的胡述文，手拿鞭子牵着毛驴的是方深。西北的太阳照着他们，黄土在他们身后泛起阵阵烟尘，他们时而中规中矩俨然一副主仆模样，时而有说有笑亲密无间，过了国民党的哨卡之后，他们便改为步
       行，十天的时间走了八百多里路，当他们终于和移动剧团的伙伴们在宝塔山下相遇的时候，他们彼此的心也真正地连接在一起了。
       ……写下这些故事，已经是七十年后的日子里了，初夏，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满眼是相携相拥自由自在的青年伴侣，然而，那遥远岁月里的身影却在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留下一抹难以消退的印记。
       穿过悠悠岁月，我回望着他们，为战火纷飞年代的爱情而感动，为青春的如愿以偿而庆幸。后来呢，在和平的年代里，当平凡替代了精彩，苍老掩盖了美丽，琐碎的生活一点点地挤走了昔日的浪漫以后，爱情是否还会保持不变?他们又是怎样度过那些寻常的日日夜夜，使婚姻维持长久?
       我想知道，对于爱情，艰难往往是一种催生剂，平淡又会不会是一种消磨?一种无情的摧残?
       张昕老师在聊天中告诉我，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会十全十美，婚姻也是同样。在移动剧团的四对人中，后来也出现过插曲，但是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影响到他们对家庭的责任。
       她甚至非常直率地说，其实自己和荒煤就是性格绝对不同的两种人，婚姻并没有使我们改变什么，一个依然心直口快有点任性，一个仍旧内向有些忧郁。打个比方吧，我们在一起也经常发生矛盾，但想要痛痛快快地吵一架都不可能，那实在是一个闷人啊!张昕老师开玩笑地形容：我的行为有时候对荒煤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性格的重新塑造!
       我佩服张昕老师的坦然，这塑造有多难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听张昕老师说他们甚至探讨过另外一种可能，但是，他们都做不到，荒煤说，看到张昕，他有时候会想起当年在移动剧团她坐在炕上哭的样子，两条腿从炕沿上搭拉下来还不能着地呢……又说，就是分手了，我还是要去找张楠他们啊……
       他们就这样一起走过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张昕眼见着荒煤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额顶上的头发越来越稀少，人也纠缠在政治与艺术的漩涡中越来越扯不清。1964年文化部整风，她跟着被贬下放的丈夫离开北京，直到“文革”开始，《人民日报》点名批判荒煤的文章赫然出现在面前，她才知道自己必须面对过去想都没有想到的严重局面。她平静地送荒煤离开那个已经充满了声讨和批判的山城，走时，荒煤只穿着一双凉鞋拎着个小包，北京说是去集中学习，似乎一两个星期就能回来，等到他全身浮肿面目全非地被人押着出现在张昕和孩子面前的时候，岁月飘忽已经过去了九年，这是音信全无生死两茫茫的九年，但张昕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或许，正是他们生命中曾经有过的那一段生死相连的经历，让他们一生都不能彼此放弃。
       和平年代的生活并非风平浪静，移动剧团的四个家庭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中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1959年，方深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胡述文在沉默中挺过了艰难的日子。“文革”中，张楠和王拓都经历了残酷的批斗，但他们一如既往地彼此支持，相互安慰……荣高棠在“文革”中再次面临生命中的危急时刻，先是一次次抄家，一次次地在北京大大小小的体育馆批斗，接着是身陷囹圄长达八年。他们那个当年在红岩村给了大家许多快乐的儿子乐天，也终于身心俱损过早地耗尽了青春的生命。为了让荣高棠和病危的儿子见上最后一面，身患严重心脏病的管平不顾一切地四处奔走，直到惊动周恩来和邓颖超。当荣高棠被解放军战士押着出现在医院和儿子诀别的时候，急病交加的管平再也支持不住地昏死了过去……那天，荣高棠是在背后一片哭声中被带走的，儿子死时大睁着双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顽强地表达了自己的善良和对父母的感情，这让他更加心如刀绞……荣高棠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见到管平，不知道她能否挺过这透彻心腑的丧子之痛，他泪流满面，踟躇着脚步，在心里一次次地呼喊着妻子和儿子的名字……几年之后，他终于走出了监狱，让他心存感激的是，管平，这个和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以欣慰的笑容迎接了他，她不仅顶住了疾病的威胁，也顶住了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无论造反派怎么批，无论“中央文革”怎样定性，无论有什么样的大道消息小道谣言，她都不动摇，就像四十年前的那个假小子一样的“拧”。
       抑或，这还是因为战争年代那段生死相依的经历吧，它铸就了他们共同的生活道路，使他们成为一辈子都彼此信任、彼此依靠的人，此生纵然有多少沟沟壑壑，他们都能从容面对。
       我时常在想，许多在今天看来绝非一般的事情，在当初或许都是很寻常的。这是不是他们始终都很少提到自己爱情故事的原因呢!又或者，在他们生存的那些年代，在高扬革命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时候，爱情纯属于个人的事情不值一提?
       在荒煤“文革”中的检查里，我看到这样的话：
       剧团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调很浓，十四五个人，五对爱人。
       这几乎就是对他们感情生活的全部描述了。那些枪林弹雨中的浪漫，那些鲜活的青春面孔，那些铭刻在心的誓言，都在这充满了自我批判意识的话语中被深深地埋进了心底!我想象不出荒煤写下这些检查时的感觉，那一刻，充斥在他心里的是麻木、无奈、伤感还是揪心的痛……
       从古老的北平，一路走来，他们经历了多少，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变化每每令我感到震动不已。
       震动之余我总是被新的问题所困扰，明明十五个人中只有四对爱人，为什么荒煤却说是五对呢，是笔误，还是记忆错误?仔细搜索他们每一个人的叙述，恍然间，我领悟到别人似乎也表述过同样的意思，那第五对是谁呢!
       终于，在寻访中，我又知道了关于第五对的故事，这是一个让人伤感的故事。
       剧团中，除了小管，就数张昕年龄最小，她演戏刻蜡纸油印宣传品，程光烈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较多，程光烈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有点任性的小姑娘，但程光烈是一个对自己有着很高要求的人，他不想把自己的感情过早地流露出来，一方面有些不自信，另一方面也觉得大敌当前更重要的是抗日，不能让个人的事情妨碍了革命工作，但这感情却一直跟随着他，给他带来了很多苦闷。
       张昕对程光烈的感情几乎没有什么察觉，她更愿意和杨易辰呆在一起。九郎不仅工作积极，还是团里最大的乐天派，他性情豪爽说话直率，很少有发愁的时候，他喜欢作打油诗，喜欢唱歌，每当团体中有人想家或是遇到困难心情沮丧的时候，他就会用沙哑的嗓子唱起来：
       不要皱着眉头，
       大众的歌手!
       要知道路途是多荆棘的，
       铲除它呀，只要我们还有双手。
       提防着陷阱呢，
       跌倒爬起来，挺着胸膛走!
       ……
       歌声是沙哑的，但充满着热情和力量，每当他一唱，大家就跟着唱了起来，开始是哼哼，后来歌声就越来越响亮，好像真的就忘记了忧愁。
       三妹喜欢九郎的乐观热情，这很对她的口味，九郎也很喜欢三妹的性格，闲下来的时候总要找三妹玩，两个人在一起兴高采烈情投意
       合。
       一年多的“移动”，张昕和九郎成了快乐的一对。然而，张昕还像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她不喜欢瑞芳和荒煤总呆在一起，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和九郎之间的感情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到达延安后，当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三妹却犹豫了。她记起离开北平时娘对自己的殷殷嘱咐，娘生怕最小的女儿在感情问题上有什么差错，希望她一定要等到娘认可后再作决定。而此刻，娘远在千里之外，对娘的思念和信任使她作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她提出和九郎停止交往。
       九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很痛苦，并且完全不得其解，他知道三妹年纪还小，她还不清楚这样的一个决定会给他们的将来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一次，几个人一起在延安城里逛街，敌军飞机来了，扔下一串串炸弹，他们奔跑着躲在一堵墙后面，九郎突然抓住三妹的手说：我希望你被炸掉一条腿也好，那样你就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了，我会永远照顾你!
       尽管如此，单纯的九郎还是尊重三妹作出的决定，从此不再去找三妹。
       张昕忘不了年轻的杨易辰说过的话，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不顾一切地喊着，话语中充满着对爱情的忠诚和对幸福的渴求。然而，昔日的誓言最终没有实现，只能深埋在心里，变成一道伤痕、一个遗憾，和一份值得怀念的美丽。很多年后，张昕曾通过朋友向杨易辰转达了自己当年草率决定的歉疚，杨易辰平静地接受了，他知道，荒煤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兄弟，他希望他们永远幸福。
       或许这就是上天的安排，是战争造成的遗憾，是一种未到的缘分……有些感情经历过很深的创痛，酿出的苦涩足够终生品尝，他们默默地承受了，把它封存起来，一旦触及，竟一样的如歌如泣……
       我曾经想把自己正在写的书起名为“战争中的小布尔乔亚”，但我拿不准书中的主人公们是否会同意。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已是老革命，我所尊敬的老前辈，他们更喜欢说延安以后的光荣历史，像我们在课堂上听到的那样。他们似乎有些畏惧“小资产阶级”这个名称，立志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并为此花费了一生来改造，来实现，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我知道他们中间的多数或许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命题，他们注重的是目标和结果，而我却总也忘不了那个过程，那另外一种美丽。
       有一次，我忍不住把程光烈当年的一段日记读给他听，那日记文笔细腻，还充满着伤感的情绪：
       下起雨来了……
       点起一只(支)洋烛来，只有一点点的亮光，往四周一看，全是黑的，后面白墙上，印着我的极大而摇晃的影子，窗外的风声飕飕的啸，雨是阵阵的潇潇。
       在一所古庙里——这学校是由古庙改成的，从建筑物看去就可以知道——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深夜，我，只我一个人，坐在四面望不到边——因为四面全是黑暗——的大屋子里……
       我读完了，停下来，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问我：这真是我写的吗?
       我拿给他看，他笑了，之后很久，他都无语。
       支持我的还是张昕老师，她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你不用管我们怎么想，那样，你可能就什么都写不成了!
       她说得没错，即便他们不同意，也没有多大关系，往事就像一条早已抵达岸边的船，就停泊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造访，也包括他们自己。
       于是，在另一个世纪，北京弥漫着沙尘的日子里，我循着自己的思路，为这篇文章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
       2008年6月于北京文慧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