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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记得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家中的旧皮箱里发现了母亲在战争年代的日记，它被一块延安自制的很粗糙的土布包裹着，里面还夹着一些母亲与父亲当时的通信……
       那是一个对什么都好奇的年龄，我常常在家里没人的时候，一次次地打开小布包，怀着说不清的心情去阅读那些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故事。他们不像是我所熟悉的父母，他们年轻，充满了感情，尽管恶劣的战争环境使母亲病弱的身体几乎难以支撑，但她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写在日记里和信尾处那些彼此想念的话语，让我这个孩子在陌生中又感觉到一种兴奋和新奇。
       那些日子里，翻看父母的日记和信件一度成了我生活的内容之一。后来，我忘了它们，因为年龄的增长，也因为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把我们抛离了原有的轨道，我们离开学校和家庭，走向陌生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打起全部精神关注自己，应对环境向自己的挑战，并在这中间长大。偶尔，在内蒙古茫茫的戈壁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完全没有一丁点个人自由的军旅生活中，在冰雪皑皑的山乡之夜，从更远更远的地方，那些日记的片段会悄悄地出现在我极度寂寥的心里，只是那么飘忽地一瞥。
       懂得这些东西的价值时，它们早已不复存在。
       那是“文革”中，父亲在面临着被抄家的危险时，来不及对它们有更多的恋惜，便仓猝地把它们丢入厨房的火盆里。那时，他要做的最要紧的事情是尽可能地赶紧驱散从炉子上散发出来的烟雾，千万不能让邻居们发现。
       失去的遗憾是随着岁月的延长而增长的，当上一辈人逐渐离开后，才发现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真正想了解时，却又发现有很多宝贵的材料都已付之一炬，化为看不见的粉尘，漂浮在这个世界的不知哪个角落里!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几年前的那个夏日，当我在张昕老师家看到保存完好的。六十多年前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团体日记时，那黑色的半软半硬的封面，那一张张泛黄的纸页、纸页上那些由十几个人用各自不同的笔迹写下的或工整或潦草，或清晰或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的笔迹，都让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一种最近距离地面对历史的震撼，我很难抗拒这种力量对我的吸引。
       这是一群北平大学生的故事。
       那时他们年轻，年轻的生命充满着激情和浪漫。他们做着那个年龄的人爱做的梦，发表着那个年龄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种种评判，他们青春的脸庞活泼的身影，闪现在古老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学里：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1937年，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依靠，生死相连。
       在相隔近七十年后的一个日子里，我见到了他们中间的一位，九十三岁的老人荣高棠当时是他们这个小团体——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头头，提起那一年多的生活，虽然岁月已经久远，他仍旧感慨万分地对我说：
       “那是我们每个人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生活，那样的生活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过。”
       我注意到他用了“最值得记忆”这样的语言，并且强调“以后再也没有过”，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荣高棠曾经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耳朵里就常能听到他的名字，到了后来，报纸上、电视里、花团锦簇的广场上老是出现他自信的笑脸和风采依旧的身影。然而，2005年春节，当我采访这位有着非凡阅历的老人时，在他历尽沧桑的生命旅途离终点已经并不遥远的时刻，回望一生，他却把“最宝贵最值得记忆”的评语留给了1937的那一年。
       我提醒他，这既不是你一生最有成就的一年，也不是影响你仕途的关键时刻，甚至不是你生命中最惊险最艰难的阶段，即便如此，你也真的这样评价吗?
       “是的，就是这一年，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位参透人生种种的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他甚至用着半开玩笑的武断口气对我说：“你用不着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我们也用不着对口供了，我完全可以代表大家，尽管后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展，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永远是这一年!”
       那是怎样的一年!在那一年里都发生了什么?
       许多年后，昔日共度生死的年轻人，有的成为政府高官或是著名演员、社会名流，有的虽然并不著名但他们一生的无私奉献丝毫也不比别人逊色，也有的尝尽人生凄凉飘零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还有那个后来让剧团所有的人都感到惊愕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他所制造的大案几乎震惊中外……他们都会有荣高棠同样的感受吗?!
       从这里出发，我开始在寻找的路上跋涉，寻找上一代人真实的过去，寻找他们的情感和命运。
       先是抗日烽火中的北平大学生们，接着是我的父母、前辈，还有一些我早就以为熟悉的身影……曾经看来已是烂熟的事情，一经打开，散发出来的生命色彩竟是那样令人目不暇接，呈现出来的种种纷繁复杂的层面更让我执着和着迷。感叹之余还有无法摆脱的困惑：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自己也有意无意地疏远和淡忘着这些充满个性的鲜活的青春记忆，或许在日益浓厚的政治生活中这些记忆显得太个人化，太“小资”了，以致终于无可奈何地成了被“正史”遗弃一的边角材料。
       寻找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情，时常令人疲惫，但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一种无尽的快乐。隔着岁月的距离，我向他们走去，有时我们彼此挨得很近，有时却只能停留在远处看着他们，如同看着无数陌生人在茫茫的人生路上走过。我知道，或许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地走进他们的生活，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但是。当我用探寻的目光回望着他们原本就异常丰富复杂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也推动着我，使我的视野不断拓展、开放，心态更加自由，更加清醒地认识昨天的他们和今天的自己。
       于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决定开始我的讲述，这讲述不仅仅是对昔日历史的回溯，同时，更是处于两个截然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交流和对话……
       我对张昕老师说：1937年，沦陷后的北平是什么样的啊!
       说这话时，是2005年冬天一个晴朗的日子，温暖的阳光照射着张昕老师家的客厅，阳台上的绣球花正吐露着娇艳的红色。
       一向快人快语的她眯起眼睛望着我，好像在谈论一件并不遥远的事情：
       “那时候，城里特别安静，静得有些吓人。”
       张瑞芳老师后来也在回忆中这样说：
       “北平城内一片死一般的沉寂……”
       1937年7月7日，在过去了很久以后，在今天的人们只能依照想象来揣测那些逝去已久的年代的时候，大家也仍然不敢忘记这个日子。
       史书中这样记载：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7月28日，守军在死伤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离。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象那个日子，想象那
       个日子带给人们的深切创痛和灾难。一觉醒来，北平陷落了，街上到处是日本人的岗哨，古老的皇城里，响起了侵略者骄横的脚步声。那一刻，孩子们不再满世界地奔跑玩耍，长长的胡同里不再响着悠然的叫卖声，甚至连鸽子的哨音也不再明快嘹亮……经历了二十多天惊心动魄的战事，经历了死一般的沉寂，继而北平又开始了混乱，城里的人扶老携幼潮水般的往外涌去，城外不知情的人又成群结队地往里拥来。习惯了随波逐流生活的皇城百姓被战争和耻辱惊醒，不得不面对生死做出各自的选择，时代无情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那些日子，鼓楼城下法通寺10号张家宅门紧闭，这所有着三进套、前后五个院和许多空地的幽静宅子更加静谧，夏天的太阳烘烤着高大的老屋和门前的廊子，围墙下成片的竹子，盛开着的月季都晒得有些发蔫，连屹立在草丛中的三棵老槐树也在炎热的空气中一动不动，好像预示着更大风暴的来临。
       院子里的人们却没有一天能够平静。
       大小姐张楠(张瑞珍)整日忙碌，似乎在筹划什么。她有时候和妹妹张瑞芳一起嘀嘀咕咕，有时又一天都不见人影。娘不止一次地想问问她，但早上起来，一转身，就不见了她那穿着灰色长裙的身影，问瑞芳，得到的也是含糊不清的回答，娘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她心里知道有什么事情很快就要发生了。
       这所大院里的另一些人也更加忙碌，黄敬、彭真、姚依林、蒋南翔等中共北平市委的一班人马，他们经常是分别到达，一个一个地穿过院子一直走进三门里，进入东屋，然后整个院子就陷入了安静。
       北平陷落了，身为中共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黄敬，作出了将进步力量分批撤离北平的决定。这位曾经在“一二·九”运动中冒着生命危险健步攀上电车，发表了震撼人心演说的男子汉，早已从一个贵族之家的少爷变为一个忠诚的革命者，此刻，如何保存实力开展抗日活动的沉重担子正压在他的肩上。
       要撤离北平，怎么走法?张楠问黄敬，是否可以以宣传队的形式走?“七七事变”前，各大学的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郝龙就找到张楠和张瑞芳姐妹，商量一起成立宣传队，同时参加的还有杨易辰(杨振玖)、郭同震等七八个人，宣传队还没有开拔“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黄敬觉得组织起来一起走的办法也很好，为了安全起见，黄敬让张楠把宣传队的名单给他一份，调查一下这些人的政治面目。很快，黄敬就告诉张楠：组织上决定派荣千祥(后改名荣高棠)做支部书记。名单中除了她还有两个党员，一个是中国大学的杨易辰，一个是东北大学的程光烈。黄敬还特别交待，郭同震(后改名谷正文)被捕过，可能有叛变行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和张楠一样整天忙碌的还有二小姐瑞芳，即使是六十多年后，张瑞芳在回忆往事时也忘不了那个夏天发生的种种事情。
       崔嵬与陈波儿一行人回上海去了，他和瑞芳的合作演出，带给她的不仅是表演艺术上的提高，更是思想上的拓展和启蒙。崔嵬走后，瑞芳开始投入“沙龙剧团”的演出，先是在《日出》中扮演女主角陈白露，潘经理和小东西由石挥和鼎鼎有名的白光扮演。“沙龙剧团”还请来了陈绵教授做导演，排演《雷雨》和《复活》，瑞芳分别扮演四凤和玛丝洛娃。在同一个时间里，交错演出中外名著中的重要角色，这对正在话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瑞芳来说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卢沟桥的炮声彻底地打碎了张家二小姐平静的心情，各种消息不断地传来：在妙峰山打游击的学生，立即赶回北平参加抗战工作；在西苑参加军事训练的学生纷纷要求到前线去和士兵并肩战斗；城里各自为政的社会团体联合起来了；学联号召捐一万条麻袋，第二天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校园里就堆满了麻袋!还有长辛店的工人、卢沟桥的农民去前沿帮助士兵修工事、抬伤兵……所有的一切冲击着她，使她再也无法沉浸在陈白露的角色里，有时候她嘴里念着台词，脑子里却不断闪现着和崔嵬在香山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的情景：那层层叠叠的人群，那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那流着眼泪的青年朋友和平民百姓……
       一天晚上，瑞芳走进陈绵教授家的客厅，石挥和朋友们都在，她对大家说自己是来告别的，希望他们也尽快离开北平。原本打算在一起对词的朋友们都沉默了，大家在一起吃了最后一次为排戏准备的夜宵，然后送她出门。当他们穿过客厅走过静夜的花园的时候，远远的正听到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那是二十九军和日本人在进行着最后的拼搏。
       她把要走的打算悄悄地告诉了好朋友郑曾祜，郑曾祜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着她，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他喜欢瑞芳，在学校里也总是扮演着呵护瑞芳的角色，为此还引起了其他希望和瑞芳搭腔的男生们的不满，他的自行车老是被扎，几乎天天要去补胎。他还收到过恐吓信，警告他“不要老是和张小姐呆在一起，否则小心你的脑可(壳)”，没多久还真的挨了打。尽管如此，这个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的儿子仍然坚持不离瑞芳左右。时间久了，大家也都习惯了，连瑞芳的姐妹们对他都有了一种认可。
       一向被呵护着的二小姐竟然作出了这么大胆的决定，这让郑曾祜既吃惊又感到难过，瑞芳见状便劝他一起走，他的琵琶弹得很出色，可以派上用场，但郑曾祜下不了决心，他觉得中途辍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劝瑞芳还是把书读完再说。那天分手时，郑曾祜一个劲地流着眼泪，很是恋恋不舍，倒是瑞芳豪爽地说：一年半载我就回来了，大不了算我休学一年，到时候咱们再一起玩……
       1937年7月15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中国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剧团成立会议。
       半个多世纪后，当我采访他们中间还健在的人时，提起这一天他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因为面对一个巨大的时代惊变，他们作出了决然的选择。他们都出身富裕家庭，生活原本能有多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避开战争锋芒，埋头读书；也可以选择从商，当医生、艺术家，远离政治生存下去；或者他们可以选择出国，待学有成就时荣归故里……可是，他们却选择了迎接苦难和承担苦难，这选择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一个人一生中面临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选择，这一次的选择，让他们一辈子都不后悔。
       我曾经询问过他们每一个人那天开会时的情景，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是否三三两两地抢着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唱歌了吗?会场上的情绪是否激动而热烈?我甚至希望知道，那天的天气如何，张楠是否像以往穿着她喜欢的灰色衬衣、灰长裙、灰皮鞋，瑞芳还是她偏爱的明蓝色旗袍、蓝色系列吗?被黄敬派来做支部书记的荣高棠，来自上海的年轻左翼文人荒煤，他们都如何表现?还有那个被黄敬提醒过的有叛徒嫌疑的郭同震是否到场……我更想知道，那个在我开始找寻他们故事的时候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九郎”——曾经在新中国做过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杨易辰，他是否在会上讲述了自
       己刻骨铭心的经历。在“九·一八”之夜，在沈阳冯庸大学预科高中的操场上，他曾经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被日本兵当作人质围困了三天三夜。那夜，警报凄厉火光冲天，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四周架起了机关枪，强令校方交出训练用的枪械。后来，天上下起了大雨，被困的人又冷又饿，滴水未进的师生们支持不住纷纷昏倒在地上。最终，为了大家的安全，校方不得不交出枪械，日本兵撤离，并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正是这刻骨铭心的三天三夜决定了这个富裕家庭的独子，这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年，不顾家庭的反对毅然离开东北，只身前往北平打算投奔义勇军……
       然而，没有人能够告诉我这些细节，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他们都垂垂老矣，昔日的回忆多少有些混乱，有的说那天的气氛很严肃，有的说当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主要是相互介绍，来的人不少，其中的一些人从此成为彼此依靠终生的朋友，也有的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记得较清楚的人肯定地说，就是那天，大家决定把剧团的名字定为“农村服务宣传团”，但是，后来在他们当年的日记中，我发现应该是“农村服务旅行团”。
       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的回忆，我知道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他们或许都曾很多次地对那一天的情景作过回放，他们或许会把之后那些艰难的、快乐的、苦涩的、自豪的，许许多多的体验都融汇到这一天里去描绘和感受。这一天，和以后许多的日子交汇，融合，变成了一体。
       然而，这一天，在他们的生命中永远有着不同于以往日子的色彩，不同于以往日子的意义。这一天，决定了他们很多人以后的命运，张瑞芳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就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日子定在了这一天。
       张楠和瑞芳很快就把离开的决定告诉了娘。母亲的心情是复杂的，大儿子已经离家去了黄埔军校读炮科，两个女儿又要出征了，留下正在准备考大学的三女儿张昕(张瑞珊)和还在读初中的小弟弟，一家人就这样各奔东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做娘的心里真不是滋味!不止一次，这位国民党将军的遗孀凝立在丈夫的灵位前冥想，若是丈夫还在世，会同意她们的选择吗，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创痛和思念是那样的深，那样的绵长……现在，可能又要经受新的创痛了!尽管如此，在孩子们面前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忧伤。她知道，此刻留在北平已经没有出路，更何况她已经作出了选择。自从张楠把那些新的思想带回了家，自从黄敬他们把这个宁静的大宅院变成了中共北平市委的秘密办公地点，经过了一个时期默默的观察和思考，她已经相信跟着共产党是有希望的。
       她开始细心地为孩子们的出发做着准备，穿的、用的，能想到的都尽可能地备一些，还拿出一笔钱，分成两份，分别交给两个女儿各自保管。在此之前，这位母亲已经多次资助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年轻人：崔嵬没有钱了，她让瑞芳送去二十元；荒煤“断粮”了，她让张楠送去二十元……夜晚的灯光下，面对两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女儿，娘一再细细地叮嘱着，要她们小心冷暖，要瑞芳听姐姐的话，连在外面如果遇到舅舅们阻拦该怎么办都作了交待。她叮嘱女儿们，不要听亲戚们的话也不要接受他们的钱，勇敢地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
       2005年的那个冬日，荣高棠在采访中清楚地告诉我，当年，在清华骑河楼的同学会里，他和黄敬、李昌坐在一起，低声细语进行的那场谈话。黄敬对他说，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要南下进行抗日宣传，组织上决定派人去，希望他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荣高棠没有多想就同意了，形势越来越严峻，一批批的人正在撤离，他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走的，组织让去哪里就去哪里吧。黄敬简单地说了一下剧团的情况，荣高棠去了以后公开的身份是剧团总务，实际上是党的支部书记……能交待的，就是这些了。
       荣高棠匆匆离开同学会，汗水已经把衬衣的后背都湿透了。这个生在地主家庭的二十五岁的清华大学学生，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共产党，并很快就担任了北平市农委书记。他开朗、活跃，热爱体育，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他好像永远都有着使不完的劲，从来就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难倒自己，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轰!轰!轰!(哈哈哈)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他一心只想做开路的先锋。
       很快，他就见到了即将同行的伙伴们，第一次见面，他几乎就喜欢上了他们，漂亮活泼的小芳，热情又不失稳重的张楠，充满乐观精神的杨易辰，善良又总是有些忧郁的荒煤，还有老是想着上前线打仗的郝龙……同伴们对荣高棠也很友好，那时候他刚刚在学校参加过军训，剃得短短的头发立在头顶，本来就长的脸显得更长了，调皮的张家姐妹立刻就给他起了个绰号“老尺加一”，说他的长脸是布店减价的招牌，老尺还加上一尺，荣高棠呵呵地笑着，一点都不在乎。
       2005年的那次采访是在木樨地部长楼荒煤和张昕的家里进行的，可惜除了荣高棠、张昕、胡述文，昔日的同伴们多数都已不在了，当三位老人时而神色凝重，时而笑出了眼泪地追述着往事的时候，荒煤的照片就静静地立在他们的身后，好像也一起参与着这场谈话。
       后来，我又从远在长春的程光烈老人那里得到了两盘录音带。那是“文革”结束不久，在那场劫难中他们所有的人都因为剧团的缘故有了一条共同的罪状——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批斗，他们当年的日记被造反派拿去寻找线索几乎翻烂，后来又跟着荒煤进了监狱，他们解放后的联系也被说成是定期碰头传送情报……噩梦刚刚过去，程光烈提笔书写当年历史，拿出来的文章却遭到了同伴们一致的批评。张听说，干巴巴的简直没有一点文采!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略去一些细节，突出剧团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不管意见如何，程光烈的文章还是点燃了同伴们埋藏在内心的热情，于是，他们聚在荣高棠家有了这次录音。录音断断续续，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中间还夹杂着没有洗净的英语，可以想象在那个刚刚开始使用录音机的年代，他们是怎样生疏又急切地操弄着这个玩意儿，然而，也就是在这吱吱拉拉的录音中，我听到了张楠对他们当年三次出城的描述。
       那时，北平和外边的交通几乎全部断绝了，只有西直门的火车还通，我们同走的约有十一二个人，黄敬悄悄地陪着我们，除了荣高棠和我没有人认识他。到了车站一看，都是化了装的进步学生，一般市民早就躲在家里不敢出来了。我们上了一列火车，车厢已被挤得满满的，铁路上的人一看都是学生，就下令火车停驶，我们只好回来了。
       一次没走成，我们还得想办法出去，过了几天荣高棠租了一辆中型长途汽车，我们想要冲出西直门，直奔香山，然后从妙峰山再到河北去。可是车到颐和园，就有老乡说，红山口已经被日本人严兵把守，根本过不去，车只好又开了回来。
       第二次出城又没有成功，黄敬说：不管怎样，你们还是要尽快想办法离开。他要我们到上海去，通过国民党上层人士，取得公开身份和活动经费来源。然后在河北、山东一带开展抗日
       救亡工作。他把亲笔写给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五封信交给了我，信纸很薄。字也写得很小，他还交给我二百元钱，说这是组织上给你们的，一定要节省着用，并叮嘱说一旦站住脚立刻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他再设法把组织关系转过去。我接过钱，心里很激动……
       那天夜里，在娘的帮助下，张楠用油纸把黄敬的信裹成一根细纸棒，小心翼翼地塞进一支半空的牙膏筒里，娘还在一旁连连嘱咐着：你们这两个马大哈，什么都丢了，这支牙膏也不能丢啊!
       一切都做了准备，只等着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8月7日，北平到天津的火车通车，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立即作出决定，由荣高棠、荒煤、张楠、张瑞芳乘坐第一天的火车先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进行联络。
       8月6日深夜，两姐妹穿上花旗袍打扮成回南方的阔小姐离开了家，行前，她们既兴奋又不舍，几次想要到娘的床前告别，但看到娘好像睡得很熟，就打消了念头。其实做娘的怎么会睡得着呢，张昕清楚地记得，姐姐们一出门，娘就立即起身，追到窗前，一直目送着她们走出去……
       那天，火车站上人潮涌动，荒煤一袭洋装和同路的刘白羽一起陪伴在两姐妹左右，荣高棠剃了个光头装扮成佣人跟在她们的身后。大家事先说好了，如果遇到日本人盘查，就说荒煤是她们的表兄，荣高棠是从老家来接她们的。
       一行人裹在拥挤的人流中终于上了车。车厢里几乎全是流亡学生，大家或坐或站挤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端着大盖枪的日本兵在站台上走来走去，时而趴在车窗上向里张望，或许是因为刚刚占领这座城市，还没有力量对付这么多的年轻学生，他们没有上车检查。8月炎热的气息释放着威力，使得整个车厢像是要着起火来，人们在难耐的灼热中沉默着，对着车窗外的日本人闪动着仇视的目光。
       汽笛总算是拉响了，车厢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瑞芳望着窗外，炎炎烈日下的站台、城市缓缓地向后倒去，越来越远。她知道这次是真的走了，想到娘和弟妹们，想到不久前自己还在灯光明亮的舞台上扮演陈白露、玛丝洛娃……那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而今天，自己却选择了离开，选择了走向抗日前线，这选择是对的吗?她看看旁边的姐姐，张楠正紧紧地抱着那个装有秘密信件的小包，一脸沉思地望着前方……
       他们是从北平正阳门东的老火车站出发的。我曾经很多次地从那里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车站，在探访剧团故事的时候，我特意去过那里，走出地铁前门站东口，迎面就看到了那个有着西式风格的老火车站。站门口上方的屋顶是弧形的，左侧是一个高高耸立起来的尖顶塔楼，结实的墙体上镶嵌着许多有着细密格子的长窗户，使整个建筑显出一种优美典雅的风格。从老照片上看，车站的整体建筑几乎保存得完好无损，只是外墙经过了多次的修缮，色彩被涂抹得分外艳丽，昔日那些连接在车站身后蜿蜒着伸向远处的铁路早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商场和饭店。那是个潆潆的雨天，无数的雨珠正从一百年前那个尖尖的塔楼上默默地流下，隔着一条马路，我仿佛看见那些端着大盖枪巡逻在车站前的日本兵，还有那些沉着脸行色匆匆地拥进车站的年轻人。我曾经看到过有关老车站的介绍，其中记载了1937年7月7日后日本人占领了车站，并控制八年之久那段最令人屈辱的日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提到8月7日通车的第一天，有无数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从这里冲出去，开始他们复仇的行程……
       荣高棠们乘坐的火车经过一天的走走停停，终于在黄昏时分到达天津，租界的路口已经被封锁了，所幸他们手里有钱，租了辆汽车，绕来绕去开了进去，找到了先期到达的杨易辰，杨易辰在自家的小洋楼里安顿了同伴们。
       他们不能久留，没几天，就设法买到了四张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到上海的船票，决定荣高棠、荒煤、张楠、张瑞芳先走，杨易辰留在天津，等候剧团第二批人到达后再带人去南方汇合。
       海上的旅途同样不顺利，天气炎热，伙食很差，经过了极度疲劳奔波的年轻人和难民们挤在一起，病号很快就越来越多。他们遇到了民先总队负责人李昌，在他的建议下，船上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荣高棠张楠成了同学会的骨干，负责和船长交涉改善伙食等问题。轮船行驶到烟台时，有人从对面开过的轮船上发来信号，告知上海去不成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一船人就这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困在了海上。怎么办?“平津流亡同学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张楠在会上提出取道青岛，她想到了在青岛铁路局机务段负责的三舅，可以向他寻求帮助，改乘火车到济南去，济南是南下学生的中转站，大家到那里再作打算。在她的建议下，第二天，轮船驶近青岛时，多数同学分乘竹筏在青岛上岸了。
       当张楠和瑞芳灰头土脸地出现在三舅面前时，她们的舅舅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一把将两个外甥女搂在怀里，差点哭出声来。李昌代表同学们向三舅提出求助，三舅答应了。没两天，他就帮忙找到了一节车厢，挂在开往济南的货车后面，热心的三舅还给学生们送来了几大桶饼干。
       他们终于可以上路了。在以后的岁月中，每当回忆到这里，张家姐妹们总是感叹娘当初的预料真准。三舅做完了所有的一切后，把两个外甥女叫到面前，要求她们留在青岛读书，不要再走了，她们没有同意。三舅又拿出钱来要她们收下，恳求她们把同学们送到济南后再回到青岛来，她们也没有接受，两个人昂着脸坚决地表示：我们不会当逃兵的!我们要去打日本!看着两个小难民似的外甥女，舅舅很难过，眼泪一直在眼眶中打转，而这两个女孩儿却毫不犹豫地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向舅舅和车站的同仁们鞠躬表示感谢，然后挥手上车了。
       一天后他们到达济南，安顿后，立即给黄敬发信告知剧团的行踪。杨易辰带着郝龙、方深、郭同震、庄璧华等人也从天津经烟台赶来了，人员基本凑齐后立即开始排练准备演出。就在这时，有人看到邹韬奋发表的文章《战地移动剧团》，感到很受启发，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他们决定把剧团定名为“北平学生移动剧团”。新改的名字使他们感到兴奋和自豪，后来知道，在整个抗战时期以北平大学生命名的移动剧团也只有这一个。
       我注意到，这应该是被黄敬提醒为有“叛徒嫌疑”的郭同震的正式出场。7月15日那天。在中国大学的教室里，因为来的人太多，事后人们很难记得他是否在场。然而，这一次，他却是真的来了。这个仅仅在几年后就被人形容得凶狠残忍的军统特务，当时留给大家的印象究竟是什么?这是我希望知道的，通常在电影中这种角色的出场总是带着些许可疑的破绽。
       “我们叫他‘杂牌’!”他是沙滩的“民先”负责人，因为那个大队是由住在沙滩附近不是大学生的人组成的，所以他也被叫作“杂牌大队长”!……他穿着长袍，身材高大，脸型周正，人很热情，很快就投入到排演中去，演《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中的老头儿……或许是因为当时完全不知情，他们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
       
       “他是我们的主要演员，演得很不错啊!”荣高棠告诉我，几十年后仍有着惊人记忆力的他却不记得黄敬对郭同震有过什么交待。
       可惜张楠已经不在了，她当时怎样看呢?或许黄敬只向她一个人交待了郭同震的问题?
       又或许，摆在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他们还顾不上对郭同震仔细斟酌?
       黄敬很快就派人秘密地送来了组织关系，并带话给他们：等团员到齐后赶紧去上海。
       他们接着南下。战时的铁路运输很不正常，等了好多天，也没有去上海的火车。就在这时，济南铁路局为流亡学生发了一趟去南京的专列，荣高棠担任了南下学生大队长，率领着同学们出发了。
       费了一番周折，他们终于在南京见到了沈钧儒。
       身为“七君子”之首的沈钧儒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不久，身体有些虚弱，但精神没有半点颓唐。张楠把黄敬的信交给了沈钧儒，黄敬曾在上海呆过，他的化名、笔迹和口气都是沈钧儒熟悉的，读信后沈钧儒立刻表现出不同一般的热情。考虑到自己刚刚出狱，不便出面，他决定写信给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请他再把剧团介绍给适当的人。
       有了沈钧儒的信，他们很快就见到了邵力子，邵力子又把他们介绍给教育部长陈立夫，陈立夫表示，用演剧的方式宣传抗日是好的，教育部也需要这种人才，但是他本人不懂文艺，于是介绍他们去见教育部次长张道藩。
       曾经西渡英国，凭着一身才气，成为伦敦大学美术部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张道藩，面对年轻的学生们，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或许是因为明显地感觉到他所流露出的不信任，荣高棠、张楠看着他也不大顺眼，同去的张瑞芳很多年后还这样记忆深刻地形容他：很讲究，头油亮得能滑倒苍蝇，像是一个花花公子。
       张道藩一见面就不断地询问剧团成员的情况，包括学历、家庭状况、将来打算等等。剧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出身工人农民家庭，这似乎使张道藩稍稍放松了一些。接着，他又询问剧团的演剧能力，荣高棠着重介绍了张瑞芳在北平的演出，荒煤和应荒煤邀请刚刚从上海赶到的姚时晓的戏剧创作等等，介绍显得颇具说服力，张道藩听了说不出什么，想想，要他们先演出一次再说。
       机会就这样来了，他们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沈钧儒作了汇报。沈钧儒很重视，嘱咐他们要认真准备，包括一定要租好的礼堂，印精美考究的节目单，要尽可能显得专业化，不要弄得就像个流亡学生组织等等都一一作了嘱咐，并交给他们二百元钱作演出费用。有了沈钧儒的指点，他们心中总算有底了。
       那一次的演出非常成功。
       演出在南京国立戏剧专门学校的礼堂举行，按照沈钧儒的嘱咐，他们请来了邵力子、陈立夫、张道藩，还邀请了王昆仑、曹孟君等著名人士，以及文艺界、新闻界、平津流亡文化界人士、“平津流亡同学会”的同学等等，剧场挤得满满的。正是兵临城下的时刻，演出带给观众强烈的冲击力。从开始到结束，场上掌声不断，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演到一半时，警报突然拉响，日本飞机轰炸的声音传来，演出不得不中断，张道藩就在现场沉着地指挥维持秩序。轰炸声一过，演出接着进行，那警报仿佛给演员和观众们再次注入了兴奋剂，剧场的情绪更加高涨，大合唱就在这种情绪中进行，几乎所有人的心都被震撼了。
       就是这场演出最终解决了他们的生存问题。张道藩很满意，让他们在新街口新建的大剧院再演一场，接着就通知他们，要他们留在教育部，成为教育部属下的剧团。听到这个消息。荣高棠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留在教育部势必被控制起来，这不仅对开展工作不利，对黄敬交待的要回到山东、河北地区活动也会造成很大的阻碍。商量后，他们婉言拒绝，表示希望到山东、河北一带去。理由有两点：一是同学们都是北方人，留在教育部在南方宣传恐有语言障碍。二是山东、河北离家近，仗打完了好回家读书。张道藩虽然不太高兴，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决定让他们到山东去，归山东省教育厅领导。
       一个多月的努力总算有了结果，荣高棠可以小松一口气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充满着两面性，在今天看来，整个事件似乎一直是沿着一个预先策划好的方向发展，但在当时却包含着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没有报效国家的满腔热血，没有黄敬的暗中安排，他们不会冲出北平城，克服重重困难一路南下；然而，没有“八·一三”的爆发，没有张楠舅舅关键时刻的相助，没有沈钧儒的支持，或者没有见到张道藩……事情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这个结果在当时带给他们的无疑是胜利的喜悦，但是“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从此变成“山东省教育厅战地移动剧团”，归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领导……这一切，又都为他们后来所经历的坎坷埋下了伏笔。我曾经问过他们，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程光烈说：改名是有点不高兴，但也没觉得什么，再说和流亡同学会等组织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还是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名字。关键的是，正值国共合作时期，打鬼子是第一位的，谁也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背景。
       他们就这样举起了“山东省教育厅战地移动剧团”的旗子，开始了以后长达一年之久的在国民党战区的活动。
       在南京，还有一件事是张家姐妹忘不了的——张昕来了。她终于无法再留在北平读书，和同学一起从烟台赶到南京，和姐姐们团聚了。一见面，两个姐姐拉着她的手急着打听家里的情况。张听说，自打她们走后娘一直很惦念，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叫出她们的名字，小弟的学校进了日本人，上学进门时得向日本人鞠躬，弟弟已经不去上学了……短短的一个多月。张听觉得姐姐们都黑了瘦了，瑞芳则滔滔不绝地告诉她离京后的情况，路途的颠簸，生活的艰苦，常常睡在教室里，课桌就是床，没有被褥和枕头，用捡来的罐头盒当作枕头用，夜间翻身时，一不小心罐头盒滚落在地发出哨啷啷的响声，惊得一屋子人都心跳不已……
       瑞芳还半埋怨地告诉三妹，在家一向大手大脚的姐姐自从做了剧团的财务总管已经变成了铁公鸡。在济南的时候，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白天还好，饿了就找水喝，可一到深夜肚子咕咕叫个不停，偏偏隔墙的街上不时地传来卖烧鸡的吆喝声，这更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天，自己实在忍不住了，想起离家时娘给的那份钱一出发就被姐姐收走了，就悄悄向姐姐要烧鸡吃，没想到反被姐姐教训了一顿，不过后来。张楠还是心软了，她跑了出去，不一会拿回个纸包来……很多年后，在上海淮海中路张瑞芳的家中，我听着八十九岁的瑞芳和三妹回忆往事，她又一次提到烧鸡的故事，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个小纸包里的东西：那是一只比鸽子还小的烧鸡，可却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只烧鸡了!她打着手势，表情生动又形象：我把纸包捧在手里小心翼翼地吃着，也没有忘了叫张楠也吃一点，可她拧着身子背对着我拒绝了……她笑着，三妹也在笑，屋子里充满着她们的笑声。
       1949年三姐妹在老宅相聚，她们都已经历了
       战争的考验。左起：张楠、张瑞芳、张昕
       可惜张楠听不到这笑声了，当年，看着两个
       妹妹在一起嘀嘀咕咕的样子，她心里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她为妹妹们的前途和安危担心吗?这些，我已经没有办法问了……我只是记起张楠曾在录音中讲过，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里，她到张道藩办公室去辞行。那天张道藩不太高兴，在骂过沈钧儒后，又仔细地追问起张楠的家庭来，当张楠说出父亲和哥哥的情况时，张道藩很有些吃惊，他把身子探向张楠：像你们这样的家庭，就应该赶紧回家继续读书啊!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两个妹妹这么跑，多危险!还是赶紧回家吧!张楠嘴硬道：家已经让日本人占了，要回去，我们还出来干吗!张道藩更加不高兴了，他用教训的口气说：你到底打算干什么?你这样不对!你要对你的妹妹负责任，你们这样跟着跑来跑去，谁知道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
       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二十一岁的张楠真的不知道，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她就知道危险随时都可能降临。北平，那个温暖的家，在母亲身边那种平静的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着珍贵。可是，她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那天，她还是打断了妹妹们没完没了的谈话，把张昕叫到一边问她带了多少钱，并把临行前母亲给妹妹细细地缝在被子里的几百元钱全部拿走充公了。
       我一直在想，晚年撰写了很多回忆录、发表了很多散文的荒煤，为什么从来没有完整地写过一篇关于北平学生移动剧团的文章?为此，他还曾自我检讨过，觉得在剧团的一班人中自己最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对研究中国话剧史，特别是抗战时期的演剧活动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终究没有写，只是在发表别的文章时断断续续地提到过一些细节。在我开始探寻移动剧团故事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好几年了，在对其他人的采访中，在对他仅有的相关文字和日记的重新阅读中，慢慢地，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
       1937年6月，二十四岁的荒煤从上海抵达北平，他原本计划和舒群一起到绥远前线采访，然后再回到上海继续自己的小说创作，可是到北平时舒群已经先走了。绥远没去成，经人介绍他又决定参加一个西北访问团到延安去采访。“七七事变”那天，他们一行人正在火车站准备出发，结果火车没有开出站台，消息传来是卢沟桥打起来了。北平的陷落使荒煤彻底地打消了回上海继续小说创作的念头，怀着满腹悲情，他应邀加入了这个由清一色的大学生组成的团体，决心到前线去。
       那是流浪和漂泊的一年，他觉得自己好像总是在路上，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当时的心情：
       我早已习惯一个人手提着简单的行李，孤独地到处漂流，但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成群结队离开家乡，带着一个祖国失落感的流亡生活。
       他记得，离开北平的时候，在8月炎热的车厢里，有人唱起了歌，沉闷嘶哑的歌声一响起来就得到了周围人们的响应，歌声从弱到强，渐渐地，变得高亢起来，那一节节沙丁鱼罐头般密不透风的车厢就带着满车汗流浃背的青年们和他们的歌声，驶出了车站，驶向城外……
       他记得在天津轮船码头上，数百年轻人是怎样争相登船，船上已经坐满了人，吊梯也撤下来了，还有人从船头抛下很粗的绳索把人像猴子一样从船缘旁吊上船去。他记得当轮船行进在茫茫大海时，自己渴望自由的心情是多么的不可遏止，而船行途中，得知上海沦陷，只觉得海上的夜色是那样的黑，风是那么的凉，流亡的感觉就像海风一样袭透人们疲惫的身心，使人感到发自内心的冷和悲伤。
       那漂泊的沉重和无助，使他变得更加忧郁，那湿冷的风，像是一辈子都吹拂着他的心。
       他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和演剧中去。《打鬼子去》是坐在砖头上就着长凳写出来的，怀着愤怒和忧伤埋头写作，他常常忘记了吃饭和睡觉，剧本没几天就写成了。在南京的第一次演出，他演老汉，瑞芳演村妇，戏到高潮时他早已声泪俱下，台下也是哭泣声一片，一个维持秩序的士兵还突然发了“羊痫风”……那一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演剧生涯，他几乎把自己这辈子的戏都演完了。
       就是那次在南京，他还意外地遇到丽尼，好朋友相见格外激动，丽尼使劲地摇着荒煤的肩膀说：上海的朋友们都传说你在北平沦陷时遇难了，我们还准备给你开追悼会呢!说这话时，丽尼的眼里噙着泪花。荒煤顾不上多说什么，立刻要求他支援剧团，两人合作夜以继日地赶写出了一部独幕剧——《北平：七·二八之夜》。
       然而，除了创作和演剧，他几乎很少参与其他事情……
       1938年，先于剧团其他人到达延安的荒煤，对曾经生活了一年多的团体有了不少新的发现，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剧团里存在党的组织。
       他完全不知道，还是姚时晓到达延安后告诉他的。姚时晓是由他介绍在南京加入移动剧团的，在他离开剧团后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接着，他又从张楠那里听说，剧团从一开始就和北平地下党有关系。
       他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他这个1932年入党的党员，说起来是剧团里资历最老的党员了，可是，对剧团有党组织却全然不知。
       他是和荣高棠同时走进张家大院的，他还记得那个夏天院子里盛开着的花草，记得在树荫下张昕伸展双臂跳绳的身影，却从来没有见到过黄敬和北平地下党的什么人。黄敬的信他根本不知道，据说后来黄敬路过济南时还悄悄地到剧团来过，给张家姐妹们带来母亲亲手缝制的三件丝绵背心……这也是他到延安后才知道的。
       想想，可以理解，组织有纪律。或许还是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太差了。其实，那整整一年他都孤独着，凭着直觉他觉察到团里可能有党员，还试探地和程光烈说过想接关系，但程光烈不置可否，反问道：你知道团里可能有坏人吗?荒煤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很多年后，谈起此事他还有些抱怨：这个小程，我和他说东，他却说西。
       知道后的感觉是欣慰还是郁闷，抑或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这时候，胡述文报考延安鲁艺，一篇写移动剧团的文章交到了他这个教员的手上，整整一夜，他没有睡着。但是，第二天起来他就好像忘了这些，延安的新生活正应接不暇地向他卷来，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他来不及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探究什么，更没有想到要再去询问别人。或许对他来说，那一年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就够了，尽管说起来缺着一块重要的内容，但也释然。
       让他震惊的事情还在后面。不久后，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他受到了审查。周扬不断地询问他离开上海后的情况，开始他还不明白，后来才意识到是移动剧团出了问题。他急忙诚恳地说出自己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剧团是受到北平地下党市委黄敬领导的，却被告知，北平地下党有问题，是假红旗，你必须好好交待……
       这一回，他不能不严肃地思考，不能不更加认真地回忆了。有很多个夜晚，他呆坐在漆黑的窑洞里，一点一点地想着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一年，惊讶历史怎么在瞬间就翻了个个儿。最初他是奇怪自己竟没有觉察到组织就在身边，现在却又要惊讶这个组织根本就是“假组织”了!他再次感叹自己的政治敏感性太差了，只有更加仔细地反省，生怕漏掉了什么线索。
       
       他想不起他们是怎样决定从济南去南京的，也不知道荣高棠是怎么找到沈钧儒和张道藩的，以后和何思源、钟志青的种种多是荣高棠在支应，他更是说不清……他有些后悔，到延安后应该好好问问荣高棠，现在想问了，问什么，怎么问?
       即便如此，他仍不相信组织是假的，那是一种直觉，他相信那种直觉，也相信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伙伴们。折腾了一年多，许多问题弄在一起被稀里糊涂的甄别了。经过整风和抢救运动，延安的人们似乎更加不习惯彼此询问过去的事情，他去了前线，种种的疑问被重新搁置下来，偶然想起，好像隐隐的有个阴云在那里罩着，他也不想再细说那一年了。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二十多年后，在“文革”的狂飙中，那一年的问题被再次尖锐地提起，这回，他面临的是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指控。
       那一年，究竟是怎样的呢……在监狱中那个昼夜亮着灯却连窗户都被堵死了的屋子里，回忆变得有时清晰有时混乱，有时几乎无法进行又不得不强迫进行下去。他回忆，又不敢回忆，昔日的一切仿佛早已被岁月掩埋，一旦真的回溯起来，却又永远是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最终，他只能在交待中一遍遍地重复着自己说过无数次的话：
       剧团有党的组织，我是在剧团到了延安之后才听说的，之前我不知道。
       很多年后，当我一份一份地读着那些交待材料时，我不能不感叹他的始终如一，也不能不为他的木讷吃惊。我不明白为什么到了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刻，他还是坚持说不知道。眼前明摆着的道理是，如果知道有组织存在还可以说是跟着组织走，不知道就更证明是一心想要投靠国民党，投奔特务组织了!哪怕说是感觉到了有组织、猜到了有组织、估计到了……可是又有谁知道呢，荣高棠在监狱里倒是清清楚楚地说了个来龙去脉，他据理力争，坚持事实终归是事实，可得到的回答却是，整个地下党都是坏的，你有什么可狡辩的!还连带上拳打脚踢……
       荒煤不能乱说，他太苦恼了，扪心自问自己并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民族国家的事情，但他又总是相信组织是对的。经过无数次的审讯批判，又经过无数个夜晚的苦思冥想，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罪证，他在交待中写道：
       剧团的方针路线都是错误的，是执行的一条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不管剧团有无集体领导，怎样分工，反正在剧团内从业务方面来讲，我是一个重要成员，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仿佛松了口气，就算所有的指控都不是事实，也总算找到了对不起党的地方，受到惩罚应该没有什么可委屈的了……他沉痛地解剖着自己的思想根源以及给革命工作带来的危害，却好像忘记了，剧团的负责人根本就不是他，他只是一个导演。
       这一年多的生活，留给荒煤印象最深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探访移动剧团故事时，我反复地听过“文革”后他们的那次录音，最终发现，当时荒煤也在场，但从始至终他只说了一句话。那天的主讲是荣高棠和张楠，荣高棠的开场白是“这个剧团从成立到最后走(指去延安)，都是党的决定……”荒煤一直在听，只是当张楠兴致勃勃地说到他们如何从北平乘火车到达天津的时候，他插了一句话：“天津《庸报》，第二天就用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报道‘数千赤色分子逃亡天津’。”可能他坐的位置离录音机较远，那声音较低，带着他惯常的沙哑，但口气沉稳，不容置疑。我注意到，这句话后来曾多次出现在他不多的对移动剧团的回忆文字中。
       逃亡——像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他心上的难以抹去的痕迹。
       和大家一样，荒煤永远都珍爱着这段历史，但是他和他们，抑或这个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迥然不同于别人的经验和感受，或许，这正是鼓舞和吸引我不断地去找寻和挖掘的原因吧!
       2005年的冬天，在刚接触到张昕、荣高棠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写一本移动剧团的书，目的是收集遗落的一切，努力让事件回到历史的原点，最初我对此充满信心。但是，当我逐渐深入进去，当事件的主人公们一个个形态各异地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走进我的视野，走入我的生活的时候，我也变得疑惑起来。我不断被新的问题所吸引，有时候它们甚至会带着我在找寻的路上走出很远。而且，每当我解决了一个疑问，就会有新的疑问出现，循环往复，没有穷尽……
       然而，我依旧不懈地追寻着年轻的他们，并常常问自己，究竟有没有原点?或许就在这不断地拉远和走近之中，我真的能接近那个原点?!
       2008年于北京初春时节